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耳 ⊙ 苍耳诗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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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旁边的美丽花园

◎苍耳





历史充满了遗忘,遗忘是历史的阴影部分。甚至回忆也能成为遗忘的一种形式,如果它自明性地遮掩了最原初的事实。当一种历史诉诸文字并被刻入纪念碑,我们常常发现它们因承受不住时间的重量而绽开裂缝,生出野史般的杂草来。因为有一些遗忘是不能被遗忘,也是无法被遗忘的。比如米兰•昆德拉就道出了其中的一种:波兰作家贡布罗维茨的杰出小说《费迪杜克》,不仅出版时间比《恶心》早一年,而且前者是一部真正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小说。它重新承接了被中断的前巴尔扎克小说喜剧性的美学维度,即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菲尔丁意义上的小说传统,在拒绝贫瘠的、疲软的、冒充高雅的伪现代主义中,坚持独立不媚的现代主义写作立场。而在萨特的《恶心》中,存在主义哲学穿上了小说的可笑服装。仿佛一位教授,为了使打瞌睡的学生们开心而用小说的形式给他们上一课。然而,贡布罗维茨默默无闻,他的作品三十年后才被重新发现。而萨特却声名显赫,成为存在主义小说的样板。昆德拉认为,在现代小说的历史中,《恶心》剥夺了应该属于贡布罗维茨的位置,以致《费迪杜克》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变得模糊;看上去无法归类;好象历史旁边的一座美丽花园”。

暂不论米兰•昆德拉对二者的评判是否恰如其分,但他毕竟残酷地指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残酷事实:“美丽花园”被遗弃和正在被遗弃。正如对历史耻辱的遗忘是一种耻辱,对“美丽花园”的视而不见,则表明批评家们眼睛的大而无光以及它背后隐藏的丑陋性。

我们似乎已不必再提,来自文学本体之外的畸形扭曲、摧残和扼杀:诸如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由于不是法国血统而横遭排斥,一九一一年他竟成了“蒙娜丽莎”名画盗窃案的嫌疑人而被监禁;类似的还有波德莱尔、惠特曼、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作家和诗人,这样的名单尚可开出一大串。在这儿,我想追究的是,来自文学内部的遗忘或忽略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以及它是否具有某种必然性。

很显然,到目前为止,文学史的演进没有超出也难以超出黑格尔所谓历史发展的“正题-反题-合题”的运作模式。问题是,每当历史当下境遇中出现反题时,就意味着对前此存在的正题的否弃和掩埋,一切都在有形无形的“反”字或者pass中一刀两断。反过来说,从正题中萌芽的反题,也随时都在强大正题的围剿之中。如此看来,存于其中和介于其间的“美丽花园”,它的被弃置被遗忘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难道它们只有在历史进入合题时才被记起,或者象化石一样被重新发掘?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不难从俄国未来主义宣言中,听到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孪生般的回声,诸如:“把普希金、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我们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上,看他们多么渺小!”与此类似,美国反学院派主将金斯堡也宣称,以艾略特为代表的学院派是“一帮无知的叫人腻味的人……根本不懂得诗是怎么写成的”,“我们听到地狱里已成鬼魅的学院派还在为形式而尖叫”。至于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出现的“反崇高”、“反英雄”、“反诗歌”等等pass口号,同样可以让人感受到,极端“反题”的某种合理性和更大程度的遮蔽性。

进而言之,我认为,更深层次的遗忘和弃置的根源在于,定于一尊的理论体系、批评范畴与不规则的边缘性写作文本之间的根本冲突,并且,这种本源性冲突又因对前者的自明性、可靠性的绝对盲信与固持而扩大、扭曲,直至达到抹去任何异质文本存在的程度。我们在卡夫卡临终“焚稿”的遗言中感受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先锋作家的巨大绝望。然而这种绝望只是荷尔德林,凡高,陀思妥也夫斯基所经历的绝望的进一步延伸而已。耐人寻味的是,十九世纪情感狂热的音乐浪漫派,愈是试图进入十八世纪巴赫的赋格,便愈是远离巴赫而陷入更深层的遗忘。因为与浪漫派美学相反,巴赫的复调是平淡而对称的注重形式的纯粹音乐。这就是说,遗忘百年之久的巴赫虽然被缓慢发现而受到尊重,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领悟。这如同中国诗人愈是试图进入后现代便愈是远离了它一样。同理,如果没有巴赫金对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的卓越研究与深入发掘,从源于斯又达于斯的“对话理论”角度重新加以透视与解读,那么对这样一种独异的小说,批评界长期以来也只能说是处于“没有遗忘的遗忘”之中。

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现代诗人的被埋没、被拒斥的程度,几乎是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对诗学和诗歌写作的侵入、扭曲的程度成正比的。例如:穆旦作为二十世纪杰出的现代诗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被遗忘,便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明证。但他的诗歌在进入新时期文学后,,也长期得不到与其成就相称的公正评价,这不能说不与诗学批评的观念,长期囿于现实主义以及深层次的古典主义有密切关系。而最切近的一个被漠视的例子,是作为“朦胧诗”先驱之一的食指的诗歌。在食指还是知青时,他的诗就曾以地下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他肯定没想过他是真正的诗人),这些黑暗的煤一样的诗曾启明和滋养过后来的“北岛们”。但是当北岛们崛起并进入批评史家的壮观风景线时,他却默无声息地消失在茫茫夜空。当我第一次读他的并不“朦胧”的诗,我禁不住有一种颤抖的感觉。比如他写于一九六八年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诗,抒写下放边地而告别北京的心灵痛感:“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往她的衣领,/然后向她大声呼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终于抓往了什么东西,/管它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也许用“美丽花园”来称呼它并不恰当,因为在一片文化沙漠的历史地平线上,它是以仙人掌的方式生存、呼吸和照亮自己,也同样以这种方式被遮掩、被遗忘。荷兰汉学家柯雷说:“无论如何,郭路生(食指)和黄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中绝对不能缺席”,“从某种角度看,是朦胧诗的先行者”。我对黄翔其人其诗几乎一无所知,这使我感到真正的悲哀。

就当代中国诗歌写作和批评而言,长期局囿于以极端反向化作为先锋模式,和以“××写作”、“反××写作”作为批评范型的倾向,并且人为地造成诗坛的派系之争,意气之争以及低水平重复的所谓争鸣。不仅独异性的个人写作被纳入一个预设的框框之中,削足适履,面目全非;而且更容易造成那些不入团伙、不入圈子的独立诗人被拒斥、被遮没。很难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之“美丽花园”,不会被我们同样麻木地遗弃于“历史旁边”。那些当红的诗人们,那些互相吹捧的诗人和批评家,尽管他们也写过一些象样的作品,但我对他们向来是抱有深深的怀疑。谁也说不准呢,很可能到头来被历史遗弃的是他们。中国诗歌需要象艾略特重新发掘玄学诗那样扎实、独具慧眼的批评,需要建立在汉语现代诗基础上的现代诗学的自足把握与横阔目光。

记得卡夫卡有句名言:“在你与世界的搏斗中,你必须站在世界这一边”。因为世界、时间或历史,它们是最强大的对手,同时也是最公正的裁判。真正的作家关心的只是写作本身,即便他被遗忘在历史的路旁,即便他被当作化入原野的车前草、蒲公英或地米菜之类,他也没有失去对世界和时间的坚定信念。尽管如此,我对“历史旁边的美丽花园”依然感到隐痛和忧伤。它们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历史放逐它们也被它们所放逐。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称之为历史本身的一种凄艳之美,或者悲怆之美?
                                                                                                                                   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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