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耳 ⊙ 苍耳诗学批评

首页 评论家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海燕与凤凰

◎苍耳



                

七十年代初上中学时,高尔基的《海燕》是我背得滚瓜烂熟的所谓文学名篇之一。尽管我根本没见过真实的海燕是个啥模样,但因为有了《海燕》,它在我和我的同代人心中变得崇高无比,它成了呼唤“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革命者”的代名词,而“那些海鸥呀”和“肥胖的企鹅”则是可耻的,龌龊的。那时候我在一所乡镇中学读书,镇上的一位同学曾偷偷借给我一本很破的诗集,没有封面,中间还掉了好几页。原来是郭沫若的《女神》。可我翻来翻去也看不进去,那种诗我可是从来没见过。比如,那首著名长诗《凤凰涅槃》和《天狗》我一点搞不懂。堂哥对我说:他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郭沫若自己也说应该全部烧掉。我当时感到很惊愕,后来才知道他说的那“全部烧掉”还真有点根据。不过《女神》在当时是被禁的,而《海燕》则进入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成了教育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生动教材。

“文革”中发生的这一幕颇有点滑稽。“凤凰”比之“海燕”来得更彻底,它在烈火中毁灭又再生,真正是具有“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脱胎换骨精神。但“凤凰”还是比不上“海燕”,或者说它被“海燕” 又“革”了一次“命”,却一时无法“再生”出来。这也许就是话语霸权中还有更大霸权的情形。当它们互“吃”或通“吃”时,可能正是这种话语霸权到达混乱的顶峰并开始衰落的征兆。

对高尔基我了解不多,这个老头干过一些好事,但他视察索洛维茨岛这个关押政治犯的人间地狱后,回到莫斯科却发表了《索洛维茨岛——犯人的天堂》一文,鼓吹岛上的生活无与伦比,到处都显出“寂寞和惊人的美”,不能不让人对这个“海燕”昧良心说黑话感到震惊。颇有反讽意味的是,当高尔基视察索洛维茨岛的消息传来,岛上的犯人一个个兴高采烈,相信并指望高尔基在了解他们的苦难后会拯救他们,有人甚至大声背诵起《海燕》来。但他们到死也没有读懂“海燕”。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名叫伊利诺夫的男孩,在高尔基参观儿童教养院时突然开口说:“高尔基爷爷,你看见的全是假的。”接着孩子揭露了用犯人代替马拉车,用麻袋装上犯人扔在雪地里过夜,在饭里撒上石灰等等真相。然而,他决没有“皇帝的新衣”中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幸运。等高尔基的船一开,他就被枪毙了。但这一切,被高尔基身后一个年轻的随从所目击,他后来写下描述真相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他就是索尔仁尼琴。

不得不提的是,这个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高尔基,在三十年代斯大林操纵的那场使千百万人被秘密枪决或服苦役、放逐的大清洗中,却在《真理报》(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上发表文章,为斯大林血腥清洗异已分子而呐喊助威:“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的喘息和呻吟。”听听这“海燕”冷酷无情的高傲“叫喊”吧!这个时候的高尔基已经被极权政治异化了,被“洗脑子”洗掉最后一点良知和人味了,因而不再是那个二十年代与“暴力革命之父”列宁多次发生政治冲突,那个尚能对社会革命党领袖在莫斯科受审表示同情的高尔基了。

郭沫若各方面的情形与高尔基颇有些相似。郭沫若的“凤凰”可以称之为“东方的海燕”,但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得不承认,“海燕”和“凤凰”是二十世纪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的两个重要的形象代码,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作为一种红色情结系于潜层心理的结构之中。至少对当代中国学界而言,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凤凰涅槃”情结一直没有得到省察和追究。这种情结的核心就是“毁灭/再生”和“再毁灭/再再生”。兑换成当时的政治流行语就是“改造/新生”、“不断改造/不断新生”。

应该讲,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激进主义思潮,经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传入中国后从辛亥革命、农民暴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激进主义思潮“修炼”到了“凤凰涅槃”的最高境界。当然,这些革命有的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这种革命也会发生严重变异,并被权力所利用,极易造成一种打着革命旗号的伪革命,一种僵化的反人性的涅槃式思维,其核心是:不是历经一次毁灭再生,而是要不断毁灭再生。所谓“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每十年来一次”,以及对个体强调“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不断“改造世界观”, 不断“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都是在极“左”政治压力下“凤凰涅槃”情结的巨大能量的释放。尽管我们说,郭沫若写《凤凰涅槃》有当时的具体偶因和背景,比如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这里有一种过去的忏悔心态。但是,它无形中成为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宣言书式的作品,以及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政治思想倾向的预言和概括,则可能是郭沫若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这种激进主义的时髦表述就是“不断革命”,它与“凤凰涅槃”的情结相对应。“革命”无非是两种:“革他命”与“革已命”。“革他命”类似“天狗”吞“月”,“革己命”类似“凤凰”自焚。但在“革命逻辑”里,二者从来是无法分开的,往往是绕了一个喜剧式的怪圈,掺进了令历史老人难堪的反讽意味。

最典型的是,一九六六年四月郭沫若在会上的公开表态:“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愈来愈感到自己处境不妙,“革命”已烧到自己的“眉毛”了。“改造灵魂”的口号不知喊过多少次,而一旦“香木采集”好了,堆到自己的脚下要“革己命”,他内心是不是有些恐惧和惊慌呢?这次公开表态引起了国内外的震动。之后不久,郭沫若在致徐正之的信中辩解道:“我自己也希望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因为“烧掉”合乎“凤凰涅槃”的“革命”逻辑,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此有人认为郭沫若这些话完全是出于“聪明”和“亡羊补牢”的策略,甚至认为是一种逢场作戏。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郭沫若说这话也许正是源自内心深处那个“凤凰涅槃”的情结。历史中的人往往亦真亦假,连郭沫若也未必识得自己的真面目。

不知一九六六年的郭沫若是否想到过,他在一九四八年写的那篇《斥反动文艺》专事打棍子、“革他命”的“奇文”来。在他的“反动文艺”大网篮里,各色皆有,黑色的萧乾,蓝色的朱光潜、桃红色的沈从文,等等。在该文中,郭沫若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气势汹汹地写道:

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为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人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献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御用”这个词,几乎成了对建国后的郭沫若自己的绝妙反讽和谶语。他后来写的诸如肉麻吹捧江青和颂主的风派诗词,以及专著《李白与杜甫》,成了“御用”这个词的最好注解。他实在想不到,“文革”一开始,他就处在当年他打击“黑色反动文艺”矛头所指的位置。当年萧乾为此写下《拟J•马萨里克遗书》,后来被划成“右派”;沈从文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一度试图自杀,被迫中断小说创作;朱光潜自谴自责,痛悔过去,开始了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不过,远在“文革”爆发的前几年,郭沫若两个上大学的儿子郭民英和郭世英,就因“思想越轨”问题而倒霉。郭世英在一九六三年即被公安部门定性为“敌我矛盾”,后经周恩来过问,被“宽大”地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所谓“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参了军的郭民英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开枪自杀身亡,而郭世英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农业大学被造反派绑架。当天,郭沫若就知道了这一消息。晚上他原本可以在一次宴会上请求周恩来过问帮助解决,但郭沫若最终没有开口。当得知郭世英惨死后,面对于立群的指责,他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后来他说出一句话:“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儿子的惨死,没有激起郭沫若的反抗和反思。但他内心备受失子的打击和煎熬也是事实:郭沫若从那一天开始,经常伏在案头,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郭世英的日记,整整抄了八册。“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是着眼于国家“红色江山”的政治前途的,因为他的儿子与当下政治唱的是异调或反调,与他这个作父亲的政治观点和思想立场大不相同。郭沫若坚信他是正确的,代表了“红色江山”的未来。只有在这儿,“革他命”与“革己命”被残酷地统一起来了。儿子的死是“革他命”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在“革己命”。他必须经受“凤凰涅槃”的痛苦和麻木,因为他“也希望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如果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是玩障眼法蒙混过关尚可以说通的话,那么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也如此,就太违常情了。我以为,郭沫若这些行动的根据必须到他的内在逻辑中去找,到他根深蒂固的“凤凰涅槃”情结中去追究。

“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和“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强大更红色的理由了。所以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在宴会席上他没有向周恩来提出来。换他的另一句话说,“我那是凤凰自焚、求得再生的意思。”也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改造我们的灵魂。”看来,这是对郭沫若最深刻的“政治考验”之一,真正触及到他的“灵魂深处”。他摇晃着站稳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成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继续革命者”。他的彻底性,还表现在他的临终遗言上,他要将那“自焚”后的生命余灰撒到大寨的虎头山,以“求得再生”。

郭沫若只不过是极“左”时期一个典型的个案。当时的“凤凰涅槃”情结,其实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不断改造”的心理中。巴金在《随想录》回忆“文革”这一段时也说:“一方面想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方面又存在着幸免的心思。……我终于在会上主动地检查了……错误。我还说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之后比较安心了。”还说“我怕极了,真的朝夕盼望来一场天火把我过去写的文章烧光。”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文品格和傲然骨气严重滑脱、丧失,应该说与此密切相关。从表面看,旧我欲产生新我,必通过激烈的火的焚烧。“自焚”是手段和途径,“再生”是由此带来的必然之果。但是,我们且不论“自焚”是否为必由之路以及能否带来“再生”之果,仅从它们所陷入的“焚毁—再生—焚毁……”的循环逻辑来看,二者因相互重叠而可以相互置换,从而被导向一种恶性扩散的癌性状态,“焚毁”几成目的。同样,“海燕”是不断地呼唤和迎接“暴风雨”,一次比一次“更猛烈”,进而与“暴风雨”合一,“暴风雨”成了“海燕”生命和价值的替代物。毫无疑问,“海燕”也有它悲剧性的一面。三十年代,有多少布尔什维克的“海燕”被斯大林当作异已分子,无情地、秘密地从肉体上被“清洗”掉?

对郭沫若的政治表现和御用嘴脸,我们尽可以嘲笑和批判。但作为一个悲剧中人和他内在的悲剧性,除了表层的滑稽可笑外,不能不给人们以深层的酸楚和苦涩。正如他在一九二○年一月十八日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不幸的是,这些话成了他未来命运的写照和谶语。历史没有再给郭沫若象巴金写《随想录》那样的机遇。可能是历史老人听厌了那些忏悔。谁敢说郭沫若不会重复他半个世纪前说过的这些话呢?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1年9月

 

©2000-2020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