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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地理”的建构与“文化断乳”的转型

◎赵思运




        “私人地理”的建构与“文化断乳”的转型
        ——谈第八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

            浙江传媒学院 赵思运


  第八届华文青年诗人奖尘埃落定,花落黑枣、徐俊国、林莉三家。通览这八届获奖者共24位诗人的作品,我们不由得会得出一个结论:光荣属于安静的写作者。当下诗坛很热闹,而诗歌的本质却是朴实的,安静的。华文青年诗人奖则正体现了这一本质,拒绝任何投机性、表演性、策略性、媚俗性写作,反对装神弄鬼的写作,而注重那些实力型的灵魂抒写和生命书写。
  在这些青年诗人的诗歌写作中,有一个营造意象的成熟标志——私人地理的形成。如哑石的青城诗章、江非的平墩湖、雷平阳的云南记、黑枣的角美村、徐俊国的鹅塘村、林莉的朱家角小镇,等等,越来越清晰地成为他们的诗歌名片,就像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一样,成为他们灵魂里不可揭移的邮票。获奖的八届诗人笔下的私人地理意象群,内核也具有多年的一致性与趋同性,即共同呈现出健康、醇正、醇厚的人性状态,都使我们产生人性的亲近感。在今年获奖的黑枣、徐俊国、林莉三位诗人的诗中,他们所构建的角美村、鹅塘村、朱家角小镇,灵魂与人性的交流是十分有效的,这是最根本的东西,也在终极上决定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
  上海市松江区文化馆在引进人才时,陆春彪馆长的做法很有意思,他要给竞聘者看面相,从面相看到心象,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他引进徐俊国时就是看中徐俊国诗中的人性的悲悯情怀。徐俊国本来是搞艺术的,在2004年兴趣集中于行为艺术和观念艺术,但他没有艺术家身上的那种孤傲与偏执另类,而是极其平实的。他读古兰经,研读圣经,他身上具有一种近乎宗教的力量与人性的温暖。徐俊国虽然聚焦于小小的鹅塘村,但展示的生命空间十分阔大。他以灵魂为幕布,把技术理性主义时代最后的村庄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徐俊国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又曾进修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再后来全家迁居上海。但都市的五光十色并没有涂抹掉他的本色,他仍然满含热爱地生活在平度这片土地上,鹅塘村成了徐俊国的生命存根。他的诗歌之胃消化了鹅塘村的万事万物,他的灵魂比清晨的露珠还纯净,比“庄稼的骨灰”还沉重;比“鸟鸣”与“秧苗”还柔软,比“熄灭的马蹄铁”还坚硬;比“翱翔的丹顶鹤”还超迈,比“稗草”和“偷吃藏在粮屯里的诗稿的老鼠”还谦卑;他注目于“捕食害虫的螳螂”和“草棚里的牲畜”,但是诗思比“胡须拖地的老山羊”和“簇拥着种籽的潮湿的骨头”还久远……鹅塘村的一切都有了灵性和生命,都成为型塑诗人魂魄的养料,无怪乎他在诗中把自己称为“鹅塘村农民徐俊国”。在他看来,自己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一棵树,树上的一片叶子,叶子上的一粒阳光。这片土地就是他灵魂反刍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他写道:“我适合做老家土坡上的一只羔羊”,早晨醒来就去“数数黄瓜花一夜间开了多少朵,瞅瞅走失三天的兔子回窝没有,猜猜病死的玉米苗能否返醒……”(《早晨醒来》)也正是由于他把大地作为灵魂的皈依,也正是由于他对这片土地爱得那么深沉,他才郑重写下:“我这一生 一共需要多少热泪/才能哽住落向鹅塘村的一页页黄昏”(《半跪的人》)。他的诗没有丝毫廉价的歌颂,充满的是厚重的悲悯,是悲悯之后的达观,是达观之后的隐忍。他坚执最原初意义的诗歌理想——诗歌最终要指向下面这些关键词:温暖,善良,疼痛,悲悯,关怀,道德,责任,良知等等。这才是有根的写作。
  黑枣是一位有多年诗龄的青年诗人,经历了纯情写作的阶段之后,他创作的组诗《早安,爱情》、《我有一个家乡》、《我的身体是一座迷人的小镇》,诸如“东山村”、“角美”、“龙海”、“鹭江道”、“中山路、”“侨兴街”、“24米街”等家乡意象在重复性的出现中,得以确立了黑枣的私人地理。他的生活没有大起大落,而是“经由岁月的筛洗,正一点一滴的返璞归真”(《在南方》),伴随他的都是“美、富足和喜悦”(《在龙海之一》),让我们想起姜育恒唱的“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况味。从他的诗歌题目“我的身体是一座迷人的小镇”就可以看出,他的血肉灵魂与生存的小镇是无法割舍的关系,这个小镇的每一个细微部位,都像黑枣的自己身体一样,那样熟悉,那样富有生命与活力。这里的“身体”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因为“肉体”的英语词语是“body”,而“body”一词,既有肉体之意,又是“主体”的意思,是具有内在精神理性的载体,这种灵肉息息相关的小镇,即不再是物理意义的小镇了,而是成为黑枣自身的主体象征了。《辞旧书》之六,可以看做黑枣生活理想的结晶与点睛:

我要去唐诗里圈一块地
种菜、养花,筑一排平平仄仄的篱笆
屋后的池塘,下雨天是五言绝句,刮风时是七言律诗
我还要去宋词里娶一位如梦令般的女子
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
我们穿红着绿,指鹿为马
恍惚间飞渡了大半个懵懂人生
哦!这些都不再重要
我要用了无情趣的柴米油盐调制合口的一天
再把这世俗的一天过得抑扬顿挫……

  林莉似乎没有经历过练笔阶段,短短三五年一下子就已成熟的姿态出现在诗坛。“朱家角”意象群,是林莉奉献给诗坛的一个礼物。正如吴思敬在评委评语里写的那样:“林莉的诗以江南小镇为背景,袒露的心灵,纤细的艺术感觉,鲜明的性别立场,轻灵俊美的意象,使她的诗别具一格,犹如浓淡相宜的水墨画,耐人寻味。”反复叠现的淀山、曹港河、井亭港,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异常静美的江南小镇,她美得如此逼真而富有质感,即使忧伤也蒙上了一层明媚,即使孤独也蒙上了一层幸福的光环。她写暮色降临的码头身后的村庄:“油菜花的金黄从山腰一直滚落到交错的阡陌/房舍裹在淡淡的烟霭中,天空蒙着细细的红晕”,真乃着一“滚”字,境界全出矣!这种“金黄”,这种“红晕”,把黄昏点染得明朗、鲜艳,诗意弥漫,没有灵魂的深度楔入,是不可能写出如此诗句的。我们再看《小镇时光》:

几乎是滴答一声就入秋了
几乎是滴答一声,门前的桂花开了
庭院的桂花开了,整座小镇的桂花全开了
这样的时候你可以在小巷踱步
也可以到一棵花树下无声凝望
或者把白衬衫铺在草地上,甜甜地睡去
当天色渐晚,那归巢的红嘴鸟会把你唤醒
你一抬头,桂花就落在你的脸上,肩上,脚趾上
你突然发现,小镇多么安宁
只有花在轻轻 的悄悄地开了又落
你多么幸福,以致于有足够的时间
去奢侈 地体验忧伤……

这是女神的好时光,这是人间的童话,甚至富有一种神性的力量。这是没有被现代文明所玷污的纯粹世界,是穿过岁月迷雾而丝毫没有发黄、依然保持清澈动人神韵的乡村遗照。这里有乡愁与异乡,但没有漂泊;这里有孤独,但与痛苦无关;这里有疼痛,但疼痛如此纯粹;这里有苦难,但苦难之上是幸福;“内心藏有受伤的小兽,时至今日/悲伤与喜悦一样巨大,不可估量”。质言之,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美”,是那种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极其难得的“美的标本”:

我所钟情的要托付于流水
我所深爱的要埋藏在唇齿
木槿花开,紫色的火焰那么美
树下相见的人,鸟雀间的啁啾那么美
昆虫一样的喘息那么美,突然的哽咽那么美
一瓣一瓣落下来的命运那么美……
        ——《赞美》

  林莉与黑枣、徐俊国其实在经营着共同的诗学理想,即在喧嚣杂乱的时代语境里,挽留下恒久的美好人性,在炫技时代保持着朴素与真诚的诗学品格。林莽给黑枣的评语,其实完全可以置换到这三位青年诗人:他(她)的“诗歌体现着现代诗的优秀品质和不断上升的良好态势。”在多元化的诗歌格局里,他们以最为醇厚的诗学品格坚守着纯粹的诗学信念,无疑是当下诗坛发展路向的一种重要标向。
 
  如果说,私人地理意象是诗人写作成熟的标志之一,那么,要想成为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伟大诗人,则需要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因为每一个伟大诗人的背后都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文化的支点,这种文化基点既来源于他的生活之中,又超越了具体的生存,它包容了更加丰富驳杂的人性体验与生存体验。这需要一个诗人艰苦卓绝的付出,这也是几乎所有青年诗人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从这个比较高的角度去透视青年诗人的创作,就会发现,他们普遍存在着一个症结:仅仅凝聚于诗人的私人地理的建构还不够,他们的私人地理更多的还停留在感情的寄托层面,还需要超越情感的抒发阶段,而抵达一种文化的自觉。这是青年诗人的“二次发育”,我称之为“文化断乳”。
  我发现,大部分的华文青年诗人大奖获得者,都经历了诗歌表达的纯情阶段,当他回眸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那个小镇、那段河流时,调动了所有的情愫。而随着他内心的文化发育,必然会出现情感的断乳,从纯情走向复杂和含混,从私人地理的阈限中走出来,进一步阔展他们的生命经验与文化经验。他们在私人地理的建构中,呈现的是醇正的人性,采取的视角是内敛的、反刍的,而不是向外的、辐射的、发散的。内倾中形成的纯正人性,是诗写的起点和出发点,而随着人生经验和文化体验的拓展,他们需要进一步把这种醇正的人性力量,向更加驳杂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状态辐射,建构起更加宏阔的精神视野和文化视野。要想获得这种诗性处理驳杂世相的能力,必须把自己的人性体验向生存全方位打开,向各种艺术潮流与艺术风格汲取营养,甚至借鉴“下半身”、“垃圾派”等低诗潮的处理驳杂世相的能力,以形成自己更加包容的综合视野与综合能力。
  我特别留意了这批获奖者的生命轨迹和生存环境的变迁。江非从平墩湖迁移到海南的澄迈,邰筐从山东临沂迁至北京,徐俊国从山东平度迁到上海,雷平阳从昭通移居昆明……大批的迁移现象,我觉得更是一种象征,一种“文化断乳”的象征。面对情感意义的“文化断乳”,青年诗人下一步何去何从?
  黑枣在《像诗歌一样生活……》写道:“我的生活就是诗歌,诗歌就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生活状态,也是我的诗歌观点。像诗歌一样生活,把生活分行成一首诗歌。不要那大世界,只要这小生活。简单,素朴,真实,干净……”这是难得的一种本真的诗歌与生活。林莉在《追寻与回归》里也写道:“我的回归,就是还乡。生命和灵魂的还乡。它引领我抵达生命和灵魂的自由之境,回到具体的、真实的‘人’本身,回到人情、人性、人道、人格、人心中来,回到天性和纯真、回到大善和至美中来。”作为价值观念,纯粹的真、善、美,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必须拒绝将真、善、美作为抽象的概念!真、善、美犹如黑暗中的光明,犹如污浊中的清新,我们不能因为将心灵镜子对准了真、善、美,而忽略了真、善、美所寄居的黑暗与污浊。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概念,真、善、美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存在。当我们深情回眸自己的童年、青春、故土之时,在感情上深为感动,倍感幸福,真、善、美,是我们情感体验的核心。但是,当我们走出童年、青春、乡土的时候,我们的感情层面的故土文化就会离去,我们的灵魂就会处于“被抛”状态。此时的我们,如果仍然限于讴歌乡土与童年、青春,无疑是不成熟的表现。诗人的私人地理建构,是诗歌写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而“文化断乳”之后的二次发育,才是真正走向伟大诗人的更为艰苦卓绝的道路。这是青年诗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我们确实在黑枣、徐俊国、林莉的诗中发现了这种文化断乳之后的新的拓展与努力。黑枣虽然仍然聚焦于私人地理的营造,但《诗探索》2010年第二辑作品卷发表的近作《凌乱书》(之一、之二)里明显增加了对复杂含混的生存体验的诗性指认力度。生活、体验、人性的底色不再是单一的诗意与纯情,不再是执着的热爱与讴歌。题目“凌乱书”不仅仅指的是章法的“凌乱”风格,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与人性体验的转型。开篇第一节就奠定了基调:

这是凶年。
吉凶难卜的凶,流年似水的年
沉默多时的植物在后山胡言乱语
我豢养的三只小兔有精神分裂症
欢乐死了。咖啡里埋伏了一帖慢性毒药
黑夜比白天刺眼,扎心
一枚枚爱情打磨的暗器,刀刀催人老!

诗中充满了“凶年”、“精神分裂”、“慢性毒药”、“毒蛇”、“呲牙咧嘴的玻璃”、“红尘看破”,充满了大量的生活细节,语言也不再是规则的抒情与意象的营造,而是以叙述为主,尽可能拓展了人性体验的复杂空间。他已经从不及物的抒情转型为及物性的生活叙事。这种转型,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林莉的小镇写作是一个漂亮的开端。但是还不够。她应该有更大的诗写空间有待于去打开。她从醇正抒情出发,灵魂走到了《西藏之书》、《盐津巴布》的辽阔,这都是可喜的拓展。在这两组诗里呈现出的“马骨”、“天空的霜雪”、“大地的风暴”、“落日古铜”、“逡巡之豹”、“长风中的经幡”、“草原”、“羊群”、“孤鹰”、“寺庙”、“积雪的山峰”……令你很难再想象作者林莉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江南姑娘。她不仅能“红牙翠拍,适可歌柳岸秋风”,亦能“铜琶铁板,宜乎唱大江东去”。我们看看《落日谣》:“落日伴泥,一块胭脂,涂抹萋萋容颜/庭院配篱笆,羊圈圈羊,羊吃草/落日炯炯,你不陪我//一丛野蒿,刺破你的一道血管/一只七星瓢虫背着我的七颗星宿”。我们再看她的《河西、河西》:

西风吹冷河西,烽火的灰烬煨暖它
手捧巨日之碗,十万青稞只配煮一口小酒
东突厥、西突厥,大宛马、胭脂马
一队旧日故国的铁骑……死去
腐烂的骨骼里钉着一粒沙金

西风埋下河西,袖藏簇簇磷火
一匹爱情的丝绸,一把锈蚀剑戟
不早不晚,不是遇见我就是遇见
我前世的影子——

如此阔大境界出自青年女诗人之手,实在难得!她以超拔的气骨风神,实现了对自我的颠覆与重构。
  如果说,黑枣是“画地为牢”式地向平平淡淡的生存环境深处突进,在逼仄的生存空间里竭力打开内在的人性视域,林莉在想象空间驰骋到西藏和虚构的盐津巴布,以打开诗性空间,那么,徐俊国的文化断乳,却来得实实在在。他在2008年9月调动至上海工作,他在文化断乳之后的转型,或许更加具有难度。那个鹅塘村长大的纯洁善良的大男孩,如今被移植到国际大都市的语境里,他的灵魂何去何从?他的焦灼如何化解?他又是如何完成诗学的转型?他在《到底是什么让我难以释怀》里写道:“自然的神圣,大地的伦理,乡村的美德,人性的良善,贫瘠土地之上生存的惨烈,以及人生的无常,命运的莫测,挣扎在生命尊严的底线上那一桩桩苦难,一幕幕悲壮……我痛恨还没有写出它们的全部。”他对于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对于他灵魂里的鹅塘村这个文化地理,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北岛的诗歌《背景》一诗中写道:“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而徐俊国呢?上海的生存背景如何修改回到鹅塘村?如果不能,那么灵魂何以回乡?
  收录在《2010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漓江出版社2010)的徐俊国的作品全是新作。这些作品的抒情视角已经开始拉开距离了。第一首是《家书》:“落日盛大/我心悲凉/茫茫海上/念我故乡……”不再是鹅塘村阶段的私人地理的“在场”,而是鹅塘村“不在场”的还乡主题。还有《忆》、《燕子歇脚的地方》、《在上海》、《尘土里》,都是立足城市的乡村情结的诗意表现。《环卫工》和《在医院》就直接转型为都市题材的作品,诗歌文本形态也从抒情转型写实与叙述。这种转型是艰难的,也是必须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徐俊国转型会走向成功,因为他在私人地理的的抒写与宏大题材的诗性处理这两个方面,形成了很大的空间。徐俊国有不少出色的主流诗歌作品。也许是主旋律诗歌把我们的胃口败坏了,我们对宏大题材的作品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过,当我们读一读徐俊国的主旋律抒情,就会发现,他在处理主流题材时的诗艺含量丝毫没有减少。徐俊国的《那一片深沉的红(组诗)》(《诗刊》2007年8月上半月刊)、《在赫尔辛基(组诗)》(《诗刊》2008年4月下半月刊)、《鹅塘村及其三十年(组诗)》(《诗刊》2008年12月上半月刊)等,内容涉及中国红军、奥林匹克运动会、改革开放三十年等重大题材,他能够在“希望自己的灵魂活得正确”的同时,“也祈求外部的世界更加精彩”,他的《计算》把鹅塘村的三十年历史以时空大幅度交叉叠影的方式,做了诗艺处理,诗思空间十分阔大,“我又称了称我吃过的苦瓜 尝过的蜂蜜/流过的泪 发过的誓 祈过的福/不多不少 正好三十吨/三十年乘上三十吨/应该是一部沉甸甸的乡村史和沧桑巨变”。他的《变迁》在揭示时代巨大变迁的同时,并没有简化为单纯的歌颂体,而是写出这个时代巨变中的隐痛。 徐俊国在文化断乳之后,“从一个家乡到另一个家乡的半路上”,他的诗思的视域会越来越广阔。
  华文青年诗人奖的重要意义在于陆续发现那些相对比较成熟的青年诗人,而这个平台又是他们更上层楼的动力。几乎每一个青年诗人都面临着青春期的“文化断乳”,这个“二次发育”对于每一个诗人来说,都是艰苦卓绝的。这是诗学的发育、灵魂的发育和文化的发育,严酷地说,这个二次发育的过程甚至会贯穿诗人漫长的一生。这个过程能否完成,是考验一个诗人是否最终完成了自我的杠杆。

                          原载《诗探索》2011年第1辑理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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