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义 ⊙ 诗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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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接受的光谱效应                            

◎陈仲义



             诗歌接受的光谱效应
                           

                           陈仲义

  
诗歌接受效应是其稳定性与浮动性的辩证统一,互为消长。一般来说,诗歌接受价值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文本的恒定:诸如民族审美心理积淀的厚重与持久;形式规范的完美与持续;本体基质的约定与牢固。而与接受价值稳定性连襟一体的是价值浮动。诗歌比任何文类更“青睐”或更能忍受“价格浮动”的折磨。本质地说,任何因子都是可以左右其升降起伏的杠杆,从历史语境、受众分型、风潮时运、地域、民族、时尚、机遇,甚至具体到阅读心境、阅读口味等等,无一不是重要砝码。而最为重要“人的可变本性”,则内在地决定了接受效应的“随行就市”与“价格浮动”。


“可变性”与需求动机有关,大致分八类,分别是游戏、宣泄、励志、寄托、修养、兴趣、信仰与综合等,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受众的接受能力。这不由让人想起物理学上的接受光谱:可见光经过三棱镜分解可形成红、橙、黄、绿、蓝、靛、紫的次序排列。从红色到紫色范围内,相对应于波长7,700—3,900埃的区域,是人眼能感觉的可见部分。光谱原理参照到诗歌接受上来,的确有些光区完全“漆黑一片”,有些光区“半明半昧”,有些光区“懵懵懂懂”,有些光区则可以“一见到底”“一眼望穿”。这源于不同接受主体肉眼的“感光”能力,亦即特殊的接受能力。


     在初级的广谱接受层面上,诗歌接受呈现普及流布状况:那些令人亢奋的人气、氛围,此伏彼起的诗歌运动、社团、沙龙、山头,在广大诗爱者的发酵下,酿成广场意义的“传唱”“传销”式写作与接受活动(八十年代“三片落叶就能砸中一个写诗的“诗歌热”便是生动写照);在中高级窄谱的接受层面上,诗写者浸淫于吐纳自如的诗歌海绵体和蓄水池,忘我地汲取与排释,经由专一或多元的快递, 参与诗的“光合作用”,不断分蘖出诗的嫩芽与新枝;而从事文本打开作业的诗评人,则努力将文本意义进行溶解、稀释,从阐释的喷雾口化为无数颗粒,无穷地播撒出去。


倘若把受众分为三大群类来考察,不难划分出:一般浏览性的泛读者群,主要分布在大中专校园;以创造为主要目标的写作群体,是诗写与接受的双料发烧友;以阐释为主要任务的诗评人,部分由诗写者自我承担,部分来自高校教学与研究机构。三类接受主体都在文本自足性与主观开放性之间展开“间性”运行,并充分对应于三种接受效应,分别是:“感染”·“引致”·“阐释”。


再稍加细分,第一种 “感染”型受体,是由大众读者中的被动者(诗盲)与主动者(诗迷)构成。前者由于偶然、盲目、闲散,带有随机、附庸、追风特点;后者由于兴趣,热爱,表现出虔诚、膜拜、醉心,最后集结成“一拍即合”、“胆肝相照”的粉丝铁杆群。第二种是“引致”型受体,作为接受中的诗写者,他们是新诗、现代诗最大的投资人与受益者。犹如磁场中的南北极,永远受制于一股深深的磁引力,不离不弃。他们能将接受中的深刻吸附、引领、牵导,迅速转化为自身写作的血肉灵魂,成为新诗、现代诗文本建设前仆后继的“开发商”;第三种为诗评人的接受阐释,职业化的训练经由多元释义,扮演了诗歌建筑群的“推销商”(部分诗写者也担负着阐释的重要角色)。


诗歌文本要实现接受的最大化,同样取决于优质的接受主体。比起其他文类,诗歌、尤其现代诗,三类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最具摩擦、对抗,同时也是最无芥蒂、最容易互相转换的。三类受体,多数是“性情中人”“天真的大人”“长不大的孩子”,是缺乏世故的顽童。除少数“单打一”外,有一半是集“诗爱、诗写、诗评”三者于一身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艺术门类)。正是如此痴迷、深陷,几乎个个都快成了无法自拔的“瘾君子”。

二.
普通诗爱者,他们比得上教堂的虔诚信徒,怀揣强烈的情感、精神渴求,行走在朝圣的路上。虽然多数资质一般,但孜孜于诗歌向往,也拥有一点诗的感觉,懂得做诗基本道道,还尝试写出一些过得去的东西,应该说这些诗歌“发烧友”,是诗歌赖以存活的基础和最直接、热烈的“感应体”。


——读者的普遍接受,一旦使现代新诗成为某种“公信物”、某种象征符号,其能量往往被夸大。毫无疑问,现代新诗较之其他文类更容易迅速定格为文化意符,并通过各种有机诗意与形式通向人心。与其视之为某种被拔高、被放量的替代物,毋宁看作人类普遍心灵的爱意与向往。普通大众若能在万千文化符号世界中找到若干符合自我心愿的“栖息”处,于国家、民族素质的整体提升,重构文明生活的资源与力量,恐怕不是简单的“感染”两字所能涵盖的了。


——读者的普遍接受,遵循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规律。过于阳春白雪,不利于传播;过于俗化,寿命也不长,最好能找到恰切的平衡点。由于情感文库,依然是人类精神生活、意识形态中最大的领地,在现代阶段如何挤压它,试图用现代“智性”完全取代它,都难以抹去情感的共同感在广泛受众中的重要性。所以以感动为核心的接受感染性,依然可以看作接受的主要“尺度”。


——部分读者因新鲜的阅读刺激,诱发自身潜在的写作冲动,转变身份,从驻足的旁观者一跃变成亲历者,很有一番脱胎换骨的“升华”,这无疑要大大归功于感染的“受用”。一般诗写者只是浸淫于一般的氛围、人气,但阅读与诗写的双向交流,双倍叠加的熏陶、传染,纵使最终未能完成诗人意义上的塑型,于个人的修持也远远超出“无用之用”。


三.
     比之普通读者群,精英诗写者受到的“影响”更为刻骨铭心,已不是泛泛之言所能打发,而具有彻头彻尾的“致命性”意涵。致命意味着那种失魂落魄、掏心献胆般被“吸附”、被“俘获”,死心塌地、“被牵着鼻子走”的状态。诗歌史也一直在证明,后辈诗人的诗写无法逃脱前人的致命性制导、牵引;不可能抹掉“替身”写作或“附体”写作色彩。斯达尔夫人早就解说得入木三分:一切人生情景,“最强烈的印象是由描绘这些东西的第一个诗人产生出来的”,它往往在“最初的一次诗情迸发中达到以后无法超过的某种美”,从而以“后人无法企及的光辉”,成为影响后世的“艺术先行者”。


诚然,前人的“原型”诱发后人的创作冲动,前人的“胚胎”分娩为后人的新生儿,前人的“母题”发展为后人的巨构,如此充类至尽,举不胜举。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只有28字,众诗人争相仿效,一下子就繁衍出相似诗篇30多首;同代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在《全宋词》中也变种出200多篇“元夕词”。


比影响刻骨的是章鱼般的吸盘。它体现在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诗本、诗本与诗本之间的相互“招魂”。从遗传基因到血液骨髓,从精神气质到毛发脚趾,不受国界、地缘、民族、知识的制约,完全出自“心有灵犀”的勾连。高山仰止,香火传承,和衷共济,东鸣西应。如此的粘连、牵扯,在整个接受系统中被学理化也被美化为“互文性”。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誉为墨西哥的儿子、拉丁美洲的兄弟、西班牙继子,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养子,日本和印度的亲密客人,以及美国的私生子,足见他汲取多方文化滋养:他翻译中国、日本、美国、法国作品;接受巴洛克诗歌、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先锋诗歌影响;他吸收日本俳句形式,写出风格迥异境界别样的《碎石》;接近东方佛禅,创作《白》、《东山坡》,以自然人身份跨越另一个“彼岸”;他将布勒东的超现实与阿兹特克神话结合,抚摩人类的裂痕;他同马拉美、立体主义、巴西实体派建立对话;他将艾略特和庞德的变革,融入到一系列后现代的演变中,终于成就了20世纪拉美文学最富雄心勃勃的互文性“杂交”。


而中国现代新诗人,自五四起全面接受外来诗歌引领的,同样马不离鞍。前三十年不说,就当代例子:西川之于博尔赫斯的睿智、张枣之于斯蒂文森的冥想、翟永明早期之于普拉斯的自白、杨黎之于罗伯格里耶的“冷风景”、陈东东之于埃利蒂斯的钻石、吕德安之于罗杰斯特的谣曲,安琪用庞德的肋骨来建筑自己长诗的胸腔……无不处处体现“影响的焦虑”。即便这些诗人到了中年后自觉做了摆脱,也擦不掉若隐若现的曾经被制导的轨迹。欧阳江河在最近一次论坛谈到,影响他最大的五个诗人是李白、杜甫、荷尔德林、庞德和荷马。这种现身说法在王家新身上也很具代表性,其谱系一如胎记那样镌烙难忘:一路上从但丁、叶芝、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到最后的策兰。一代又一代诗写者,便都在接力式的“镜像”中,相互“招魂”,完成自己,又超越自己。


无需讳言,在诗人相互影响、引致的谱系上,有时也会上演“弑父”的悲剧,下意识的、公开的、本能的或隐匿的,乃至夹点“闹剧”。少数诗人表现出对前贤们的“不屑”、“践踏”,“叛逆”的策略。以宽容的心态看,我们能够在其狂妄的背后,看到那颗差点跳出胸腔,加速进入诗歌史的“野心”、充满可爱的躁切情态而付之一笑。转过身来,凝神另一些诗人十分安静、沉潜,表现得格外谦卑、恭敬,我们愿加以推举后者,他们的形象,不仅仅是一种绅士的风度与美德。

四.
诗评人的阐释是诗歌接受的重心部分。历代诗评资源构成不断重临“破译”与重构的历史。古代有年谱、编年、本事等背景研究,有笺释、训诂、评点、批注的现行研究。作为吾国特有的“诗话”形式,已然构成丁一卯二的阐释传统。“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倾筐倒筪,源远流长。单是陶渊明一首《饮酒·五》20字,就取得超出原本文1000倍的评语规模。笔者曾多次笑称:阐释是一种匪夷所思的“核聚变”。


诗歌接受的高音区是阐释,要面对四重压力:普及与提升的压力;文本艰涩的解密压力;优劣高下的质检压力;“难以言说”与“无法言说”的瓶颈压力。总之,现代诗阐释比起其他文体更要受到二度创造系数的考验,现代诗阐释是所有文类批评难度系数最高的一种。


现代诗阐释,有着与小说完全不同的数路。小说关注人物、性格、命运、主题、情节,现代诗阐释关注语言、意涵与表达方式。现代诗阐释比小说困难,主要是处于不可言说、难以言说的场域里,却偏偏要言说。这好比:小说阐释多在明处,属于打着灯笼走大道;而现代诗阐释多在暗处,是没有灯笼,借点月色在摸路。


目前中国诗歌界的批评是以综合话语阐释为主流。陈超认为:一种有活力的有效的综合批评阐释,是对语言、技艺、生存、生命、历史、文化,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使批评阐释写作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不但具有介入当下创作的有效性,而且还能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历史话语想象”的参与。同一路向的耿占春说:一种上乘的阐释批评,要保持“写作”与“研究”的话语张力,“感受”与“认知”之间的非确定性平衡,创造出“批评文体”的修辞探索与学术规则之间的对抗性活力。既是对应于异常丰富的鱼龙混杂的诗歌文本的一种阐释性的文体,亦是一种关于感受、感性、经验世界与语言表达的论述。他建议摘掉诗歌批评阐释的客观知识面具,使之成为一种独具文体意义的写作。


应该说综合性批评阐释,相当辩证完善,颇有一种“全包”架势。掌握这样的万能钥匙,可以长驱直入,百堵皆作。综合批评阐释话语,照顾到方方面面的需要,可望成为现代诗学向学科化进军的资本。但考虑到现代诗批评阐释,多具感性的主观特异性,所以在向“学科”靠拢时,同时警惕趋向外部的泛文化亚文化的扩散,如此应该可以走出一条与文本相对独立平行,又不时交集的、“互为知音”的批评阐释路线。笔者的意思是,“综合”,倒也不一定就是走“集成”的线路。如果面对每一个文本阐释,非综合莫属,那岂不是要变成另一种新的“单一”?如同一味紧跟形式美学分析,也会露出单薄的马脚。


在批评阐释的道道上,追求全方位、全能型、综合的路经,固然属于“高富帅”,但毕竟大狗寥寥。作为形形色色批评阐释的中狗、小狗、小小狗们,无须自惭微弱的声带。有的侧重思想史、有的侧重问题意识、有的侧重文本分析,有的从事基础理论,有的专注技艺,有的沉浸诗文化。庖丁解牛、钩玄发隐、触类旁通、称薪量水……在基本盘面上,克尽厥职,各尽本色就行。各有侧重的“单一”,终究汇成总体阐释作业的开放与延伸,葆有现代诗生生不息的接受活力。


原载《当代诗人》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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