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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近的自由

◎沈奇



浅近的自由
说新诗是种“弱诗歌”

  说新诗是种“弱诗歌”,最初,也只是一时感慨,随念头找到了个新鲜的说法而已,后来却认真起来。
  一者,时值新诗百年,也是新文化运动百年,闲来乱翻书中,有两个相关的资料从阅读中跳了出来,或可略备佐证;二者,不久前,微软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写的一本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引起诗界关注与热议,也算一个旁敲侧击式的提示,或可略作印证;三者,既然作为带有一定价值判断与历史反思性质的“说法”提了出来,且已通过之前笔者发表的诗学文章,多次提到这一说法,就不能仅止于“点到为止”,而多少得给出一点学理性的解释才是。
  就此展开来说说看。

1

  记得三十年前,1987年的《新文学史料》第3期,曾发表由安危译述、题为《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鲁迅认为,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属浪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们实在是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且指认当时的新诗“都属于创新实验之作”,“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读此文当时,笔者正全身心投入后来被当代诗歌史称之为“第三代诗歌运动”,或“后新诗潮”之中,为之鼓与呼,对这样的陈年旧说完全不当回事。唯一时惊诧:以大先生之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身份,也是早期新诗创作者之一,却何以对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现代新诗,失望且苛责到如此地步?
  而如今,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也“便作了诗人”,且“水平”相当。【1】
  此时再重新品味鲁迅这些话,一方面,理解先生晚年回首中(同斯诺谈话时间在其逝世前数月),深感革命理念和纯粹诗歌世界的双重失落,方出此“极而言之”;另一方面,联系百年新诗的“面”之繁盛与“底”之困顿,“只是煊亮,却不是一宗永纯的灿烂”(陈梦家语),不得不慨叹,百年间还是“大先生”最清醒;所谓“革命者的幻灭感”,在先生这里,无论是就当时新诗状况而言,还是就整个新文学主流所向而言,是一直了然于心而超然独醒的。
  恰好,构思此文之际,又偶然翻读到2017年5月15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第936期,特辟“中国群星闪耀时——新文化运动在1917”专栏,在《调和派章士钊》一节里,提到《甲寅》同仁黄远庸给章士钊的信函中建言:“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提议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张本的经验,以“浅近文艺”普及新思潮,使普通民众“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
   这一词“浅近”,真正如醍醐灌顶而豁然开朗!
   新诗百年,初以“浅近”为开启,争得“与时俱进”之先声,横空“标出”,立身入史,后来也便在在自得于“势”的层面之“浅近”功利,难得本体澄明而潜沉修远。新诗后来又被称为“自由诗”,也便“作了”浅近的自由。再后来新诗又被称为“现代诗”,也便“作了”浅近的现代。总之,不管“面”上怎么变怎么说,底里总脱不了“浅近”之基因缺陷,至今依然“浅近”如故,乃至以追随整个当代文化之“下行”趋势为乐,甚至沦为推波助澜者。
  新诗作为“弱诗歌”,追根寻源,或与此立足扎根之“浅近”脱不了干系?

2

  先说“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
  当年鲁迅先生说这话,是实有所指(如对“新月派”的不满),还是另有期许(晚年曾有视诗歌为最后一片超越政治论争、也超越一切名声之净土的表达),【2】而爱深责苛,一时偏激,姑且不论。笔者在此“拉大旗作虎皮”借力发力,除主要心仪先生的这份清醒外,更冒昧将先生所指“不能成文者”,转而借用于对新诗从众之“综合素质”的“评估”来看待,以作另一番反省。
  如此不难发现,百年间如过江之鲫般争先恐后与时俱进的新诗诗人们,就其绝大多数“入行”者而言,确然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作了所谓新诗“成就”的类的平均数。而反过来看,那些以其超凡的文本和人本,切实推进了新诗发展并具有一定诗学价值的诗人,则无一不是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及综合文学艺术修养为底背,而别开一界、高标独树者;所谓“提笔”也能“成文”者,便做了堪可“开宗立派”的真诗人。
  同时新诗界都知道,新诗创作“门槛低”、“没标准”,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一直伴随其百年历程,从没消停过,直到进入新世纪,还在开展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可见此一问题“常在常新”。更有意味的是,这一屡屡被诗界学界提及的“病根”,一直以来,却又很少为唯“创新”与“先锋”是问的新诗从众,真的当回事去仔细思量与反省过,唯乐于与时俱进为是。
  由此,一时又联想到,近读明清之际王夫之先生所著《古诗评选》中,一段可谓“慧照豁然”的说头:“古人居文有体,不恃才有所余,终不似近世人只一副本领,逢处即卖也。”【3】
要“居文有体”,非有相当的人格修为与才情涵养,方能悟得、行得,且行之有效。具体于创作,或可套用汉语古典诗学所谓“才”、“情”、“学”、“识”四要点概言之。问题是,百年新诗人众,尤其“当代”以来,有几位能企及这样的“有体”?又有几位能 “才”、“情”、“学”、“识”兼备而出之?每每与时俱进中,多以看到的,依旧还是“一副本领,逢处即卖”之辈,乃至连“一副本领”也不得要领,只是逢时逢处即刻卖弄而已。
  看来,作为具有深厚人文情怀和深远文体视野,且堪称现代白话文体语言典范(包括散文诗典范《野草》)的鲁迅,当年对新诗诗人所下“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的判语,看是一时偏激之词,实在是百年独醒者,早早给新诗从众提了个大醒。以至于,卞之琳先生在后来的“《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座谈会”发言中,还不胜感慨道:“在今日中国,这种现象还比比皆是。”【4】

3

  再说“浅近文艺”。
  提出这一理念的《甲寅》同仁黄远庸给章士钊的信函,刊登在《甲寅》月刊1915年第一卷第10号,也是月刊的最后一期。其后一年,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 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现在看来,当年从《甲寅》到《新青年》,谈及新文学,“提倡” 也好,“改良”也好,“革命”也好,其根本方略,还是黄远庸先生一词“浅近文艺”说得最坦白。之后的发展轨迹,尤其是新诗,确然而然,一直是作为“浅近文艺”而被“借道而行”的。
  套用此“浅近”之说,落于新诗进程具体而言:先以诗体浅近为路径,复以诗心浅近为惯性,语境改变心境,复以心境迎合新语境,再度“下行”。及至到了所谓“新诗潮”以降的当代新诗,不再为“主流”借道,渐行渐“边缘”且高海拔“崛起”了,原本可以就此回返主体自性与诗体自性,却因“浅近”惯性使然,“与时俱进”惯性使然,以及青春“力比多”惯性使然,很快又陷入新一轮的造势争锋—— 笔者多年行文强调指出当代新诗发展中之“心理机制病变”、“运动情结”、“枉道以从势”(孟子)等症结,如今看来,皆与此“先天不足”的“浅近”之基因有关。
  由此“基因编程”所致,偏激一点来说,新诗百年,主要还是造就了几位新诗人和制造了一些诗歌事件,总体而言,终归是社会学价值大于美学价值,抑或文化学意义大于诗学意义。从发生到发展,既缺乏“底气”之筑基(“提笔不能成文”等等),又缺乏“深心静力”之修为(“浅近文艺”诸般),自性不足,遂诉诸“运动”,“诗歌事件”之鼓噪每每胜于“诗歌典律”之深究,而在在诗心浮荡、诗体散漫、诗质稀薄。加之,语言层面的“唯新是问”所致诗体意识的先天不足,精神层面的“与时俱进”所致主体人格的后天不良,则始终难以摆脱笔者称之为“模仿性创新与创新性模仿”的困扰,也便在在“弱”从中来。
  故,模仿与被模仿,包括诗人之间的模仿和诗人自我复制,及至智能机器人“小冰诗人”的高冷行世,原本都是“积弱”而“成疾”之事。除极少数诗人守住了人文精神,守住了汉语气质,也守住了诗之为诗的文体基本边界与基本特质,为我们留下了为数不多堪可传世的佳作外,绝大多数新诗从众,按笔者惯常的说法,都只是弱诗人写了一些弱诗歌而已。
  诚然,若依循百年新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概念下的评价体系而言,新诗的成就实可谓巨大,影响力也实可谓强大,以至于今日“消费”与“秀场”时代主潮下,其海量从众而盛况空前。但其实,这个评价体系赖以支撑的主要“指标”,在于被“借道而行”的各种文化效应与社会效应,所谓“时代最强音”,而一直疏于真正“诗学效应”向度的考量。同时,在“塑造”与“被塑造”的惯性驱使下,亦即,在成功塑造时代精神的同时也一再被时代精神所成功塑造的历史境遇下(所谓“代言人”,包括主流与反主流双向之“代言”),也便乐于也习惯于认同这样一个评价体系,而忽略或无所谓其他价值所在。
  换句话说:若将百年新诗之评价体系,换以“中国经验”、“汉语气质”、“文体意识”三项指标综合考量,其总体成就及其影响力,可能就不容太乐观,或另当别论了。

4

  上述“强词夺理”一番,硬要推出个“新诗是种弱诗歌”的理,及其原因所在,下来就得说一说具体弱在哪些方面了。
  其一,主体精神之弱。
  这是新诗百年的首要“弱”点,也是其关键性的“弱”点,得多说几句。
  “诗人是诗的父亲”(英国诗人奥登语);不是养父,也不是教父,是生父,是为爱而孕育、为美而创生的血亲之父。这位“父亲”有着怎样的血型、怎样的气质、怎样的情怀以及怎样的传承,与其“生养”的孩子,实在有决定性的关系,所谓“遗传”使然。
  笔者多年前写过一段诗话:一个能跳脱出体制与惯性的拘押,而自由思考的人,方是可能最先接近诗与真理的人——诗是选择“不”的选择;而现代诗的自由,不仅是解放了的语言形式的自由,更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形式,以免于成为类的平均数,并重新获取独立自由的本初自我。
  新诗这位汉语诗歌的“新父亲”,“发新”之初,原本就是为着跳脱旧的体制与惯性,去创生一个融语言形式的自由和自由人的自由形式为一的“宁馨儿”的,却因“发心”中多了一些其他动机,自“诞生”而今,便屡屡为“其他”而累(比如政治论争,比如与时俱进,比如思潮、流派、社团,比如角色的出演与虚构的荣誉等等),而早早失去了“童心”,被“借道”而裹挟于另一种体制与惯性,其主体精神的先天不足与后天不良,是可想而知的了。
  “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庄子·《天地》)而“纯白”之在,原本是古今诗人之为诗人,其主体精神之筑基与立足的根本所在。“纯白”既失,何谈“童心”(“诗人是报警的孩子”——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语)?而无论是入世言志的“客观诗人”,还是傲世洗心的“主观诗人”(王国维语),“童心”不存,又谈何“诗心”?实则百年新诗诸般“面”上的问题,其实都与这个主体精神的“弱”点有关系;此一点不强,其他都很难保证不弱。
  不妨在此转引“七零后”年轻学者、诗评家胡亮的一段话,或可作旁证:“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文化史的自觉,就会叹息着承认,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古代风雅已断,西洋名理未接,文化传承几至于两头失联。单就新诗而论,既缺古人之情怀,又乏西人之肝胆,亦颇有此种大尴尬。” 【5】
  至此,若还想认领“纯白”,认领“童心”,认领最初的诗意与原始的忧伤,以及“寂寞身前事”,或可提示的是:须从“闹钟时间”回返“心灵时间”,从“事理空间”回返“心理空间” ——由此,以独得之秘的生存体验、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为时代局限中的个人操守,求索远景之蕴藉;以独得之秘的语言建构与形式建构,为“言之有物”(胡适语)中的物外有言,探究典律之生成。
  所谓:脱势就道。道,在主体自性的纯粹与诗体自性的纯粹;亦即,由被“借道而行”重返“自得而美”。
  其二,诗体意识之弱。
  作为诗人,你的日常感知可能是散文化的,也可能是小说化以及戏剧化的,或者可能是有些形而上意味的,但,一旦要将这种感知落实到“诗的”表意,它一定要是诗性的,一定要是“有意味的形式”(克来夫 .贝尔语)之诗体文本的,而非其他。这应该是个常识,但新诗从众大多在这个常识方面缺乏常识。
  一百年了,被我们现在习惯性地称之为“新诗”的文学文本,若单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其绝大多数作品,只能算是以现代汉语书写的分行散文及随笔杂感之类(是以有“散文诗”一路)。若再换由散文随笔之文体的本质属性去辨识,或将其比之于优秀的现代散文随笔而言,这些仅在于分行的文字,实际上又很难真正归于其范畴。
  道成肉身,这“肉身”之“体要”,是如此的根本;或者说,“诗体”之所在,是诗之“道”所以然的根本属性。
  遗憾的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诗体大解放”,到新世纪“新诗标准问题”大讨论,此一诗体意识薄弱的老问题,始终屡屡提起而在在悬而未决,以至于让无限自由分行惯了的当代诗人们,常常怀疑是否是个“伪命题”,是以越发怎么写都成——故而新近,智能机器人小冰,也“便作了诗人”。
  其三,汉语气质之弱。
  汉语是汉语诗人存在的前提。这个前提的另一旨归即汉语气质。“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语),无论古典还是现代,至少在汉语语境中,谈及诗文,这个理还是要讲的。
  当年新诗“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草创不久,便有“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语)的期许,但之后至今,大体而言,一直是翻译诗歌为主导的“编程”,或者说,是以引进西方文法语法改造后的现代汉语为主导的“编程”,如梁实秋所言:“新诗的基本原理是要到外国文学里去找”。【6】 诚然,经由翻译诗歌的“输血”,不但迅速提升了新诗过渡时期的“精气神”,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诗歌表意形式和诗性表现域度。然而说到底,这些都是单向度的提升与丰富,原本要融会中西于一体的理念,实际上却变成了唯“西学为体”的路数,缺少古典汉语诗质的传承与重构这一向度的有机互补。
  具体于作品的语感和气息,包括一些名家之作,都很难体味到汉语自身的文脉与景深,其“味”与“道”,皆不免单薄、单一、单调。由此可以推想到的是,这样的汉语诗歌,包括智能机器诗人小冰的诗,翻译成——其实这在里可以理解为“还原成”——“西语”之语感与体式,或许比原诗在汉语中的感受更“诗性”一些?而现代诗人都知道一个流行的说法:真正的诗意,原本是在翻译中丢失了的那些部分。
  话说回来,一百年,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期间,还有那么多诗无安身之时或无安身之地的困厄及断裂,有如一个先天不足的新生儿,却又屡屡遭际艰难,如今能发达成这样,已实属不易。何况,还有元气淋漓没受过“震”,且纯然、且焕然、且个性、且任性,猛生生长起来的诗国“新人类”,站在“百年”的肩头继往开来而厚望可期?!但正因为如此,真正爱诗懂诗且以诗为精神家园与生命托付者,方爱深责苛,省弱而求强,补之、正之、谨重之,以求修远而行。
  看来,汉语之现代,现代汉语之新诗,由“浅近”而“深远”,由“他者”而“独立”,要走的路还很长。

5

  最后,还得补充说明:既然提出“弱诗歌”的概念,按学理讲,总还得同时给出何为“强诗歌”的说法以作参照?就此,笔者也只能从古今中外之经典诗歌作品的粗略比对中,临时生发,想到以下五点。并且,因本文篇幅所限,在此仅作为理念“条目”列出,暂不作诠释——
  其一,是既出于教养,又能作用于教养的诗;
  其二,是既能与“时人”同销“时代愁”(所谓“现代性”),又能“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诗;
  其三,是既体现了中国经验,又体现了汉语气质的诗;
  其四,是既维护、扩展和改进了诗的存在以尽诗的责任,又维护、扩展和改进了语言的存在以尽语言的责任的诗;
  其五,是既能化约中西、又能化约古今,而重构汉语诗歌传统和汉语诗性生命形态的诗。
以上概而言之,或可留待以后另文详论,此处不再赘述。唯第一条有关“教养”之说,于结尾处还需啰唆几句。
  按照西人的说法,诗,包括现代诗,既是“被交流的一种深刻的真理”(阿莱桑德雷语),也是“为安慰有教养的人所做的游戏”(T.S.艾略特语);“不知诗无以言”,知的什么诗?言的什么言?想来在汉语“孔圣人”这里,也总是脱不了以“教养”为要义的。
  而教养的终极作用,在“君子不器”(孔子语),在“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陈寅恪语)—— 新诗百年,新文化百年,无论就当下还是长远来看,此一关键作用,实在是不容再荒疏的了。
  只是,至此整体“下行”或“平面化”之文化语境,这样的期许,是否过于高冷而虚妄?
而诗在,即存在。 回首碎裂的传统,直面纷乱的现代,又何以他择?!
  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线”,也是我们唯一的“自由”;我们已然“边缘”,不妨彻底边缘。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提前“退向未来”。
2018年10月改定

【注释】

1 2017年5月19日,微软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写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发行。据微软工程师介绍,小冰用100个小时时间,“学习”了自1920年代以来519位中国现代诗人的所有作品,并进行了多达10000次迭代。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从她创作的数万首诗歌中选取收录了139首。同时,自今年2月起,人工智能小冰先后使用了27个化名,在不同平台发表诗歌作品,直至诗集发布时还未被识破机器人真身,有两三首诗甚至被媒体诗刊发表了。对此,从5月23日至6月2日,“诗生活”网站征集整理了近六十位诗人及诗评家对这一“诗歌事件”的观点看法,在其“诗观点文库”先后发表。
2  另,按照李怡的理解,鲁迅先生对早期新诗“并不成功”的判断,在于“它并没有走出传统文化的怪圈”,并指认鲁迅认为“中国现代新诗的成就只能建立在它超越于中国古典诗歌层面上。”(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06页)。
3  王夫之:《古诗评选》之卷五,鲍照《登黄鹤矶》评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版第218页。
4  详见《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座谈会纪要》,《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
5  胡亮:《窥豹录 .木心篇》,摘引自胡亮诗话集《琉璃脆》(沈奇主编“当代新诗话”第二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6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原载1931年1月《诗刊》创刊号。
[ 原载《文艺争鸣》2019年第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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