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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粑场诗札:道德经

◎赵卫峰



煤粑场诗札:道德经

赵卫峰






一、道德如今对于诗人与诗歌==


   道德如今对于诗人与诗歌似乎更像鸡肋,从“时令”的前提(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会忽视了这种前提)看,近年的诗歌在内心的张弛之道上一波三折,从道德为上,到个人化写作的情感为主,如今则又有些变化后的回潮,譬如“草根”话题或“一个人的村庄”已暗暗表示出,一度曾被误解和嘲笑过的“道德关怀”情绪开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平缓而上浮回流,当然,这并非所谓的“回归”。
   在当下,异常的现象转眼就会趋于平常,曾被逐出诗歌的道德与一些曾经被视作至高和永恒性的问题,如今仍是在半推半就的小小反抗中悄然隳沉于时间的流水,一切似乎都会在见惯不怪的小小涟漪中被淡化。这说明什么:我们是不是再也不需要道德?或者,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道德?
   道德这个词牌给我们的记忆仿佛影子,仿佛“寄身虫”,对于诗歌与诗人,不如这样理解更好些:它在此处的缺位,也许正表明此处不适,而它也并未消失,只是,有了空间的置换。事实上它根本也不可能消失。所以它的上浮与回流纯属自然,因为此前物质世界的碰撞太过喧闹,太让人无暇顾及。
   显然,我们不再需要的是那已被证实为无用的。而在一些眼睛看来,道德危机迫在眉睫,但狼来了的呼声似乎只稍作停顿便化作了耳边风。空穴自是不会有风,细细看去,狼来了呼声既然未能真正引起注意及弥补,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来者确实不算是狼?这些眼睛里的道德,似已分解成安眠药的药片,这种经过加工并固定成型的药片甚至不只是自用,服食者还希望自己之外的人也须如此这般,粗略看来,这种对道德的神化及对虚拟的心灵秩序的寄托和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一直需要做的事情是我们须得先弄清楚了此药的产地、内容、药效和时效,否则,当我们的笔习惯性地又倾向了道德角度之时,误解与嘲笑将再次自然而然。这样的反复人皆有之,因为道德像一种随时随地的光,对事不对人。
   对道德的诉求当然也是诗人本能,我也从来不曾觉得“文以载道”、“诗言志”是病句 ,但如果对一个时间段落与另一个的不同之处不保持清醒,不具体分析,那么付诸文字的,那些“时代强音、道德风貌、思想底蕴”等常用词将越发干巴,常将这些常用词挂在嘴上的人,大概本身也就只像一个个麦克风和嗽叭。
   诗人与诗歌需要的道德,不在人群中间,应是提神而非安眠。



二、曾与我们交好的道德不过是公共部份==


   因为年龄,我们可以言行的反常单枪匹马与繁文缛节的人群中的公共的道德教条较量,因为经历,有时我们难免会将前提混淆,我们随口说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理想在流放的狭路摇摇欲坠时——我们常是从一个相对宏大的包括经济、社会和大文化背景来讲的,而诗歌及文学只是这个大背景中的一小部份,常以公共面貌出现的道德更只是诗歌中的一小部份。
   其实道德危机的强调也可是源于一种误觉,难道危机之外之前就不是危机?认识的误觉首先就自我虚构了一个莫须有的平稳的道德八仙桌,这个桌子也常常被仿制被推广变形成为文学及诗歌评判席上的必备之物——公共的道德与它的臣民们就这样相互被嵌制而少了应该的演进发展了!
   借助于语言的诗歌无论如何是要前行的,可四平八稳的“桌子”却又是那种无大变的老样子!养生?明哲保身?中庸?内向?阳萎?这么说当然可能绝对,不过在主流意识需要之外我们都不会否认“道德”这东西最有效的功能也就是这种暂时性的安眠作用。
   这种“安眠药”几乎也是包括部份诗人在内的知识分子随身携带的祖传式的必备品。可以想像当一个人呼呼睡去时,他就不用管那些“紧枯咒”般的精神规范与行为诫律,他可以在梦里宽衣,在私密的帷幄里为复杂的记忆松绑,这,也无可厚非罢!然一个只依赖祖传品不求改进的人一觉醒来,伸了个懒腰之后又当起了教师,示德藏拙或以德压人,撇开语言谈诗,这是不少中国诗歌写作者常做的事。也是举着极端的“民间”或极端的“不民间”旗帜者爱做的事。
   社会的转型带来道德的紊乱就像是一个人处在了青春期,我们当然不能以青春之歌来概括人生之歌,物质的推动使人们奔走在欲望的自我实现的漫漫征途中,出现和不出现什么首先都属自然和正常。从社会的角度讲,这种道德的紊乱与变化其实正是一种进步。尼采也已宣告上帝已逝,“价值重估”是为必然,我们有必要自己动心动手区分真理和谎言,在公共道德之外确定自我的道德。这是一个必“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与不接受的双方常在相互不屑与嘲笑中淡然和解,而各自的呼吁与反讽都像是表明,道德这东西似乎曾与我们的好朋友,或是一件贴身揣着的祖传信物,好像是不留神之际我们把它弄丢了?!
   事实上对于公共的道德我们也没有弄丢,只是它不再明晃晃地成为一定层次上的诗与诗人的“主题”。这也颇像“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三、当我们自以为熟悉之时其实是更加的陌生开始了==


   诗人与诗歌对道德的关注由来已久,对这种“关注”的评判也许就像爱情这种也属永恒的陈词,无真正标准和一言难尽。而且,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事实上也不是真正独立性很强的“孩子”,它需要并一直依附着宗教、政治、伦理、法律等“家长”,最低限度上它也只能提供简单的当时的公共标准:关于美丑,善恶和真假的概貌的辨认和应该与否的初级认识上。所以,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实用而导致事实上的不实用。因此,不以为然的声音事实上总是大过不断的臆想式的呐喊。
   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就相当于“善”,这只是一种说法。后来,各种学科知识的协助已使它细化了也更科学了。诗歌与诗人关注“道德”,是人文精神的传承形成的习惯使然,而这种习惯在过程中如果把语言赶到了一边,那它不仅体现不出什么道德,还更多地反映诗人的惰性与盲目,只在“思想”的固有框套里对既定道德被动维护与机械执行,对语言却不作为,这时的诗人也就是例行公事的道德传声筒。在诗歌面前,这种执行,这种安眠药的挥泪大甩卖其实是多么的“不道德”!
   还说明了:其实诗人自己也不能自觉地做到与道德的深入了解与交流。
   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部份,诗人中的一些肯定是时代精神、民族文化、道德秩序的特殊的自觉者,人文精神本就是他们的一种本能,虽然,本能的表现多种多样因人因时而异。而有时遗憾也正在这里,这“一些”在诗歌中所坚持、倡导、呐喊和维持的道德,几乎都只是活动于社会层面上的普遍的公共规范,它和群众在磨合中相互熟知并要求,它用不着诗歌与诗人的笔来多此一举,让诗集成为思想品德课本。
   农业社会道德至上,作为文化遗产主要构成的它留给我们的印象也不全是教条般的枯枝。教条开始当然也并不是教条!而我仍是感到不解的是,如今,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波刚刚和缓并被群众所适应之时,“村庄”这个词又开始在诗歌有流行之势了!那么这是“适应”还是一种新的“不适应”呢?除了苦笑和自愧我的不解大约只能是无解了。
   狼来了,当然不是牧人叫来的,提醒者因此有非我莫属的责任感也属正常自然,只是,他们偶尔的措施并无实质上的可取之处,这多少有些遗憾。我还感到的是当“我”叫说狼来了,对道德的危机愤愤然时,“我”的位置其时是在那里?姿态又是什么?“我”与道德的距离其实是近了还是更远了呢?



四、在对待道德这个问题上少有人能真正的与时俱进==



   其实每个人都有权利又都没有权利言说道德。当我们提到这个词充其量也是以既有框套为参照,清洗或为我们的记忆之树浇水而不致使其成为枯燥的教条而已。说道德也正像说到万事万物都必定有一个潜在的参照:标准。道德给我们的感觉是莫名其妙的,关于它的标准就更是了!这令人为难、尴尬和苦笑,因为我们的言谈仍然需要既有的原来的曾经的标准作为“标准”!以此类推,一首充满道德感的诗歌作品,或说是用诗歌来“制造”相对合适的道德,又是以什么作为参照的呢?
   也许宗教与道德的一个小区别是宽容与否吧?如果是,我想关于前者之所谓宽容,是因为其中有了一个“忏悔”的环节?如果是,这个环节的有无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当然了我并不是说一个人有了宗教信仰肯定就有了真正的道德;我说的“忏悔”二字也不等于就是说宗教里的。就像我并不相信自己会轻易在“一个人的村庄”里看到什么更深的忏悔——对万物的——相反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人扭泥作态地充当中间人而后同时在“道德”和“非道德”处同时拿取光荣的“回扣”——不是我眼花,我相信诗歌与文学与文化们也看见了,看见了!
   一个平生庸碌却也无过无错之人会否忏悔会用何种形式忏悔?一个战功卓著的人也等于是杀过无数生命之人,他会忏悔吗会用什么方式忏悔呢?你可曾听到过一个杀人者对生命消失的忏悔——他要有也只是针对于“行”的正确与否而并不关于生命!……“忏悔”这个帽子也是一种标准罢,它是要看头颅而不乱扣的。如果我有过不道德之行,如果我想忏悔我该怎么做?即使我也可以在自家里像教堂那样自造一个笼子来作忏悔室——可是,忏悔了,就表明结束了?这个话题,其实真不好讲,那就算啦,让我们继续对慈善家的大方与优雅致敬吧。或者,继续听大众明星当众表述他们的理想伦理!
   之所以绕这么个圈子其实是因我对谈及道德的无力与心虚,还因为,我相信“我”也代表了“我们”。而此时“我”是多么迷惑:中国诗人对忏悔那种玩意儿没兴趣,中国诗人与道德其实没有关系?中国诗人特别是某地某时某群体的“领军人物”(干嘛不叫将军或元帅?)只需提供和公示他所视为正确的“道德”就行!
   不过,忏悔这种环节至少还是触及到了一个古老的意思:真。真是善和美的前提,三者是信、义、诚等的前提。所以诗人最好不要让“道德”进入诗歌里,因为“道德”这个词牌一出现就表明是现成的并不是个人的“主题”,同时,它也是无须诗人去多嘴的。而诗歌在围绕“主题”时,会因为对象的既定反而常常会失真,失效并背叛语言,言而无信。
   但是可以相信诗歌其实耐力非凡,清醒的它只指向能动的易变的可塑的事物。真、善、美也正属于这种事物——重要的是它们就是作为“表”的道德的原来和本源。至少在二十年前,诗歌的大部份在道德层面上多么一致,一致的颂扬着道德,一致的体现着应该的道德感,一致的针贬着不道德的人物事,此时想起却令人不只是尴尬和苦笑了: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让诗人以为道德就像是听话的家畜,就像一个个方正的汉字任其掌握指挥码排呢?这也就难怪社会一转型,狼来了的喊声便迎风而起。



五、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以,也可以认为是道德这老怪物就爱给诗人、给善人、给较真的人开玩笑!对它的莫须有的“管辖权”早已易手了,可是,包括指手划脚的一系列老习惯却还在顽固地在诗歌这里保持着。这也是传统文化因素在诗歌里的尴尬反映。地球月亮还在转,爱和情在时光的大床上已暗暗有了多次换位,常言道,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新的道德价值取向和平衡机制却未提上日程。在一个文化积累厚实却又不断有着杂质炭灰的错层的心灵国度,对道德的评估标准并不衡定,由于它一直只是作为一种精神法则,它一开始便不可能牢固和稳定不变。
   变化就是进步。昔日的明文的村规民约和未明文规定的人类生活规范尽管现在看来有诸多偏狭与不合理,它在当时、当地却显得合理——当然问题也在于当时和当地,公共道德的平衡作用应是暂时的。我们已认定“三从四德”是该摒弃的,那现在“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过”这话又是否完全正确呢?即使片面即使不正确我们又有何法呢?
   道德送来的尴尬与无奈时常就是这样展现着,当它只能是呐喊时它其实就是耳边风了。那么,如果诗人自己也无法把握的耳边风,又凭什么把它无端地“吹”送给别人呢?是的,对道德这个“皮球”,很多时候,是在推让传送中被耽搁;而很多时候,很多诗人却是越位了。还有一种交叉情况也蛮有意味,亦即生活道德、生命道德与政治道德等的混淆,比如对于贪官污吏,人们对他们的生活面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体制问题的探究。
   越位,是没找准定位?诗人在以点代面,对一头“象”身上的一块病斑喋喋不休之外,常常忽视了造成“礼乐崩坏”情况的真正和综合的原因。从这点讲,作为知识分子,今天的一部份诗人正在唉声唉气的同时,在义正严辞高举道义品牌的时候其实就在退步了。



六、对道德的无力可能使我们连同诗歌一起失真==


   过多地讲究不明文的规则,是我们不陌生的久而久之的一个传统,社会与民族的进步,却是要在打破一些传统改变一些老习惯的过程中进行的,何况我们曾经依靠的道德体系如果不修缮完善将会越发不可靠。但是否可以因此指出一种潜伏在部份诗人内心的一种病呢——对无形的道德的倡导与重视,反映出现代意识的稀缺和心理的保守?
   道德的模棱两可和圆滑使它不能“上升”为法律,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难以一蹴而就的麻烦事,我们可以宣传伟人所说“劳动最光荣”,但还是不能讲“道德最光荣”!可是,到底是谁把这个麻烦巧妙地赠给了诗人与诗歌?“啊,任务是光荣而神圣的,诗歌和道德信任你们……”,如此,在你们摇头晃脑于正义正确正直的公共场所的同时,只注意“诗人”的责任却忽视了更有力的是原来是法律及其他更有力的东西。在对待道德这个问题上,也许每个诗人与他的诗歌并不缺标准,缺的是务实,是现实的态度,是宽容后的消化能力。
   道德首先得对自己有用!起作用。可是,从另个角度,社会越进步,道德越无力,唯有法律可以取代道德的作用。“明礼诚信”作为美好的向往,同为一个国家、地区、城市和村庄所需,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真正使这个美好向住实现的工具只能是法律,如果要把向往最后变为现实。由此要强调的是,当下道德的含混从另个角度讲也正是法制化社会的完善的开始。这种含混不能一概而论,人性的复杂已不能用以往的道德判断或标准。也不能只注重表层的社会面上的征况。
   而含混导致了心理上的冲突也很正常!也正是如此,一部份人开始了心理上的出污泥不染式的自慰,另一部份写作者不得不或至少在表面上避开了“道德”这个词,不避开的则是具有新闻工作者素质的“聪明人”,比如部份色情写作者。其实“经典”或“名著”所反映出的道德也通常是含混的,多维的,也许它正是经混来让受者不混?如果让一百个十八岁的人去看《红与黑》,如果他不依照译者前言去“理解”,就道德这个题目他们会有什么答案呢。是的,安眠药吃多了会恶性循环弄坏了脑子。



七、无解是最合理的解答?==


   提到答案似乎又另有意思了,因为它其实原来没有答案!回望一下,在我们这个国度,从古至今关于道德的诗人与诗歌是谁、在哪里?什么样的经典诗歌是“衡量和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规范”的呢?或者,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具体的?“道德”的实施和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需要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
   要达到这个效果必须诗人在创作开始便立意将诗歌作为一种面向社会生活的舆论工具,否则它就不可能真正起到道德作用。“道德”也许从未真正成为文学及诗歌的主题,即使曾经有,也是“当时当地”的。公共的。工具。
   换言之也可说真正应该骚扰我们的道德,还在“众妙之门”的那一面!那一场致命的大病还没有来也许一直只是个可能,而时常骚扰我们的只是一些常见病小病和不算病的病——这也难怪当下私家专家和特色的门诊何其多多!
   那么假如问问,诗人究竟有没有属于“诗的”道德呢?诗人与诗歌曾经拥有过的道德又是什么呢?这么问有答案吗?就像,谁又能判断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优劣?
   道德与我们谁也没弄丢谁,因为它从来就未真正属于个人。属于个人的是理想、可能与附会——道德通过它们对我们明里暗里骚扰不已!成年的我们将会习惯这种骚扰——这却是个可怕的开始,因为适应就等于自足!信任这种自足,则是将自己当成自已的“理想国”的王罢!
   唉,道德……此题无解也罢!话题仍将没完也不可能完,但本文在以下几点之后便可以结束了:

   1、至今,部份诗人与诗歌时常因误解了道德而越位越权,延误了寻找。使衡量与评判权“上升”为了裁决权。事实上我们能做的是偶尔的旁敲。
   2、仕和士(含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潜在心理影响,使我们有意无意会将社会面的东西拉扯进精神面。将诗歌当作公理与正义的执行工具。另种心理是将“中国诗人”角色误解和扩大化,诗人好像成了必然这样的公共的和与时政相关的道德的代言者。
   3、上述两种情况还将长期存在,表面上,它既能反映部份诗人表面上的重量,但不一定是质量,并会形成致命的阻碍。
   4、即使是公共道德,它与个人谁也没爱上谁,谁也没抛弃谁,可能的关系是和谐。道德是永恒的未知数。作为一种精神宗教,它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对于诗歌,它是多余,道德的启蒙不由诗歌这种方式进行。道德对诗人的骚扰是始终的必须的但不一定非得与诗联系。
   5、以公共部份为显态的道德对于部份诗人的现实作用是:先要从我做起。真善美的起码的自律。否则其他均是多余。严格讲,对于道德,不少人可能达到暂时的自我平衡但能真正达标的少之又少。
       (05年春节改于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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