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诗群》“崛起”始末

◎董辑



            《崛起的诗群》“崛起”始末


                        

                                            作者   董辑

 

     对中华民族来说,自1978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时代不但是民族腾飞的新时代,更是文化启蒙的大时代。文学,作为特殊的思想载体、美学容器以及情感排风口,充当着时代皮肤最为敏感的部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学变革的脚步丝毫不比经济和思想观念领域慢,从某个角度来说,甚至比它们更快。时代的先锋们从文学的国度蜂拥而出,用才华和激情,用钢笔和稿纸,用自办刊物,打通了一条中国通向未来与梦想的走廊。
   在这些历史弄潮儿中,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曾经在诗歌的海洋中,掀起过滔天巨浪,这个人就是徐敬亚。
     1980年代初期,一篇名为《崛起的诗群——评1980年中国诗的现代倾向》(以下统称《崛起的诗群》)的长篇诗歌评论在中国诗歌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该争论很快越过了单纯诗歌学术的藩篱,进入大文学疆域;进而在文化思想界升空,成为1980年代最具标志性的观念卫星,甚至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之一。徐敬亚就是《崛起的诗群》的作者,回顾《崛起的诗群》的“崛起”始末,不但能够让我们重新感受1980年代风云变幻的文学天空,更能够引领我们走上一个历史高地,眺望吉林改革开放30年来的某处风景。

 

                   上篇:“崛起”之前

 

                      长春人徐敬亚

 

   徐敬亚是老长春人,从小在长春长大,家住长春市南关区二道街。
   南关区是长春的老城区,老长春人都知道,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桃园路一带是长春最古老的城区之一,也是最古老的城市平民聚居地。徐敬亚就在这里长大。徐敬亚父母是从和隆移居长春的,父母年龄很大(徐母活了8?岁,父亲活了108岁。),因此家里挺困难,“我家在天乐胡同,我对那一带印象太深了。”徐敬亚说,他小时候看到的长春就是这个样子,甚至比这个更差。1962年,文庙小学毕业后,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徐敬亚令人惊讶的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附中,至今,徐敬亚都认为,“初中对我可能是个转折。”徐敬亚说,他上初中那会,也是师大附中最为鼎盛的那个阶段,师大附中迎来了她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徐敬亚的同学中,不乏高干和高知子弟,比如洪学智的儿子就和他同班同学,他的同桌,是师大著名教授杨公骥的女儿。初中的时候,徐敬亚作文很差,回忆自己的初中阶段,徐认为当时的他,“和文学没什么关系,奔理科下去了。”因为同学基础都比较好,而徐敬亚小学时候只能看点小人书,“大书”只在五年级时看过《西游记》。除作文外,徐敬亚学习很好,几十年后,他还记得当时体育课上所学的口令内容,他的儿子和他一起做数学题,“还做不过我。”徐敬亚认为,如果没有文革,他也许将是一名理工科学生,文革改变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徐敬亚已经是长春市11高中的高材生,“你整天接触到的都是文字、声音、喇叭、漫画。而我对大字报、对社论还很敏感,对有些东西理解的很深。”因为出身不好,徐敬亚没有更深的卷入文革。有一次,作为宣传人才,他差点被派往北京“前线”,逃家未回的徐在清晨被母亲逮个正着,因此与更深入的革命行动无缘。1968年,徐敬亚下乡;1971年被抽调到卡伦教小学,然后回到长春12中,“做了三年班主任。”这三年,徐敬亚认为,对他的人生锻炼价值很大。在这三年中,他领着学生整风、挣班费、学工,老师当得轰轰烈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中以后作文已经超强的徐敬亚开始写诗。“写长诗,全班同学都参与进来朗诵。”因为迟迟不能转正,更因为厌倦了中学教师的生活,1975年,徐敬亚招工成为了二道街豆制品厂的一名锅炉工。

 

                      大学是一扇门

 

     如果说文革是徐敬亚命运的第一次改变,那么上大学,则彻底的改变了徐敬亚的人生。大学是他推开的一扇重要的人生之门,从此以后,他走进了另外一种人生。1978年春,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徐敬亚走进了吉林省最高学府吉林大学。吉大四年,中文系大学生徐敬亚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楔入了历史。19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文化启蒙、思想解放和知识爆炸的气氛浓重,大学生们不但是时代的宠儿,更是天之骄子,以天下为己任、为苍生为未来的气概在大学生中随处可见。热爱文学的徐敬亚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航道,他联合同学推出大学生社团文学杂志《赤子心》。“当时气魄很大,团委给提供经费,在文科楼里出,出了10期,每期都是公木题词王小妮画封面,开本是那种长条窄32开,油印,60多页。《赤子心》一直和当时中国诗歌的创作与研究保持同步,与最高水平和第一流诗人、批评家们保持同步。”徐敬亚至今记得,每出完一期《赤子心》,他都是两手油墨,站在北方的夜空下,满心幸福的看着满天星星。“我们把杂志寄给全国著名诗人,那时的大学生很狂,我在信上写‘来而不往非礼也’,要求回信。雁翼、公刘等著名诗人都给我们回过信。”雨后春笋般涌出的大学社团最后试图走向联合,全国10几家大学联合准备推出《这一代》,徐敬亚是吉大的分舵主。上大学前,徐敬亚就已经在吉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诗歌、散文,上大学后,他很快敲开了《诗刊》等重要文学杂志的大门,成为吉大校园的文学明星。

 

                      公木不可或缺

 

   在人的一生中,人对人的影响是最大也是最为关键的,徐敬亚就有幸在大学期间,遇见了一个深刻影响了他人生的人,那就是中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曾经的吉大校长公木先生。
    公木名张松如,公木是他广为人知的笔名。徐敬亚说,他入吉大时,公木也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峰,徐敬亚觉得,公木和他们的关系,不乏一种“志同道合”的因素;同时,公木对他的点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9年,徐敬亚和公木说他以后想考研究生,公木认为徐比很多导师都强,现在,徐敬亚认为,“这种点拨很重要,只有这种一流的大家才能说出一流的真话。人的一生,有时候只需要几句话点拨,你就能够得到确认和超越。”,徐甚至认为,“公木到吉林和苏东坡到海南也不是不能比。”创办《赤子心》,让徐敬亚和公木有了更为深入的接触,当时,徐等提出了《赤子心》和《崛起》两个刊名,最后公木敲定了前者,徐认为,公木的这种直觉很准确,因为“东北诗歌确实有本质的,生命的东西。”
    由于写诗,大学生徐敬亚常去大学校长公木的家,在长春的高干区,东中华路33号公木的家里,一老一少两个诗人,成为了跨越年龄局限的“知音”。“公木和我讲他当年怎么参加革命等事,让我觉得我们性格中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当时他家是谢客的,下午三点钟以后才短时间的会客,但是我俩一聊总是聊几个小时,最后老太太为了不让公木太兴奋和疲劳,总是要打断我们的谈话。”徐敬亚告诉记者,当时,公木甚至盼望徐敬亚来,“我去,一开门,老太太常笑逐颜开,回头和公木说,你看,谁来了,当时那种感觉,就像亲戚似的。”感情上亲密无间,学问上提携备至,大致可以概括当时张、徐二人的师生之谊。大二期末当代文学史开卷考试,富有创新精神的徐敬亚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论文《复苏的缪斯——1976至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公木看后非常兴奋,亲自指导,一字一句修改,最后指定校方打印成稿。公木将这篇文章推荐给当时尚属新锐批评家的谢冕,谢看后很兴奋,“他非常精惊喜,给我回信,说看见了一种‘别林斯基的风格,波兰兑斯的风格。’”
    现在回忆起公木,徐敬亚在动情之余不乏遗憾,“我后来写了篇文章,叫《和公木说话》,文中提到:他是一个多么好的辩论对手,而我当年气度不够,只能仰望,错过了很多美好的撞击。现在感觉非常遗憾,因为人已故去,再没有这个可能了。”

 

                    恰逢“青春诗会”

 

     也正是《复苏的缪斯——1976至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这篇被公木推重的文章,让徐敬亚进入了1980年春天《诗刊》杂志社举办的“青春诗会”。作为中国诗歌界的第一国刊,1980年,《诗刊》有感于全国风起云涌的诗歌写作现状,觉得有必要着召集中国最好、最有希望的青年诗人们到《诗刊》开诗会,这就是后来被称作“黄埔一期”的首届“青春诗会”。徐敬亚和他的同班同学,吉大中文系77级女学生王小妮一起,被《诗刊》选中,成为“黄埔一期”成员。
    1980年春天,徐敬亚和王小妮接到《诗刊》社的通知,“当时全国15个名额,吉大一个学校就占俩,一个省两个,这种现象,以后可能都不会有了。”徐敬亚说。
 当时,他已经秘密和王小妮恋爱。公木知道二人将去北京开会后,“非常高兴,让作协给报销车票。”徐敬亚说,当时《诗刊》想找一个又能写诗歌又能写理论的人参加诗会,因为《复苏的缪斯》,也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诗刊》上发表过重要诗歌,所以他被选中。诗会开了一个月,现在回忆起来,徐敬亚认为,“这次诗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让我见到了未来几年推动中国诗歌的最主要的力量。见到了老的力量,重要的是见到了新的力量。所以我现在也认为,首届青春诗会收获最大的是徐敬亚,我是最大的赢家,诗会让我从更宏观的角度感受到了中国诗歌的全局,提供了俯瞰全局的绝好机会。这都不能不使我产生其他的想法。”徐敬亚认为,没有诗会就没有后来的《崛起的诗群》,或者这个水准的《崛起的诗群》。
      在青春诗会,徐敬亚不但和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等当时中国最为出色的一批青年诗人成为战友,还和神交已久的“今天派”的诗人北岛、芒克等结识,北岛等到诗会来卖他们自编的民刊《今天》,徐敬亚和他们在中国京剧院餐厅喝啤酒,“2毛钱一杯啤酒,每人喝一杯,当时很奢侈。”。徐和王还参加了一次《今天》的文学活动,“在一个黑暗的院子里,一个女生用很忧郁的声调朗诵了一段小说。”

 

                    中篇:“崛起”过程


                  两篇“伏笔”文章

 

      任何事物都不会凭空出现,都是有原因和出处的。上大学、认识公木、参加“青春诗会”等等,都深刻的影响了当时的青年徐敬亚,成为《崛起的诗群》出现的宏观背景。除此之外,还有两篇文章不能不提,这两篇文章就规模和写法来说,堪称是徐写《崛起的诗群》一文最好的理论准备和写作训练,是两篇“伏笔”式的文章。徐敬亚是吉林较早接触到北岛等主编的著名文学民刊《今天》的人,他认为有可能是最早的,“《今天》第三期诗歌专号对我们影响很大,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后来发表在《今天》第九期上。”这一篇文章让徐敬亚开始倾心现代诗歌,在感情和学理上与当时的先锋诗人们站在了一起。大二结业时候写的《复苏的缪斯——1976至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更是一篇全景式的诗歌评论文章,该文不但得到了公木等的褒扬,也使徐敬亚先于《崛》文,在整体上俯瞰和把握了一回中国诗歌,形成了最初的一些思路和观点。徐敬亚说,“我比较敏感,细腻,宏观意识好。下围棋也是布局好。我对全局性的东西有先天的兴趣。”

 

                   大三学年论文

 

      “青春诗会”回来后,徐敬亚的生活在恋爱和写作中激情飞扬着,“当时很急迫,想在最快时间出一批好诗。同时因为谈恋爱,常去南湖,划船、在草地上看书,并没有马上写理论文章。”1980年冬,因为要写学年结业论文,徐敬亚开始决定写一篇全局式的总结当时新诗潮的长文。“写学年论文,自己定题目,自己选指导教师,‘诗群’这个词是我发明的,之前从来没有‘诗群’这种提法。”1980年12月,徐敬亚开始写《崛起的诗群——评1980年中国诗的现代倾向》(以下统称《崛起的诗群》),“当时在大教室的最后一排写,写了不到一个月。写作时间基本上是利用上课上自习的时间,在寝室和图书馆也写,整天都写。”徐敬亚承认,这篇文章写得“太顺畅了。”他还记得,写到现实主义那一段时,很多句子喷涌而出,不可抑止。“写得太高兴了,我就和室友说,不行,我得给你念。”1981年1月的时候,《崛起的诗群》写完了。徐敬亚说,写这篇文章,他当时确实处于一种人生的巅峰状态,“写了20来天就写完了,很快,只有一些例子等技术性的内容费了点时间。”诗人王小妮全程见证了《崛起的诗群》的写作,“她甚至提了些意见。她是能帮我修改《崛起的诗群》的人,能够在某种层面上和我构成对话关系。”谈起为什么在那个阶段,是他徐敬亚而不是别人写出了这样引发全局式动变的文章,徐敬亚认为,他们比较幸运,赶上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当历史总价值假设为零的时候,站在起跑线的人格外幸运。我适逢高考恢复,上了大学,而且碰上了志同道合的一批人;大师公木面对我们所体现出的胆识、确认、气度,还有他的提携、默认、默许,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我比较幸运。一边读大学,一边做了4年的诗歌创作和研究,这种事情以后也不会出现了。”除此之外,徐敬亚认为他性格当中的宏观意思,超值反应,敏感,决定了他的写作。“别人感到疼,我感到10倍的疼。别人感到甜,我感到10倍的甜。新诗潮新诗歌对我的震动格外大,我又把它夸张的表现出来,别人又被我震动。所以说历史选中谁是有一些暗中的理由的。比如我,当时我接触到的信息大家都是共同的。只不过我输出的时候,变频加压了。于是就形成了新的影响力。”徐敬亚侃侃而谈。


                  先后两次发表

 

      1981年1月,徐敬亚写完了《崛起的诗群》,除王小妮外,别人都没有看过。“那时候,大家已经开始想毕业的事了。”别的同学没看过,但是徐敬亚还是给公木看了。和《复苏的缪斯》在公木那里获得的热烈反响截然不同,公木在看过《崛起》一文后,反应很冷淡。可能是文章的离经叛道色彩,也可能是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新观点、新感情,或者是饱经政治风浪的公木本能的预感到这将是一枚能引发巨大爆炸的理论炸弹,……总之,正统派的公木对此文反应一般,不置可否。他的态度,也让心里揣着一盆炭火的徐敬亚感到几分扫兴。“我当时还没意识到此文有那么大的价值。让公木看,公木始终没说过一句正面的话。这让我很茫然。”公木毕竟是长者和名师,他对《崛》文不置可否,但是他让学校打字室给徐打出一份存档。徐敬亚说,“我现在觉得公木做的是对的。他没表态,但是知道价值。这篇打印稿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篇打字稿,后来可能就不能顺利的进入发表渠道。你想,几万字的稿子,也许就不愿意抄或者理顺了。”毕业后,徐敬亚到文化局下属的《参花》编辑部上班,直到1982年年底,徐敬亚发现他还写有这么长的一篇大文章,正好赶上《当代文艺思潮》高调征稿,他就将压缩后的《崛起的诗群》投给了该刊。在此之前,《崛起的诗群》已经在辽宁师范学院的学报《新叶》上分两期发表。当时,《新叶》的编者将此文目为奇文,特意加上编者按,大肆鼓噪。因为过于激动,文中不乏很有意思的抒情,比如说想当然的认为徐敬亚“是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小个子,站在北方的天空下,挺起脊梁,对中国诗歌发言”等等。这让徐敬亚哭笑不得,特意去信更正。“《新叶》的反响对我是个促进。要不可能就不发了。”后来,《崛起的诗群》引发全国性文化事件后,编发《崛》的几个辽师大学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文”未发“声”先到


     小标题中的“文”自然就是《崛起的诗群》一文;“声”是有关这篇文章的批评之声。《崛起的诗群》一文的发表现在看来,充满了后人难以想象的戏剧性和时代特点。文章投稿至《当代文艺思潮》后,编辑部非常想发表,但是他们拿不准,从市里一直到中央,经过层层上报,最后文章来到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处,胡亲笔批示: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为这篇文章定下了调子。同时长春这边让徐敬亚确认自己的观点,“我说确认。我敢于面对最高级别的挑战。”在被预先定为靶子后;在已经先期组织了批判力量后;1983年新年刚过,文章尚没有刊出时,北京已经开始组织讨论会,《崛起的诗群》以奇怪的方式发表出来。旋即,徐敬亚成为众矢之的,同时也成为了一段历史的创造者。

 

 

 

               下篇:“崛起”之后


                   引发激烈讨论

 

       兰州文学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在1983年第一期刊出《崛起的诗群》后,徐敬亚进入“射程”,被引入批判程序。因为胡乔木亲笔划掉了徐敬亚三个字后面的“同志”两字,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中宣部特意派小组来吉林调查情况,“在吉林省委一号楼接见的我。当时的组长,就是后来成为作家林白丈夫的某某。那时候吉林省成规模的批判还没有开始。”
     随后,全国范围内开始批“三个崛起”以及朦胧诗,徐敬亚说,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崛起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总字数有几百万字。徐敬亚写给所在单位领导的一篇检讨,在修改多次通过后,于1984年3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很快被《文艺报》、《诗刊》、《文学研究》等报刊全文转载。然后,云南诗人周良沛来吉林,“周说的话很吓人。说《崛起的诗群》问题很严重,可能是敌我矛盾。他到处说,在北京也说。他可能有点上层关系,知道了胡乔木的批示。关于批示,王蒙当面也和我说过。胡乔木把我名字后边的同志两个字划掉,是具有一定判决色彩的。”回想当初,徐敬亚现在的语调有些平静,这是一种经历过历史大风大浪者特有的平静。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徐敬亚可能要被送到新疆劳改,省内批判之声此起彼伏。在《诗刊》社“青春诗会”中曾担任徐敬亚指导教师的著名诗人柯岩,在四川师范学院就《崛起的诗群》一文做了非常过分的讲话。同时香港一些杂志也发表文章,“很多杂志的提法其实是帮了倒忙,他们把我的观点强行上升到了相反的层面,对大批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篇文章进入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但是时间不长,就是在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过程中被提及,大概有半年时间。”
     1984年7月份,徐敬亚接到单位指示,让他去全国组稿,“没有具体任务。黄山、峨眉山等地,我走了一圈,我理解是组织上给我的一种安慰。”

 

            离开长春及以后

 

      徐敬亚是1985年1月3号离开长春去深圳的。“深圳那边有朋友邀我去。我向单位提出请求,单位同意。文化厅厅长吴景春为此还专门开车到三道街天乐胡同去送我。他是到过我们家的最大的官了。”
    徐敬亚要离开长春,单位同意,但是省委宣传部的意见是挽留。徐敬亚说,当时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亲自作批示,认为徐“人才难得,坚决挽留”,如他提出,可解决他生活和工作上的各类困难。徐说,“后来书记和省长我都见了,我就说,放我走吧,外面世界很广大,我还年轻。可我发现我无法说服他们。”
    因为省里不放人,文化厅长吴景春等领导又反过来做徐敬亚的工作,为此,牛人徐敬亚做出了一个不一般的决定。1985年上班的第一天,“1985年1月3号,我和谁也没打招呼,一个人偷着走了。”徐敬亚在火车上给省委书记、省长、文化厅长、单位领导等写了四封信,对自己的不辞而别表示歉意。“我在广州把信发出,表示已经不可改变了。我己经去了深圳。到深圳后,第二天就拿到了《深圳青年报》的记者证。开始采访。”
     到深圳后,经深圳有关方面以及中央新闻局、深圳团市委等和吉林方面交涉,当时的吉林省长强晓初最后同意放行徐敬亚。徐敬亚说,“吉林省的做法非常奇怪,把我的粮食关系、户口、工作关系等寄往深圳。遗憾的是,由于没有调令。1987年1月《深圳青年报》解体后,我无法在深圳落地,这给我生存带来了很大麻烦。”   1988年7月份,徐敬亚回吉林省委组织部报道,经公木、谷长春等协调,经当时的省委书记高迪同意,徐敬亚超编进入吉林省作协。
     “公木先生亲自到谷长春家里去谈我的事。有一段时间我是谷长春家的常客。谷老为了我工作的事做了很多工作。”徐敬亚虽然把工作关系落到了吉林省作协,但是他“事实上在作协一天班没上。”因为没有分房子,又是两地分居,徐敬亚只能在深圳生活,作协为徐敬亚开工资一直开到1996年,并且提了个中级职称。直到2006年4月份,徐敬亚和王小妮正式调至海南大学,成为海大的正式教授。
     长春的人才徐敬亚,已经与长春无关了。


                “崛起”之后20年


     自1985年年初离开长春后,徐敬亚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发震动,弄潮时代,他的身份,也不再单单只是一个诗人、一个批评家。
     在《深圳青年报》,1986年徐敬亚联合安徽《诗歌报》,策划了足以引发中国诗歌美学断裂的重大诗歌事件“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在更为广大和更为深入的层面,徐敬亚撬动了中国诗歌的根基。
     1987年,因为拟发徐敬亚的一篇名为《圭臬之死》的诗歌理论文章,发表过《崛起的诗群》的《当代文艺思潮》为此停刊。
    上世纪90年代,徐敬亚不再单单是诗人,也不再单单因诗歌、因文学而发言,他炒股、做房地产策划,“后来就变成了房地产策划大师了。给长春明珠做策划,是我挣到的第一桶金,让我赚到了一套房子一部车。”说起生活,徐敬亚的语气变得轻松和随意,“这几年把房地产策划这个行当做得挺透,但是无意做这个,无心于此,终不是本人之志。而且目前我们拥有的物质财富,生活起来足够了,有这么多房子,这么多车。”徐敬亚还是离不开文学,离不开诗歌,他现在和《赤子心》的同仁们都有联系,“《赤子心》也打算出一本书。是那种资料性的。我们也想聚聚,比如找个沙漠聚一下。我相信这个日子会有的。”而徐敬亚的伴侣,著名诗人王小妮已经出版了20多部书,成为当下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女诗人、作家。徐敬亚说,他这些年做了一些与诗歌有关的正面建设工作。比如在《深圳文学》组织批评家联席会议,在海南大学教诗歌月读,搞诗歌朗诵会等等。 他一直反感经院式的批评,有机会,他会写一部有关生命诗学的著作。
     也许,那会是一部引发更多争论的激情之作。



附录:此文写于我供职长春“新文化报”期间,时间是2008年夏。那年,正是改革开放30年,部门主任将采访徐敬亚及其《崛起的诗群》写作始末的任务交给我,机缘巧合,我采访到了徐敬亚先生。那是一个下午,在长春某小区外的一家饭店,徐敬亚侃侃而谈,他的外貌、精力和记忆力都让我咂舌,他的思维和智力更是让我感佩,他是我有幸遇到的能称作大人物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采访过后,我很快写完文章,有8000多字,然后上交报社方。但是,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别的文都发了,就是这篇没发,也没给我说法。我只是一个记者加编辑,没权利问三问四,于是就这么拖着,最后,08年过去了,文章也没发出来。这不但让我无法和徐敬亚交差,更事关我作为记者的工作量,说白了就是与我的工资有关系。我因此而大有想法,非常不满。也是巧合,就在等待这篇文章发表的过程中,我部门的主任突然被调离,成了别的部门的一个普通编辑,文化部另一个编辑升为主任助理。安排我写徐敬亚的是原部门主任,新上来的主任助理不知道写徐的这些事,我也不好问人家,结果就这么的生生把这篇文章拖黄了。这件事使我对“新文化报”的兴趣大减,生了辞职不干的心思。另外,原部门主任是我堂弟的好哥们,是他把我办到新文化报的,我当时因为年龄超龄,进来还真有点难度。他被降职到别的部门,对我是个打击,我对工作的兴趣没有了,于是也想到了辞职。转过年,2009年,一个是工资越来越低,一个是我参加了报社的某档集体工作,但是月底评奖的时候却不包括我;再就是我越发对记者工作和图书编辑工作丧失了兴趣。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我决定辞职,并在几天内办妥。说起来,这篇文章还真是我辞职的一个原因。此文写完后,因为是采访的特稿,我因此一直没有在个人博客上将之登出,后来离开了报社,就更没心思登了。2012年,此文发在赤峰诗人张蜀恒所办的民刊《红山诗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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