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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粑场诗札:诗训练

◎赵卫峰









煤粑场诗札:诗训练

赵卫峰



一、

    

  
  诗的训练是诗歌写作的需要,这句话说了像是没说。虽然难得看到一位诗者明确地说明他的“训练”,但仍可肯定只要“诗着”也就一直是在“训练着”。我们对诗的训练一方面无时不在践行着,一方面又无可关照的标准。它与绘画或歌唱之类比较起来,不同不仅仅是方法,后者的练习诸如色彩与形状的要求、光影搭配实验等等有着几成共识的规定性且相对地清淅,可由习作者自己判别,但诗的训练则是模糊与实际上无明文规则的,它很难计划而步骤,它更多地地属于自以为是的“想像”,它的行进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语言可以训练。但诗歌语言的训练如何进行?广义地看,普通话与方言的认识学习、遣词造句、甚至是将话说得动听一些或擅长于文明用语等等都算是启蒙式的训练,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似乎陷入进一个众所认同的怪圈,语言的广泛运用与跨文体的结构搭配,使诗歌泛化,导致了“分行即为诗歌”,“诗意表达就是诗歌艺术”的现象。这个原因是复杂的。
  “语言”的运用与实用在今天确乎升温、或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沸点了。应该说当一个诗者切实感到“语言的练金术”之重要时,已大约是冷板凳坐了相当之时;或说其时的他已进入到创作(心理上)的相对成熟期了。看起来,当诗歌成型,或在成型的过程中,“写”这个重复性“动作”是不太真正受关注的,甚至,诗人们的事后小结与感喟里,读比写更重要一些?!
  前人的训练也似以“读”为主,诸如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呤诗也会呤;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等;这种对阅读的心理重视,也许与对“传统”的认识与接受习惯有太大关连,亦即“传承”大于“创新”;是的,“守旧”,更多地缘于“因循”。何况其中还有着模仿的乐趣。这在古代中国诸多艺术形式里是不难看到的,如书法、戏曲,甚至小到年画、泛至各种风俗礼仪等。
  “传承”为主的习惯,也主导或使诗歌“内容”继续地“传承”着,并使诗歌的练习成了以精神指标为大方向的“接近、趋同或一致”,本身就复杂、多变和相对的“自由、精神、人性、道德”等慢慢地替代成为“训练”的内容了!?这是个是非难定的复杂过程。
  阅读作为训练、作为经验(及记忆的自我加工)的训练是必要的,虽然其数量与质量通常并不成正比。阅读有时还会催化受者的虚伪(它更多地隐匿于本人的想像和感觉中)本能。它还使诗人常常滑入“心手不一”的误区,为什么呢,因为阅读的对象是既有的现成的,相对轻易,而将阅读资源运用于“手”的实践操作上,问题就出来了。对于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拾垃圾者,他完全可能将一块贵重金属当作普通铁巴转手卖出。这种现象是诗歌训练常有的。
  古今对比,我们的阅读是太有可能和有条件了!有“条件”的诗者可像家庭主妇那般,开列出某一时段的阅读清单,然后像美食家那般品味之,看起来这样的行为及其实施是有计划的。而中国的古人讲过,书犹药也,善读之可治愚——往往,人们最易忽略所谓的“善读”。动机不一的诗人们——当然不只是“诗人们”则往往过于夸大阅读——这一行为——这里暂且不论它的是非了,阅读,当然只是“训练”的步骤之一,它对于诗歌写作的效果并不那么直接和迅捷,但其影响却异常关键。
  阅读的结果必须构成新的经验才有效果。它有助于内外的认识(理性的和知性的)发生化合作用,为诗者确定一个还很模糊但是与前不同的新精神背景。但这种效果是因人而异的。还有另一种或曰广义的阅读则来自生命与生活的过程中,它相对地感性,或感性成为判断的辅助,其功效是帮助本人初步确定“我”的位置,涉及过去、现在与将来。
    显然这两种阅读训练都必须、重要、实在并且缺一不可!在与世界、与时间的感觉和磨擦中,它是一个渐进的自我完善过程,其中,创作出的具体的诗歌文本则像是接触、进入与磨擦中的某一滋味、某一火花、某一于无声处的叫喊,或呻吟——“精神的战斗”(兰波)结果之一。
  “精神的战斗”是什么样的训练?诗歌作为意识的反映、特殊的人类情感形式,它的练习确实是不实在、不具体也是非常难度的,然而,问题是当你(在心理上)自以诗人身份出现之日,便意味着你可能成熟了,或开始出道了,似乎其时关于训练的过程已然经过了?虽然后来关于诗歌的研讨著述里不断出现诗歌技术、技艺、技巧或对语言的把握之类字眼,但对于相当多的诗者,其写作行为一旦完成,便自以为是了。
  信不信由你,真正地不满意自己所谓诗歌作品的诗人,其实并不多!即使你一贯地“谦虚”,但这更可能是性格因素使然,它在诗歌写作之外,它可以是好性格,但好性格甚至个人生活的美德与诗歌的质量并不等同。似乎解决这种“内心僵化”的良策仍然是阅读,这时,所谓经典、大师与有为的前辈便起到了一种路灯般的指点调节作用。
   我们一般不说诗的训练,是否表明训练一直又似未提上日程或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视?这是指诗歌的训练本身就融入写作实践中而无须更多说明?还是在语言的运用到一定程度时,语言只要求起到基石作用即可?或说这时诗者开始了内心的转向?这时,便可看到“诗歌教育”其实并非关于具体的诗歌的写作与鉴赏,而是社会面上的道德是非辩证与观念的翻新认识,这又是另一种训练。而让我们可能共同苦笑的体会是:真正写出好诗、成为好诗人的可能性——其实几乎没有——虽然这个理想可能一直存在,到生命终结为止,但勤学苦练并不能保证实现这一“理想”。





二、


  当你考虑到训练之时,也就是“过滤和否决”开始之时。
    就诗歌看,语言练习其实始终是循规蹈矩的,得遵循相对的语言规则,“规则”在途中也必将同步成为对诗者的限制。同时,对于语言的强调,也难免会使语言的运用成了语言的实用,这时语言的作用更具“工具性”,工具的阻碍可由人来改进,这方面诗者后来做得不错,如对古诗词、翻译体的套用、跨文体的实验、口语与方言的采撷表明了积极的改造。事实上,在一个个规则,一个个圈子,一个个变化的系统里,后来的人更需要的是:找或制作一个贯穿它们的东西。
  在这一寻找过程里,我们需要“过滤和否决”。过滤和否决需要先积累相当数量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可能是任何物,是所有。语言的运用与实用,使我们陷入语言,可以在其规则里狂欢与游戏,之外的仍属于不可解释的物,却是那么多,在狂欢与游戏中沉静下来并抬起头来的人,这时感觉到了新的召唤,这时他开始进入到训练的另一层次。
  就是说,在语言的运用到一定程度时,诗者开始了内心的转向。就对事物的认识而论,笛卡尔曾说只有两个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即自我与被认知的对象,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有四种官能可以用于此项目的,即理解、想像、感觉和记忆。”(转引自齐硕姆:《知识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诗者的后来的训练,开始转弯朝向“心灵的指向规则”时,其实也等于说是精神的训练开始“突出”了!
  同一问题在答案上往往千差万别,是的,对于审美,对事物的体会应该如何训练?对于价值,对于世界的进入与理解,对于人的认识,这些又该如何训练?或者,正因为它们的作为变量与不实在,使诗人们干脆(在表面上)避开了?回避当然是不可能的,而对于相当部分诗者,迎合与顺延则是最可能的,那么这部分诗者其实仍然滑动在语言训练那一平面。
  理解、想像、感觉与记忆,这些无标准的变量同时又必然有着一个现成的借鉴标准,具体看,这些“训练”首先并要不断地具体到特定文本上:与前人、他人的文本间的一种不断的对比、参照,不断的接受又否决,不断的肯定又反对……这个过程应当包括语言运用的、精神指标的和文本后面深藏的跨学科的或新或旧的东西。(如果注意到诗歌的写作与传播特性,本雅明所言的技术的“复制”不能不令诗者留神!虽然,“复制”可使艺术作品众所皆知并产生类似素质教育的普及作用,但它对诗者心灵的健康发育与进步产生了阻碍。)
  审美、价值、自由、道德与伦理,它们在反复的“搅拌”里缓缓被动着,这种过滤与否决是残酷的!具体到文本,我们之外的诗文本对于我们都是现成的参照物,但它们又不都是具有价值的和有效的,尤其是对于作为“同行”的写作的我们而言。
    残酷于是必须!当你遇到一首别致之诗和相对完好之作时,你的赞赏是刹那间的甚至几乎不是赞赏,而是“注意”,而你接着要做的是,如何化解这一首诗带来的压力和阻碍,因为它让作为同行的你须另起炉灶、另辟蹊径。
  不能不是残酷!在“你”这里,一首可作为参照物、可引以为标准的诗歌文本的最佳作用竟然是被“否决”!而若不这样你怎能前行?而若不这样诗歌怎能进步?也许,在一定基础一定时候的——时候,这种“判断”的训练才是重中之重?
  事实上,对于写作者,眼中没有最好,更有甚者是前不见来者,所有的都是可供注意、参照和学习的,而所有的学习对象又都是不具体的。难道不是这样,所有的花朵其实就是一朵,记忆里最好的一朵也就是无数朵的融合之身,所有老师都只是一位老师,无数个老师最后也将合而为一位老师,而“这一位”其实始终是隐身人、透明体。
  这一位隐身者同时也是“证人”。当一位诗者提及对他有影响的与诗有关的名字时,他更愿意在已成共识的大师、经典诗者、古代和逝世的诗人队伍中选择!认可“远处”也是一种对周边的否决,他对现成的参照物、对平常(数量当然最为众多)的范本不满意不同意。而这有时多像问及一个食客何为佳肴时,其答案可能是燕窝熊掌,事实上我们能吃上或随意消化燕窝的人并不多。          
  而现实地说,诗者一个灵感的闪现、一个技艺的启发,却往往可能来自最近的同行!换个角度讲,当你列举出你喜欢的诗人名字,其实并不意味着你真正地喜欢和接受他、他们(的全部)。如果这算是一种列举训练,往贬义处看这种训练确实不可发扬,它会体现内心的不洁与不实。往褒义处看,可将之视作一种自我的知识谱系的归纳;一种阅读记忆整理;一种心理附望;一种精神的莫须有的依靠或信仰罢,那么,如此它起到的作用可能是:原来,人在路上,俺并不孤独。而前人与别人的实在与具体的模式文本仍是必须的,无论优劣,它们都是参照物,它们对于你就像是起到临摹、依葫芦画瓢的学习比较作用。
  在路上,诗人的和诗的训练也是一种始终的自我教育、自以为是、自我辨识和自寻准则。这一综合的过程始终是以“我”为目的和标准的。虽然类似的训练不实在和不具体,不过语言的“训练”相对而言还是有迹可循的,因而依葫芦画瓢是按既有规则的训练,依瓢画葫芦则相对地有了进步,前者仍过多地体现出复制与模仿,这种规则中的语言运用所“制造”的世界当然难以变化。



三、


   到“依瓢画葫芦”的时候,变化显然不只单方面体现在语言上了。“诗歌的难度”这时也就提上了日程。诗歌写作的难度随时随地,它并不管你是一个新手还是老将。如果你不只是为了锻炼身体的目的与乐趣而进行跑步跳绳,而是想竞技、想挑战,那么应当说诗歌的训练其实伴随作为诗人的你及写作的始终。看起来,关于“诗”的训练只能是种沉默的行动与变化,多少有些像树,你可曾在某一时刻亲眼看到一棵树的变粗变大?如果知道拨苗助长的结果,就该知道“训练: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具有某种特长或技能”这样的解释,是多么地适合、又非常地不适合诗人与诗歌。
  那么对于诗者,训练亦即自我挑战,自行增加难度。每一时代、每一年龄段都有那么多的诗歌写作者,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去了哪里?而严格地讲,除了“自己”,谁能真正否决“我”呢?当“我”感到“过滤与否决”就要来临时,我感到的是什么?语言的自我饱和、认识的停顿与守旧、身心的失调或不支、时代综合环境的改造……?显然,无论如何,“我”的停步与离开,只能是“我”的原因!可是,“我”是否真的弄清楚了这个“原因”?即便我好像弄清了原因,我真的就能对症下药和解决症结?
  原因其实简单,也几成共识:前提有无训练的需要以及自觉性,接着便知道训练即使无计划和步骤,它也是随时进行着的,重要的是,训练的“内容”兼容并包、无所不包——问题的难度增加了,其训练方法当然也得同步。越到后来,训练将越发抛开语言的羁束——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训练,促使了对语言的理解与运用的更新。而其他方面,是些什么方面?
  看看画家、作家、歌唱家、歌手、琴师、木匠、教士、算命先生、工程师等等这些称谓,似能表明某种专业程度或技能认可,奇怪的是“诗人”,人,是否说明了训练的某种实质?是的。不过,如果说关于诗的训练也就是或主要体现于诗者“自我的完善”,看起来这一说法冠冕堂皇,但亦可放到非诗人那里去,比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善良人,比如僧侣,而能工巧匠对工艺作品的研磨过程也正是他对自己的完善。因此,这种完善或精神完整性的训练,仍属于一种本该的“精神自觉”。
  诚然,在相对的语言组织技术之外,一切变量因时因人而异而变,诗歌艺术的核心也正是这个“变异”,当我们谈及这“变异”时,作为诗歌艺术普通规则的前提已被我们共同和先后经过了,然后,我们所面临的训练——是各自的适合的训练了,它一方面仍是不断的写作实践与判断实施,但这时语言的力量开始退居二线,身心与规律平行,灵魂开始挺拨勃起而高昂,你开始又一次在清醒与不清醒间摇晃……而这一发生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感觉、是原本的期待、是意外、更是未知的。
  如果作为诗人的你自以为已知目的,并且已知如何通过训练达到目的,这只可能是一种自欺欺人,因为这样你还是步入到了实用主义的景观大道上。因此实用与否,大约可以列为训练层次的一种区别,而这像是矛盾的:训练必须实用,但讲求实用的训练却又是低级的!
  至此,关于诗的训练是什么——仍旧在语无伦次中支离破碎!我一直想说出诗的训练应该是什么,包括什么,效果是什么,但我仍是无法说出!谁能说得出?连诗都没有标准,“诗的训练”本身又能有什么标准呢?
  在众多的诗人中也不难看到,缺乏语言训练的诗者,并不影响他对世界的理解的高深;缺乏心灵训练的诗者,他却有可能是一个对语言有天生的良好感悟;至此,似可这样认为,当“我”意识诗的训练,只是“我”感到了需要。比如现在,我只是依稀感到:

  诗的训练(价值)首先得建立在理解(知识与认识)的基础上。
  诗的训练目的不是为实用。其动力来自本人精神的信仰度。
  诗的训练的路径,从普通规则始,从有规则到无规则。
  诗的训练也同时是对“对象”的“过滤和否决”。它是一种自我怀疑,自我谋反,自加难度,自寻烦恼,自谋出路;继续反复。
  诗的训练的内容来自非诗领域!综合的非诗的积累、练习、体验和判断。但它不是职业训练。它需要的是一定素质的个体的自觉。
  绝大多数诗者意识不到训练。绝大部份诗者的训练仍摇晃在复制与模仿阶段,甚至直到其写作的最后。
  训练最终只对本人真正起作用。训练的每一次并不都是有效的,正确的,比如也就像本文,它也像是本人的一次训练。  
   


                         (2004年春天于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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