[诗论]顾城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及诗歌创作概论

◎王不俗



顾城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及诗歌创作概论


摘  要:顾城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有限,但从小热爱阅读,在家庭环境熏陶下开始文学启蒙。在渤海南滨的潍水河畔,少年顾城在帮父亲养猪之余写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放地成为他走上文学道路的起点。顾城早期的诗歌自然朴素,充满幻想,语言简练,决定了未来诗风的某些特质。这段经历让他产生了无法摆脱的乌托邦情结,后来在新西兰激流岛进行复制,但最终以悲剧幻灭,为世人争讼至今。
关键词:顾城;少年时代;火道村;自然主义;乌托邦

正文

天才诗人顾城(1956—1993)是骤然划过文坛的一颗流星,他的一生看似简单而又短暂,但他缔造的文学王国复杂而又必将恒久。(现在来看,他是远远被低估的作家。)由于社会、时代、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际遇,顾城的生活经历难免有所波折,总体而言却很清晰,每一段都饱含着勃勃的文学生命。在国内,顾城的艺术人生巅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崛起和流行的时候,他成为新诗潮的主干将,受尽荣宠。八十年代末,顾城出走海外,受邀到德、法、英、美等欧美国家参加文学活动和讲学,并定居新西兰。他是新时期以来最早产生国际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数年之后,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顾城杀死妻子谢烨,自缢而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幕人间悲剧?被称之为“童话诗人”的顾城是天使还是魔鬼?
顾城:一个破灭的童话
寻找真相是困难的,解释起来也许相对容易。亲近他的人认为是情感纠纷埋下隐患,一朝爆发。说得好听的将其归于偏执的人格,说得不好听的以精神病人视之。对作家生死的关注度超过作品,恐怕是一种悲哀。也怪不得人们偏离文学主题,因为顾城是一个用生命书写的诗人或作家,如其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英儿》,如包括《一代人》在内揭开诗人精神一隅的大量诗篇,如拼凑生命片羽的散文随笔。如何把握一个作家,各有各的招数。英国作家毛姆对数十位小说家进行评论解读,全部套用一种模式,首先从深扒他们早年的黑历史开始。这家伙深信不疑:“一个作家能写出什么样的书,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最好弄清他个人历史中的重要之事。”这要比“本能(胚胎、基因)决定论”科学得多。顾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写出了那样的作品,又以极端的方式自绝于人世?考其成名前的童年、少年及青年时代,大概可以窥其端倪。特别是鲜为人知的少年阶段,由稚嫩懵懂到生理和心理趋于成熟,突变的成长环境对于促使本人开始有意识的创作,以及后来创作风格的成型或多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一、一个“半文盲”的文学教育

顾城出生于北京,原籍上海,从根儿上属于大城市里的孩子。他的父亲顾工是著名作家、诗人,参加过地下党、新四军,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后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报》、总后勤政治部等单位任职。顾城的母亲,据顾工自述,是他在第二野战军野政文工团认识的,是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的高材生。由此来看,顾城又是红二代、文二代,以及干部之后,系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但顾城不爱上学,加之难以回避的“文革”灾难,受到的正规学校教育有限。农民出身的莫言比顾城仅大一岁,小学五年级辍学,但是不能阻止他跻身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行列。顾城好像更寒碜一些,三岁的时候进过八一厂大院的托儿所,四岁上幼儿园,七岁上小学,期间因为受到干扰,“复课闹革命”,两次转学,割扁桃体,以及厌学经常不去,上学时间大大缩水。他的初中只上了三个月,就随父下放农村劳动,从此再没有上学。据他自己说:“严格地说我只上过三年小学。而且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形下。”而莫言谎报自己是高中生,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算是读了大学,还弄到了研究生文凭。
现实和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学历教育对艺术家来说可能是一种伤害,但自我教育不可或缺。顾城所受的文学教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阅读,二是家庭影响。家庭影响主要来自于父亲顾工,它是直接的,也是潜移默化的。学养深厚的父亲对儿子来说就像一座书库,父亲的写作行为及其作品则是现成的效仿对象,而且父亲还有一帮作家同事和朋友,形成了一个磁力强大的文学场。如果顾城的父亲不是顾工,很难想象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童年时期可以确证的读物,被顾城屡屡提起的是法布尔的《昆虫记》。小顾城喜欢看书,上幼儿园时就缠着让母亲买。那时识字不多,应该是小人书。家里还有许多现成的书籍,估计他也翻阅过不少。“文革”开始前后,家里的藏书被抄走,偏偏遗漏了这本影响他一生的小书。自此他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又四处寻觅一些关于昆虫学的书来读。为了弄清楚昆虫的纲目分类,竟把数千页的《辞海》翻了一遍。他钻进书店,如饥似渴地阅读、摘抄,获取相关知识。虽然这些尚不能称之为文学阅读,仍是童心使然,但“它给了我少年时代最初的信仰和生活的依据,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世界的大门。”这个“崭新世界”就是奇异的大自然,一个过分完美与封闭的空间,是他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顾城始终坚信自己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创作出于自然状态,其哲学观念是传统的“天人合一”,以融入自然、本体存在于自然作为艺术审美追求。
顾城全家照:父亲顾工、母亲、姐姐顾乡、顾城
接下来阅读的就是大自然这部书了。因采访写作惹祸,顾工在“文革”爆发之前就曾被下放到青海唐古拉山骑兵部队,升迁受到影响。“文革”开始后,又被贴大字报,如“顾工是中国的叶甫图申科”,“顾工是中国文艺界修正主义的急先锋”,被错误地打入另册。1969年底,被下放到渤海湾最南端的荒滩,一个部队农场劳动,老婆孩子跟随,居住在山东省昌邑县东冢公社火道村。1974年5月全家返回北京,顾工从总政调到总后。期间的1972年6月之后,因户口及回迁问题,顾城随父亲奔波于蓬莱、济南、火道村之间。也就是说,顾城在山东待了四年半,在火道村的时间至少有两年半。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改动了顾城原来的人生轨迹。他从繁华的城市来到了贫穷的农村——中国的最底层,使他在“三观”塑成的关键时期拥有了别样的体验。临别时,他好像忘记了带上法布尔,却捎了一副围棋,当时他和姐姐的“最高愿望就是下败父亲”。13岁的他正在走出自己的小天地,怀着俄狄浦斯般的情结,渴望在某些方面超过父亲,快速成年。尽管离京前办了转学手续,姐姐到公社联中继续读高中,他则强烈要求不再上学,竟然得到了允准。没有了法布尔,这段时期内可供查考的顾城的阅读史几乎一片空白,除了父亲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一本残破的《洛尔迦诗选》。现在他能做的就是观察自然,与自然对话,还有就是做梦。他承认:“我读书不多,上学更少,许多知识都是梦里得来的”这些都是成为诗人的必要条件。年龄相仿的莫言文化条件更为艰苦,但至少读完了周围村子里能借到的所有的书。
顾城在火道村
返京之后,顾城在西城区基层单位干木工,充当杂役,学过画画,并开始发表作品。这段时间应该是最充实的,因为大量的阅读。除了可以去图书馆借阅,令人兴奋的是,“文革”期间家里被抄走的书籍发还了一些。后来他在奥克兰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在海外做哲学演讲,文史哲的底子都是在这时打下的。他曾经提到了许多作家作品的名字,比如中国的李白、杜甫、陶渊明、王维、寒山、李贺、屈原、苏轼、李煜、鲁迅,还有《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惠特曼、洛尔迦、艾略特、欧·亨利、杰克·伦敦、雨果、罗曼·罗兰、泰戈尔、但丁、埃利蒂斯、帕斯、普希金、阿莱桑德雷、聂鲁达、巴尔扎克、安徒生、哈代、西蒙诺夫、海明威、笛福,还有《圣经》《浮士德》等;艺术家有提香、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伦勃朗、列宾、罗丹、阿尔贝蒂等;其他还有中国哲学、禅学,弗洛伊德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中许多是他精读过的。早慧而且善于思考的顾城至此复杂起来。不过,这份名单他也是有所选择的,他更喜欢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他将大师们引为同道,为自己的诗歌找到了不需要向公众过多解释的例证。

二、在火道村找到诗歌之火

对参加革命工作的顾工来说,离开都市,下放农村,无异于流放受难,是非常痛苦的。对顾城而言,却是有益的,是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他在演讲、书信和散文中频频提起在火道村的这段时光,感谢“放猪”的日子,正是在这里,他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就这样,顾城一家四口,顾城的父亲、母亲,姐姐顾乡,还有他自己,连同必需的行李家当,由一辆破旧的大卡车运抵山东省昌潍地区(潍坊市,现辖区略小)昌邑县北部隶属于东冢公社一个叫作火道的村庄。这里一片荒滩、盐碱地,往北十数公里就是渤海。刚来的时候,火道村给顾城的印象并不好——低矮的房屋用泥土筑成,上面覆盖着麦草,第一个夜晚“非常悲惨”,全家人“排列在一张小土炕上”凑合度过,卸下来的行李没来得及收拾,散落在院子里,以及院子外面的街道上。但是很快,离开了祖国心脏的顾城接受了眼前的现实和落差,其实早在听到下放农村的消息时就充满着期待。自动辍学的顾城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不是完整的劳动力,也没有人给他安排劳动任务。他每天的生活无非就是帮着喂喂牲畜,猪、羊、鸡、鸭、兔子,逗逗小狗小猫,养养乌鸦、豚鼠,观察蚂蚁、蟋蟀、蝴蝶等小昆虫。小时候他喜欢养乌龟,养蚕,现在的日子无非是童趣的延续。他还力所能及帮衬家务,比如去野外割草、拾柴,顺便到不远处的潍河游泳,有时和父亲一起,有时和村里不多的玩伴。
顾城在火道村
顾城一家先是住在村子西边,1971年初搬到村东,距离父亲劳动的连队农场近了一些。农场位于村子东南方向,约有三里路,顾工在那里主要负责养猪。游手好闲的顾城便经常去农场,帮着父亲拌饲料,煮猪食,饲料不够的时候就赶着猪到外面放。志趣使然,谈论诗歌成了父子俩主要的交流内容。顾工写政治抒情诗,写红色鼓动诗,也写一些新异的东西,创作精力非常旺盛,有一套自己的诗歌观念。但通过比较父子俩的作品,顾城似乎没有受到顾工的太大影响。我们不能说顾工不重要,对顾城没有启发,只能说顾城对文学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学习对象和创作道路,或者说超越了顾工曾经驰骋的文学时代。顾城在小说《英儿》上篇“引子”中借他人之口说:“他也给我讲过他在草滩上放猪的事,那是他喜欢的事。他是放猪放成诗人的,评论家都这么说。”顾城在国内外的每次演讲中几乎都要提及这段有趣的经历。将高雅的诗歌与肮脏的猪相联系,听起来不可思议。还因为他的经历相对简单,除此之外没得可说,只此一段,就给他平添了许多离奇甚至是神秘的色彩。
顾城在火道村的住家遗址
顾城写诗很早,可以追溯到还不会写字的六岁时,来火道村之前已经有了二十多首。这些小诗三言两语,所见即所得,简单形象,语言幼稚,缺少蕴含。值得一提的有两首,一是《星月的由来》:“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做月亮和星星。//”二是《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以奇思妙想追寻事物的本源,捕捉幻想不断破灭的遗憾过程,诗感不俗,可见其天赋与灵性。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或者有意识地写诗,据顾城自己说,是从来到火道村开始的。
顾城多次提到:“生活把我改造成了放猪和拾柴的爱好者……虽然生存是艰难的,我对美的信仰却并没有削弱;这种信仰有了另一种表达,就是写诗。”与城里优裕的生活相较而言,火道村的日子是艰苦的,尽管与当地老百姓相比,他们还是幸福了太多。据村民回忆,顾家的人不怎么与村民说话,买东西也不讨价还价,吃穿都不错。顾工自己说:“很少人来接近我们;我们也不去主动接近任何人。”顾城用手指在潍河沙滩上写下诗句:“太阳烘烤着地球,/像烘烤着一块面包……”这让做父亲的有些惭愧,儿子好像还没有吃过面包。那时,估计村里的农民大概还不知道面包为何物。这就是诗人和非诗人之间的区别。顾城确定地说:“我一九七零年左右开始写诗,那时父母下放在山东农村,莱州湾附近,一片盐碱滩。我在荒地上行走,看大雁一群群飞来,围绕着我歌唱。我听懂了它们的话,感到快乐,真想哭一顿。真快乐!大地像轮盘一样转动,圆圆的太阳、月亮对望着,渐渐暗淡下去,人和自然融为一体。我是在那时塑造成型的,学会了对自然说话,写了一本诗,写了《生命幻想曲》。”儿时的莫言就是在野外放牛的时候,倾听着天籁之音,阅读了大自然这本大书。他还听来了很多民间传说故事。顾城也是“用耳朵阅读”,小时候父母和姐姐给他讲读文史知识。他们一个在潍河下游入海口处,一个在潍河中游东岸五十公里处,一条河把这两个“半文盲”联系在一起了。顾城听到了万物说话:“就是这个巨大而细碎的美丽的声音,使我开始写诗,”“我很庆幸我放猪而不是去上学,这使我和语言有了一种自然的关系。”莫言也说:“我在用耳朵阅读的二十多年里,培养起了我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培养起了我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了我的想象能力和保持不懈的童心。”火道村,是顾城正式写诗的起点。“12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城市,到了中国山东北部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叫火道村,火花的火,道路的道,非常有象征性的一个名字,说是在那里可以取到火,取火的道路,就是说这个地方非常荒凉,只有走到这个小村子才能找到火。”据村碑铭文,传说唐王李世民在村东不远处驻兵,常常派人来此借火,故名。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村名非常契合顾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情景。“我在那里也找到了我的‘火’。”虽然之前在北京写过一些小诗,“但是真正开始写是在火道村外的潍河边上。”火道村改变了顾城原来的生存境遇,给他提供了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也让他诗心蠢动,开始构筑自己的文学王国。

三、生命的幻想与无名的小花

从1969年底来到火道村,到1974年5月返京,这一时期顾城创作的诗歌有近百首,还写下了相当数量的旧体诗;为了配合形势,写过一些工农兵诗歌。其中可以断定写于潍坊火道村附近的有八十余首。1970年写的最多,也就是顾城刚到火道村的来年,诗情大喷发。这些诗的内容主要表现他在乡下农村的生活点滴和思想情感,是那段时光比较忠实的记录。此时的他已经认识到了写作的重要性,在作品末尾刻意留下了时间和地点。与火道村直接相关的,比如“火道村”,“火道村新居”,“火道茅屋中”,“火道,岁末”,“东冢公社火道村”,“1971年中秋,夜,火道小院”,“茅屋中”等。与农场有关的,比如“去二连路上”,“二连灶屋前”,“农场路上”,“二连”,“昌北农场”,“二连,和爸爸煮猪食”,“火道—农场,路上”,“农场外池塘”等。除了火道村和二连农场之间的两点一线,他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比如“潍河下游”,“村外”,“下营村外”,“割草路上”,“割草归来”,“自潍河归来”,“草滩上”,“牛车上”,“水塘边”,“荒野中,和爸爸《沼泽里的鱼》”,“割麦”,“潍河”等。诗歌题目出现了许多地标,如《新的家》《草和路》《二连小景》《村野之夜》《海湾》《割草归来》《潍河之冬》等。他还用诗的形式给在外地治病的顾工写信,比如“写给爸爸”,“写给爸爸的信”,“写给父亲”;还有写给其他亲人朋友的,比如“写给妈妈”,“火道村,给徐叔叔的信”,“写给长石伯伯”,“给长沙孙叔叔的信”。春夏秋冬,昼夜交替,风雨雷电,天覆地载,白云河流,游鱼飞雁,村庄田畴,草木嘉禾,季节气侯和自然景物在他的诗歌中屡见不鲜。不论何时何地,醒着还是做梦,在家里,还是在路上,他都能够产生灵感,酝酿着诗篇,并随时准备写下来,处于十分痴迷,甚至走火入魔的状态。
孕育了众多现当代作家的潍河
在这些作品当中,最为顾城津津乐道的是《生命幻想曲》。他曾经在诗歌活动中多次朗诵,一旦提到自己在火道村的日子,同时也会提到这首诗。根据这首诗的尾注,写于“1971年盛夏”,“自潍河归来”时。潍河距离火道村不到三公里,发源于沂水,由南向北,注入渤海。潍河是山东省内流域面积最广、最长的河流,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周边地区经济发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顾城经常去河边玩耍。这首诗的前后还有几首诗,内容为到野外、河边、浅滩割草所见所感。他清晰地记得写这首诗时的情景:他和父亲去河滩放猪,太阳高照,让他产生了一种身体“解体”的幻觉,自由自在,“当我用手指一字不改地在沙滩上写完《生命幻想曲》时,在河湾里游泳的父亲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后。他说:我们放的猪已不知去向了。”这首诗对顾城而言,标志性意义重大:“我在沙滩上第一次写下了像诗的文字——《生命幻想曲》。”这首诗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气象空间开阔博大,虚实结合,时远时近,精气充沛。生命像一条有桅的航船,“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太阳是我的纤夫”,“新月”是“我抛下”的“锚”,宇宙无边无际,自己该驶向哪里呢?这是少年顾城对生命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的唯美式思考。杨炼更喜欢第二部分的两句:“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认为“渗透着生命的深度”,“在一个要求甚至强迫每个人投入世界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脆弱、但也非常决绝的姿态,而这个姿态的名字,就叫做自我。它再次呈现出我们诞生时的复杂性。”此时顾城15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初步显示出了一个成熟诗人的风范。
顾工养猪的部队农场遗址
这时候的顾城孤独寂寞,又为接近了大自然而感到欢欣。此时的诗歌充满对自然的爱,不禁发出感叹赞美:“我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我赞美世界》)他身在自然之中,试图通过幻想建立个体生命与世界宇宙之间的联系:“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生命幻想曲》)1987年5月31日,顾城在德国明斯特诗歌节上朗诵了《生命幻想曲》《无名的小花》等诗,在演讲答问环节,他说:“我不反对什么,也不顺从什么。只有诚实,很简单。‘没有目的’才能‘在蓝天中荡漾’,‘没有目的’才能感到心、生命的真切。”这首诗表达了他个人的处世哲学,或者说就是他的生命观、哲学观。同时他也说,“这首诗虽然很幼稚,但它却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诗,第一次知道了它能给人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信念。这首诗是我师法自然的最好习作。”这首诗选用的物象和意象大都是宏大的,太阳、星星、月亮、银河,却把渺小的生命本体融入进去,贝壳、夏蝉、柳枝船篷、“我”,神圣与卑微连为一体,无限与有限对立统一。“那首诗对我是重要的,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人的生命和万物的生命有一个共通,而那一共通无人知晓——当一只鸟沿着河岸飞走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它的幻境。”顾城的精神思维是极度开放张扬的,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抱一切。当然,这一切人与自然万物、宇宙的和谐图景都是想象的,是美丽的幻境。顾城非常喜欢这首诗,后来他觉得自己写这首诗的时候达到了“高峰”的最佳状态。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仍念念不忘。那时候的顾城率真、纯粹,无公害,诗歌都是他所见所想的真实记录,基本风格是清新明丽,干净朴素,充满正能量的想象。
1979年3月,北京《蒲公英》报连续刊发顾城的诗歌,顾城声名鹊起。这些诗歌原本是他在山东农村写下的,他将这些东西编为一册,题名《无名的小花》。回到北京的他正在基层干得热火朝天,表现积极,以期融入集体,争取为社会接纳,最好是有个正式工作,写诗有所懈怠。尽管他很勤奋,但是由于学历不高,缺少关系基础等原因,并未如愿。旧作的发表让他有了信心,恢复了创作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众所周知就成为著名诗人了。《无名的小花》写于《生命幻想曲》之前,尾注为“1971年初夏,割草归来,细雨飘飘,见路旁小花含露而作”。诗分三节,共17行。第一节描写小花的样子:“野花,/星星,点点,/像遗失的纽扣,/撒在路边。//”仅用16个字,写出了小花的可爱,以及被人忽视的失落感。第二节写小花的朴实与奉献自己的愿望,虽然不能与秋菊、牡丹等名花相比,但是也要“把淡淡的芬芳/溶进美好的春天。//”第三节将自己的诗歌比作无名的小花。这首诗简单明了,写法是触景见物生情,以花喻己,以无名的小花为意象,从描写它的自然属性开始,接着赋以人的感情色彩,通过联想对比,展现平凡人的精彩,揭示其存在价值。当然其中也包含着顾城渴望成名的心态,以及沉沦底层的淡淡的小忧伤。

四、崇尚自然的“童话诗人”

诗情喷发之后,因回迁北京,顾城的写作几近停顿,进入了潜伏期。1974、1975年每年只写了一首现代诗,1976写了五首,1977、1978年也寥寥无几。直到1979年才写出了《一代人》,1980年写了《远和近》,1981年写了《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此时顾城俨然已成诗坛明星。顾城在火道村时期的诗歌书写内容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眼睛看到的和联想的,多从个人视角和情感出发,描摹自然的原本状态,及其带给人的惊异感觉。秋天看到大雁写大雁,看到芦花鸡写芦花鸡,看到玫瑰写玫瑰,看到坟墓写坟墓。这些诗歌多以自然为描写对象,通过比喻、拟人、通感等修辞手法,与人的情感流露联系起来,自然、清新、晓畅。从人生懵懂到开启心智,此时顾城的思想观念还是非常正确健康的,他追求存在的意义,渴望实现人生价值,表现自己对于文学艺术的梦想。研究者说:“与其说顾城是个‘童话诗人’,不如说他是个‘自然诗人’,与其说他是个‘自然诗人’,不如说他是个‘幻想诗人’。”自然是基础,幻想可以是内容,也可以是技巧或修辞手法。
顾城与舒婷、北岛等诗人在一起
顾城对自然的虔诚与崇尚是一贯的,从内容到形式、语言,自始至终保持并且在此之上寻求多种可能性。他读过的书也告诉他这一点:“泰戈尔也是这样写诗的,他也喜欢森林,喜欢看落叶、小蘑菇。艾略特说,大自然是诗的语言,讲得非常好。”“无疑,我学习语言的第一步向自然学习的路是走对了的。”他指的是自己在潍河沙滩写《生命幻想曲》时的状态,当时的感受是:“天气热起来了,大地被晒得没有一点声响,草干了,叶子垂下了头,知了不唱了,我达到了一种和大自然共融的境界。”他多次强调这一点。“我最早写诗是个自然状态,心同自然共鸣,成为语言。”“最早的诗是自然教给我的,我想我永远感谢自然。”“我离开城市,……到荒滩上去放猪,住在一个小村子里,……是那些鸟教我写的。”问得多了,他也就懒得回答,只好说“诗让我写的。”“如果荣幸,我乐意代表我放过的猪。”感谢猪是对的,如果顾城去上学的话,其语言将是另一种面目,或者可憎的面目了。
自然是顾城诗歌观的核心要义。他认为好诗至少有两个必备因素:“一个是美的感觉;一个是精练的语言。”“美的感觉”是诗意,“精练的语言”是形式。写出美的诗或者好诗的前提,首先诗人是自由的,独立的。顾城并非缺乏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相反有时候还很强烈,但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甚至带有神秘色彩的自然观在起作用。“诗歌艺术如果和社会、自然结合起来,建立在一种长久的事物的基础上,那么这个艺术也就长久了,不会过去,哪怕你写的是一件很小的事。”在顾城看来,自然和“真”是可以划等号的,但也存在区别。如果过分强调社会和人为现象方面,这样的“真”不是他理解的自然。可见,顾城强调的是本质属性,而不是现象。自然很少骗人,如果被欺骗,只能说明我们的认知能力还不高。同一些作家一样,顾城把写诗看成是十分自然的生命现象:“就像树结果子、象长牙齿一样,是生命的现象。”“生命书写”必然是一种追求真实的自然行为。在文学书写中,贵在发现生命的惊异,或者以陌生化手法书写生命。顾城的诗歌观也存在境界问题,他认为自然的境界不是通过什么而达到,而是一直存在于其中,是“在”,而不是“到”。顾城的诗歌是有境界的,如王国维所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顾城、谢烨与当年最好的朋友李英、文昕
至少在命案发生之前,顾城被习惯地称为“童话诗人”。这样的标签是否科学另论,但顾城确实是比较童话的,生活在童话当中。而童话和现实几乎是反义词。火道村是顾城不期然走进的一个童话世界。在这里,他写了许多童话诗、寓言故事诗。比如《疯狂的海盗》,写几个疯子在大海里的一条破船上,叫嚣着“砍平海潮”“斩断时间”,戳穿天空,占领所有的国度,“把地球踩扁”,结果破船进水下沉,还以为已经把地球踩扁,结果是被海浪无情埋葬。这首诗具有现成的社会喻指,也表现了无知、狂妄和愚蠢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顾城的心灵情感洁净单纯,常以一个未成年人的视角审视世界,但达到的却是超乎成人经验的深度。随便翻检一首没有名气的诗为例——写于1980年的《小径》:“你告诉我/那里有一条小径/长满自由的草/沉静又陌生//但从没有去寻找/没有去走/因为我们是人/而且非常普通//鸽子说:/它连着一片苇塘/甲虫说:/它通向一座森林//我却相信/那里有儿时的脚印/有砖刻的墓碑/有蟋蟀的低吟//”它已经非常简单或者简化,像一个精力充沛的小瘦子,没有多余的赘肉,每一个字都是干货。表面上看它十分清亮,仔细探查,却幽深无际。这首诗涉猎的事物、意象是自然的或者普通的,普通到单独拿出来啥也不是,但它却极度深沉有力,充满现实的隐喻。顾城的诗在探进自然深度的同时,还富有哲思和玄想,而且越来越玄,突破一般的朦胧,难以理解。早期的诗句如:“它们大睁着混浊的眼睛,/似乎还在表示怀疑。//”(《窒息的鱼》)“风可以说是树在哭泣,/树可以说是风在呻吟。//”(《风和树》)“我在时间上徘徊,/既不能前进,也不想/后退。//”(《幻想与梦》)已经显露出了这种特点。返城之后,顾城阅读了大量的中西方哲学著作,读书益勤,思考愈深,诗歌的精神蕴含更加隐晦多样。顾城似乎与生俱来拥有一种能力,能够使用极简的形式,采用自然普通的物象和意象,统摄深刻的或者含混的主题和意义。
顾城的杀人和自杀行为将其推向了天使一样童话诗人的反面,成为冷酷、变态、邪恶、残忍的代名词。在最后不长的日子里,他早已为这个称号感到苦恼无比。因为他感觉到,他情感和接受到的人事、社会等信息反馈,并不像童话,与其极力虚构的世界存在巨大的鸿沟。虽然《英儿》写得很惨,但他也不顾及别人的看法了,他说“不想当啥童话诗人了。”此时的顾城长大了,或许仍然没有长大。

顾城的神秘画作

五、结语:走不出的乌托邦

顾城有两段离开“文明社会”回归“原始社会”的“逆向经历”,即随父亲下放火道村和携家人移居新西兰激流岛,并以此为傲。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从被动到主动,可见顾城对田园生活的眷恋与向往,对精神城堡的寻找与构建。两段经历独特而又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如梦似幻的火道村,在顾城的生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那时候顾家大概有一部照相机,顾城得以在火道村留下许多生活照,其中有和家人的合影,还有与他养的猪、狗、山羊、鸡一起照的照片。他给那几头猪取名叫老祖宗、老病号、饿死鬼……。1988年,顾城在新西兰取得永久居留权,并在激流岛以低价购买了一座令国内的诗人朋友想都不敢想的大房子,过起了渴望已久的童话生活。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梦——在渤海湾、在潍河畔,在泥巴捏的村落里,做的许许多多梦,现在再次呈现;不过,要比当年的梦更美妙、更绮丽……”梦作为形式本身是真实的,内容却是虚幻的,顾城想要实现所有的梦,永远生活在梦中,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物欲横流、精神沙化的商品社会时代,是不可能的,最终在这个小岛上梦碎魂断。
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上的居所(图片来源于网路)
激流岛是火道村的另一个翻版。顾城在岛上,经常拿火道村作为参照。虽然他名声在外,能搞到钱,但是饥一顿饱一顿,过得很辛苦,情感纠葛又让他痛苦万状。这让他十分怀念过去在火道村时无忧无虑的日子。买下岛上的房产后他给家里写信说:“像到了天国,也像到了火道。”为了建设心目中的理想国,顾城重操旧业,干木工,打石头,修屋垒墙,还和谢烨一起养鸡赚钱,自己动手,亲力亲为。当时岛上的卫生状况并不如意,他给父母去信说:“苍蝇多如火道。”条件有限,基本生活用度紧张:“天不下雨,我们用水如火道,一盆水两人从头洗到脚再给鸡喝。”在另外几封信中,他提到对自己特别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火道村是其中之一:“十年前认识了雷(谢烨),去看大会堂,再二十年前,去火道,天亮走出来,发现了车站,三十年前三岁,干吗呢?”“我9岁、12岁、17岁是醒的,其他时间就很难说了。因为我很早就学会了一个幻术……”作为决定人生走向和命运的一块拼图,火道村是他无法消除的记忆,重要性没有哪个阶段能与之相比。二十年后,他在《说“份儿”》一文中讨论北京的“份儿”,又提到火道村,称“我们火道村”,以村民自居。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顾城似乎分外怀念过去在火道村的日子。3月在德国柏林期间,他用毛笔多次书写“東塚”二字。東塚即东冢,是顾城落户火道村时所在的公社名,从字面看,充满不祥。早在1979、1980年前后,顾城创作了短篇小说《东冢歌声》,在《长安》杂志发表时,因“东”字敏感,听从编辑建议改为《西冢歌声》。6月从柏林给父母寄信说:“别为东西伤神,想火道多苦,也有乐时。”当月,在给好友文昕的最后一封信中,附有六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在火道村期间拍摄的,他在背面写道:“一九七一年/我写《生命幻想曲》的那个夏天/那时候我挺好的/我也好过/怎么没遇见你们呢//”。8月从科隆写信给顾乡说:“这是一个静悄悄的小村子,有时风吹树叶在几处响着。有隐隐的狗吠和一两只苍蝇,感觉上又回到了火道。”在岛上,他保持了当年在火道村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极讲卫生。据顾乡回忆,在顾城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惨案发生后,“弟转身走向洗手池,这从来是他自外边进屋做的第一件事,回家洗手,在火道村、Rocky Bay(岛上家)时都保持没变。”更大的悲剧来临之前,此时的顾城已经失去了理智,但是强大的生活惯性让他看上去似乎若无其事。
包括东冢,“火道”在中国语境中带有相当不吉利的字眼,为人忌讳,却被顾城视为富有象征性的语词,深深迷恋。它们像命符图谶,冥冥之中,注定了顾城的悲剧。据汉学家顾彬回忆,“顾城死后第3天,在小圈子里举行了他的火化仪式”。虽然他的骨灰没有送回火道埋葬,但他的身体和精神确实是在“火道”里了。
唐晓渡认为,顾城迷恋所谓的“纯美天国”,也就是“被诗意地幻化和抽象化了的农村、被无意识精心选择过的农村,或者说乌托邦的农村”,但他的“天国”梦“实际上早在一九八四年前后就已经破灭了”。尽管顾城在诗歌中早已有所体现,但他仍然不愿意承认,始终未能走出。

注释

李锋:《<巨匠与杰作>译序》,[英]毛姆:《巨匠与杰作》,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顾工:《年轻时  我热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顾城:《我将和诗在一起——诗招待会上》,《看见睡莲之后:讲演答问卷》,金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页。
顾城:《关于诗歌创作——于“五台山诗会”上的发言》,《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页。
顾工:《年轻时  我热恋》,第288页。
顾乡:《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顾城:《半梦:散文卷》(下),金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328页。
顾工:《顾城和诗》,陈子善编:《诗人顾城之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该书书名应为《洛尔伽诗钞》。
顾城:《“进化”危机——蚂蚁篇》,《半梦:散文卷》(上),金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349页。
顾城:《剪接的自传》,《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13页。
顾城:《英儿》,《<英儿>及其他》,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
顾城:《责任与思索》,《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22页。
顾工:《顾城和诗》,陈子善编:《诗人顾城之死》,第148、149页。
顾城:《“我曾像鸟一样飞翔”》,《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30页。
顾城:《一段笔记(声音的道路)》,《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33页。
莫言:《用耳朵阅读》,《用耳朵阅读》,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顾城:《“恢复生命”》,《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36页。“12岁”应为“13岁”,下同。
顾城:《神明留下的痕迹》,《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308页。
顾城:《剪接的自传》,《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14页。
顾城:《关于诗歌创作——于“五台山诗会”上的发言》,《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273页。
杨炼:《顾城的悲剧》,载《华文文学》2019年第2期,第7页。
顾城:《哪怕无声也能听见——1987年,初到德国演讲答问片段》,《看见睡莲之后:讲演答问卷》,第6页。
顾城:《关于诗歌创作——于“五台山诗会”上的发言》,《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274页。
顾城:《神明留下的痕迹》,《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308页。
程一身:《顾城诗歌的远和近》,载《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4期,第78页。
顾城:《关于诗歌创作——于“五台山诗会”上的发言》,《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273页。
顾城:《诗奇观二则》,《半梦:散文卷》(上),第390页。
顾城:《“恢复生命”》,《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37页。
顾城:《忘了录音——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研讨会发言追记》,《看见睡莲之后:讲演答问卷》,第27页。
顾城:《哪怕无声也能听见——1987年,初到德国演讲答问片段》,《看见睡莲之后:讲演答问卷》,第8页。
顾城:《学诗笔记(二)》,《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255页。
顾城:《关于诗歌创作——于“五台山诗会”上的发言》,《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267页。
顾城:《神明留下的痕迹——从<我不能想得太多>谈起》,《顾城文选·卷一:别有天地》,第294页。
顾乡:《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顾城:《半梦:散文卷》(下),第349页。
顾工:《顾城和诗》,陈子善编:《诗人顾城之死》,第153-154页。
顾城:《家信》,《半梦:散文卷》(上),第140页。
顾城:《家信》,《半梦:散文卷》(上),第145页。
顾城:《家信》,《半梦:散文卷》(上),第203页。
顾城:《家信》,《半梦:散文卷》(上),第191页。
顾城:《奇遇》,《半梦:散文卷》(上),第340页。
顾城:《说“份儿”》,《半梦:散文卷》(上),第375页。
顾城:《写给父母》,《半梦:散文卷》(下),第185页。
文昕:《最后的顾城》,金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
顾城:《写给顾乡》,《半梦:散文卷》(下),第197页。
顾乡:《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顾城:《半梦:散文卷》(下),第419页。
顾彬,张呼果:《回忆顾城和谢烨》,载《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期,第89页。
唐晓渡:《顾城之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第20-21页。

声明

本文首发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12月第4期,第35-40页,发表时有删减,题为《顾城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及诗歌创作考释》。 

作者简介

王万顺,山东青州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莫言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书法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文学笔名王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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