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耳 ⊙ 苍耳诗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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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基点和边界

◎苍耳



                        
在我看来,遭到年轻的普鲁斯特痛加驳斥的“圣伯夫批评”,并非仅仅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批评所独有的、畸形的批评现象。作为名噪一时的权威批评家,对圣伯夫所贬低和否定的法国诗人、作家中,诸如波德莱尔、福楼拜、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奈瓦尔等等,都被时间证明为代表法国十九世纪文学成就的经典作家。历史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玩笑?尽管我们可以象普鲁斯特那样追究圣伯夫社会考证学式批评方法上的致命弱点,但埋没如此多的一流作家和诗人的确令人震惊和困惑不解!《驳圣伯夫》一书的编者法洛瓦透露了一点信息:“圣伯夫的天才是一种分类的天才,是搞集团、立宗分派的能手。……他并不缺乏智力,不过他有的却是用于分类的智力,他是一个夏多布里昂杂货店老板,如此而已。”从这个角度看,普鲁斯特的讽刺更痛快淋漓:“只要慌言舍他而去,他的全部优势便告分崩离析。象酗酒的人规定改饮牛奶,他就完了,……在这位享有盛誉的大批评家身上,最感动人的恰恰是那种黔驴技穷,……他的渊博的学识,作为文人的修养,给予他留下的只是自负、平庸、缺乏自制的表现。”只要稍稍移动一下目光,这种“圣伯夫现象”并非法国文坛所独有。

无独有偶。意大利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克罗齐对圣伯夫的瞎评也极为不满。他认为,一向措辞得体的圣伯夫在谈到司汤达的缺点时完全错了,圣伯夫认为“司汤达是通过文学批评以及遵循先前的‘构思’、受一些偏见的引导来进行小说创作的”,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不会“栩栩如生,而只不过是一些费尽心机组合起来的机器人,从这些每个动作当中,人们几乎可以看到机械师从外面插入的弹簧”。克罗齐反驳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如何去解释司汤达小说所散发的魅力?只要读过这些小说的人,都不可能把小说中的人物的个性、言谈举止从自己的脑海中赶出去,其中的许多场景和情节,都具有那种出入意料的、源自生活的气息。可见那并不是司汤达的“构思”,而是他的感情、他的爱,他的痴狂。“总之,司汤达并不是一个原动力、激情和功利上的理论家,而一个落入情网的人,他对一切都着了魔。因此,他的内心状态并非平淡无奇而是充满诗意,这是进行艺术创作的最佳心态。”(克罗齐:《司汤达》)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只要稍稍移动一下目光,这种“圣伯夫现象”并非法国文坛所独有。在中国解放后撰写的文学史中,沈从文、钱钟书、郁达夫、穆旦、张恨水等重要作家不是打入另类就是长久缺席,得不到与其成就相称的基本评价。把持意识形态和作品生杀大权的文化高官(如郭沫若、周扬之流)大都身兼“评论家”,他们“近亲繁殖”了大量的文坛“刀笔”们,其理论素养与圣伯夫相比何止有天壤之别。读一读郭沫若解放前夕发表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就够了,他一棍子“打死”了萧乾、沈从文和朱光潜。这决非偶然,当年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时,郭沫若一上场便是一顿闷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用语刻毒堪称“文革”大批判之先声。沈从文建国后被迫搁笔几十年,但并没有停止思索。一九六一年他写下《抽象的抒情》一文,反思并指斥文艺创作的种种弊端:“可是过度严肃的要求,有时甚至于在字里行间要求一个政治家也作不到的谨慎严肃。尽管社会本身,还正由于政治约束失灵形成普遍堕落,即在艺术若干部门中,也还正在封建意识毒素中散发其恶臭,唯独在文学作品中却过分加重他的社会影响、教育责任,而忽略他的娱乐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个小说家的这种要求)。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显然,沈从文的矛头是有所指的。

事实上,普鲁斯特对“圣伯夫现象”中的非文学性因素并不感兴趣。从法国文学史角度看,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范式的代表,并对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圣伯夫式批评理论,为什么历史选择普鲁斯特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经历过写作失败且患有哮喘症,敏感而脆弱的年轻人来加以批判和清算?相比之下,被丹纳称誉为“杰出发明家”并留下几十卷理论文字的圣伯夫,却是异常强大且深得文匠们拥戴的。可想而知,当时的话语权力象尘埃和雾窒息着法国文坛。也许,历史只能借助普鲁斯特那正在哮喘的“肺”来呼吸:它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新的气体。而痴肥者则目光呆滞、打着饱嗝并捂住失灵的鼻子。

一般而言,人们只知开创一代风气的作为小说家的普鲁斯特,而对作为批评家的普鲁斯特却知之甚少。事实上,普鲁斯特的文学批评与他的小说同等重要。这不仅因为有关《驳圣伯夫》一书的大量笔记写于《追忆逝水年华》之前,并且在其中透露出这部小说的构思和轮廓,更因为《驳圣伯夫》表述了年轻的普鲁斯特对文学写作的本质构成、源泉、特征、方式的独到思考。这种思考在批判圣伯夫的批评模式中为法国新批评派开了先河,而对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奈瓦尔的重新评价使普鲁斯特据此融合他们在真实、幻想、非理性等方面的优势,并提出一系列关于感觉、印象、情感、回忆、欲望,以及时空互置切换的处理方式的见解和技巧,从而开始了他对逝去时间的追寻、再造和沉思,这如同有关玛德莱娜点心的记忆复活于一杯茶的浸泡之中。离开了这种批判性的、包容性的思考,离开了对本国和异国(如罗斯金等)文学传统的切入与再植,同时找到当下的历史机缘与多种写作脉动相互交结、融合的基点,普鲁斯特将难以在某一个向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文学高度。在没有找到自己写作的基点之前,普鲁斯特出版的《欢乐与时日》和未写完便放弃的小说《让•桑特伊》,尽管其中题材与《追忆逝水年华》相似相近,但只能使他成为平庸的或者一般性的作家。由此可见,《驳圣伯夫》对于普鲁斯特写作的重要的转折性意义,也就是作为批评家的胆略和识见对于作为小说家的普鲁斯特写作的开启性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说,写作的自觉必然带来文体的自觉:文学边界的位移与拓展以及文学样式之边线的模糊。明确、单一的文学样式对他都不适用了,因为既往作家都无法为他提供解决办法。对他而言,文学样式“就是感受或真实可能体现的形式。”
普鲁斯特的写作因之获得开放的生长的边缘性。这也就是造成《追忆逝水年华》既是一部卓越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的内在原因。同样,《驳圣伯夫》也出现文化归属上的困难:法洛瓦认为它已超越于一切文学类别,既不是论文也不是小说,而是一部艺术作品,其中包含着”关于一部书的梦”和“关于一本书的观念”。而我觉得它是散文、小说和论文的混合形式。作者真正沉湎的是文学写作本身,因而并不在乎别的什么:那几十本笔记本直到他死后才被整理出版,这与他没有看到他一生唯一的多卷小说完全出齐一样。历史借助那哮喘的“肺”呼吸,但不幸的是,这日渐衰弱的“肺”并不能支撑多久。这使我想到卡夫卡的和鲁迅的同样哮喘的“肺”,最终成了一个时代快要窒息时的呼吸器,尽管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语境。

值得注意的是,普鲁斯特的写作恰恰是在他力量衰竭走下坡路的时刻真正起步的。他封闭于不能见客的房间,进行呼吸道烟熏法,服用麻醉剂;母亲的死使他的精神遭受重创;小说《让•桑特伊》的写作又走进了死胡同,等等。《驳圣伯夫》的写作正是他的文学生命重新起搏的动力之源。这与圣伯夫的情形相反:圣伯夫一贯自我感觉良好、高高在上,把持着进入“经典”之门,连波德莱尔也不得不向他“进贡”香料和蜜糕。看来,“圣伯夫不是因为文章写得不好才是一个坏作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坏作家,对文学的意义和作家应担负的任务完全弄错,所以他才写得不好。”后人的这一评价是锐利且尖酸的。圣伯夫不应该不知道,靠话语霸权只能得逞于一时,而时间终将瓦解并重证一切。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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