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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一块贴创可贴的石头

◎赵思运



游离:一块贴创可贴的石头


赵思运


  卡夫卡说过:“我们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击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
当生命的毛茸茸的质感被僵硬的物质、技术和理性打磨得过于平滑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迫切需要诗歌的“利斧”去劈开重重迷障,激活我们对于生命的诗性感受。游离的诗歌以利斧般的力量,打开自己内心血淋淋的灵魂暗涌和生命的斑斑锈迹,他用文字之刀、句子之锯,精心打磨出粗粝的贴着创可贴的石头,浓缩了人性与命运的幽暗意识。

张灏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中,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基督教传统在人性方面的不同立场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幽暗意识”这一概念。他发现,基督教是以人性的沉沦为出发点,因而着眼于生命的救赎;而儒家思想则是正面肯定人性。“幽暗意识”提醒我们要结合人性、人心内部的缺陷来看待外部世界的问题,就人性作一彻底反思。他把外在制度性缺失产生的忧患意识深化到每个生存个体的人性层面。我们必须要十分警觉人性中的幽暗。而对于诗人来说,理解人性的幽暗、用诗歌的光亮去烛照人性的幽暗,升华成幽暗意识,只是一个诗学的入口。游离在他的诗作中,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人性的禁闭者、背光者、异化者的形象,也呈现出一个试图以写作去烛照人性幽暗意识、以写作求自救的书写者形象。

人性幽暗意识对于游离来说,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对于诗人而言,人的出生就意味着一场灾难、意味着灾难的开始。他在诗中反复将“出生”视作悲剧事件,便具有象征意义了。他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里写道:


      之前,我被一种水包裹着

粘粘的我感到温暖

而安静

直到从一场梦中醒来

一个女人在我的面前挣扎

我突然感到恐惧和冰凉

我叫出了声音


母亲的子宫象征着生命的孕育与安定状态,而出生则象征着对于安宁状态的打破,《愤怒是一块砖头》再次强化了出生的无助与抗议。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是一场悲剧之旅。诗人对出生之痛是非常敏感的,甚至看到“鲜艳的鳍”也会联想到“当剪刀剪断我的脐带”,“一片鱼鳞在伤口处闪光,/——暗红色的胎痣,/使我对生命的残忍缄口不语。并且把这种场景命名为“屠杀的场景”(《迁徙》)。《控诉之诗》连用7个“控诉”,“以婴孩的第一声哭嚎控诉”、“以腐烂的头颅控诉”、“以狗的吠叫声控诉”、“以必将死去的身躯控诉”、“以身躯上的跳蚤、蠹虫控诉”。生日本来是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但游离在《生日之诗》开篇就说“平淡无奇的夜晚/平淡无奇的一年又一年”,刻画出极端孤独的无归宿的弃儿感受。当他面对令人绝望的世界时,他是多么渴望回归母体的子宫之中寻找温暖:“在我的周围,燃着的/二十九根蜡烛像鬼火/像母亲萎缩的子宫”(《生日之诗》)。

然而,我发现,在游离的诗歌和生活中,“母亲”形象和母爱似乎是缺失的。他感叹:多么徒劳,母亲只是空白(《迁徙》),“我最初的记忆里生活着四个男人”(《我渐渐地爱上了一种孤独》),还有《休息日》里“母亲”是一个词吗?“母亲”是一种称呼吗?反复的逼问,渗透出诗人精神世界里母性的缺失、归宿难觅的焦灼。关于生育意象大多寄托了母亲的悲剧意味。如《那些死去的孩子……》写了婴儿的夭折和母亲的疼痛,《豌豆的诞生》写道:“散落满地的壳/劈成两半的母亲/像一具具打开的棺材”同样寄予了母亲角色一种悲剧色彩。


  从母体诞生出来,本该是生命向宏阔世界渐次展开的过程,不过,敏感多思的诗人游离,一直感觉自己是一个被禁闭者。面对世界,他总是无所适从,即使是熟悉的语境,也往往感到暗伏杀机。他总是不停地迁徙。但是,无论怎么迁徙,最终还是生存在被囚的禁闭状态。“世界逐渐成了玻璃的/让我看见自己慢慢被吞噬 //……人们让我在里面静静呆着/其实我听不到声音,我只看见 //他们各自的表情和抖动的嘴唇/这景象就像一场哑剧”(《玻璃房子》),他与世界的关系是阻拒的。在游离的《我一直病着……》、《一定有什么击疼了我》、《我住在一间白色房子里》、《日子是一个陷阱……》、《孤独的声音扭开了一把锁》、《穴居》、《我好像躺在旷野上》、《它们》、《散步》、《四方形压迫我》、《我并不讴歌这些》等大量篇什里,我们会发现大量“墙壁”、“房间”意象,强化了生存的被囚状态,活现出“禁闭者”形象。

这种禁闭之墙,并不是刚性的、有形的,又是这种禁闭是一种无形的意识之墙,它伸缩自如:


  不多不少,六堵墙成为压迫的根源 /这是必然的现实 /它随着我情绪的波动而伸缩自如 /切割、重组还有影子在晃动 /都是立方体的存在(《我一直病着……》)

墙壁隐匿于无形(《我好像躺在旷野上》)

四方形压迫我,我拾起满地的/良心和责任的碎屑。/用绝望的爱,用糨糊——/我该对这伸缩自如的墙壁,/一遍遍地诅咒吗?(《四方形压迫我》)

我必须忍受四面柔软的墙/它的苍白正在逐渐改变我的皮肤/已经可以感受到了,墙的趋势是渗入我/慢慢凝固,最终取代我(《我住在一间白色房子里》)


于是,最终被异化为墙的组成部分:我的体内形成一间象样的房子,白色的……(《我住在一间白色房子里》)

监狱般灰色生活里,他也试图越狱,“日子被层层禁闭,失去了平衡/我半蹲着,跟墙壁过不去/一次又一次地,把影子贴上去//从生锈的窗子透进来的光/是徒劳的/我在思考怎样长出一条尾巴//可以用来逃生,把手脚退化成爪子/趴在瓷砖上,爬上或者爬下”(《我并不讴歌这些》)但是,在囚禁性的生存里,孤独永远是唯一的核心,“孤独,被爬满青苔的墙壁/反复地,反复地弹了回来。”(《孤独的声音扭开了一把锁》)久而久之,禁闭性生存使人产生幻觉(《它们》)。“墙壁隐匿于无形”的生存语境里,他左冲右突。无法真正获得自由,只好在想象中感受 “久在牢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由,他多么想“躺在旷野上/风轻轻地吹/耳边有虫子在叫/声音不断地变换着方位/……它们有组织地/轮流着为我歌唱/或者娓娓地诉说着哀怨”(《我好像躺在旷野上》)。自闭的诗人,最终安然于禁闭之中,宁愿在禁闭的孤独中感受自我,也不愿意在众人的猜忌中生活。“很多时候,我需要一层虐待的壳 /让我居住在里面,安全地 /蜕化成一只柔弱的虫子 /昏睡蠕动爬行直到长出翅膀 /她的皮肤变成了墙壁”(《穴居》)寻找一个保护性的“壳”,实际上正是婴儿寻求母亲子宫保护的隐喻。

禁闭者游离,在精神层面上又是一个背光生存的人。他说:“我在背光的一面,长着苔藓”(《背光》)他的诗集第一首就是《蝙蝠》,这似乎就是一个隐喻:


光明让它盲目

它蜷缩在阴湿的屋檐下

用双手紧紧地抓住什么

阳光灿烂的一天像噩梦一般过去

黑夜是它的白天

它在黑夜的腹部闪光,被我看见

就在那一瞬间,它犹豫一下

往另一个方向疾驰而去


蝙蝠,正是诗人游离的灵魂的心象,是他的自我的对应物。《背光》、《该怎么开始》、《行走的困顿——兼致楼河》、《老屋》《向保罗·克利致敬》、《外面的阳光》、《豌豆的诞生》等那么多的诗歌,都在喋喋不休地诅咒着光明,诗人游离与光明的关系是游离的。他似乎本能地热爱着黑暗,躲避着光明:“我们隐匿于黑暗/像个鬼影,吹着白炽灯的光”(《行走的困顿——兼致楼河》)当他目睹光线时,看到的不是光线本身,而是光线里的灰尘,坐在老屋里,整个下午都像/是旧社会,灰尘/聚集起的力量,驱赶着光线。/一支一支的刺刀,从屋顶上直戳下来(《老屋》),“尘埃落下来/折射着迷茫的光线”(《跨进门槛的瞬间》),“阳光像刀,阳光像君王”(《豌豆的诞生》),它拥有的是“棉里藏针的怀柔手段”、“赤裸裸的掠夺”和“铁腕政策”(《外面的阳光》)。所以,他说: “我已经习惯黑暗/和那一抹生锈的光斑”(《向保罗·克利致敬》)。


  当一个禁闭者、背光者,被抛进众人之中,游离始终是一个游离者。他在集中深挖人性的幽暗意识的时候,毫不留情地剔除了所谓的光洁明亮的诗意,而注重深层的混沌无序的灵魂冲突与困境,正如他所说:“我们/应该时刻警惕/那些对词语葆有洁癖的人”(《初夏——兼致石头》)。负值情感体验在游离诗中得到了最集中的呈现。死亡、衰败、疾病、锈蚀、腐烂,是最常出现的关键词。《生铁》、《洗澡》、《抚摸》、《病变》、《低头》、《埋》给我们带来的是自我审视时感受到的衰老、腐朽、死亡与自我异化。他有一份《这沉重的履历》,一个人做着《死亡练习》。《休息日》第10节,用了12个“暗”字,而且“暗”字使用的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浓郁地渲染出所处的时空、情感情绪乃至世界感受的阴郁气息。甚至在我们在欢庆新年的时候,游离追问的是:“这样的日子里,有没有刺刀/因为人们沉浸在欢乐里/因为人们像约好的一样沉浸在欢乐里//在这样的日子里,有没有刺刀”(《新年辞》),执拗地显现出对于幽暗人性的敏感。

《良民》里自我异化更是怵目惊心,“我沉默,像被用过的水,/流过某一双手,流过水池——/流进这座临时城市的下水道,与“腐烂的菜叶,油滓,排泄物,避孕套……”乃至“一个漂浮的女婴”为伴。这些灵魂的客观对应物,充分揭示出诗人作为生活弃儿的被弃状态。《蛆蛆之歌》将“腐朽”与“死亡”比作“无尽的养料”,将“粪坑”比作“美丽的湖泊”,对恶与丑的歌颂,对于死亡的迷恋,堪称中国的“恶之花”。

面对生存之恶和人性之恶,游离在诗中也曾表达了抵抗和斗争。从出生被抛弃,到孤僻的童年,到残缺的家庭,再到三十年的经历,使游离的内心深处生长出强烈的叛逆意识和斗争哲学。《斗争》及《在农场》系列为我们呈现了诗人的童年记忆,屠杀事件和童年游戏都蕴含了太多的斗争思维和仇恨意识。于是童年的人性基因便发酵并酿成“革命”情结。但是,我们的斗争所向,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我们生存空间已经不再是单纯由悲剧性事件构成,而是弥漫为悲剧性氛围。我们在与之作斗争时,始终找不到明确的目标:“革命过后,习惯了/互相残杀的我/变得无所适从,整个世界/都是崭新的/我的内心空荡荡/没有人虐待我,也没有人/可以让我虐待”(《切·格瓦拉》)。这,便是充满反抗意识却又陷入无物之阵的孤独英雄心态。

他的诗歌对于人的异化、物化与分裂状态做了怵目惊心的刻画。“2003年的上半年/我像一根鸡肋/剔除了残剩的一点肉屑和汁液/被吐出来……一根骨头在行走/一根骨头有它消极的硬度(《消极的硬度》);在孤寂的夜晚谈论着装配车间的女人时,就像在白天数落着一根根的水管(《在塑料厂的日子》);看到蚁族和麻雀的生存,便会想到这些都是自我的对应物、自我命运的确证(《我确信我生活在蚂蚁窝上》、《麻雀之诗》)。破败的运河桥,同样作为诗人精神颓败的外化,被写进了《运河桥》。这种物化的写法,其实本质上是异化的表现形式。人的生命的物化形态不断地出现在游离的诗中。塑料厂工人的表格化、物化的生存,“我们同时作为互相咬在一起的齿轮而存在”(《在塑料厂的日子》)。

《重构》《夏日之诗(第三首)》揭示了自我分裂与异化的悖论:“对自我的肢解”非但没有重构出新鲜完整的自我,但最终却是“衣服腐蚀/骨头弯曲/黎明尖叫着划过胸膛/看我自己怎样将/一个人/重新分离成两个人”,真实的“我”被面目全非的“虚假的我”所遮掩。人成为“非人”,口中说的是“假话”,手成为自我异化之手(《复习功课之<人口手>》)。他在《柱子的自述》里,以“柱子”作为男性的隐喻,凸显出生存之艰:“这么多年了,动都不敢动地站在那儿/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着我/事实也是如此/支撑已经成为习惯,我生活的全部”,但是,由于长期处于重压下的异化状态,即使给他“回到树林里”的自由,但是他已经回不去了:“这么多年了/这里就是我的家,我要回到哪里去呢/我早就不能发芽了”。读到这里,令读者悲从中来,情何以堪!甚至在他的笔下,春天是“绿色的残暴”(《初春之诗》),《在放鹤亭探梅》的结果是:“梅花被花取消/月光被光取消/它们又联合起来把我取消/亭内亭外,都是想象和隐喻的陷阱”,自我彻底被消灭,主体彻底被瓦解。

游离有一首经典的《非个人史》:


      遗弃、绝望、乌托邦,它们

规范的称呼是:乡下、县城、省城。

这几乎是我三十年的拉锯历程。

从一个母性到另一个母性,斗争

具有普遍性,在我赤裸的窗前,

始终矗立着一棵巨木,像榨取和压迫。

三十年,我仍在拉锯。切割的进程

跟不上年轮的增长,越来越深的木屑,

掩埋着来自地底下的蚯蚓的呼喊:

有一把锄头可以切断我,有一根草

给我呼吸,有一个街头供我曝晒尸骨,

有一张纸,在第四个空格写下:身份,其他。


题目叫“非个人史”大概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被取消了个人性的个人史”,是被遗弃的、没有个体命名的、在主流价值体系里被消失了的个人的命运史;二是指更多的与自己有着同样命运的群体,所指内涵既是个体的,又不仅仅是个体的,而是一个群类的共同命运史。于是,这就在深层指向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哲学命题。游离对此有着清醒认识,他的价值立场十分鲜明,那就是:在“我们”中坚持“我”,在“人民”中坚持“人”,他大声疾呼:“请把人从人民中拉出来!”(《请——》)他要将偏正式词语“人民”的重音从第二个音节迁移到第一个音节,价值重心从集体观念转移到对于个体的尊重。但是,个体与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异化的关系,正像齿轮一样,紧紧地撕咬着:


      我说人是一块齿轮,你信不信

我说人就是一块齿轮

咬着另一块齿轮,你信不信

我说人就是一块齿轮

只有咬着另一块齿轮才能运转

你信不信

我说人就是一块齿轮

如果不咬住另外一块齿轮

它就不是一块齿轮,你信不信

(《我说人是一块齿轮》)

没有比“齿轮”这个意象更能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了。这首诗以绕口令一般的句式,一再地强化“齿轮”化生存的本质,意象极简而诗思锋锐,直逼读者内心深处!

  对于一个禁闭式生存内倾的人来说,没有比写作更适合自救的手段了。写作行为犹如吸毒一样,成为他灵魂的必备。他说:“诗是海洛因,我每天拿着笔,/向自己的肌体注射。一阵/几乎痉挛的快感,精神有毒呀!”这个写作的吸毒者的主题词有遗弃、歧视、陷害、疾病、自戕……,写作其实就是灵魂的冒险、历练与勘探。我一直在说:写作一方面缓释我们的疼痛,另一方面又在加剧着我们的疼痛。即使母语已经生锈,也要用灵魂的自虐、肉体的骨头去擦洗、去撞击,将灵魂深处潜藏的“意义的灰尘”,“隐喻的水泥”、“象征的砂石”刨挖出来,并且这个过程是“自虐的过程”。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生命的浓缩,换句话说,游离把一生都放在自己的诗里。

在游离看来,写作与生活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两面,写作与生活是“不隔”的,生活本身即是隐喻,而写作即是生活与生命的直接映现。他的深度负值体验也与句子深深地融为一体。“每一个句子都带有血痕/每一个句子,词和词咬着/像互相折磨的齿轮,发出呻吟//每一次说出都是宿命/每一次,我都没办法说出/阴郁来自更深的内部”(《隐喻的生活》)。在《旁观者》、《句子》、《隐喻的生活》《初夏——兼致石头》都揭示了“词语在杀人”的写作困境。写作就像越勒越紧的绳索,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解脱。我们来看他的《句子》:


句子对着我的脑袋,

来来回回地拉:句子它要

一截截地锯开,

我这不可雕的朽木;

而拉锯的人,隐匿于无形。

句子它不慌不忙地拉,

逐渐地深入皮层、肉体、骨头,

如一段光阴,让我——

稍稍感到疼痛;而血呀,

固态的血像锯末,从两边

纷纷漏下。句子它——

自上而下,把我锯开,排列成

十四个长短不一的音阶,

带着体温,像一首暖和的死亡之诗。


他巧妙地将“句子”转喻为“锯子”。本来是人应该是“句子”的语言主体,但更多的时候,人竟然只是语言的被动生存。“句子”犹如“锯子”一样,赋予了写作一种难以承受的隐痛,写作过程即是灵魂受难的过程,。而掌控句子和语言的主体,究竟在哪里?诗歌和人的肉体、灵魂一起见证了时间和命运对于生命的摧残。诗都是诗人的墓志铭,铭刻了诗人的生命历程和灵魂历史。诗歌的创作产生过程,也是体验诗人自我死亡的过程。

他说:“写作还在继续/只是写作本身开始变得可疑”(《初夏——兼致石头》)。我说:虽然,写作变得可疑,但写作还在继续。因为,对于身陷绝境的诗人,写作乃是唯一可以自救的手段。游离的诗既是他作为独特个体在灵魂深处分泌的精神苦胆,又是人类幽暗意识的浓缩与折光。游离诗思触觉主要的不指向大千世界,而是指向自己的内心。他的每一首诗,都像一把弯刀,在内心被锻炼得寒光逼人,烛照所有的悲情与幽暗。我们阅读他,同时也像阅读自己,以他的悲情同情自己,以他的伤痕抚慰自己,以他的粗粝磨砺自己,以他的烛照照亮自己。

游离的诗,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在历史的隧道中,会有“无限的少数人”走近他。靠近他,就像伤口需要创可贴,就像骑手需要骏马。

201168浙江传媒学院

            本文原载《诗江南》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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