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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粑场诗札:形式论

◎赵卫峰









煤粑场诗札:形式论

赵卫峰







一、

    



   对“形式”及其与“内容”关系的种种异议总之是波浪性起伏的相对论,本文也是。正如一个人在谈婚论嫁时实际上已具备相关条件或准备,当谈“形式”,自是建立在一定思想、情感与经验或是以一定的“内容”为托盘的,此时所言“形式”是在既定和相对现成与静止的“内容”基础上。对形式的重视,实则是在陈规中摸索突破口或寻找先锋的可能,也是凭借相对的已知内容去求证未知的内容及那难以言说的“言说”。近年来,中国诗歌主要依附寄生于日常生活的每个现成的点面,日益注重已知,流连于直观、可感和直觉性倾诉,它似乎很强调形式又往往受制并无力于形式。而那种将“诗歌艺术”完全等同于“形式”又实则无法和无力于“形式”的偏激,则过于唯心而反动。

   如今让我们真正关心与动心的东西似乎正越来越少。这并非是说宛若资源的“内容”正逐渐枯竭,对于诗歌有时重要的也许不是发现而是表现,以往我们可能不太在意或忽视了后者的某种反作用。内容当然首要,仅靠内容却无法促进诗歌的进步。形式与内容关系宛如夫妻,公婆各说各有理,一碗水永难端平,结果也永无定论。虽然内容与形式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又各自相对独立,但在内容的相对公平(它其实一开始就像是公平的)的条件下,如果适时将矛与盾先分开看清,这也许比一锅煮更可行。

   再说这碗水。作为内容的水是首要的,这条件就像月光,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而碗则属个人,其大小、材质、产地、色泽、厚薄甚至形态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相对不变的内容(水)随形式(碗)的变化而变化,不断的变化又产生相应的新变化——也许这些“变化”仍会被内容主义者怀疑或反对,但其实这变化已不只是形式的变化,碗水一体,内容与形式合并,意义已相等于形式。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任一变化其实都是相互反应和“合谋”。当下一些短诗文本也反映了这种共融复合的态势,长诗虽有积极变化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收效尚微。而无论长短,新的形式变化显然也是在原有形式上开始的,可能缓慢,或事倍功半,其反应通常并不剧烈,与之相应的是诗歌越发细致和细节。

   ——上述的大的前提是我们都同在一个共享的“内容”面前。如今,还有什么能让我们真正关心与动心?在当下及今后,生命、生存、生活给人与人带来的感觉、体验、综合记忆及经验的“差别”正明显缩小、相似和大同小异,即是说我们同在“一样的月光”下,能让我们真正地关心与动心并用心表达的物事在表面上似乎越来越少或趋同——如此,形式也越发显出了重要和特殊。

   是的,相对内容的公有形式是私自的,在既定内容基础上,写作者只要不盲目周旋和迟滞于内容而开始考虑形式的革新,那么先锋意识也就真正以落实的态度开始了。先锋或对先锋的趋近,发端于思想观念,最终落实于语言表达并在语言技艺上有不可忽视的、有影响力的表现,它的成型和在成型的过程里,产生出更新的自由、激情和创新精神,它们与文本内容、形式、价值取向有机揉和后,便可超乎寻常并产生出另种新文化意味。





二、


   只有在内容基础已具备并着力于形式时,诗歌的先锋性才有体现的可能。作为诗与思共同培育的稀有金属,它最后的实现也必是形式建设。无论“崇高”或“通俗”、庄严及游戏、以及“嬉皮”“朋克”“雅皮”“嚎叫”等,如果让自以为是的内容牢牢地控制了形式,形式也只好巴结着内容,其反弹、反牵引或重塑作用就会日趋式微。

   思想与观念(内容之一)通过独有而合适的语言方式(形式)表达,诗人不仅是思想者同时也必须是文本建设者,纵横观之,中国诗歌里重要的写作者实际上也是文本形式建设的革新者、实验者和先锋者!一代人必然成为另一代人、一个人肯定也是另一个人的“参照物”或互为参照,比如在周伦佑、韩东、北岛、西川、于坚和车前子等身上我们大约可看出近二十年来中国诗歌在形式建设上阶梯状延伸拓宽的一些变化轨迹。

   在一篇关于跨体文学的文章里王一川曾讲到:“诗一向扮演文学界文体革命的先锋角色”,“周伦佑《自由方块》(1986)由诗、散文诗、散文、引语、插语和图案等多种语体片断无逻辑地拼贴而成,交替运用了比喻、排比、回环、重复、无标点浓缩句等多种修辞手段,话题涉及当代与古代、中国与西方、政治与性和战争与体育等,表意上充满断裂和含混,明显带有杂语喧哗与狂欢等特点……”,如果注意一下“1986”这个时间(或许应该更早些)再来看后来及现在的诗歌跨文体倾向,我们会有何感想呢?虽然与周同时代及后来的写作者因种种原因并不明确提及周的参照或影响作用,虽然聪明之人亦会通过重造新的“名词”来代替它。

   先锋与形式是不可分割或至少“连体”的,因此,将形式建设的努力视作必然的先锋性行为,这更有助于理解诗歌在“当时”(比如现在)的位置和作用:它支持了诗人通过语言谋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促进和鼓励着诗人在现代化、信息化、物质化甚至全球化等“词汇”的交替合围下,对饱受折磨和污染的本土语言施以建设性保护;它还使人海中的一部份能在这个梦想紊乱、道德蒙尘、虚伪和假恶丑趾高气扬、生命陷入方向难辨的空前模糊的时空里耳清目亮,不至于像随波逐流的浮萍。

   一定的理想和方向产生一定的诗歌立场与倾向,一定内容基础之上,外在的努力,能够催动现实生活基础上重建内心秩序的可能和挽留改良语言的事实。虽然,也许最终只有时间能判定这种边“破”边“建”的努力。但先锋往往也就是这样的!它是对立,参照,是不断的“反”!反传统,反常规,反现成、反时尚;反即异端,即反拨,即超越,即重新建设,不论失败正确与否。文学和诗歌随时都需要这种合理审美向度下和对具体生命、生活合适的思考判断下的拓宽改造。




三、


   大约也没人会反对形式的建设,而始终的难言之隐则是:我们对形式始终是无力的。一个设计师心中最应该的图纸也几乎是永远拿不出手的那一张!况且设计与施工更难免时常脱节。相对内容,形式更属未知,形式建设实践每一步都跨越本来就等于一次难度!这,也是“先锋”本身的难度,也是诗人对形式建设有为者较少见的原因之一。所以多数的写作者在路上索性就绕开了这本该的难度。

   不反对却又为难,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想想,爱情这种奇怪的东西在每个年龄每个地方都像个悬案或无解之谜,它在化学的、物理的、生理的、哲学的、地理和政治的花钵里都是不同样子和姿势,如果把这个四季常青的小植物放在不同的文学和诗歌格局里,比如在三字四字经赋里、在兮来兮去的离骚、五言句、七言诗、长短兼有的宋词、元曲里,在胡适郭沫若那里,在民歌里,再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再到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现在,如果它已经到你手里,那它该是什么样?你该如何观察、把握、摩挲它,你将用什么方式记录和描述?上下五千年,这么多人,这么多心,可有几多爱情语句深入人心?

   “想亲亲想得我手杆杆软”,当在看这句民歌词时,作为“内容”也作为前提的“爱情”已暂时退位到文字后面,其时,语言经过重新整合而生出异味,方言(口语)因素、场景感、超越时间的共有情感的突兀表达,与诗与歌的要素共同制造出另种亲切的“陌生化”。想想,它再加上唱它的人,节奏与旋律,现场图景,又会是什么效果?而它曾让我认为,对于中国诗歌,越不能翻译的就越是“中国”的?正如对于“你”的诗歌,越不能被诠释的正是“你”自己的。

   对形式的认真及实践也表明对语言的态度,反过来实践者也会让语言尊敬。在写作里,形式的建设确实是个重要指标,虽然长期以来的评判习惯使众人不以为然;虽然一定时期和范围内的评判通常至多只达到“各方面均衡”中间层次;但这也许又不仅是评判方面的问题,因为对形式探索的评判确实很难完全和一锤定音!正如我其实就不可能准确描述何为应该和最佳形式。而可贵的大约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形式探索的困难既是阻力也是动力。诗歌传播的局限在各种媒介物层出不穷的今天并未得到令诗歌满意的改善,公办媒介的行进因可理解的原因也很缓慢,因为民刊的活跃,如今越发具有“文摘”性能的公共媒介的权威性实际上已明显打折,这是公办媒介作为一种诗歌“传播形式”的局限。而民办刊物亦并非就很具有“火眼金睛”或伯乐功能,而是像一个个回收站的它们的相对宽容、芜杂、混乱与泥沙俱下有时恰会起到一种激活或无意中的邂逅、催生作用。形式变革常常源于“不满”,先锋的萌发和插入往往来自“混乱”。




四、



   形式的探索也是一种自我挑战和自我挑衅行为。一种自找难度的一个人的战争或空对空的较量,它像路上不可回避的沼泽,一种恍兮惚兮的迷途,其偏狭亦像走钢丝或独木桥!在作者某种自觉之外,它也是写作欲望导致的其他本能欲望的进一步丰富、膨胀和期待实现的现时需要,应该讲,每一个写作者都有对形式开拓的欲望和实践,区别在于定位及程度,是否明显是否合适等。

   事实上内容(题材)的多样性和各种诗歌之外文体的介入与入侵,早已对当下诗歌进行了内部和外部同步的改造,这是诗歌形式变化的共有的内因或条件,但不是每个作者都能看到、重视和运用这个公共条件。就跨文体诗歌写作讲,诗人用小说、散文、戏剧片断甚至报刊公文字句的组合来达到反抒情作用,与其讲它是在用反抒情方式来抵触传统抒情方式,不如讲它是重新找寻可能的抒情方向,对于叙事也是这样。而无论怎样在形式上用力,抒情与叙述这两足仍是缺一不可的,表现方式的随意、故意和芜杂里的某种倾向也是明显的:该抒情处不抒情,该叙述处不叙述,前者以叙述代之,后者以抒情弥补,如果只从批评的角度看待,人们可以认为这确实像语言游戏,而通常说到游戏时,言外多少带有偏离或拒绝“意义”之意,但如果我们不从现成、旧有和已知的“意义”来看待它,“意义”就出来了:“游戏”本身就可能体现诗歌的先锋特质。是的,对形式的着力,在展示诗歌地貌的复杂和多样的同时还提醒我们,既要对原有阅读习惯保持警惕,还要想到一个陈词必须时习之:“想像力”。

   这种想像力,或是对想像力进行锻炼的爱好,背景亦真亦幻,语言紧随着感觉中的亮点,诗歌的“艺术性”和写作个性由此得到突出。今天的“世界”是那么现成和让人不以为然,记忆与现实在信息化时空里转眼就平淡无奇;而今天,“世界”又是如此显然和逼真,哪怕它其实只是小小的可有可无的好奇,或转瞬即逝的常见风雨里偶尔的莫须有的一丝慰藉。

   亦像一些体育竟技项目,文学也和年龄紧紧挂钩,诗歌先锋的实践更是。年轻时体验与经验难免缺少,成熟时对语言的敏感度、身与心的激情和对生活的好奇与向往之心情又会递减弱化,理性大于感性……这也许也是诗歌形式建设难以出现革命性变化的重要潜因之一?另外还有个“度”或文化素质的问题,什么样的地基承受什么房屋,写作者较讲究形式建设却为玩而玩、为建而建,这种失效的背后是审美观的摇摆和价值观与世界观的糊涂或低境界,也即作为基础的“思”(内容)的就失效了。

   相对表征来讲,先锋的实现最后须体现于形式变化,大概是因为对语言的重新审视,如今形式内容的合一渐被广泛接受。近年来,对语言的再认识及语言的主动回归频频反映在诗歌里,它既有对传统和古典诗歌的当代意识下诠释和改写,也体现在生活化的语言、朴素的口语表达及方言的合理运用上。这使得一直蠢蠢欲动的先锋意图在无声却顽强的漫延中,对语言的原汁原味起到了更好的保存、催化及再生作用。对原生态语言资源的保存和开发,同时也使诗歌与生活能不断换位相融并让后者得到艺术化烘托的可能。也正因语言的回归,因为对诗文本形式的真正关注,相对边缘化的诗歌才不至在文化与文学的喧哗里整体沉静而不乏热点和亮点。




五、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诗歌文学的目光一直停在欧美与前苏联的诗歌上。……向西方借鉴成了依赖性的借债行为”,郑敏此说针对的是无度的“拿来主义”,其实对传统某些部份的过分依赖显然也属“睁眼瞎”。无论钟情于俄罗斯气候或“国风”,除了当事人本身原因外,它还与个体对诗歌的传统的接受、影响、介绍、教育与本人文化素质等有关。如此看,越是后来的写作者,其实在全面享受前行者所无缘享受的写作资源的同时,路子貌似宽广有利其实恰恰相反?而不难看到的是,这种“借债”在许多写作者那里更多是对形式的“移植”。

   如果这种“移植”作为远距离的借鉴是中国当代诗歌可以理解的必然过渡,那近距离顺手牵羊式的仿制就是另回事了。由于当下传播的影响,形式的“新芽”转眼便会被淹没窒息于复制与合唱队里而无法自持与更新。距离太近了,仿制也成了见惯不怪的惯性!在一些人数较多的诗歌网站里,自以为是的写作观貌似独立实则刚愎,一群群作者形式的大同与内容的相似现象显而易见。

   近年来,从“内容”看诗歌三足鼎立又各行其道,第一种是包括神性与乡土在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传统路线写作。其次是日趋琐屑散漫与平常无为、有时倾向主流意识形态、有时平民市井化,或色情或打色情擦边球的日常性写作;“民间”一词在其中不断变幻体位饱经蹂躏,因为语言的帮助它偶尔也会焕发亮度。第三种,是以生活为胎盘以文化情趣为主线的,融平民性与书卷气为一体的小知识分子写作;它有时小资有时又反小资,自得其乐又唯我独尊。在其中,由于个体的写作倾向,抒情与叙述力度又各有不同。上述第二和第三种似乎更关注平常而具体的生命与生存状态,也在着力于内容的同时相对更讲究形式。

   如今,一般地讲,有正常与敏感之心,有一定语言才能,有相对可以的文字分行技术,有起码的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与甄别能力,再加上相对合情合理的审美观,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诗意空间里,只要想写,写诗,写像诗的诗似已非难事。——“诗人”这种名称在今天似也已失去原来常见的意思了?这种语文蓬勃发展的现象又提示另个当下和以后可能流行开来的现象:诗人的辨识,在摒弃那些社会的影响、公办媒介的倾向性造势与人工的宣传,再去掉写者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心理与自以为是,区别也许就只是由语言练习导致的暂时的技术高低?那种因人情或“人生哲学”的练达滋润而派生的诗歌技艺的圆滑?如果是这样,诗人改叫做语言游戏者或码字工也像是可以的?看看现在,物质与文化水平面上借音画时尚之力一首首歌词先后步入了百姓家,这不能单纯视为另一种“汪国真”或“席慕容”的普及现象,应理解为歌词写手的作用,他们的素质越发高了,但不一定能说明诗歌的社会普及有效了?而它回头过来又反弹着并给今天的诗歌带来尴尬的压力,这结果确实“尴尬”。

   由此诗歌的形式探索倾向及积极实践就在更难度之时更必要和更显得有意义!它肯定是寂寞的,可能是边缘的,绝对是无止境的,必然是与流行文化或精神时尚部份对立的,永远只是属于一部份人的。是的,我更愿将“诗人”中的一部份谓作人海中的少数民族。而我们最终的关注点无论如何仍得落实到他们的文本,审美的标尺最终仍离不了文本的形式。是的,自觉、自愿并自寻难度的形式建设,简单说是为了使内在的世界更加逼真、实在和自由,这更多地包括着个人特征、苦笑、叹息、疲惫与怆然的行进,也许最终的确一无所获。而这明知没结果的继续,这种乌合之众外的光亮,事实上——也只有日月在高处在不动声色地凝望。
                     (05年春节改于煤粑场)

                                                               •原载《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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