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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美学与第四代诗歌运动的崛起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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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美学与第四代诗歌运动的崛起可能

 

世宾

 

    今年《审视》同仁声势浩大地重提“第四代”诗歌写作,这是继200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4代诗选》之后重提“第四代”,经过15年的时间淘洗和诗艺磨砺,“第四代”能提供什么东西呢?从80年代到现在,中间有过许多代际的命名,“70后”、“中间代”、“80后”、“90后”等等,仿佛这些命名都笼罩在“第三代”的阴影底下,即是说,诗歌对于社会的认识和新的美学原则并没有建立起来,一直沿袭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文化策略、思想资源和诉求目标。“第四代”经过近30年的淘洗,是否我们能从时间的河流里,筛选出诗歌的金子?

    自上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代际命名的冲动一直影响着诗歌后来者的神经,他们在被前辈阴影笼罩的角落里不断地吹响前进的号角。这一方面说明年轻一辈还具有在诗歌领域有所建树的渴望;一方面也说明革命的动力还没枯竭——无论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还是诗歌领域,必然还有未尽的事宜需要以代际的形式来标识前后两者的根本区别(代际的区别是纵比的,是时间性的。而西方在一定的时间里,他们是横比的,所以他们更乐意以流派和倾向性呈现。);以上两方面说明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还没有形成在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上方向明确的诗歌传统,或者说这一传统还具有重大的缺陷需要修复和更新。能够锻造一个民族灵魂的传统没有建立起来,就必然会有因各种“新观念”、“新立场”而揭竿起义的后来者。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期待告诉我们,中国在21世纪还没有建立起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人类未来意义的文化和精神体系,这种社会文化结构性的欠缺使一切艺术潮流和现象都包含着临时性和短暂性的特征,因地制宜、因时而变的,以及不牢固的政治生态使所有艺术像服装秀一样随时变换着热点,政治学、社会学和娱乐化的批评策略使艺术停留在灭火员或者点火者的位置上。这一景观有人把它描述为后现代的现象,但中国是完全没有条件在文化上来奢谈后现代的,我们关于启蒙、理性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文化还尚未完成,后现代是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需要建立在现代的知识结构和反思精神上。在中国打着后现代的旗帜进行解构的消解性写作,只是一次胆怯的隔岸观火式的呼喊,或者一次自残式的反抗,它所产生的是贱民式和流氓式的话语,对于80年代之前由伪现实主义支配的社会只是浅层次的文艺启蒙。

    要超越“第三代”诗歌运动,必须在文化结构、写作策略、终极关怀以及美学方法上彻底区别于“第三代”,并且必须在整个社会领域引起反响,影响其它艺术门类的生产,直至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产生变化,这才是新的代际的产生。这些代际的产生当然是一次文化运动,对于当前中国的发展可能来说,它必须在建设性方向上的运动,而不是像新文化运动是建立在对旧文化的彻底否定方向上的运动。代际文化运动是一种哲学上的扬弃,是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那么,认识“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局限,才有开启或命名“第四代”的可能。

    1978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从这一年开始,文艺界迎来了它的“新时期”。新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我们主动打开了国门,西学第三次东渐。这次西学东渐和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为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创造提供了现代性转变的思想资源。西方文化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理念合流,成为中国新时期整个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的革新推动力。朦胧诗人们和更激进的贵州启蒙社的诗人们获得了发表、露脸的机会,新时期的文艺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改革开放初期的西学东渐在人性觉醒的潮流下便已裹挟着个人主义的种子,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短短几年时间,个人主义就彻底在文艺和思想领域萌芽了,并开出了耀眼的花朵。“第三代诗歌运动”、“85新潮”艺术运动这些具有标志性的运动就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个人主义在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奇葩。西方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主义一直被培养和催生出来,在西方,个人主义脱胎于基督教的神性和个体自由的启蒙,在19世纪末开始大放异彩。然而,个人主义随着第三次西学东渐进入中国,却被极大地扭曲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结构是由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主流文化和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当时的主流文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渴望经济发展、精神松绑的全民愿望结合体),但由于主流文化强大的支配力和由于恐惧产生的扭曲力,西方的个人主义在中国彻底地被改造和扭曲了。在西方,个人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警告,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阴影下由被挤压和忽视的个体发出的对社会和时代的严正的警告,有如蒙克在20世纪初对资本主义工业和战争阴影笼罩下的社会的呐喊。然而,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巨大的威慑力使这种来自觉醒个体的严正警告和痛苦呼喊无法发出,因此,在作为艺术方法论和作为思想资源的西方个人主义便在中国产生了变质和异化。个人主义异化为欲望诉求和小我的自保;在艺术方法论上滑向了对抗性和解构。强大的主流文化从未懈怠的逼迫,使个人主义和解构策略在近30年的诗歌历史中得到了不断地强化。同时,追求新奇和原创的冲动作为时代艺术创作症候也鼓励了这种在价值立场、语言方式区别于主流话语的艺术运动。从而使对民族文化具有建构性的写作被官方和民间彻底边缘化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个人主义运动也只停留在浅层次的隔靴搔痒上,并在90年代与权贵的利益合谋。

    到了90年代,消费性的时尚文化兴起,个人主义由于阶层分化,改革受益者进入中产阶层,个人主义与时尚文化结合,或标新立异,或欲望极端化,或私我喃喃;改革受害者转向左倾,或暴露伤疤,或在被侮辱中于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夹缝求生、转变为淡化矛盾而渴望远方。此时的主流文化与80年代已经有了悄然变化,政治改革的愿望被噶然截断,依然是由制度—经济结构主导的强大主流文化的恐吓和制约,和一种被大众媒体鼓励、喝彩的标新立异的轻佻行径便大行其道,使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写作被遮蔽起来了,或互相抵消了,使有价值的写作无法汇集成一股有影响力的力量。譬如,北岛、高行建、莫言、阎连科等等富有建设性的写作,被拆卸成一个个碎片,或互相遮蔽,或互相抵消,使文学气脉在游离中无法凝聚,丰沛、活跃的文化景象便如海市蜃楼渺然虚无。一面对气若游丝的文化现实,我便想起历史中文脉丰沛的情景和它在变革时期对民族精神和艺术创作的影响。由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梁楷等人所形成的唐宋文脉,在南宋灭亡之后,依然出现《富春江春居图》这样的伟大作品;19世纪由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人锻造形成的俄罗斯文脉,在经历沙俄王朝崩溃、十月革命的洗劫之后,依然诞生了一个“白银时代”,产生了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瓦纳克、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等伟大作家诗人。文脉的羸弱,没有鲜活的文化的景象,没有激越的生命张扬,没有一种让昂扬的心灵自由发展、互相吸引、互相融合的机制,社会就会有自我摧毁、自我弱化的惯性,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学艺术。

    新世纪中国的文化结构可以笼统地归纳出三个部分:由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主流文化;从西方引入的被改造、扭曲的西方文化(在艺术创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个人主义);在经济发展中被引导和催生出来的消费性大众文化。个人主义要么和消费性的大众文化结合,要么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抗者消极的、非正面的消解政治-经济制度的逼迫。(有居心叵测者把这个时期的文化定义为“通三统”——毛泽东的统、邓小平的统和2500年的统。见甘阳《通三统》,这事实上只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构。)在这种文化结构下,中国文化和现实制度并没有出现一个超越性的文化维度来支撑、牵引中国文化的复活、更新。因此,在现实中冲突、在现有的文化框架下抒写的中国文学,不可能展现一个伟大、宽阔的前景。

    伟大诗歌是最高文化的结晶,是民族文化诗意的最高体现。但三十多年来的诗歌实践并没有展现这种最高可能,也没有努力抵达这个境界的愿望,现实主义美学和现实逼迫性使诗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现实的范畴里;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美学在民族救亡百年的过程中培育出来的惯性。不是说文学不能、不要关注现实,而是在具有人类未来意义的文化没有现身的前提下,过度地陷身于现实会导致对现实的遮蔽,以及对时弊的真正切入的无力感。正如尼采和阿甘本所说的要成为当代人的前提必须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没有成为旁观者就无法真正深入其中。同时,文化被时代绑架的现状也强有力地剥夺了诗人感受现实、切入现实的能力,使深邃、真正的勇气在面对现实时被不断肤浅化、技术化、弱化。我们可以回头看看“第三代”诗歌经典作品,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尚义街6号》,他们所塑造的时代英雄是“大腹便便”的人,是混乱不堪的年轻人的生活;那可能是当时最具有活力的青年的形象或者他们的愿望,但作为诗歌要建立的人的形象,那是多么不堪啊!想依靠那种追求新奇和原创的观念来拯救诗歌,那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抚慰。

    “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近30年的写作,自我与现实两者所产生的纠缠,以及延伸出来的种种关系、写作策略和个人诉求已成为汉语诗歌写作的小传统。在运动中快速成名的诗人们在名气的安乐窝里不思上进,文化和现实的双重遮蔽和意识形态的胁迫,使诗歌要么在嚎叫中渐渐沙哑;要么在自我放逐中越来越走向喃喃私语、自我安抚;要么在策略性的批判中自我贱化、矮化;要么在口语的世界里浅尝辄止地对现实戏弄一番,彻底退出语言的肉身。小诗人们在文化和现实双重遮蔽的情况下,在这折中写作潮流和偶像诱惑的引导下,前赴后继地在诗坛中涌现出来,不断地壮大着低语喃喃的肤浅化的队伍。

    在近30年的诗歌历程中,有不少诗人想另起炉灶或更新换代,但仿佛都在这个潮流的笼罩之下;有个别溢出这个潮流之下的优秀诗人,远远观之,有着独立特性的身影,却无法形成一个新的传统,他们在现实和现有文化制度下,只能是孤独前行,现实给予他的肯定,必然是局部的、有限的。人是生活在现有的历史进程中,有力量的诗人所享有的这种暗淡处境也是自然的。但“第四代”诗人有努力改变这种现状,那就值得同声呼应了。

    境界美学的提出,就是要在这种文化和现实双重遮蔽下挣脱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美学的对人的感受力、体验力的弱化的努力,重新建构我们文化的最高可能,在现代的背景下,重建有如我们古代的圣人境界、自然美学或佛家的菩萨道,把人的最高可能和文化之美呈现出来。境界美学就是把文化的最高诗意呈现出来。当然,不同文化的最高诗意会是不相同的。有如在西方的现代主义历程中,基于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浸润,他们在19世纪到20世纪,把荷尔德林、瓦雷里、里尔克、策兰的诗歌作为他们文化的最高诗意予以赞赏;我们在古典文化中,把屈原、李白、杜甫、王维的诗歌作为我们文化的不同维度的最高成就予以肯定。最高的诗意无法建立起来,诗性的空间的拓展就会流于肤浅和窘迫(见拙作《三种诗歌的发生学》)。

    “我们文化中的最高可能”我还无法整体描述,它必须由我们民族的大诗人来描绘和建构。王国维说“品高自有妙句”,这个“品”就是境界(同时他也指炼词造句的能力)。阅读西方的诗歌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海德格尔非常推崇的荷尔德林和里尔克,就是在古典主义进入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时期,他们在不同维度展现了欧洲文化、特别是德意志文化在这两个时期的最高可能:荷尔德林展现了工业文明早期机器的侵袭和上帝受到置疑、而诸神遁走之后隐约留下踪迹的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的故乡图景,归乡成了现代和“上帝之死”之后欧洲文化的最高诗意,它在修复欧洲现代主义创伤提供了一条途径,也为西方在开创诗性写作提供了思想资源;里尔克展现的是欧洲基督教文化存在主义在20世纪初的最高可能,“天使”的境界是“上帝之死”和“诸神遁走”之后人的最高可能,天使沟通着大地、人和天空、神,它是一个中间的界面,它是人的境界,但还保留着神的品质。与诗性写作在整体上的人的属性不一样,诗意写作在努力展现神性维度的存在,神性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属于最高的可能。然而,在中国,自然的惬意和菩萨的慈悲曾经在我们的文化中有着极高的位置,而到了现代,我们有什么能支撑起我们文化的殿堂呢?我们文化的基因如何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保存并更新呢?这当然关涉到对未来文明的想象。

    关于文化最高可能的想象,我认为西方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普世价值是必须的,它是现代人类生活的基座;我们悠然自得的自然精神是必要的,它可以有效抵抗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对人的侵蚀;菩萨的慈悲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增强神性维度的分量,没有神性因子的文化是轻佻的。还有什么是必要的?在我们文化中,真诚和勇气是必要的,它是一种民族性格,也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的缺失,必然使再有魅力的文化被扭曲和异化;而这正是我们文化性格里缺乏的东西,中庸之道的处世方式培养我们文化中的超脱精神,但也压制了我们见证社会苦难和揭示真相的能力。丰子恺在为自己的绘画辩护时说:“或者有人笑我向未练的孩子们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乌托邦,以为逃避现实之所,但我也可笑他们的屈服于现实,忘却人类的本性。”由此可知,我们必须增加我们文化中的复杂性,一种修为必然会忽视另一种可能的存在;但当某一时期我们在某方面欠缺时,就必须要意识到那方面的紧迫性。

    “第四代”诗歌的命名是否成立和崛起是否可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种更大的文化建构愿望和能力;在当下文化和现实双重遮蔽的情况下,从现实主义美学的惯性中抽身出来,建构属于这个民族的境界美学;并以此重新关照现实。从现实主义美学抽身出来,是从被扭曲和矮化的个人主义的现实抽身出来;从被压抑和消费诱导的个人主义的现实抽身出来,在更广阔的空间建立个人的现实,富有勇气和深邃地介入历史的命运中。

 

                                                           201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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