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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新诗谱系的揭橥(姜耕玉)

◎赵思运



东南大学新诗谱系的揭橥
原刊《文艺报》2013年07月17日第2版
 
姜耕玉
 
    21世纪的中国新诗研究,语言不能不成为焦点问题。
  我敬佩王国维与众不同,在众多学者投身“五四”运动扮演弄潮儿而声名显赫时,王国维却在寂寞中默默地做着架桥的工作,用西方现代哲学文化精神点燃中国文化资源,激活中国文学思想,故有论者称他“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前言》)。这一磨砺于中西文化汇合之源的“灵光”,无疑是迥然有别于“五四”文学变革的激进主义的另一道风景线。
  当时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发起诗歌革命,以新诗打倒旧诗,达到诗体变革的目的,无可非议,但汉语诗歌断裂,新诗执意背离积淀了几千年的汉语诗意资源,而成为无土之花,失去独到精妙的汉语风韵。南京东南大学胡先骕、吴宓教授曾对北京新文化运动中颠覆传统的极端主义,进行过尖锐批评,然而,却遭来“保守主义”的帽子。东南大学正是以守护中国文化的氛围,聚集了李瑞清、李叔同、胡先骕、吴宓、吴梅等一大批著名学者、诗人、画家,被称为国学大本营。也正是在富有国学氛围的环境里,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新诗研究,从陆志韦、李思纯最早对新诗体的思考,到闻一多、徐志摩的新格律主张,都是以匡正新诗弊端的形式建设为特征。李叔同、陆志韦、宗白华、闻一多、徐志摩、陈梦家等先驱们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承传汉语诗歌的基因方面做出了努力。闻一多、徐志摩的新格律理论,已鼎立于新诗史上,研究者甚多,而陆志韦、李思纯的新诗形式主张,似鲜为人知。朱自清称陆志韦是“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他的诗也别有一种清淡风味”,“但也许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过去”(《〈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由此看来,赵思运的专著《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终于表明有学者问津“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而且对于匡正当下新诗弊端,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赵思运提出“东南大学新诗谱系”,陆志韦是这一谱系中的第一人。“这一谱系书写了强调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的传统,从而迥异于北京大学新诗谱系所奠定的颠覆与反叛传统”。赵思运对主流新诗中颠覆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倾向的分析,颇为深刻。他认为:“新诗之所以发生在北京大学,具有鲜明的政治表演性。因为在那个时候,革命与反叛成为一种必须的姿势,而不是新诗建设的必须。在价值立场上,他们普遍崇尚文化进化论,所以特别强调反叛与颠覆。”他还以泰戈尔在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讲学的截然不同的遭遇,发掘其原因是“一为文化至上,一为政治激进。泰戈尔虽然是印度的诗界革命的旗手,但他的革命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的诗歌革命,而是带有改良色彩的文化革命”,泰戈尔在东大体育馆讲演的空前盛况,正相通共融的东方文化气息的诗意奇迹。陆志韦与东南大学新诗谱系,对胡适创立的新诗,采取了温和的“补天”态度,思考与探索如何使在一张白纸上诞生的新诗自我健全完善起来?
  作为个案研究的专著《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既致力于诗学分析,又吸取了胡适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在翔实的材料取证与整合中,凝练观点,显示其切实的理论分量。赵思运在对胡适避其所短,扬其所长,值得称道。胡适毕竟是多有建树的天才。陆志韦1915年留学美国,专攻心理学,1920年回国后转向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学家。他在早期白话诗创作实践中,对新诗形式就开始思考与探索。他在《渡河》自序《我的诗的躯壳》中,提出了新诗语言形式建设的核心理论——节奏问题。“我并不反对把口语的天籁作为诗的基础,然而口语的天籁非都有诗的价值,有节奏的天籁才算是诗。”“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必经一番锻炼的工夫。”他主张在诗的节奏上,“舍平仄而采抑扬”,“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是罪恶”,并提出押活韵的规则。陆志韦的新诗“节奏”论,深入揭示了汉语诗美的特质,具有新诗形式建设的重要理论价值。
  赵思运是颇有思想与才华的诗家,常有弄潮儿的姿势。他能够潜心于早期白话诗家陆志韦研究,并对陆志韦零散发表的诗作以及散佚民间的诗集,进行了细致的追索、考证与编辑,彰显了中国新诗史上一个理论上的被遮蔽者、一个诗人中的失踪者,堪称抒写新诗史的有功之臣。
                    
 
            赵思运《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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