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耳 ⊙ 苍耳诗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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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本体论

◎苍耳



A.何为诗本体
1.对诗本体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人认为诗本体是形式或语言,也有人认为诗本体是内容或思想。这些观点看似有理,都存在难圆其说的一面。譬如,对于劣诗、伪诗、仿诗而言,虽有形式和语言,也有内容或观点,但与诗本体何干?按照格律填词的分行体不一定是诗,因而也与诗本体无关;不按格律也不分行的文字,却可能正是诗,恰与诗本体有关。至于模仿李白或苏东坡的诗词再惟妙惟肖,诗本体也不会驻足停留。再如即便一首经典好诗,对于无诗心的人而言,也毫无本体可言。
2.道成肉身,此肉身可称作“道体”。道是纯粹的道,看不见,摸不着,化成肉身后方可睹可闻,可触可感。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将“诗”(Poesie)和“诗歌”(Dichtung)加以区分大有深意。在施莱格尔看来,“诗”(Poesie)比起作为艺术的“诗歌”(Dichtung)更高渺更本原,在宇宙中存在一种“无形的和无意识的诗”。这与康德将世界分成“物自体”和“现象界”有异曲同工之妙。“物自体”不可企及也不可谈论,因而康德把它扔给了宗教。相反“现象界”是可以谈论的,因为人就寄身在现象的洪流中。康德哲学的缺陷在于将二者割裂开来,彼此隔绝。这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3.所谓诗本体,就是“诗性”寄存之体。一方面,宇宙中存在无尽数的“诗性”之物,它们都有独特的时空形式(包括体积、线条、音响、色彩),只等与某个心灵遇合并形成那个“诗意”之物。另一方面,人类通过特定介质创造艺术和通过语言创造诗歌,不过是宇宙中无尽数的“诗性”之物的一部分,极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不同意早期浪漫主义将广义之“诗”(Poesie)视为狭义之“诗歌”(Dichtung)的本质这一观点。在我看来,“诗歌”(Dichtung)是“诗”(Poesie)的一部分,是特殊的创造物,而“诗”(Poesie)是宇宙的创造物(宗教视为上帝的造物),二者是不对衬的平行关系,共同的本体是“诗性”。
4.倘对“诗性”再作解释,那么“诗性”只能解释为美的特殊显现。众所周知,美的东西不一定具有诗性,但诗性之物必定是美的。
B.诗本体之显现
1.无论“诗歌”(Dichtung)还是“诗”(Poesie),“诗性”逻辑在前,形式/语言结胎在后。诗性以诗意为指归,诗意以诗性为源泉。
2.诗歌是诗性的感性显现,诗意是诗性的最终实现。就诗歌(Dichtung)而言,位于两端之诗性和诗意离不开中介之“肉身”,离不开二者合造:一是形式创造,一是阅读再造,缺一不可。二者的相遇相击才生成所谓诗意。诗性是灵在、恒在和静在,形式和阅读是体在、暂在和动在。没有诗文本,诗意不可能凭空存在;没有阅读乃至反复阅读,诗意永远在路上,不可能生成诗意,诗性也无由显现。
3.以树为喻。诗性是“根”,深藏于大地隐然不见,又无处不在;形式创造是“树干”, 挺拔其上,年轮细密;阅读再造是“枝桠”,葳蕤若盖,秘响旁通;诗意是“叶子”或“花朵”“果实”,伏觉潜发,缤纷灿烂。说到底它们是一元的,同属一体,在逻辑上则有先后之别。即是说,没有无“根”之“树干”,也没有无“树干”之“枝桠”,无“枝桠”之“叶子”“花朵”和“果实”。反过来,一首好诗存留于世,无人阅读是可能的,无诗意生成也是可能的。质言之,诗歌形式或语言不是载体,只是“诗性”生长出来的“肉身”——二者互为依仗,互为因果。形式创造和阅读再造也互为依仗,但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不可颠倒。在诗意的“果实”里,内含了“这棵树”的遗传密码,“根”也在其中。
4.诗人在写作诗歌时,既是创造者也是第一读者。创作的过程同时是阅读的过程。当他认为有别样的“诗意”效果时,他才认为这首诗成了,可以拿出来交流。
5.诗歌永远是诗性的影子,永远如影随形地追随游灵般的诗性。可以说,一部诗史就是诗歌不断追踪并发现诗性的历史。诗歌是诗性的多棱镜。这情形类似影子追赶实体,仅在太阳垂直射下的一刹那,实体与影子合为一体(道成肉身)。但时空仍在延续,下一秒,影子与实体再度分离,如同日全食仅为一瞬。从理论上说,无尽数的具体文本(类似影子)可以与诗性合为一体,定格于斯,但那只是诗本体之一部分。诗歌何以一代代延续而不可穷尽,原因在此。
6.“诗性”不可解,尽管自古以来人类仍喋喋不休地作出解释。无论怎样解释,都永远小于“诗性”本身。形式可解,阅读亦可解,正像树干和枝桠可以拆解。“诗意”固然可解,但解不清,理还乱,毕竟感悟之物,难以尽言。 
C.诗文本之创造
1.诗歌(Dichtung)之创造关涉诗人意志和诗歌意志。诗歌意志与诗人意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形式或语言(客体)的意志,后者是指创作者(主体)的意志。一旦二者融铸为诗文本,便分不出何为客体何为主体,而且二者互为依仗,互浸互融。
2. 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诗人意志,却看不到诗歌意志。诗歌并非是被动的客体,它作为自足体也有自己的意志。
3.将诗歌意志等同于诗人意志,如同沃林格尔将艺术意志等同于艺术家意志,意味着将冒这样的危险:形式和语言成了傀儡可以任意驱遣,创作主体对话语形式以任意揉捏。
4.诗人意志即主体意志,它是由诗人应世观物的哲学、文化态度所形成的“世界感”,和把握诗本体自律所启悟的“诗歌感”有机构成的。“世界感”既入乎其内地浸透着特定的精神、文化的整体氛围和色彩,又出乎其外地依恃个体生命/生存的体验并达到形上的思悟。正是通过“世界感”,诗歌保持着与时代、现实的隐秘联系,并获得一种精神根基。“诗歌感”是对语言、形式的敏锐直觉和后天不断磨砺所熔铸的诗歌“宗教感”:诗性已成为血液、骨髓和灵魂的不可分离的偶像。“诗歌感”之重要,如同一个宗教信徒可以不谙经文但却不能没有宗教感一样。“世界感”和“诗歌感”的任一缺席或偏枯,都能造成主体意志的虚弱、失衡甚至空洞状态,使主体意志拒斥异化的能力被自身拒斥。
5.诗歌意志即客体意志,它是由诗性得以寄寓、显现的唯一客体--特定语种所内含的“诗质性”,和诗歌得以传承、改写与变幻的唯一维度--实现重构的“形式性”有机构成的。“诗质性”是能指的,也是所指的。作为能指,指向特定语种自身的质地、构造及音韵等美质;作为所指,指向内在于语词的文化、精神和生存的含量。它们只有在创造性形式的重构中才能呈现:提升或者还原。“形式性”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外在形式可以被反复使用,内在形式只能被使用一次。这是因为:前者是可以独立于内容或素材的形式面具,后者只有在与内容或素材惟此一次的有机融合中才能显现出来。故此,“形式就是内容”这个命题,只有在“形式”是指内在形式时才成立和有效。语言的“诗质性”和“形式性”在当下的共时创制中凝定为“诗性”之物,而“诗性”正是诗本体所隐约显现的诗魂和诗晕。
D.对一种诗学分析结论的质疑和补足
1.以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雅克布森诗学分析模式,是将隐喻和转喻当作语言符号形成过程中选择和组合两种运作方式的基础,因而这种修辞方式既是两种语言运作方式的产物,同时又上升为人类语言共时与历时的两种基本向度和客体诗学分析模式。这是二十世纪语言诗学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运用这个典型模式分析诗歌文体既视角新颖又卓有成效。但是它的局限也显而易见。雅克布森说:“人们已经多次指出过隐喻手法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流派当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然而却尚充分认识到:正是转喻手法支配了并且实际上决定着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1在这儿,雅克布森完全拒斥了诗人主体意志的相反相成的有机构成力量。
2.在我看来,与呈现诗歌意志的隐喻/转喻模式相对应的,是呈现诗人意志的拟人/拟物模式。拟人/拟物的二元结构既曲折对应于和异在于现实世界的人化和物化状态及其悖反关系,同时又上升并凝成人类艺术思维的两种基本向度和主体诗学分析模式。这两种模式也处在相互渗透、相互转换的矛盾关系中。卡西尔指出:“诗人和神话创作者看来确实生活在同一世界中,他们具有同样的基本力量――拟人化的力量。他们观照一个对象时非得给一种内在的生命和拟人化形态。”2人类自主意识的确立是拟人化力量产生的必要前提。而布留尔在研究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后认为,这种拟物化思维是以互渗律为主的原逻辑思维:人与图腾及一切存在物处于一体化的水平线上,彼此存在着一种不间断的转换和神秘互渗的亲族关系。那么,主体意志的拟人/拟物模式的运作,同样能在语言层面的修辞方式中找到它对称的投影:拟人和拟物。可以说,不是先有这两种辞格,而是先有拟人/拟物的诗性思维,才有作为辞格的拟人和拟物。
因此,文学以及诗歌可以分成拟人化/拟物化这两大流向和形态。拟人化诗歌将主体的情感、意念和人格注入对象并变形为另一种形式,从而获得沉浸、反观自身的美感体验,带给人以命运感和扩张感。肯定性的拟人化产生快感,一种生命的愉悦和自我的实现;否定性的拟人化则产生痛感:生命/生存的困扰和毁灭。在拟人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两种类型的诗人:一种是把自己的全部人格注入其中并铸于其中的诗人,作品极富情感性和超验性,如屈原、荷尔德林和海子。另一种是将人格置于作品的背后而保持生存世界的客观性和丰富性,同时上升为整个人类命运悲剧性的交响。如荷马、歌德和曹雪芹。
拟物化诗歌放平主体君临一切的架势,剔除先在的意义圈套,与万物达成一片谐和并消融自身,或者以冷静客观的形式还原与直面存在物和存在本身。在现代,拟物化的类型和趋向大致分裂为二:其一,以情感零度叙述人的存在,凸现物的统治性或者直接将人虚拟为物,以此呈现人的异化状态。其二,回归并融入自然万物之中,与宇宙的律动相应和,达到一种无知无欲的物化状态。这是东方新古典主义。当然,拟人/拟物达到相对平衡时,拟人化诗歌也带有拟物的色彩,反之亦然。
3.倘若将隐喻/转喻的客体诗学分析模式和拟人/拟物的主体诗学分析模式加以有机融合、统一,便可以得到一个综合立体的更大的诗学分析模式。也就是说,透过由隐喻/转喻的二元运作所构成的形式化世界,可以看见更深一层的拟人化/拟物化的投射、调节与制约:主体意志在行动。
由此可知,转喻之于客体意志,拟物之于主体意志,二者的历史性合力“决定着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同样,决定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是隐喻/拟人两种意志的双向运动与合成。
E.诗学理论与诗本体的关系
1.诗学理论是对于诗本体的理性描摹与想象性追踪,是对具体的诗文本和诗人意志的概括与提升,可以在特定时代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创造原则和形式规范,形成诗歌意志的特定内涵。
2.诗学理论也关涉创造性阅读,并起到引领、启明作用。按照这一创造原则和形式规范,可以帮助你揣摩诗性,缩短与诗本体的距离,使诗歌写作合乎或“背离”诗性原则,使创造性阅读成为可能。
3.诗学理论无法指导具体的诗歌写作与阅读。从某种条件下,诗人意志与诗学理论发生持续冲突,如同大风刮树,可以摇撼“树根”,激活诗性,使新的创造可能得以洞现。
注释
(1)雅可布森:《隐喻和换喻的两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
(2)卡西尔:《人论》,转引自《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3页。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作
二0二0年二月十九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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