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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新诗第二个百年开始了么

◎李霞



    汉语新诗元年,是1917年。第一个百年过去了,第二个百年只好开始。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一个事件或现象,能标志汉语新诗第二个百年起步,但时间真的不等人。       
    百年过去,一些如谁是汉语新诗大师级的诗人?新诗可传世的作品有哪些?新诗的优良传统是啥?等等问题,都还远远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尽管有人想有结论。但对第二个百年的展望应该开始了,说展望,其实说白了也就是第二个百年如何发展或如何超越的问题。       
    新诗百年,对诗伤害最大的是内争外患的战乱加极左思潮,民不聊生,何以为诗。从1979年“今天”朦胧诗群在白洋淀落草,新诗才真正进入可写作期,至今刚刚40年,可见新诗百年真正的可写作时间不超过50年。第二个百年才启动,什么都会发生,什么都可能发生,但使诗人无法写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极左思潮,同西化思潮、封建意识一样,对诗歌的伤害都是无可估量的,新诗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得清除以上三大流毒,办法就是让语言自己言语,诗歌只是诗歌,反对强加、强入、强饰、强化。极左思潮又变异为发表体,包括出版体、获奖体、研讨体,让人们误以为这就是诗的正统主流。表面看,隐喻或者象征成了罪魁祸首,其实背后最大的主谋是代言意识、影射心理、机会主义。如果语言直接赤裸出场,一切云遮雾罩都会化为乌有。少用或不用象征抒情,减少理性增加感性,仍是最有效的不二法门。
    把诗分为民间的官方的、先锋的传统的,把诗人分为我们的与非我们的,我们的当然是朋友,非我们的当然是敌人,诗坛成了黑白两道的决斗场,当然“必须战斗”,动不动就泼妇骂街甚至大打出手,严重损坏败坏了诗人的形象。试想,有人口口声声,自己坚持民间、先锋立场,可骨子里全是你死我活的二元思维,岂不滑稽可笑?其实是可悲!这表面看是文革或匪患的后遗症,或者是诗人人品人格低劣造成的,根本是封建意识一元思维也即二元思维在作怪。
    二元思维就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例子太多了:好坏,真假,红黑,东西,左右,高低,上下,快慢,大小,矛盾,软硬,香臭,中西,雅俗,真理谎言,朋友敌人,革命反动,开始结束,城市乡村,传统现代,开放保守,唯物唯心,物质精神,主观客观,灵魂肉体,内容形式,文言文白话文,口语书面语,等等。
    二元思维是人类低层次的思维方式,有人称之为儿童思维。为什么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仍乐此不疲呢?也许与人的本性有关系,人只有男女,这是二元之本?也许与中国长期农耕社会有关系,丰收,有吃,喜悦;绝收,没吃,悲惨。也许与中国原始文化有关系,道家认为,一阴一阳之为道。
    二元思维的人在任何场合看世界都是好坏分明,黑白清楚,其判断的标准一般依赖于外部权威。不愿意接受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是二元思维的最大弊端,不仅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是把问题对立化了,极端化了;也就是说它不仅掩盖了问题,而且把问题尖锐化了,制造了不必要的矛盾甚至牺牲。中国人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不是忽上就是忽下。文革就是二元思维登峰造极的作品,中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自己都难说清。
    其实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思想大解放、多元共存、多元互生的黄金时期,如2000多年前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1000多年前儒释道等各种文化共荣的盛唐时代。
    伏尔泰的话: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拼了命我也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充分代表了近现代欧美民主思想发展的程度。早在20世纪初,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就已深入中国人的心了。
    现在价值多元,经济多元,社会多元,政体多元,文化多元,思维也必须多元。碎片化、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已成世界大趋势。具备多元性思维的人往往喜欢挑战外部权威,因为世界上有不同的标准,对一个问题应从多方面去考虑。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越来越汹涌之时,谁还抱住二元思维不放,谁就会很快被淘汰。
    诗人应该是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诗人不仅应该是多元思维的倡导者,而且应该是多元思维的创造者。除了一元思维、二元思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据说还有几种思维:情景相对思维,该思维一般能根据特定的情景和场合,收集尽量充分的信息并做出判断;坚持相对性思维,该思维在做决定时往往能够超越自己本土文化的限制,经常根据几种价值观来判断在特定的情景和场合下所能选择的最适合自身利益的决定并予以坚持;大同思维,如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还有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纵向思维、横向思维等。
    当今中国先锋诗歌的主流,与世界同步,已跨过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阶段。多元化、无中心是后现代的主要标志之一,有人仍搞你死我活的二元思维,是对后现代精神的亵渎。
    2018年11月24日,在微信里看到韩东的文章《诗歌多元论》,很是兴奋,留言说“2018年就要走完了,终于看到一篇没有白看的文章,这是新诗第二个百年发令枪式的作品,谢谢韩东。” 其核心观点是:“诗歌多元就是诗歌不止一种写法,而是有很多种。并且(这是重点),所有不同的写法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优劣的分别。你喜欢或者擅长某类写法,推崇备至可以理解,但如果在原则上认定只有一种写法是优异的,甚至惟一正确,那就不是多元。企图推而广之、一统江湖就是一元。惟一正确,惟一合法,惟一正道,我反对的是这个。”
    多元化的标志,是“我”的诞生。即我的写作。一个诗人一元,多元化之梦就成真了。我的写作或诗人写作,比个人写作更具有思想的哲学性和世界的人本性。“我”是一,一即第一也即一切。“我”追求第一也追求一切,艺术除了这两个追求别无他求。第一和一切的同一才是艺术的至境。
    “ 我”是人之一,“我”乃一元,有“我”们才有多元,才有世界。自我,不同于“我”,因为前者可能会有第一,却不可能有一切。英语“我”即“I”,竟然一样于汉语的“1”。也许这是天合。
    “我”中,第一和一切的关系,有如孔子在《论语》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诗人“我”的缺失,最直接的后果是有“诗人”而没有“诗”。
    其实,我的最高境界不是无我而是非我,因为艺术的最大悲剧就是似曾相识。可见,“打倒我!”才是诗歌革命的开始。诗歌的多元写作,才是诗人写作,多元写作的时代才是诗歌时代。
    现在“大诗人”“著名诗人”“一线诗人”“国际诗人”“诗歌活动家”好像越来越多,人们却嗤之以鼻。一些诗人埋怨生不缝时,其实不是外在的环境不行,主要是个人修养不到、境界低俗造成的。
    修养离不开学养,读书越多才会知道自己的浅薄狭窄。但最终还是心养决定自己。在这方面佛教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
    南怀瑾说,实际上我们大家学佛修道,都是想证果。但是为什么学的人那么多,而真正能证果的人那么少见呢?主要是行愿不够,不是功夫不到。真正的修行,最后就是一个路子:行愿。什么叫行愿?就是修正自己的心理行为。
    带着佛家的出世心态,凭着道家的超世眼界,去做儒家入世的事业。这也正是南怀瑾所说的人生最高境界: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
    哲学大师冯友兰曾提出“人生四重境界”说,其中最高那层境界正是道家境界,所以正是路径所在。一是自然境界。有些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者社会的风俗习惯,而对所做的事并不明白或者不太明白。这种“自然”并非道家那个自然,而是指混沌、盲目、原始,那些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就是这种人。二是功利境界。有些人,会为了利己而主动去思考和做事,虽然未必不道德,却必定是功利的,而且很容易走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三是道德境界。有的人,已经超越了自身,而开始考虑利人,譬如为了道义、公益、众生福祉而去做事。他们的眼界已经超越自身而投向了世间,胸中气象和站立高度已经抵达精神层次。四是天地境界。当一个人的视野放到了整个天地宇宙,目光投向了万物根本,他就抵达了天人合一。这时他就已经不需要动脑子了,因为天地宇宙就是他的脑子,已经事事洞明,就像电脑连接到了互联网。这种境界,正是道家境界。眼界大了,心就宽了;站得高了,事就小了。想不开,往往都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眼光和思维所涉及的面,尽量往大了走、往高了去,则是人人可以努力靠近的。
    如果说新诗第一个百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汉诗语言由古典转换为现代,由西化转换为本土,这应该是语言的回家,那么新诗第二个百年,应该如何迈步呢?
    诗的最高境界,有误解,其实是进入了误区。它不是宗教,不是哲学,不是音乐,不是绘画,不是意境,更不是小说散文,或者其他东西,而只能是诗。正如人的最高境界仍是人一样。道理非常简单,人吃猪肉,是为了吸收猪肉的营养,不会是为了变成猪。诗增加理性或者哲学,是为了代替理性或者哲学,显然本未倒置了。
    从古典的诗言志,诗缘情,到现代的反抒情,反理性,仿佛每一次我们都更接近了诗,其实回头一看都是相反。离开诗说诗,不失为一种说诗的方法,然而你没有或忘了甚至拒绝回到诗,你只能是离诗越来越远。
    诗到诗为止,诗才是诗人的家,诗才是诗人的圣经。
    3800字
    2018年11月于郑州

李霞,诗人,评论家。198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并发表作品。先后做过师范教师、党报编辑、企业报负责人,现为河南工人日报副总编辑,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第三届中国桂冠诗歌奖评委,香港《当代诗坛》编委。曾任《大河》诗刊主编。网络诗选《汉诗榜》的策划者与组织者。《汉诗观止》的撰写者。出版有诗歌及评论集《一天等于24小时》《分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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