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耳 ⊙ 苍耳诗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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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鱼、喷雾器及其它

◎苍耳



           
喷雾器


喷雾器作为一种强大而奇特的武器,却从来都与炮火呼啸的战争无缘。反过来说,它作为和平时代的农耕现场的象征,却又充满了一种戏仿战争的渴望和意味,只不过将人与人之间的血腥搏杀,演变成了人与虫之间的生死恶战罢了(昆虫一旦成为人类敌人就必须扣上“害虫”的帽子)。当然,你可以说后者是对前者的虚拟或模仿,并可以从中获得一种游戏的快感,如同用下象棋来戏仿楚汉之争一样。可是,人虫之战决非田园牧歌,它同样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记得小时候在城里,我对那种家用小喷雾器很着迷。它象注射器一样是推拉式的,喷射敌敌畏时会发出哧哧的响声,墙上或纱窗上的蚊蝇随之在霰弹中应声倒地。当然,那时的我尚无辨别力,无法在嗜血的跳蚤和蚊子之间作出比较,比如在吮血之前,跳蚤“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而蚊子却“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以“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因此也“更其讨厌了”(鲁迅语)。然而,看看农人手握喷枪的强力姿态,就知道人虫之战完全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但转而一想,他们的权力也只局限在对付自然的、生物意义上的“害虫”,手里拿着类似仿真手枪那样不中用的家伙。

当然,这并不妨碍喷雾器喷出仇恨的霰弹――敌敌畏。在我看来,敌敌畏是农耕文明释放并实现群体欲望的重要载体之一,有时甚至是这种欲望的替身。无色劲猛的液体涌动着除害的欲望、丰收的欲望乃至自虐的欲望。可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并没有停下来凝视它,追究它隐含着飞蛾扑火般的目光的复杂成分。在这儿,我将敌敌畏视为杀虫剂或农药的共名来看待,它的威力已深入到乡村和城市的肌质和骨髓里了。但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使用杀虫剂是在西方之后(西方在1763年才开始应用杀虫剂)。事实上,中国使用汞剂、砷剂和藜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而铜剂和铅剂的应用也在一千年前。在我看来,敌敌畏是古今中外所有杀虫剂的典型代表。且不说敌敌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杀伤力,即便这个名称也足以令对手胆寒。

我们必须留意那种短兵相接的雾性场景。尽管喷雾器是现实主义的,杀死“害虫”也是现实主义的,并且涂上了标明合法性和公正性的怪绿色,但它们在农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发生的替换性反应却长久被忽略了。雅可布逊对失语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一次心理学测验当中,被测试者的“所有回答,不是对刺激物的替换,便是对它的补足”。前者是替换型的隐喻反应,后者是谓语型的转喻反应。例如,雅可布逊下述举例倒十分贴合农民心理:如果刺激物是“棚屋”的话,那么它激起的相似反应可能是同义词“窝棚”和“茅屋”,反义词“宫殿”以及“山洞”和“地穴”;而它的毗连反应可能是“草屋顶”、“稻草”和“贫穷”等,其谓语反应则是“烧毁了”,或者“是一种蹩脚的小房子”。然而,雅可布逊没有进一步搞清楚,更广大更潜在的失语症存在于“沉默的大多数”之中,而不应该限制在病理学范围。失语症是话语权被剥夺后呈现的伪状态,是口表与内心存在巨大反差的表征,或者是无法言说自身存在的惶惑与迟疑所带来的口齿不清。失语症的表现方式是缄默、道路以目,是嗫嚅、语病、倒错,是莫名其妙的喻体和迷语,是不连贯地冒出不相干的单词:或者无躯体的主语,或者无头颅的谓语。

我曾在乡下看见一个老农在配药水时骂骂咧咧的情景,听得出来他骂的是“害人精”、“地头蛇”、“贪官”、“害种”,他一会儿将喷枪摔在地上,一会儿又将它紧握在手中并猛烈喷洒药液。在“地头蛇”的淫威面前,在无所不在又虚无缥渺的权力压迫下,喷枪瞄准的对象在潜意识中完成了多次微妙替换,“害虫”已经获得了隐喻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指玉米螟、稻螟虫、棉铃虫、棉红蜘蛛、白僵菌、黑剌粉虱、草晴蛉。在某种程度上,喷雾器释放了使用者内在的巨大压抑感,他们在喷枪上找到了怨愤的发泄口,并与深藏的农民集体无意识遥相呼应。这种隐秘的快感是旁人无法体验的。接下来的“谓语反应”是对农药的不安和怀疑:“是不是假的”、“是冒牌货”、“太贵了”之类。他们的焦虑表情裸现于庄稼葱茏的大地和蝗虫蜂起的天空之间。

人与害虫之战的背后折射着人与隐形人(即体制及其操作者)之间的持续争战。在二十四史那“独夫的家谱”上,我们不可能见到“沉默的大多数”。我们见到的是战战兢兢,跪地叩拜,以及“否则要此膝何用”的叹喟。这也就是鲁迅所揭示的:“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在后集权主义时代,失语症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减轻和改善,广大的缄默者必须借助内心或个人私语完成对刺激物(权力压迫)的应激过程。这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虫子却占据了上风:小小的白蚁爬满了庞大僵化的体制之躯。在充斥“放卫星”继而充斥假种子的一元化时代,农民的隐喻和转喻象车前草一样是葱笼的、滞涩的和低暗的。它们不是被细小的黑洞吞噬掉就是被巨大的车轮碾压成泥,谁能听见他们在更深的失语症下所进行的挣扎与嘶喊?在我所居住的城市,有一天我路过康熙河市场时,发现一家喷雾器专卖店,那里面摆满了各色各样的喷雾器。它们是记忆中的喷雾器的变种,尽管充满了时尚时代的种种花哨和款式,但它渴求杀灭对手的欲望并没有任何改变。也许,还存在着一种我们没有看见的威力更大的喷雾器,它的功率非常之大,堪与喷射催泪瓦斯的那种玩意相媲美。


药鱼


“药鱼”是一种动作以及它导致的结果。显然,名词“药”活用作动词是功能转移和毒力增大的标志之一。问题是,作为动词的“药”几乎看不见动作性,这不仅因为投药大多发生在有月光的夜晚,而且下药过程也显得十分隐秘和虚无。它是一种液体和另一种液体的奇特混合,或者一种气味对另一种气味的强力插入、亵渎与恶性增殖。据说在将农药投入水中时,鱼儿能闻见一种奇异的香味。

结果可想而知。药鱼与炸鱼不同之处在于:炸鱼用的是雷管,能听见震耳的轰的一声,并且鱼翻肚的速度比较快。而药鱼则是不声不响的、缓慢的,它选择水流也相对沉缓迟滞,最好是一潭死水的塘。另外,炸鱼的范围小,鱼翻肚是被炸昏的,不立即捞上来它会苏醒,就象刚死的狗在泥土里会复苏生命一样。而药鱼则是一次性的、彻底的,无色的药剂会随流水一起流淌,从而导致水面上漂满白花花的耀眼之物。

但令我不解的是,一河死鱼总是被丝绢般的鸟语花香轻轻覆盖着,碎银子一样炫目幽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条长河上总是看见大量月光而看不见那惨白尸体的原因。

在一个饥饿的、蛋白质馈乏的时代,农药竟承担了实现这一欲望的功能。在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的困境里,它不过是一种无知加无奈的反抗而已。药鱼的过程是秘密的、古怪的和令人窒息的。而对于它的回忆却时时象刺猬一样抱紧我,让我在贴近它时感受它的尖锐。尤其在击鼓传花的欢乐场面中,闪电般刺中我的正是它。

在人民公社年代,为什么几个乡村少年干起药鱼的活儿竟如此熟练?

我得申明,我几乎没有参与任何药鱼活动,虽然我看过别人干这种活儿。这样申明并不意味着我的手是干净的,我的牙齿是清洁的、无虫洞的。记得一次放学经过队屋时,一个同学指着门边几个酱色瓶子说,哦太好啦,可以用它去“药鱼”。另一个说,咱们晚上干吧。我承认,我在夜晚目击了整个过程,并在第二天吃到了带有浓重药味的药鱼(这时,动词已变成了名词,词性的变化就象刮鱼鳞一样)。我是这个施虐场面的亲历者,甚至是同谋者。如果我否认这一点,那么我随后写下的将是一系列令人窒息的僵死的句子。

当然,鱼在蘑菇云慢慢扩散的河里也并非全部死光。总有那么几条鱼会幸存下来。它们注定只是少数。否则鱼早已绝种,而药鱼者也无以施虐了。我猜想它们幸存的原因在于,它们早已远离了鱼群,在某个偏暗之处,甚至石头缝里求得一隙空间。

尽管少年与成年人存在着共同点,比如二者既是施虐者也是准受虐者;他们吃药鱼留下来的药味从未彻底消失,因为它会在淋巴系统和脑髓里运行,并不断从汗腺和尿液里跑出来,类似一种意识形态分泌的奇怪气味。但二者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成年人除留下一部分自己食用外,还把它转卖给别人。而且,他事后会将手洗得很干净,并抹上雪花膏什么的,或者戴上白手套。在一个鱼鳞飞溅的转轨年代,我目击过一些人“摇瓶一变”,将深酱色的农药瓶子改装成美仑美奂的插花瓶子,雅其名曰“城市插花艺术”。倘瓶子里放入清水倒也罢了,可他“换汤不换药”,象兑制鸡尾酒那样不断注入新的药液,让“××主义”牌塑料花在瓶里开得硕大而艳丽。

当然,我此刻想到了历史和写作。我必须追问:存在一个“药鱼”史吗?存在一种“药鱼”写作以及大量吃“药鱼”的人吗?白花花的大量死鱼非但不能成为惨痛存在的证明,反而成了牛乳样月光持续流淌的确凿证据。问题还在于,一代代的鱼产生抗药性和变异性,使它们同时具备顽强生存力和药性麻木症。当一条河已成“药河”时,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解毒剂吗?比如用现代主义解构古典主义,用后现代主义解构现代主义;比如用下半身写作解构上半身写作,用股市性写作解构体制性写作;比如用布尔乔亚式写作解构普罗式写作,用驼鸟式写作解构应声虫式写作;再比如用欧式写作解构本土写作,或者用八卦式写作解构迷宫式写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上,我们正是按这种反反相克的颠覆逻辑干的,大部分已经或正在这样做,有的预备着将来这样做。悖论正在于,解毒剂也是一种药,一种毒性强烈的药。那么,人们是否会陷入怪异的轮番颠覆的“陷井”,以及意识形态的“毒性循环”?


喝农药


一个汹汹而至的全球化时代正使一切面目全非。一个老外说,这儿应有尽有,跟呆在欧洲没什么不同。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麦当劳、膨化薯条、美容院、派对、同性恋、爱滋病、私人侦探、动漫、伊妹儿、猫王、好莱坞、巴黎香水、星巴克、蹦迪、肯特基、试管婴儿。我们天天都在城市的各个版面和各个角落感受这种氛围。但没变的似乎还是没变,骨子里的东西并非一下子就能消解掉的。这正如在一切面目全非的下面,本地一个中学生(省重点中学)自杀的新闻飞镖般地击中了我的麻木!我震惊于他也是喝农药自杀的!地点在江边那空荡又森密的防护林里。这在今年已是第三例了。不过前一例是下岗工人,另一例发生在桐城乡村,一个初中女生喝农药死了,紧接着,卧病在床的父亲也喝农药死了。场景非常凄惨和黯郁。我没有考证过喝农药始于何年,但猜想至少打从有农药之时便有了罢!据报载,“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自杀者大多是农村妇女,年龄多在15至35岁之间,方式多数是喝农药。”几十年来,我没有少见或少闻喝农药自尽的。先前,我随父下放在皖南时,第一年便亲眼见一村妇喝农药后挣扎的惨状:她仰在躺椅上,面色发青,口吐白沫。人们赶紧用肥皂水甚至清粪灌肠,但天黑下来时她还是死了。然而,过去以为喝农药主要是农民,现在竟已蔓延到城里,甚至连孩子也知道这“秘方”了。于是更震悚和不安。我想不通并质疑这是谁跟死神订下的永久契约?难道是老佛陀抑或上帝那老头?为了让抑郁症啖尽最后一点血肉和活气,农药何时成了如此便捷而顺手的自戕工具?

慢慢地,我开始追索和痛思这敌敌畏了。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液体象它那样诡秘幽深,那样令人困惑不解。也许只有人与自己为敌时才用得上敌敌畏罢。它难道成了欲望的反面――绝望――的载体吗?或者它是从人类无法愈合的伤口里流出的脓液?令我想不到的是,在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裂变过程中,有一部分痛楚和绝望是必经杀虫剂来承载与释放的。看来由失语症发展到抑郁症是有点必然了。

每过一年,一个死去的年代
就驶近一步。烙入砖面的
一只手,它干枯的
叙述被潜鸟的叫喊延伸,它在八月
月蚀之夜,收获十七年无人收割的
苦荞和镰刀的残缺
并将一个农妇喝剩的农药瓶子
灌进清水
                            (拙作:《一只手的叙述》)

但自我分离的更深背景不可能与人和隐形人之间的根本冲突无关。追究起来,内在的受挫感和失望感最终都源自于这根柢。敌敌畏从来都是双刃或多刃的,饮鸩止渴的。当土地被杀灭任何活菌而板结化时,当天空中一万只鸟突然坠落而死时,我目击了爬过世界躯体的剧毒的百足之虫。而当社会天平丧失公正而人不如虫时,敌敌畏才真正从人的躯体内部并通过人自己的手,来完成死神代理人必须履行的最后裁决。

敌敌畏无疑是死神递过来的黑色饮料。在一个自杀者的房间里,人们发现了死者身旁那个酱色瓶子,仿佛他是咕咕喝下一瓶烈酒醉死的。但残剩的药液仍在散发剌鼻的古怪气味。事实上,如果一瓶杀虫剂和一瓶烈性酒并置于桌上,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什么分别的。阳光同时照射并试图穿透它们,而瓶口均一律充斥着被痛饮的渴望。它们是如此对称地代表着醉欲和死欲,以及颠狂自己和消灭对手的欲望。但接过那瓶黑色饮料却是决绝的自戕行为,极孤独极凄凉地,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默无声息地结束自己。它不似自焚者那样激愤、张扬,也不似立交桥上或高楼上的“自杀秀”。它与当众断指或当场晕倒那种激情演绎毫无共同点。喝农药其实是人将自己当作鱼来“药”,而不必借助流水,也不会殃及“他鱼”的。不妨说,敌敌畏是人自己调制的黑色鸡尾酒。它的调料有冰块、孤愤、空葡萄、灰色威胁、工业酒精以及郁闷。因此它极自如地混迹于工业化社会的牙缝齿垢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灯红酒绿之中,也就不奇怪了。只不过承受者大都势弱、孤弱且脆弱。在城市,杀虫剂象幽灵一样雾行潜伏,不象在乡村那样理所当然地置于屋角。但正是这样,我更触摸到不可预知的阴伏着的非存在力量,触摸到被围者的无望、无奈和无助。可悲可叹的是,他们是用自己的血来洗权力者的过错,来洗剧烈变动的转制时代的过错。

当然,无意中喝了假农药也是有的,她(或他)因此而没有死掉,那么她(或他)应该痛恨还是感谢造假者?看来死神也并非纯然超人间的,它同样是生活的赝品和赝品的生活的一部分。据说,喜剧是在悲剧从历史那儿返回时发生的,而事实上它不过是悲剧行进过程中反光镜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假太监、小丑和酒鬼而已。但农业黄昏里最先散布的黑影一直在那儿,在响彻全球化的无比幸福的正午如太阳黑子般出没。我已无话可说。这里面隐藏着太多浓黑的悲凉和无法言说的苦痛。我哑然,我几乎发不出声音,而发出的声音又不象是我的。我饮鸩止渴。我不能不怀疑当代写作的繁荣和高蹈者的明艳。当然,我将哑然而笑。

                                                           二OO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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