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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笠诗歌中的文化母题意象

◎赵思运



李笠诗歌中的文化母题意象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 文化创意学院     浙江杭州310018)
 
 
    摘  要: 对于“去国诗人”这一特殊群体来说,由于处于异质文化环境之中,他们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认同、文化认同和语言认同,都具有更为丰富的辨析空间。李笠诗歌中的文化母题意象诸如“历史人文意象”、“家族意象”、“母语意象”,体现了民族文化认同中十分丰富的意味。
    关键词:李笠;文化母题意象;历史人文意象、家族意象、母语意象
 
 
    对于共和国时期的“去国诗人”这一特殊群体来说,由于处于异质文化环境之中,他们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认同、文化认同和语言认同具有更为丰富的辨析空间。李笠便是“去国诗人”的典型个案。李笠1961年出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典语系,于1987年到瑞典访问,1988年获得瑞典学院的奖学金,同年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学习瑞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从此开始了去国生涯,常年游学欧洲,现供职于瑞典作家协会。他延续了大陆与西方的双重经验,建立了生活经验和文化体验的双重视阈。在20多年的漂泊生涯中,身处不同文化语境的李笠在文本中频繁地对中国文化意象进行描画,构成了文化母题意象。“历史人文意象”、“家族意象”、“母语意象”这些文化母题意象既是中国经验的浓缩,又是汉语母语文化的外化。
 
    一
 
    李笠笔下的文化母题意象首先通过“历史人文意象”体现出来。
    李笠自小学开始读唐诗,中学阅读了大量中外诗歌,并开始写旧体诗,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的作品里比其他的去国诗人的中国经验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他的中国经验更富有文化色彩。因此,历史人文意象在李笠笔下频繁地出现。历史人文意象既有物象型意象,如“月亮”、“菊花”、“竹子”、“石碑”、“唐诗宋词”、“春江花月夜”等文化载体,又有人物型意象,如苏武、康有为、梁启超、李白、庄子、屈原等。
    “月亮”、“菊花”、“竹子”等意象在古典文化中是非常频繁的物象意象。“月亮”作为传统文化母题意象,它往往寄托着思乡之情。古典诗词中关于月亮的意象比比皆是。在海外的诗人寄托对家国之思的最佳载体便是月亮。严力的《中秋月》、《出洋留学的张三》,李笠的《这里与那里》等都出现了月亮意象。如《东方的诱惑》:“它们挽着李白的月亮/返回了唐朝//但我走得更远/我在晋朝——在北欧的乡村//种着菊花,数着心跳”。《这里与那里》一诗由诗人所处的斯德哥尔摩的此时此刻,经由“窗口的月亮”而打开思绪,思想情感的触角延伸到诗人的祖国。这个月亮作为载体,“它曾是母亲挂在天上的镜子”,照亮了祖国文明,“品味李白的诗歌”,“陶罐上游了千年的鱼/穿过历史的洪水”“一条运载杜甫的帆船/蓝天里,十字旗笑我/逃离象形汉字的脚步”。而且也充满了历史审视:“一声惨叫。屋里的黑暗/如洞中的蝙蝠/消散,把魂扔在墙上//一幅原始壁画:野兽/灯在燃烧。灯/看见自己的魂:影子!”在两个国度的时空的交错之中,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候鸟”一样的诗人“越飞,那透明的棺盖/就越低。每次填写/都是重写重错的地址”。组诗《重访出生地》频繁出现的虎跳峡、上海、大连、藏獒、铁观音、文房四宝、明代家具、黄浦江、外滩、革命记忆、资本浪潮、庄子、李白、民工、诗人、商人,浇铸出杂色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境况。《致一个去中国的欧洲游客》中出现了“汉语”、“吃饭打嗝”、“满地吐痰”、“长城”、“龙”、“蚕”、“月亮”、“艾草”、“《道德经》”、“老子”、“玉”的意象,即使到了越南,诗人也由眼前所见幻觉出中国文化意象:“深入。一条明朝小巷。乌龟/拖着汉字的石碑走来/闭眼,你才相信走出了故宫”(《穿越越南》)。
    李笠说过:“我的血液里流着的就是唐诗宋词。具体一点,写诗时,我觉得自己是个活在现代的唐朝诗人,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所谓的诗的‘意趣’。”[1] 由于李笠非常多地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河流之中,他的血液里流动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因子,并且外化到他的诗中:
 
种的竹子
守着花园小路
守着和我讲母语的早晨的天空
——《2006年10月的陶渊明》
 
我被弹奏的手指控制
我是万花筒里的五种色片,五个词
时而被摇成滚翻的碎银
时而被劈成零落的花瓣
时而又被抹成药,撮成盐,挑成喷溅的泡沫
……江河喧响,水波托起一个17岁的少年
他站在月光笼罩的黄浦江畔
这是春夜,他默念着一首刚背出的唐诗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他是祖国的花朵,春色
他要把一生献给养育他的多难的土地
但波罗的海的冰水
正从他身后涌来。他没有发现
他看着漂木般闪过的船影想着古人的诗句
月光碎成海盗般凶猛的雪花
 
雪花飘成一条喧响的江河
带走漂木,把祖国的花朵
碾成47岁的无家可归
于是河水
冻结, 静成二十一根容纳所有感慨的琴弦。
——《听袁莎袁莉在雪天的斯德哥尔摩弹<春江花月夜>》
 
    值得注意的是,李笠在运用传统文化意象的时候,往往凸显主体意识,深刻地融入了诗人自我的命运体验。如《康有为——梦》和《雪夜听<苏武牧羊>》。康有为因维新失败而流亡日本。1904年他考察欧洲时,访问瑞典,并在沙子岛(Sandhamn)逗留数日。百年以后,李笠在此度假的时候,写下《康有为——梦》,意在呼唤“屈原—岳飞—康有为”所贯穿的诗人的“伟大的汉语”传统——责任、人道、关怀。而《雪夜听<苏武牧羊>》更为深沉动人:
 
露胸女子在闭眼吹箫。苏武在飞雪弥漫的北海牧羊
他嚼着雪,吞咽毡毛
但他仍拄着自己的母语——汉廷的符节
露胸女子深情地吹着。羊群飘成云朵
羊群说:你不能回朝廷了,为何还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受苦?
羊群说:你母亲已死,你妻子已改嫁,你可以脱胎换骨!
羊群说:朝廷法令朝三暮四,安危不测,你究竟为谁守节?
羊群说:你应该快乐!你的国家叫自由
 
不停吹奏的嘴巴如风中的樱桃抖颤
悲凉的音乐打开蒙古包上的星空
苏武在酣睡,梦见脚系帛书的大雁
飞入春天的长安。我活着,我没死。啊,归来头已白!
 
但漂泊在继续。免职和被处死在继续
吹箫的嘴唇颤动成京城的霓虹。羊群
突然静卧成积雪。苏武从音乐厅的座位上
站起,鼓掌:“我要继续牧羊。羊是诗,与皇帝的敕封无关!”
 
诗中的苏武与去国诗人一为“被抛”,一为主动的“西寻故乡”,都处于异国他乡,但是,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生存境遇,可谓异质同构,互为映衬,他们的命运让我们思考个人与国家的血肉关系。
    李笠与北岛、多多、杨炼、严力很多的不同在于,他的作品的情感质地不是模糊的,而是具有非常鲜明的历史感和现场感。李笠虽然在欧洲多年,但是他的欧洲生活经验就是“淡水鱼在大海里漂泊”(《在欧洲深处》)。《孤独》中“门外的银杏/让我跪下。它说着我的童年的语言”。《向雪夜道晚安》全诗以排比句式组成,流露出浓厚的中国情结:“啊,有个知音多好!要是今夜能在这里一起喝酒用汉语交谈多好!”《痰》一诗以非常中国化的生活场景再现了百年历史,在一颗痰里映射中国的风云变幻,“爷爷被枪毙前/吐出的痰。它落在我童年的黑暗里”,“因言论放纵而被关押的父亲”“抽烟时,他就会吐痰。他把痰吐在烟缸里。他死于肺癌”,母亲临死时也痰如风箱。“我是在吐痰中长大成人的”,并且把吐痰作为表达自己意愿和立场的手段。
 
    二
 
    “家族意象”也是李笠诗歌文本中显著的文化母题意象,主要包括“父亲形象”和“母亲形象”。之所以把“父母形象”作为中国文化意象来重点分析,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把“国”与“家”看作同构关系。父母这种私人意义的称谓,很多时候隐喻了国家意识,或者隐喻着民族文化的认同,或者隐喻着文化身份的延续。
    在中国大陆有一种民族文化的原型意象——“母亲”,“祖国”与“母亲”的意义经常叠映在一起。去国诗人对于母亲的追忆,也暗含着寻根认族的文化心理。李笠的长诗《源——给母亲》便是他对于身体历史和中国经验的探源。2002年12月23日,李笠在母亲去世以后开始写作《源——给母亲》,于2003年完成。长诗包括《死后的风景》、《传统》、《鱼》、《原料是怎样变成菜的》、《最好吃的鸡》、《原木砧板》、《泡沫里的手》、《春节及其他》、《照片》、《边喝茶,边看》、《我的母语》、《中国书法》、《无名》、《影子》、《母亲是一道吞噬我的菜》、《1997年元夜,sheppsholm》、《上海,癌症房》、《多余重逢的瞬息》、《遗书》、《听死者讲汉字》等二十首。其中《最好吃的鸡》融入了父亲文革被隔离审查后靠边站时“对于小鸡,活/就像我入党一样难!”的沉痛回忆。母亲在洗衣服时“弯曲成象形字里的‘女’”(《春节及其他》)。《我的母语》开始便是“它控制我舌头,像翅膀/控制空中的鸟身”。“它的元音是泡饭/辅音是酱菜和油条”,将高度的抽象的语言具象化为“泡饭”、“酱菜”和“油条”,即是典型的中国经验。《中国书法》则把自己看作中国书法的载体和书写的载体:“我,一支轮回千年的笔,在写/大地展现死者写过的字/天空俯身观览/并很快又铺上一张浩大的宣纸。”《影子》中墙壁上幻觉出母亲的影子在说:“我是你母亲”、“我是你寻找的家……”《母亲是一道吞噬我的菜》写了诗人的童年和母亲的人生经历,以及“军装喊‘万岁’的年代”社会的动荡、人与国的悲剧、命运的漂泊。《1997年元夜,sheppsholm》化用了孟郊的《游子吟》的诗意:“雪落下二十年前的今夜。你/灯下的身影,针。你缝着我的棉衣//我穿着它上学……如同蝴蝶/脱下茧,我脱下棉衣,逃往你针无法触及的地方”,这里蕴含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他留恋亲情与母爱,这是生命之根;另一方面,他又渴望“逃亡”,逃到母亲“无法触及的地方”,去西寻故乡。极富有文化与历史意蕴的是《听死者讲汉字》,作者选择了母亲对“福”、“我”、“物”、“囚”、“从”、“影”、“活”、“死”、“名”、“善”、“国”等十一个字的拆解,对幸福、存在、人伦、活、、死、身份、国家、战争的朴素理解,涉及的既有物质生存层面,也有哲理层面,充满了对历史的洞察力与文化的敏锐感悟。
    如果“母亲形象”更多地体现的是追溯生命源泉的意味,那么,父亲形象更多地作为历史文化的链条。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后代对于母亲形象正面的认同多于父亲,而对父亲形象的接受更加复杂得多。李笠对于父亲形象的认知,既有象征性的认同与寻根,又有现代意义的断裂,与多多等人并不相同。多多的《我读着》(1991)更多地是写实的父亲形象,意味着对归根意识的感性显现,富有人性的亲切味道,他的《四合院》里父亲的形象则高度抽象化了。他写道:“身上,姓比名更重”,这是由东方文化中家谱的规训所定,它表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认族归根意识,这种意识既是血缘的,也是文化—心理的。结尾一节:“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朝向先人朝晨洗面的方向”,这里秉承了古老文化的信仰,“朝晨洗面”作为儒家文化“苟日新,日日新”的象征性仪式,体现了先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考问、对智慧追求的自律。对于这种文化的顶礼膜拜,升华到对文化传承的高度予以诗性表现。而李笠对于父亲形象的态度却是决绝的态度。
    李笠虽然在《阴天,看见死去的父亲》、《病中想到父亲》等诗中表达了对于祖辈们无法割舍的生命维系,这也是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但是他的《从李生发到李西梦》和《给洗礼后的儿子》却辐射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那种更为复杂的既牵连又断裂的文化信息。《从李生发到李西梦》一诗里,诗人从在斯德哥尔摩听到爷爷李生发的死亡信息开始,以纪实方式,回忆了爷爷李生发的一生,并以诗人及其儿子李西梦做比较。既有强烈的寻祖意识,又具有强烈的断裂意味。李生发的名字打上了“生根发财“的民族文化烙印,也凝聚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传统诗意。李生发的一生正是典型的中国经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从江西某小镇跑到遍地黄金的上海(像八十年代上海人涌向日本)/打工,挣钱,开店,成为小业主/多子多福。他生了九个孩子,取名‘荣根’‘金根’……/但福兮祸兮,他成了专政对象。批斗,劳改。/检查。全家落叶纷飞……”当“我”出生之时,“你死我活的斗争此起彼伏,生生不息/于是每张脸都漂成了鬼魂,残片/于是我——满脸汉字的黄种人——漂到了人稀地广的瑞典”。这种非人的处境,使诗人自我放逐,这种“被抛”状态,既是被动的放弃,又是主动的寻找,这种寻找体现在诗人李笠的人生道路,以及他的下一代。
    虽然李笠在欧洲生活多年,且在欧洲与金发妻子生育儿女,但是文化的隔阂无法消除。这种文化的隔阂通过家庭内部的分化体现了出来。《布鲁玛的鸳鸯火锅》记录了一家人吃鸳鸯火锅的分歧。“金发妻子”、“我”、一对儿女产生了家庭内部的文化之争。妻子所代表的欧洲文化与“我”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井水不犯河水”,“一个锅,两种世界/就像东西方文明/在地球的两边//一种奇怪的感觉:同床异梦!/或者:一对鸳鸯/不能互相证明各自的存在”,家庭内部的自由恰恰带来的是分歧,这不是一个悖论吗?“伟大的中国文化”遭遇到“全球化”文化语境时,被认为“恶心”、“气味难闻”、“脏”、“像极权的果实——腐败”。专制与自由的选择面临着两难和尴尬处境。这是家庭分歧,隐喻的却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的位置问题。
    李笠的儿子“李西梦”其实也是一个象征符号,“西梦,不是建军建国”,这个叫“李生发”的中国人永半个世纪的万里长征播下了一个“棕发黑眼睛名叫李西梦的瑞典人”,这到底是异化还是人的正常选择?李西梦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载体,承载了更多的文化意蕴。他在《给洗礼后的儿子》写到:
 
两种文化的血汇成你——西梦——你父亲
那代人的信念:月亮,是西方的圆
 
它像灯塔照耀,把青春的船
领入西寻故乡的风暴。我看见它们触礁下沉
 
你出现了,神奇的锚!我抱着你
像纸紧抱着黑字。你教会我倾听哭声
 
哦,你在漂泊——两种不同的语言
正在你哭声里碰撞成无边的波涛。你也是船!
 
李西梦在两种文化的交汇中诞生,相对于祖辈来说,他是后来者,是中国传统文化断裂者,是父辈“西寻故乡”的产物,但是西寻故乡的结果呢?——“我看见它们触礁下沉”,西方文明也不能拯救中国。李西梦在“两种不同的语言”的波涛中漂泊,他只有成为“船”,才能自救。李西梦这个中西文明结合的宁馨儿,是中国新诗中出现的全新形象。
 
    三
 
    对于去国诗人来说,写作具有自我拯救与自我认同与发现的重大意义,杨炼说:“诗歌是我们惟一的母语”。[2] 李笠说:“对我来说,家就是诗歌。写诗,是对家的重建,也是对自我存在的确立。但这是一个艰巨漫长的过程。对一个用非母语写作的诗人,家更像是在沙漠中建造花园。一种冒险。”。[3] 虽然他们处于异质文化语境,但是他们最深刻的生命存根便是汉语,“母语意象”在李笠诗歌文本中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李笠的母语意识表达得非常意象化。他有一篇创作谈《白桦语言里的竹子——我的瑞典生涯》,可以与他的长诗《白桦语言里的竹子》对照阅读。用李笠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用瑞典文写作的移民作家”,是一棵“白桦语言里的竹子”。“白桦”是瑞典精神的植物性写照,“竹子”则是象征了中国语言文化乃至精神人格的植物,是中国文化意象。22节长诗《白桦语言里的竹子》,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了汉语文化在欧洲语言文化围困中的状态。这棵“白桦语言里的竹子”,“远离池塘。远离/池塘边的茅屋,远离/茅屋背后的山/远离深山不见人的雾//远离寺钟敲响的/黄昏,远离穿越我/径直走入自身的脚步。远离。远离//蝉声,远离给我/语言养分的细雨/远离细雨,那多情的母语”。这棵竹子长着音乐的耳朵,倾听千年二胡,体现“了东方精神”、“汉语筋骨”,杜甫、郑板桥、王维的诗性精神长在他的体内。但是“在白桦的帝国里/你得相信白桦。它/摇着铜铃,便是梧桐/在摇响唐诗,摇出/无边界的丝绸之路/把你和这片新土/摇成一体,和谐”。
    置身于异国他乡,“如何写?写入哪一个传统?”是困扰李笠的问题。因为用瑞典文只能写现在;他的背景,他的整个中国文化,又需要他运用母语才能精准地传达。“每次听到竹子一词,我就会看见坐在月下抚琴长啸的王维,并激动不已。”[4]二十年的漂泊给他的感觉是:“你,一个血肉鲜活的汉字,始终被‘翻译’纠缠着。你不停地在向陌生的语境解释着自己。”[5] 后来他往往先用中文打底稿,然后用瑞典文修理。瑞典文的硬冷、直接和逻辑性,精准了中文的意象,简约了汉诗的铺张,淡化了南方的绮丽。他说:“汉语养育了我的诗, 而瑞典语则赠予了我的思。我在写自己——李笠的——传统。”[6]
    “李笠自己的传统”,这一诗写思路最终与杨炼是不谋而合的。杨炼的母语意识非常独特。一方面,他比北岛更多地认识到语言的本体地位,他的语言并没有“异化”为杨炼的血肉本身。另一方面,他又比严力更加超越母语的集体意识,而走向个体生命的创造的意义。杨炼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中国的诗人”、“中文的诗人”、“杨文的诗人”。[7] 他越来越执著于汉语性的探索。杨炼最初的身份是“中国的诗人”,1989年去国以后的诗歌创作,更多的体现了杨炼极具个人色彩的对汉语自身的探索与汉语所指涉的生存境遇的刻入。杨炼较早地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流行的语言工具论里走出来,聚焦于诗歌的语言性,或者叫“汉语性”,杨炼充分意识到语言的个人化因素,把自己的诗歌语言称为“杨语”,他说:“‘母语’仅仅依靠你自己继续发展,而你亦借助于这一点,脱出‘母语’(母体)的束缚,达到个人面对语言的至境”。[8] 相对于北岛和严力的母语观念,李笠和杨炼的语言观念更加个人化。北岛说:“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严力说:“带上母语回家”。李笠和杨炼更着意于在东西方语言文化的夹缝中——或者说是两种语言文化资源中——创生出属于自己灵魂印记的个性化语言。李笠的诗歌可以说是汉语与瑞典语耦合之后孕育的花朵,正如他自己所说:“瑞典文的硬冷,直接和逻辑性,精准了中文的意象,简约了汉诗的铺张,淡化了南方的绮丽。汉语养育了我的诗,而瑞典语则赠予了我的思。” [9]
    关于李笠的身份,有人把他看作中国诗人,有人把他看作瑞典诗人,更有人把他看作遗民诗人,而他自己直接把自己看作“诗人”,对他来说,诗人是终极的价值之体现。因此,他就没有文化夹缝的挤压感,他会在不同的语境中尽可能达成文化通约。他之所以将《特朗斯特罗姆诗论》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是因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具有中国古诗尤其是禅诗的含蓄、简约、暗示等特点,有中国唐朝诗人李白“床前明月光”和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的韵味。李笠自己的诗即是瑞典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耦合的结果。虽然他以瑞典文出版过《水中的目光》、《时间的重量》、《逃》、《归》、《栖居地是你》等诗集,但是在他的长诗《源》和《白桦语言里的竹子》力,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母题,他说:“我毕竟是中国人,从小受着中国古诗的熏陶,骨子里——看世界的方法——还是东方式的。”[10]他的诗歌文本中的文化母题意象,一方面彰显出文化母题的强大吸附力和诗人的文化归属感,另一方面,又是在东西方文化空间中自我选择的重要参照。他的中文诗集的名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象征意象“金发下的黑眼睛”,“黑眼睛”是他灵魂的永远的窗口,是一个非常富有深意的文化符码。
 

参考文献:
[1]李笠.答〈窗口〉杂志问[A].李笠.金发下的黑眼睛——一个漂泊者的忏悔[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213.
[2] 杨炼.诗歌是我们惟一的母语[A].唐晓渡、西川主编.当代国际诗坛(一)[C].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207.
[3] 李笠.答《窗口》杂志问[A].李笠.金发下的黑眼睛——一个漂泊者的忏悔[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213.
[4] [5] [6]李笠.白桦语言里的竹子——我的瑞典生涯[DB/OL].
http://www.poemlife.com/PoetColumn/lili/article.asp?vArticleId=50058&ColumnSection=
[7] 杨炼.鬼话·智力的空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69.
[8] 杨炼、高行健.漂泊使我们获得了什么?[A].杨炼.鬼话·智力的空间[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54-355.
[9] 李笠、傅小平. 一个移民诗人的传奇[N]. 时代报2010.11.29(28).
[10]李笠.答〈窗口〉杂志问[A].李笠.金发下的黑眼睛——一个漂泊者的忏悔[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213.


                               本文原刊于《江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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