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耳 ⊙ 苍耳诗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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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着世纪叫喊

◎苍耳



                                  

一个人生下来进入某个时代是无法选择的。我们不能在娘肚子里瞅准一个时代,然后再决定生下来或者拒绝出世。上帝没有赋予人类这种权利。就此而言,时代之于具体的个人都是平等的、随机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种无法选择的特定时代里呼吸、奔走、叫嚷进而被选择。看来,曼德尔施坦姆不可逃避地要艰难地穿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这段充满沉闷与大风暴的喧嚣的历史时代。不幸的是,所有的时代都是喧嚣的,正象它的贫瘠一样。让人感慨的是,他在集中营里的最后几首诗这样写道:

我生在一八九一年一月
  二日和三日相交的夜里,
那是一个不可靠的年头,
  两个百年用火将我围起。
          (《无名战士之诗》)

一个时代,尽管具有被历史生成和追究的一致性特征和氛围,但对于任何时代中的个体生命及其命运而言,却是不尽相同甚至是迥异的。“生逢其时”和“生不逢时”可能出自于同一时代中的不同个体之口。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被世俗风尚和权力话语忽略与遮没的作为人类的精神个体所审察、感受和思考的时代,以及在个体心灵和精英文化中的投影和烙痕竟是如此千差万别,以至于我们发现隐蔽的、碎片式的、游移于昏暗边缘的众多细小的部分或颗粒却显现出时代的某种本质。我们看到,那些未曾经历的历史时代无边地向后退去,除了不断压过来的甜腻而时髦的世俗潮流所掏空的遗忘之外,也许只剩下历史学家们指给我们看的一堆堆事件、人物、道具和摹本。在“一个逝去的世纪最后的避难所”:那缓慢爬行、病态安宁的俄罗斯沉闷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看见那些“总要绕着国务会议大厦对面骑在马上的尼古拉一世的纪念碑走上几圈”、“衰老得生出青苔的”近卫兵吗?那些“长胡子的红色蟑螂”般的宫廷警察吗?看见“奴隶贸易的中间人……,一边道歉,一边谈论道德的堕落”的喋喋不休的伪善丑态吗?而那张男高音歌唱家菲格尔“半部是他在歌唱,而在照片的另半部,他则在捂着耳朵”的复合照片,则具有一种象征性讽刺意味:他是在制造“时代的喧嚣”还是在躲避“喧嚣的时代”?或者说,他在制造的同时也在躲避,而他竭力躲避的正是他正在制造的“喧嚣”。同时,我们闻到了“发了霉的公园那潮湿的空气,腐烂的温床的味道和温床上的玫瑰的味道……,小吃部浓浓的蒸汽、刺鼻的雪茄、车站上的煤渣和数千人的化妆品”所混和的“特殊的气息”,闻到了“当今的犹太家庭中所散发着的气味”,那种“犹太教最细小的影响充斥着整整一生”的、类似“一粒麝香粉的”气味;甚至闻到“一个历史时代终结时的抽象概念,总要发出臭鱼的味道”。

在《时代的喧嚣》中,曼德尔施坦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穿过其中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对于那个时代当下场景和毛发细部的追踪与镂刻,包括那些无碑无传的活生生的灰色小人物,都为那个后人在回顾时变得静寂、空洞的时代重新带来了血肉和喧嚣,带来了游离其间的个人的窃窃私语。比如,曼德尔施坦姆“本该喊道:‘嗨,好啊,我们有个光荣的世纪!’——却会喊成这样:‘碰上这么个干巴巴的日子!’”

曼德尔施坦姆的自传与一般以个人人生经历为主的传记不同。不妨说,我们在其中获取更多的是构成一个时代的诸多纬度和扇面,作者只是参与其间并在回忆之中游离其外的旁观者和独语者。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想做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生长。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我永远也理解不了托尔斯泰们和阿克萨科夫们,以及那些钟情于家庭纪事和史诗般家庭回忆录的巴格罗夫孙子们。我再重复一遍,我的记忆不是爱意的,而是敌意的……”。我以为,曼德尔施坦姆之所以回避对个人外在经历的流水帐式的叙述和絮叨,意在打破线型的扁平结构,以便腾出空间让思想磨砺的眼光从容扫视时代的某些房间和角落,并使其如同多棱体般在手中旋转起来,从而提供并非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样的黑格尔尺度所能“一网打尽”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本源的历史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黑洞般看不见的“余数”而诡秘幽深,而文学写作正是要试图显现这些被理念、逻辑和手段所无端切掉的“余数”。这种“余数”并非通常所说的“小部分”或“零头”这样的概念,它在可能性的意义上或许是无限的、难以穷尽的;在内在强度的意义上甚至是尖锐的,具有颠覆公认的历史权力话语的聚变能量。我们在一块甲骨、一座古墓,抑或一段野史、一处遗址上尚且感受到了它们阴森森的目光,并可能随之颤栗、龟裂、掩饰不住虚假可笑的稻草人般的话语内瓤。那么,在文学回忆录写作中,即便那些被历史所忽略的瞬间、片断、话语乃至微妙细节,都足以使人触摸、重历甚至震惊于昏暗而迷离的“余数”空间:只要启开这些“时间的暗道”,质疑和叩问便有了握住尖利钥匙的可能。米兰•昆德拉曾指述过这样一些不起眼的事实:诸如苏军占领捷克期间,布拉格的狗们遭到侵略者的疯狂追杀;被送上绞刑架的克莱芒提斯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哥特瓦尔德光头上的那顶毛皮帽子。

对于曼德尔施坦姆来说,“一九○五年--一头生有一双惊慌的宪兵眼睛、戴着一顶大学生的薄饼式蓝色制帽俄国革命的怪兽!远远地,彼得堡人就已经嗅出了你,捕捉到了你的马匹的踢踏声,--对于我来说,一九○五年就体现在谢尔盖•伊万内奇身上”。他似乎是一个“苦行僧和虚无主义者”、一个发誓要写出罗马帝国衰落原因的长篇报告的人,一个有着“非法的深刻”、外穿“骑兵的夹克和宪兵的呢裤”的人,一个在街上“不时指点出密探”而“他自己就象是密探”并有着“某种宪兵味道”的人。而“当面指出一位将军或四等文官的肮脏,是他最大的幸福”。他不象一个革命者,但他却藏匿过有关革命的禁书,因而有着“革命的家庭教师”的绰号,并在革命中成为“甜蜜、安全地受到了惊吓的居民们的监护人”。而革命后,“他彻底地褪了色,他的身上已没了神气,他的五官也已磨损了……;过去的喋喋不休和威信只有淡谈的影子了”;他在天文台找到了打杂的差事苟延余年。在一个泥沙俱下的混乱的转折年代,这类多面体的灰色小人物是活生生地大量存在着的,只不过他们很快被大浪冲到旮旯里,或者被一律磨得光滑无比。对于他们,甚至谈不上什么舍弃与遗忘。但在他们身上却内刻着一个时代冲压下的尖锐辙痕和复杂的人性纠结,因而呈现出时代的毛茸茸的原始真实性。历史学所忽略的正是作为人的历史以及人的生存的内在真实。我想这也正是作者认为的“1905年就体现在谢尔盖•伊万内奇身上”的重要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曼德尔施坦姆的“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的说法,是一个容易遭到误解的表述。整体地看,我想他并非是指思考与写作的个人立场和个性声音,而是指外在的个人经历或传奇,它们充斥了各种标以传记的文字当中,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构成“时代的喧嚣”的一部分。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表白:“我和许多同时代人都背负着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讷讷低语,因此,仅仅是在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语言”。这段话表明,在“时代的喧嚣”中,个人性的存在都注定是“口齿不清的”,因此只能背对着时代“讷讷低语”。但这种“讷讷低语”还只是原发的、初级的异已之音,甚至包含着某种不适应、尴尬、惶恐或被抛成分。因此它们中的相当一部份最终顺应和融入权力话语的“喧嚣”之中,成为“代替活人回忆的,是声音的模塑品”也是不奇怪的。这正是“时代的喧嚣”一路滚雪球而来且越滚越大的原因之一。注定只有少数人在“倾听”和“染白”之后“才获得了语言”:个人性的、外省的、思考的、与任何“喧嚣”相敌对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的喧嚣》中“出炉”的语言方式是奇谲的、犹疑与讽刺的、甚至将混乱和嘈杂的成份裹挟其中,有时近似口齿不清,达成一种与“时代的喧嚣”可怕对称的形式。这种晦涩性本身因此便具有一种意味。作者将它表述为“文学的恶毒的红色星火”。这一点,曼德尔施坦姆受他的文学启蒙老师弗•瓦•吉比乌斯的影响。弗•瓦是一位长着一副“红润的、多刺的、既象俄国人又象蒙古人的脸”,“穿着一件不合身份的老爷皮袄”、“非常嗜好齿音和颚音”的“平民知识分子”。他被视为“这头文学的野兽”,“偎着文学,用毛发和满脸又黄又硬的胡须蹭着它”;被视为“被抓着头发拖到历史的拜占庭法庭上做了证人”的作家。这些浮雕式的刻画显然也适合于用作曼德尔施坦姆的文学自画像。

写到这儿,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极“左”横行的年代,中国文坛不能产生类似象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坦姆、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等世界级的作家和诗人?在我看来,中国文人并不缺乏活下去并用文学进行抗争的勇气,但却缺乏一种精神高度和文学高度来承担历史和生存,缺乏一种从反思人性的深处产生活的思想的能力。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出了一个鲁迅,后五十年尚无人可与之匹敌。茅盾、郭沫若们都没了踪影,连暗地里写给后人看的“私人文学”也没有。只有一个沈从文,在书信里坦露了一个苦苦挣扎的灵魂,给后来者以一丝苍白的安慰。因为我们毕竟听到了来自那个时代的迷惘、质疑的声音。一个人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声音或者建起独立的世界,那么他极有可能变为一种异体,甚至象曼德尔施坦姆那样“沦为时代的孤儿”。沈从文没有躲在故宫里继续写他的小说,而是选择了以放弃写作,甚至打算放弃生命来固守他的文学信念。这不仅对于他个人,而且对于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史无疑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写在纸上的文学是危险的,“独善其身”才是中国文人最聪明的选择。尽管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沈从文也只能算半个思想家。中国因此少了一个最具潜质的独步荒园的作家,而多了一个出色的古代服饰专家。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尴尬、遗憾的话题。

曼德尔施坦姆活在一个动荡的、专制的、配有集中营的时代是不幸的。如果他想“熬”出头,至少还要畜生般地苟活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他死掉了,死在不是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过度寒冷的统一”、“可怕的国家体制就象一台散发着冰之寒气的火炉”是他预述的死亡背景。熬或者死,便是无可选择的时代硬塞给他的两种选择。无论选择哪一种,他都被剥夺得一丝不剩。而更深的不幸在于,他无法将这段连“喧嚣”也被“专制”掉的惨痛体验写进另一本自传,以便使后来者感受集中营里坟墓般的死静和打破它的惨叫声。那巨大的磨盘象碾压麦子一样粉碎灵肉的过程,是怎样一种无边而锥心的“喧嚣”啊。令人惊讶的是,曼德尔施坦姆在那里写下了他最后的诗歌:

瘦弱的燕子啊,请你教导我,/虽然你已忘记了飞翔,/怎能使用这空中的坟墓,/我既无尾羽又无翅膀//……我要你真正地弄清,/坟墓如何教导驼背者,/空中的洞穴如何吸引人//……半昏迷状态的生活/我能不加选择地喝这汤粥,/在灯火下吞食自己的头颅?(《无名战士之诗》)。

作为俄国“阿克梅派”诗歌的主要代表,他的最后之诗已经没有早期诗歌那种“表现时间流逝的缓慢、粘滞的感觉”,而是“改为湍急、阵发性、雨打玻璃似的倾泻”,这是那个时代将他逼向一种“可怕的加速度”的结果(布罗茨基语)。应该说,曼德尔施坦姆已经在诀别世界的诗歌里写出了他最后十年惨痛的“自传”:孤傲、冷峻、大声责疑、决不低头的精神气质,和承担历史与死亡的勇气一以贯之。而《时代的喧嚣》当然可以视之为他生命的另一首诗。我以为,二者之间具有生死般的不可分离的血脉关联。在这里,外在的文字排列形式已退居其次,重要的是,它们都触及到时代、生存以及文学的内核部分。只是“讷讷低语”已不可抑制地变成了呐喊,变成了冲着世纪扔出的几块石头!

一个世纪象一座山,万壑深渊之间,曼德尔施坦姆的叫喊是否显得十分微弱?我在这本自传中读到预示他最终结局的谶语:“舌头粘在嗓子眼上了。严寒灼伤了喉咙,主人冲着世纪的叫喊水银柱一样冻凝了”……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日

《时代的喧嚣》
作者:曼德尔施坦姆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丛书主编:林贤治
版次:1998年7月第一版
定价:1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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