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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一个萤火--重读《尝试集》

◎苍耳




                                      
                                                    
近来闲暇,将借来多时的《尝试集》仔细翻阅,时光竟已飞过八十年。在这个世纪的除夕,读中国白话新诗第一部诗集,仅此一点,亦感慨唏嘘。诗集的作者早已乘鹤而去。一个世纪足以成为铁墙,隔开两边的人。窗外枝头的鸟儿,想必上个世纪也是如此啁啾的罢。因此,这样的阅读行为本身,已让我消受了时光残酷的温情。

《尝试集》可谓名符其实。发誓要破陆放翁“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胡适,想当年意气不可谓不高,但从新诗角度看,这个集子里有建树的诗作实在寥寥。象《湖上》这样清新可喜的意象小诗,算是上乘的了:“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平排着,/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对此,胡适自己亦有清醒的说法,他在四版自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尽管这部诗集的起点不高,但作为中国白话新诗的发轫之作,胡适的意义正在于“尝试”行动本身。不过,这“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岂止仅来自“放大的鞋样”?

按胡适自己的说法,他大部分诗作仅仅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另一些诗不过引入了白话的字词、文法和自然音节,只是作了“文学的改良”而已。但仅此一点,他何以却遭到如此猛烈的攻击。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诅咒道:“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徵耳。”此言在当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它所反映的衰败顽劣的心态,倒成为老朽们自己的一面镜子:大约朽者总认定新生者为朽,色厉内茬,似乎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那口气象在宣判谁死刑,喷出一股血腥味,只是究竟谁该死反倒没弄清楚。现在看来,不能不令人发笑。不过,我发现,漫长的专制统治,竟使得社会中的人都压模成了一种偏狭的专制心态,这实在比专制本身更为可怕。

可见,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专制竭力铲除的是,任何自由、独立的思想土壤,并将活的灵魂制成木乃伊。这二者互为因果,形成了癌细胞的恶性循环。这大概就是在中国,平和的改革难以发生,而只能借助农民起义,来作改朝换代的工具的深层原因之一。古典诗史的情形也不例外。大凡每次诗史的转折,几乎都是从民间自发开始的,从汉乐府到词曲概莫能外,仿佛陈涉、吴广们一轮轮“揭竿而起”。诗体的嬗变异常缓慢,诗学规范难以突破,形成了漫长的停滞、淤塞。一直到连民间话语的热力也消耗殆尽,无法反抗它的僵化,此时的黄遵宪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但他同样缺乏独立自由的思想,以及它所滋育的新的美学精神和新的诗学规范,这注定了中国新的诗歌变革,必须借助强大的他者力量,即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诗歌的变革开辟了广阔的思想背景,因为它打破了漫长的恶性循环,为个人性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新的土壤。但具体的诗变之路必须由新诗人自己来进行,必须由个人性的文本方式来承担。但群体型思维和集团式冲锋的深层积淀,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一进程可能取得的广度和深度。颇有意味的是,五十年后,中国新时期朦胧诗的崛起,基本是这一过程的再次翻版。

胡适无疑是最早在这块荒园上挥镐的开垦者之一,但他的镐上有不少缺口,他只刨去了浮土。他是一个类似化学实验室里的试验者,他认为“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并宣称这“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因此,他把文学试验分成了几个阶段:先是语体,后是诗体,然后才是“要有新思想做里子”。这对化学试验尚可,而对诗歌写作来说,可就惨了!这样的“尝试”很难避免不是在一个低水平上徘徊,因为照此写成的诗,只能是扁平的,一落地就如同“试管婴儿”。难怪后人读他的诗,常有喝白开水的感觉。

翻开《尝试集》,我们就能看到里面的诗作,呈现出“一截一截”试验的过程性和单面性。照我看来,胡适先生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包括钱玄同等人在内,存在较为 严重的缺陷。比如,他们将文言与白话作为判定文学的唯一标准,不用白话写的古代文人便被打入“文妖”之列,颇有点“唯我独尊”的味道。这必然导致他们将属于古典的东西一刀割断,以致于它留下的后遗症,一直在发作,在阵痛。

比较一下但丁之于意大利民族文学,惠特曼之于美国本土文学,他们的文学实验和创新,是以个人思想的超越性、文化上的包容性、文学探索的特异性来独自承担的,语体的革新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换言之,对文学本质的洞识,运思营构的大气,从根本上保证了提升民族或民间语言的可能性。但丁和惠特曼,都是在与大的精神文化背景相拒斥的状态下,从诗歌内部全方位开始变革行动的。作为精神个体和写作个体,他们独自挺立的强度和深度,对历史和时代所承担的重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对习惯以群体的“揭竿而起”的方式,来实施文学颠覆的中国诗人来说,至今仍有启示的意义。

于今回首,《尝试集》的意义仍在尝试行动本身,仍在胡适挥镐拓荒的起落之间。这是一种敢于“尝试”的精神。正如那“水上一个萤火”,从二十世纪初的“船边飞过”,它渐渐地远了,远了,但历史不会忘记那一点微弱的清光。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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