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风潮与弱者的文学

◎黄涌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抽象的抒情》

    翻看沈从文旧日的照片,最使我产生诡异联想的有两张:一张摄于1934年,沈从文与张兆和新婚后不久,二人合拍于青岛,沈从文着一袭葱绿色的长袍,儒雅而有风致;张兆和留着短发,白色的旗袍衬托着清秀的面容,俏丽而多姿。另一张则摄于1981年夏天的寓所。沈从文侧着身,面含着微笑盯着自己的妻子;而张兆和则正对着镜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两张照片相隔47年,其间人事倥偬,恍如春梦。历史仿佛是一张奇异的网,除了在各自的眉头刻下了几道皱纹外,并没有改变了二人心中弥漫的浓浓幸福感。
    1981年,对沈从文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年年底,他的旧作开始印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边城》,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小说选》和《沈从文散文选》,而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他的《从文自传》。紧接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凌宇编选的沈从文小说集和散文集,再后又有英文版、法文版作品问世,然后是传记的出版和电视访谈播出等……作为文学大师的沈从文,开始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中,国内也悄然掀起了一股“沈从文热”。直到1988年他离世,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一、汉学家马悦然还不无遗憾地说,若不是5月份逝世,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他。
     命运于沈从文,似乎总开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的文学之路,由热而冷再到热,似乎划了一个圆点。但其中所经历的苦痛,谁又能体味得出?

                                        一

     1949年,是中国的转折之年,也是沈从文生命中重要的年份。沈从文的人生,自此走向了一个十字岔路口。
     早在一年前,他就受到新中国文坛领袖郭沫若的文章敲打。在那篇《斥反动文艺》的文章里,郭沫若集中猛烈地抨击了沈从文的创作,斥其小说是为反动统治者代言。随后,这篇文章在解放后的北平,得以重新发酵,失去北大教职的沈从文,在北大的壁报上看到了转抄的郭沫若的文章,一股强烈的政治空气向来他压迫而来。
     倘若是文学论争,沈从文是不怕的。早在多年前,沈从文就公开为京派代言,从而引发文坛上京派与海派的分野。但是,这次显然不同于往日的文学论争,而是一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思想大批判,这种思想批判还裹胁着政治的力量。
      沈从文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在这其间,他写下了《呓语狂言》的日记,只言片语间,弥漫着强烈的悲观主义气息,他的神经绷到最高点,差点儿自杀。后来,经过多位亲友的劝解,沈从文暂时摆脱了精神危机。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以后的生活道路。 
   “我要新生,在一切诽谤和侮辱的打击和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
   死是容易的,而要活下去却是难的。他以前所有的“成就”,自此都被打上了引号。他还能做什么呢?虽然还有三五个朋友可以互诉衷肠,但是人心却已隔。
    新生的结果,就是沈从文放弃他所热爱文学事业,而转向历史文物研究。到博物馆去,在故纸堆里了却残生,似乎就成了沈从文后半生的一幅人生缩略图。
    对此,作家陈徒手写下了如下的文字: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

                                        二

    让我们把时间再次拉回到1934年吧。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开始创作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记》。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大约是现代文坛上最为绝美的一段佳话。经过多年的努力,沈从文终于抱得美人归。那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的电报,迄今仍为人们津津所乐道。
    然而,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美丽总使人忧愁”“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或爱情,全部到了我身边。……可是不成,我似乎还有另外的幻想。”
   完美一旦进入到现实生活里,似乎就不再是那么完美了。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这种身份意识一直贯通着他生命的始终。乡下人的质朴与淳厚,使得他总与主流写作意识产生着巨大的割裂。他的作品有意避免着诸如道德律令、阶级斗争、人世凋敝等社会现象,似乎他的写作仅仅纯粹于生命本真的坦露。他要用婴孩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的,而是非善恶的观念都在他素朴的语言里淡化着。
    在《边城》里,沈从文用笔塑造了“翠翠”形象。天真活泼,心地善良的翠翠,是多种形象的综合。沈从文一改前期小说的苦闷与复杂,在《边城》里,他的调子变得清新而自然。而在《湘行散记》里,一面他跟妻子诉说着别离的相思,另一面则描摹着乡村人各种朴素而纯真的生活。在这里,他完全消弭掉启蒙的话语。沈从文是带着一对异样的眼光来审视着这世界存在的一切:船夫、妓女、普通的农人等等。在他的笔下,他们都带着一种自然的美感。沈从文向读者展现出的是一种纯粹于人性的写作。
   但是,他的这种纯于人性的写作,终究与时代的风向有隔。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成了文艺创作者指导性的纲领。沈从文转而成了旧时代的“反动作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是“桃红色”文学的代表。
   “改造思想”,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沈从文生活的重要内容。他先是进入革命大学接受思想改造,然后是前往四川参加土改运动,接受底层人民的教育。
    只是,“乡下人”的沈从文,从来就不曾真正融入到“城里”。所以,任何的“思想改造”,对于他,终究是“越学越空虚”。而参加川行土改,与农人在一起,反而使得他的个体生命意识得以觉醒。在日记里,他这样写着:
    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葆……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的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

                                      三

    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以个体生命轨迹为视角,呈现出了沈从文后半生的生活全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固然是一个作家在他所处时代所经历生活与精神上的种种磨难。但从另一个侧面,亦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个体凸显人生价值的不易。
    张新颖说,个体与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才使得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时代更有意义?或许,不是某一个方面所能决定的。沈从文提供给了我们一个人生样板。他剥离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甘于寂寞。他从文字中寻找活着的意义,他把自己当成了旁观者,静静地看,静静地体味。
   我们动辄有以写作担当而自傲的作家,有以启蒙而自居的大师……却很少有人敢于拒绝自我的传统。最终,一变而成为政治的附属物。沈从文后半生所经历的种种不幸,与其说是个体命运的一种,不如说是我们文学传统自身所衍生的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去理解沈从文,会发现沈从文在后半生里,他有意在拒绝一些东西。虽然,他多次尝试过写作,但是当他发现,他看到的一切不再是他心中原来的那个样子,他就拒绝写作,或者说,拒绝完成应有的写作。
     他知道,他固然改变不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但是可以有意识与它保持着距离。 在内心深处,沈从文有着他良善的一面。虽然,他的笔触是冰冷的。早在多年前,他曾经激赏过李健吾对他的小说《边城》的一种理解:“作家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
    而这段话,又何尝不是对他本人后半生生活的某种预言呢!
    从弱小的个体去观历史,历史才会显得更加真实。倘若,有弱小者能够从历史中站立起来,弱小的力量就不再弱小。因为,潮流总在变化着的。而作家的使命,是要用文字穿越时代的风潮。这样,才会葆有恒久的力量。
                                                    ————原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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