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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鲁华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





                   “何其芳”是一个问号?
            ——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贾鲁华
               (黑河学院 黑龙江黑河  164300)

    [摘要] 赵思运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从发生学的方法破译了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
    [关键词] 赵思运 何其芳 人格解码 角色嬗变

  
    当我们站在某一时代语境中回望某段历史的时候,往往习惯性的去寻觅某些重点事件或者关键语词去表征或概述当时的社会语境,甚至用此等事件或语词去命名那个时代(这些语词中不乏某些人的姓名,比如柏拉图及其“理念论”之于古希腊时期、孔子及其入世思想之于先秦时期)。固然,我们不否认这种想象性的表征或概述在不同程度上把丰富的历史简单化了,恰如古希腊文化除却柏拉图及其“理念论”思想之外,亦存在着诸多与其不同的思想;先秦除却孔子的入世思想,却也因为诸多思想流派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势。然而,历史的丰富性确非我们一己之力量所能把握,以点带面的探究方式在更多时候带给了我们一种虽小但切实的穿透力,并且,我们也只有在对一个个不同的核心事件与关键语词的探究中才可能形成特定时期历史话语的丰富性特征。因此,对于夏中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通史”的学术构划而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简称“百年学案”)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了。这也恰如夏中义先生所言:“‘百年学案’研究,旨在为日后撰写‘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通史’,提供殷实的、集约化的学术—思想资源。”[1](代序P1)

               一、赵思运与“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研究

    按照夏中义先生的意思,“百年学案”研究,是他“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并且,对于夏先生的学术生涯而言,这样重要的学术构划想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异常厚实,“不仅出书,而且出人。书是学术书,人是学术人,被学术所化之人。”[1](代序P4)因此,作为夏中义先生的学生,赵思运理应也已经加入到了这个宏大的学术构划之中了。然而,我先前对于赵思运的印象,却集中在了“诗人”这一称谓或身份上,他所出版的《现代诗歌阅读》和《边与缘——新时期诗歌侧论》等几本著作皆是与诗歌相关,其成名作亦是那组具有后现代拼贴风格的诗歌《毛泽东语录》。而作为一个追寻“人格”内在完善的诗人,赵思运进行学术研究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恰如其自己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中所言:“诗歌写作更多的是我的爱好,而文艺学才是我的专业,但二者并不矛盾,诗歌创作是我的生命的感性形态,20世纪中国文论史案研究则是我的生命理性形态的外化。诗歌、文学、文论、文化,都共同指向人类的生命与命运。因此,一方面我们说,诗歌是特殊的知识,是以诗性的方式演说人类的生命与命运,因为知识毕竟不是诗歌,诗歌不是依靠玄学和修辞来完成的,毋需耗神去破译语法和修辞,而是以质感而直感、强烈而尖锐的生命感觉像利斧一样敲击读者的头颅,瞬间抵达读者的灵魂;而另一面,我们又发现,真正伟大诗人在其作品背后都有着更为深远的价值和方向感,诗歌离不开背后的知识及立场。”[2]这段话似乎可以作为赵思运学术乃至于人格追寻的表述,即诗意人格和学术人格的内在完善。如若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赵思运选择何其芳这样一位极具“丰富性”人格的诗人作为其20世纪中国文论史案研究的切入口就是较为容易理解的了。当然,此言并非是说赵思运的人格追寻与何其芳的人格有多少“同构”关系,而是说赵思运作为一个“学者诗人”对于自我完善人格的追寻势必会促其以此为出发点探究“百年史案”。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一次会餐中,似乎具有前瞻意味而又风趣的的对何其芳说:“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不管是毛泽东是从“何其芳”这三个字的字义出发对何其芳的打趣,还是确实是从何其芳先前的行为举止中判断出他一生的路途,我们确可以从何其芳一生的角色嬗变和文化人格的演变路径中看到一个“谜”一般的人。然而,赵思运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却给我们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回答,他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从发生学的方法破译了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

                  二、《何其芳人格解码》透视

    日前,赵思运雪藏5年之作《何其芳人格解码》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确为值得庆贺的事情,这不仅在于其本人的学术成就又攀高峰,也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研究又添新瓦,并且,这部著作不管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而言都极具特色。
    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赵思运可谓匠心独运。赵思运认为,任何一位理论家或作家的文字都或多或少的承载着写作者的“精神基因和人性基因”。因此,他立足于何其芳生活年代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力图以发生学的方法“破译何其芳精神人格发展演变的密码”,得以“更准确地把握他的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陷,而不滞留于单纯的文学理论文本层面。”“20世纪文艺理论史案研究,不仅仅包括研究一个理论家的理论贡献、提供了那些理论资源,还更包括研究这个理论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供了这样的理论资源。落实到后者的时候,在心理层面寻求提供理论资源的精神人格根源,便可能在文艺学学科领域里越来越有吸引力,也更具有挑战性。”[1](导论P2)因此,赵思运在这部著作中,不仅从历时态角度考察了何其芳的“精神基因和人性基因”及其内在变化理路、亦在共时态的角度关注了形成何其芳此种性情的社会语境及在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较中凸显了何其芳的精神个性。也可以说,赵思运是在一种复杂的立体之维中考察了何其芳的“人格基因”、解密了其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并据此判断了何其芳文学研究的得失成败,并“折射20世纪中国文艺界的发展道路,透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精神困境与价值抉择的困惑,从而为21世纪中国人文学者的精神出路提供有意义的启示。”[1](导论P3)
    再者,就研究内容而言,这部著作既内蕴着赵思运作为诗人的率真,又闪现着他作为学者的理性之光。从我直观的阅读感受来说,这部著作明显有一种激情在里边,话语表述并非那样的沉静,融含了太多的情绪表达;但奇怪的是我们似乎并不能从中看出赵思运对何其芳及其所在环境的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力图还原何其芳所在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其人格形成与变化的内在路径。
    我想,选择何其芳作为自己“20世纪文艺理论史案”研究的突破口,赵思运除了明显的对内在的人格方面的追寻之外,还在于何其芳在20世纪文化界的独特地位及“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性。何其芳的一生极富传奇性(而此等说法是来源于他人生路途于角色的多种变换),毛泽东曾对其名字有过一句似乎具有前瞻性的戏言:“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的确,何其芳的文学创作、研究及其人生变幻留给我们太多的疑问。“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他委实是一个‘何其芬芳的诗性符号’!作为一名著名的京派诗人、散文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40年代又两赴重庆,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做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进入共和国时代以来,他历任马列学院教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参加几乎所有的文艺界的政治运动;经过文化大革命沉浮,直到1977年去逝世,其身份由‘文人’到‘文艺战士’,再到‘文艺战士’兼‘学术官’,他留给人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改造的急先锋’的形象,变化可谓大矣。”[1](导论P1)这样丰富的人生历程、这样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理应受到重视和探究。
    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赵思运把何其芳的人生历程及人格解码分为四个时代进行探究。第一个阶段是何其芳去延安参加革命前,是时他是一位著名的京派诗人、散文家,情思飞扬、诗情泉涌。在赵思运看来,这一时期何其芳的精神个性是一座“精神生态的原始森林”,其人格的发育、演变都可在此找到根源。而对从这一视角的解析,赵思运把何其芳这一时期的创作与他的生活环境分而述之但又合而视之。就这一时期的创作而言,“何其芳1935年以前的诗人往往主情,大多是其情感情绪的直觉表现,而不是明确的‘自我’揭示。他还没有真正建构起自我的理性期待。其创作也缺乏价值上的自觉性,更多的是自发写作。”[1](P17)何其芳在这个时期的人生经历(家庭、学校生活、友谊与爱情、事业)也饱受坎坷、缺失。对其创作与生活经历合在一起来看待的话,我们或许就可以说,诗文对于当时的何其芳来说,只是自我成长过程中困惑的宣泄渠道,而于己于文都未有形成自觉的担当意识。这也恰如赵思运所认为的,从何其芳人格的发育初期就是不完善的,有两大缺失:“一是‘大海茫茫’中的自我建构没有完成,导致个体精神价值根基缺失;二是非自觉性的青春期写作,导致没有建立独立而坚定的文学价值理念。此二者,乃一‘人’一‘文’两个方面,其实又相辅相成,构成一个问题的两面。”据此,赵思运认为何其芳这种早期人格发育的不完善“就潜藏着一种危险:一旦出现特殊语境,就有可能放弃对文学的坚持,甚至使文学异化为一种非艺术的工具;就可能放弃自我价值,使自我融入集体概念之中。”[1](P22)虽然,这种推断稍显“事后诸葛亮”之嫌,或者说有内容预设之嫌,但是前后对应却也浑然天成。事实上,赵思运所解析的何其芳人生初期人格发育的不完善确为其后的人生路途的变幻莫测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阶段是何其芳赴延安参加革命以后在延安和重庆时期的人格演变历程:从文人到文艺战士。通过战时语境和延安整风运动,何其芳在这一时期有了从“文人”到“文艺战士”的角色转换,充满着昂扬的革命激情,忠实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确,“单个的‘我’总是服从外部(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等)和内部(尤其是所谓无意识,用近来哲学社会学的术语,就是他性)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3](P121)由此而言,人始终处于一种不自主的状态,要受到来自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赵思运对何其芳这种角色转换的原因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从发生学角度探讨何其芳的角色嬗变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此中既有着集体逻辑(collective logic)及其集体逻辑所规定的理性逻辑(rational logic),也有着情感逻辑(affective logic)。”[1](P60)也就是说,何其芳在这一时期的角色嬗变,一方面是由于战时语境和延安整风运动时期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社会氛围,以及某些革命理念的形塑作用,深入到了何其芳的没有发育完善的人格之中;另一方面是因为对革命领袖的圣化,乃至于圣化了的政治伦理取代了血缘伦理,在精神深处对革命领袖有了一种父亲镜像的认同感。同时,这种角色的嬗变也造成了何其芳文论话语的复调性质:“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向读者‘启蒙’;另一方面,他又时时刻刻不忘记自我检讨与自我否定,即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标准,接受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启蒙’,他从‘被启蒙’出发,以‘启蒙’民众为目的。”[1](P95)这样,何其芳从思想到实践都完成了其从“文人”到“文艺战士”的角色嬗变和人格演变。
    第三个阶段是建国后的17年时期,何其芳成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清道夫’”。赵思运认为,在这一时期,何其芳的精神文化人格已经进入了体制的轨道,极大地被体制化了,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方意志的载体,成为某种喉舌和传声筒。然而,这种体制化了的精神人格,尚没有完全删除何其芳精神人格中的诗意文化基因,或者说,在其体制性人格里仍然存在着被压抑着的诗性人格,时不时的以诗歌或者学术的形式显现出来。事实上,这一时期,何其芳有着自觉的反思,也努力促使思想与学术的平衡,比如说他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对共名和格律诗理论的探索等努力,但是由于17年时期特殊的政治形势,何其芳不得不在体制内表达自我个性,或者说,“在坚持政策和表达个性之间就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1](P207)恰如赵思运所言:“我们看到的何其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何其芳人格虽然已经充分体制化,但是还没有充分到已经彻底解决。一方面,他时时以体制性人物出现,更多地体现了官方意志,成为体制的载体和喉舌,但另一方面,他却由于内心深处的诗性一直未能被彻底剿杀,还能够在特定时候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对于诗意和学术的东西表达出来。不过,无论他的成就多大,他基本还是在体制内部的框架里移动。具体地说,当体制的政策稍微缓和一些,他的文化人格里的诗意的东西就张扬得充分一些,当体制的政策严峻时,他又不得不约束自己、否定自己、检讨自己。他的成就在缝隙里诞生的。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的体制性是主导的,无论他的缝隙或大或小,都没有突破体制之约束而走向独立的思考。二者之间的张力,正是何其芳精神人格的复杂性之所在。”[1](P216)
    第四个阶段是文革和文革以后的时期。何其芳作为共和国红色文论的代表人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惨遭肉体的折磨,更悲惨的是遭受了精神的绞杀,被剥夺了写作甚至发言的权力。事实上,何其芳在文革时期惨遭的肉体和精神的磨难,也促其在文革后以文字形式对“四人帮”进行了声讨,但是何其芳的批判性话语已然存在于体制中,甚至是作为一种政治批判任务来做的,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其批判思路亦是沿着‘革命/反革命’的二元对立的思路进行的。这里或许用赵思运的话更为恰切,“何其芳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时,是一种‘无我’的反思,即‘我’不在场的反思。当然,他是身在历史场景中的,但是他的价值之‘我’是‘不在’的,因为他的所有思路都在体制限定下的。在揭批‘四人帮’的时候,有的只是对‘四人帮’的痛恨和对领袖人物的热爱,而‘自我’是缺失的。”[1](P237)同时,何其芳精神人格中的诗性因子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已然缺失,“其政治信仰愈挫弥坚,体制型人格愈益坚硬。”[1](P248)至此,何其芳由于内在与外在的各种原因,体制性人格以绝对力量压倒了诗性人格。

                      三、结语

    毛泽东说何其芳的名字是个问号,而何其芳本人也用其一生的文化与生活路途给我们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实上,对于何其芳自身而言,他一生的浮沉或许应该给他自己也留下了难以解决的难题(包括肉体和精神的),否则他的角色与身份意识为何那样大的嬗变、其精神人格为何有这样坎坷的演变路径?而对于阐释者而言,赵思运却给这个问号以最大程度的解答。如若可以套用赵思运的话,我们则可以说:“真正伟大的文学从业者在其作品背后都有着更为深远的价值和方向感,其作品也离不开背后的知识及立场。”而何其芳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些。
    赵思运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然而,学者赵思运只是说:“如果从发生学方法研究何其芳这一个案,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破译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历程的密码,来折射20世纪中国文艺界的发展道路,透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精神困境与价值抉择的困惑,从而为21世纪中国人文学者的精神出路提供有意义的启示。”[1](P3)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学者赵思运的学术期待。

注释:
[1]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2] 赵思运.我最关心的是性与政治——谈我的诗歌创作,兼答余宏超》.[EB/OL].http://www.poemlife.com/ReviewerColumn/zhaosiyun/article.asp?vArticleId=55787&ColumnSection=, 2009-7-21
[3] [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M].汪正龙、李永新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He-Qifang”is a question mark?
     ——Comment Zhao-Siyun’s monographs “He-Qifang’s Personality Decoding”

                         Jia-Luhua
                (Heihe College,Heihe,164300)

Abstract: Zhao-Siyun, a poet and scholar, studied the poet and scholar He-Qifang in the “He-Qifang’s Personality Decoding”in his dual identity, deciphering He’s inner path of the evolution in spiritual personality from a genetic approach. Meanwhile, he explored He-Qifang’s unique evolution of personality both in the field of poetic and academic personality, which were got perfect .

Key words: Zhao-Siyun; He-Qifang; Personality Decoding ;Role evolution

[作者简介] 贾鲁华(1980— ),男,山东鄄城人,文学硕士,黑龙江省黑河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基础研究、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


                  (本文原刊于《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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