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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80后诗人扫瞄系列3

◎赵卫峰



中国80年后出生诗人扫瞄系列3→
           ——1980年后的26个字母:X



                
          灵魂纵深处的砝码:熊盛荣(四川)





      1、

  作为中国一九八零年以后出生诗人中的代表性写作者,熊盛荣是一个早熟而沉郁的诗写者,也是一个理性的抒情者,还是一个与时尚、腐朽、虚伪有距离的思考者。他早期的写作主要是以一个特殊记忆的托盘为基础,在调动童年经历和回望故地的过程里,不断对现实生活中复杂体验进行的精神综合处理,因而他的文字又充满着强烈的个人境遇色彩和沉郁的忧郁气息。在这过程里,批判与反思态度一直镶嵌并支撑着他与传统文化精神的呼应,同时,同龄人中少见的尘世忧虑与理想主义倾向得到坚持,与这个时代拉开距离的人文关怀意识得到酝酿,也正是这些诗歌和时间所必须的知识分子特质,使他在“八零后”诗群里居于前沿。

    黔南:风吹

  风吹牛羊:是沙
  风吹流水:是泪
  风吹一个人:是一粒比沙还细的沙
  一滴比泪还小的泪
  风吹桃花:是巫女胴体的气息
  风吹星辰:是血液点亮的灯盏
  风吹大地:是风把白天还给黑夜
  风又把黑夜还给白天
  风吹。风吹
  风吹更大的风:是大音稀声的黔南
  (《黔南》)

  像诸多以特定山水为精神背景的写作者一样,“黔南”是熊盛荣的记忆调动与精神(及阅读)经验处理的一个关键词,准确地讲应是砝码!每个诗人心中都有一枚特殊的砝码,熊盛荣的“黔南”也让我想起了滇籍诗人施工的“哀牢山”与浙江诗人谢君的“浦阳镇”;应该说,这类砝码既是具体的又是广义的,其动用与变化则与后天的、后来的不断与更新的变化如伦理道德评估、审美向度及文化感觉相关。事实上在熊盛荣诗里,黔南又可扩大为江南、华南,以至于整个乡土中国,甚至也可说诗中的它几乎也就乡土中国一种众所皆知的缩影,一个可以不断翻新的意义,一个层出不穷的隐喻;因此,熊盛荣的写作勿宁说是对传统精神脉络的一种自我判别与重识,一种随着自我知识的积累的对一方相对熟悉的地域——也是对曾经的时间的诗性梳理。

  一方山水的最佳作用实则也是有了一个相对合适的精神“中介”,如果我们只站既定的阅读接受习惯来看,只将这样的诗作视作地理文化的颂唱与传统型的乡土赞歌,又并不恰当。因为乡土写作的背后,是对传统文化的再感悟及其在现时空中的重组,这时更上一层的诗人自然而然也会无意于“本地”的——当那肉眼看不见的风已抵至“灵魂的纵深处”时!正如,“藏北”并不真的仅限于藏北:

    “人群。这些浮动的面孔,炭火一样的
   半暗半红。大风吹动着他们
   就像吹动着秋天里成熟的青稞
   皱纹里的光阴,就在风声里悄悄地走远了
   这是藏北:风吹送着风
   吹送着更大的辽阔。大地上的行人、车辆和牛羊……
   像一粒粒细小的沙,在风中缓缓地移动
   而佛的消息四处散播。经幡飘动
   取经的人风雪兼程,大风为他打扫着前方的路
   而路不是在前方,而在灵魂的纵深处
  (《大风 》)

  乡土主题是一个亘久而庞杂的谜,像太阳重要而必须,却又会因相对的熟悉、亘定和高与大而对它见惯不怪视而不见,对乡土的诗性认识,往往在易地移位后,会分娩出异样与更新。随着时间的流动与身心的位移,熊盛荣早已注意到地域倾向的某些局限并及时作出了反思,在他的后期诗作中,已不单对作为个人记忆模块的一方山水持高度肯定和认可态度,他开始了对传统和知识的再体认与辩证。确实,具体的某地,只是诗与思“暂借”的载体,熊盛荣虽然对熟悉的“当地”采取了肯定的理解态度,但事实上这块土地也是广义的,他对此先是借用了“诗歌(语言)”这一中介,继而又在诗的同时借用了“记忆(家乡)”这一中介,他在对所知的过去(或是目前)进行分析的同时,又努力地想着超越以进入另一个高远的乌托邦,这种困难中的努力无疑反映出一个写作者的认真与自觉。

  那么,对此是不是可以将“乡土”视作一个踏板或载体呢?或者说该清醒地看到所谓诗意的栖居,应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一个过渡呢?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福克纳或马尔克思眼中的特定地方同样是“重大”和“意义”的,但事实上这样的重大却又是由“互动”来共同完成的,一是作者的知识(写作的第一资源),二是作者对知识的再分配,也可以讲是对知识诉求的中介的寻找如特定的地方(写作与生活及现实的先行对接),三是对个性化与共性化的平衡处理,如小麦就那样子而为什么它在某地某时偏就是“特殊”的?在此过程中当然还有语言能力、思考的角度与深度、审美趣味与道德观、历史观等的穿插。

  ——这样,也许就牵扯到了价值观这个敏感的核心话题了,对于一个明智的写作者,熊盛荣似已感到,他更需要的是这样的迂回行进:靠近、穿过公共价值去寻找个体价值,以至于终极价值。就传统角度的写作及地域主题倾向看,过多的范本已向清醒者暗示:必须逾越山水花草及玉米小麦与相关的人群共同体构成的特定地理文化板块,必须穿过层出不穷的对乡土的反思审视与膜拜感恩,这样,更可能挨近那暗藏着的某种终极价值,它应该就是目的!

  终极价值是唯一的也是不可再解释的,基本上不再需要比较的某种价值,那么这样看又是不矛盾的:同样的极点,靠近与抵达的时间、方法与路径是不同的;对于诗歌,对于诗人,就对于熊盛荣而言,方向并不是问题,题材(中介物)也不是。因为清醒的他显然也看到,一直“笼罩”在乡土倾向写作者那里的,是因政治、经济和某些社会的人为的因素导致的文化虚荣与意识盲从,只见一斑式的矫枉过正,是实际上已脱离了本质的文化夸张与膨胀。

  价值仍在,在终极处,过程中的若干变化纯属自然,而作为题材的乡土或特定地理内容,仍是一种工具和中介物。如此,熊盛荣后来的写作的变化就不难理解,在他后期的诗歌中,主观的阐释与价值定义随着自身认识及知识的逐步更新后,缓缓注入了对地理文化的、建立在后天的、位移后的、综合知识的持续反思。是的,诗意无处不在,但诗歌这种文体的本身却是很局限的,并不能无所不包;尤其是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主流意识形态曾经的助推和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下,乡土抒情总以高昂的声调、主观的表达和强硬的公认的价值判断来强行推进的,这其实使得它在很现实的同时,又脱离了新的现实或更可能的现实,或拒绝了与新的现实的有机对接。

  其实我们也有这种体会,乡土有相对的大小之分,如果要拓展、深入,其时作者心里眼中的特定乡土就必然会有变化,其时它就不能不成为一头豹子身上的一个斑纹,这种“长久不衰的解释”肯定就不再是“某地”,其时,乡土的表达实则已上升为文化的例子与知识的考古行为了,这样写作者需要的或面临的任务就滚滚而来,如想像力的完善、激情的坚持、文化的反复判断与运用、心理距离及审美角度的调整等;想来熊盛荣会在以后对此继续有着可以期待的反应。



    2、


  在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后的中国诗歌在传播的合力下,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价值观等方面均呈现出“混沌”状态,混沌,表明了盲动与燥动的暂时,也暗藏着革命的可能。与以前不同的是,新的功利与虚荣组合的焦虑与空虚也过早地笼罩了年轻的一代写作者,而熊盛荣在此喧哗的时空中体现出的意义,更多是“有所思”而非写作技术上的,我们也知道,技术的难度随着时间的更新是会缓解的,它从属于经验,它作为语言经验时又从属于思想经验。因此当时光在回顾这一代聪明的头脑时,熊盛荣式的存在无疑又像是一种不容忽略的砝码,它孤独而忧郁,代表承接,又体现扬弃。
  由此熊盛荣又是一位很有自持力的诗人。他知道节制,或秩序,虽然在对文化与人的关怀与焦虑中他并不轻松。他善于在本来无序的时空中择地静默和幽思,他在“乡土中国”这一可复制的不锈的模块中懂得了沉静,学会了缓慢,但不是停滞,而是将自已本身视作一个新鲜的模块,试着将它放置于各个不同的场景与背景;这是一个必须的反复的实验、也是经验,想想,一块石头,置于流水中、山中、草原、沙漠与冰雪中,其变化自然不一样。奇石之奇,需要与众不同的“经历”,以及对经历(经验)的与众不同的理解力。 譬如就下面这首诗作看,且先不论此诗的“好”与“不好”,它至少表明了一种年轻诗人们所少有的“胸怀”,一种忏悔、自省,一种责任;它们正是建立在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基础上的:
  
      祈愿


   请允许我感谢那些阳光和雨水
   那些我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这些年来,我做错一些事
   我愧对一些人
   从现在起,我很想建一座教堂
   在房前种植花草,在后院喂养白鸽
   听教父的颂词,听陌生人的祈祷
   听结婚的新人吐露着爱情的誓言与心声
   夜里,给那些失眠的人敲钟
   给那些途中赶路的人点上了一盏小小的灯火
   这时我拥有那窗外的风,那夜空的星子
   那梦中人的呓语,那整个世界的辽阔
   我一边向自己的内心忏悔
   一边向他人的背影祝福
  

 
  就现在看,熊盛荣似乎面临着两个任务,其一是对现实的处理问题,这涉及的是写作的资源及相关态度。显然他的现实观被太多的知识因素无意间阻碍了,后者反而对现实的细节产生了遮蔽,或说阅读知识有时会影响他对现实细节的选择,这也使他的价值判断缺少了复杂多样和应有的灵活,从他的诸多诗作可以看到,他的叙述(不是叙事)更多是情绪化展示,他事实上并不过多想着去理解或对其诗所涉的记忆进行重新打量和价值重估,因此他也没有与他的所谓的记忆进行对话的兴趣,也暂时不考虑将他的现在与他的记忆进行对比,这多少有些可惜,这也使得他的写作方法有些受到囿制;在他的诗中,适当的感慨、独白与反问之类是很少见的,过于主观的倾诉,显然会排除可能的亦情亦理的辩证。这种“主观”,也是八零年后出生诗歌写作者较常见的,不妨理解为一种共有的入世的开始。
  其次是对现时的态度及“我”与“现在”的关系的辩证认识,这是对可能的经验的处理及对新的“记忆”的收集整理问题。譬如对城市的理解。当前中国诗歌对城市的认识与表达总的看仍处在一种现象的描述上,“城市”是传统的新的产物,忽视是失职的,作为古老文明与文化的延伸,它是规则中的无规则,不自然中的自然;而城市,也需要新型的神职人员与精神世界的建设与清洁者。对于诗人,难道要等到所有的人都成为“城市人”之后才能下决心来认真面对它?对于诗人,眼光的超前与心思的提前应是一个本能。对熊盛荣而言,有限的经历与记忆当然不可能是生命与生活的全部,“曾经”是必要的心理资源,现在与后来更是,前者必须有机融入到后者中。
  说到“城市”也正如说到乡土,只是“对象”,也只是本文随意谈及的对象,具体的处理中还会有无数的问题存在和出现,而写作的新的生长点也正在其中:那些复杂、荒诞,那些相对的真善美与相反的,那些已知和未知的人、人性。虽然约定俗成的印象是文学与诗歌的城市常是“现代”和“后现代”的,乡村则是“传统”与“古典”的,事实上,一花一世界,一人一宇宙,城市亦如乡村,对于诗人,对于知识分子,都是必须面临、承担和处理的,而前提是:理解。如果说对当下城市的拒绝等于对物质文明、对新的精神秩序的心理排斥,这就意味着是种逃遁了。 终极价值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所藏身的壳子是怎样的,诗人在一定时候是完全可以将壳子忽略不计的。拭目以待,一直在不断的积累与实践中,同时行走于乡间、城府与知识阶梯上,在对“我”及“我之外”的不断理解与再理解过程中的熊盛荣自会有着答案;是的,他是学哲学的,他知道,“不是存在如何被理解,而是理解何以本身就是存在”(伽达默尔)。
  是的,生活是沉重的,也是轻松的,最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生命力的,对“混沌”的现时空中的真善美的再认识,最佳途径是从“我”与“我之外的”比较来开始,这时,理解是必须前提,而“我”则是一个居中的砝码。

  
     “我曾恨过我身体的病魔
   恨过我没有强健的力量和体魄
   我也曾自卑过,堕落过
   想过自杀,想过结束我活着的烦恼和疲惫
   但现在,我每天都在关注新闻
   每天都有死亡的报道,让我告诫自己:
   …… 那生命的脆弱,那活着的艰辛
   让我面对着自己单薄的肉体
   保持着深深的热爱与眷恋 ”
(《活下去》)
 
  就我所读到诗作而言,这首诗虽然从技艺上值得商榷但对熊盛荣而言,无疑是一个新的自我转换,一个心理台阶的跨越;在八零后写作群里,常见的却是对自己之外世界的一味指责、索取与不满,只想打破而不在意如何建构。在熊盛荣这里,交织其中的自恋与自律、自爱与自卑相互克制和平衡,成为体会和识别“自我”的必须,熊盛荣当然明白,“人”的价值包含着“个人”的价值,它本身是一个和谐有度的整体,反省是为了摆正,自我矫正才可能对外矫正。
  在西南中国某处,地无三里平,雨毛毛与庞然大雾是常见的天赐厚礼,自古灰蒙蒙的神秘的小气候里,山,总是那么清瘦,峭硬,倔强,熊盛荣连同他的诗作也是这样,硬度而偏激,在一缕缕忧郁的微风中直抒胸臆,向天而立,执拗而行,这是一条传统路线,也是一条貌似现成却更为困难的知识之路,如果不只是为了继承。诚然,对待传统的最好态度并不只是继承,对时尚的最佳方式并不仅是拒绝,而是过滤及扬弃,批判中的更新融会,真正的传统来自个体自己,“我”本身就是一个传统同时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精神砝码。


     3、

  阶段性,也是暂时,当熊盛荣外在的刚烈中明显地渗出对生命的柔韧与和解之际,我想是时间也是具体的“生活”在发挥它的作用了!离开大学后,熊盛荣的视线开始从书本上空的历史文化楼宇适度收回,像一个饱含自然血气的年轻石匠,他开始了认真观摩自己的工具和测量所面对的目标,于是,更新时光图景开始闪现,其石头般强硬又石片般尖利的语言开始有了韧性,有了弹性。

  于是,他的笔开始逐步落实到个人生命、生活体悟与思考之中,他留意到时光正缓缓渗透的平常日子,他的心跳节奏逐步与以往陌生或忽视的“信息”合拍;不难预见,他的诗与思、身与心在以后的未知的光阴故事中,将更显纯粹与练达,和谐与自然。他说,“如今,在我的眼里,安静的写作比什么都重要。”是的,亦静亦动,进退相辅相承,从来就未曾断裂过的生命与生活链条其实也是这样。

  在今天,“八零后”在文化与文学及诗歌领域已然是个自然与自在的存在,在中国,对这个符号也正如对每一新鲜事物,开始与后来都必定是众说纷纭是非变化多端的,而如果每个人都想想自己的25岁以前的发生,就不能不对当下“八零后”的一切持理解态度了。年龄让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又有必然有共性。但是他们间又是否彼此理解呢?熊盛荣与春树在网络上就诗歌有过一次“主题”或写作方向的争执,看起来各执一端的两边也分别云集了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它表面可以算是上述“城”与“乡”或“现代”(文化观)与“传统”(文化观)甚至可以具体到生活方式与态度的分歧,但事实上问题并不简单,而简言之也就是人与人的精神向度与对“人”的认识的差异——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差异并不像物质世界那般高低多少一眼可见,甚至可说这种应该的差异对于文化与文学都是必须的。最初与最后的地方都是同一个,方向与路径与速度都属过程。

  也许在年轻人看来“传统”多是身外事,传统这个词在中国文学里位置也极富中国特色,无论文化与文学人不断诅咒、怀疑、反对或继承和倡导,其实每时每刻都没有离开也不可能离开它;乡土倾向或地域写作几乎也是“传统”的最明显承载体或几乎就等同于它,虽然在后来它已是曲径分叉枝叶纷披四分五裂了,其指向、动机、认识和表达各不相同,而现在不妨这样看,相对于“后来”它是一个大传统,众所周知的也是这种显眼的、常识的、公共意识的“大”,文学所警惕的也是。文学真正需要也正是这种“大”之后的“小”,无论批判与肯定。因而不妨说熊盛荣所持的所依靠的或他所想辨识的,是一个理想的道德背景——但它仍然是一个并非目的之“致知”的中介,为了对准和靠近终极价值的前奏。我想这是他与其他持地域写作倾向的根本区别。

  也是他与其他同龄人的一个明显区别。这种辨识与判断比之日常主义倾向其实更具难度,因为他面临是如何在众所皆知中发掘更新的问题,而另些同龄人几乎摒弃了这个对传统进行审视和判断的过程,虽然由于当下诗歌所处的“环境”所致,看起来这些相对显得“前沿”和先进性的同龄人可以指责和不屑于熊盛荣们的“道德背景”,但他们所依靠的其实又能是什么道德背景呢?这个背景实际上又从何而来的呢?每个人都肯定自有一个道德背景,在此我仍没有非得判断谁是谁非的意思,因为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所牵扯到的东西是太多了。只是对于当下众多的年轻写作者,看起来仅是被青春的本能激情与语言的乐趣所牵引,生命与生活的与物质、感情息息相关的一切由于个人素质的差欠,成了消磨时间的心理游戏了。

  从校园到社会,从云贵高原到成都平原,在“诗人”与“常人”,在昨日梦想与今日现实之间,可以预见,不断的“位移”能使人在必要的对环境的适应中明智而豁达,使人可能拥有更多的参照物,而最佳的参照物当然就是“本人”,就是“我”,事实也是这样,天地、你我、爱恨、男女、城乡、今昔、悲欢、新旧、贫富、真假、远近、老幼……互为参照,而“我”始终都在其中。其中,时间的作用便是对“我”与“我之外的一切”的相互消化提供一个公正的平台——而置身其中,并非人人皆可成为重要、皆可成为可辩别可参照的标识,而熊盛荣是。在“八零后”这个越发不再单纯的新概念中,作为这一特殊的写作群体中的“个人”,熊盛荣更像一枚镶嵌在灵魂纵深处的时光砝码;他与少数优异的同龄诗写者共同呈现了当代中国“八零后”诗歌的纯粹、真实、智慧、艺术和重量。
  
                         (2005年7月于贵阳煤粑场)


      (熊盛荣:1980年年生于贵州瓮安。毕业于四川大学。现居成都。诗作散见于《星星》《诗刊》《山西文学》《诗歌月刊》《山花》《诗选刊》等及多家选本。近参加“青春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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