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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粑场诗札:通俗化

◎赵卫峰








煤粑场诗札:通俗化
——转型期:诗歌的通俗时代
赵卫峰













一、

   语言面前人人平等。对于个体的诗人它是各自的能源。在语言仅仅是一种器、一种工具的前提下,它是人人皆可用之的公共资源。想想:风、雅、颂、骚、赋、诗、词、曲——被岁月的风雨剔打并联着的这些字包含着什么呢?形式上的每一次、每一个变化反映的其实更多是“时装”的问题,而着装的变化反映的当然不只是服饰的问题。在一段过程后的口语在今天是百花齐放,但花色一样;是百家争鸣,但异口同声。
   就当下诗歌传播情况而言,进步中难免的流弊是,1、集约化、圈子化的诗歌阵营必然对“异质”排除,简单的划分让其它的个体很难收容进某支队伍。如此,新的命名出现。2、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每距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新的命名,这些命名过后看来,大多是限于命名而已。3、而口语这场普及的、大量的、铺天盖地的流潮,当它成为潮流时,着眼于一个地域、一个群体、一个年龄段之类的命名显出无力和多余。
   口语的茁壮是八十年代后汉语诗歌的一个奇迹,也使“多元化”成为一个虚词。口语诗歌重在对现实境界和现时空间的客观陈述,主干是习惯用语,常用“小型叙事”。它的突起并不是渐进的自发的,是“时代”使然。朦胧诗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如城市化、数字化使得我们内心的丰富、复杂、多变和加工成为相对可能,经验成其为经验并有了可以进一步自在深入阐述的可能。
   口语最初的鲜活肯定是现代汉诗的一个转折,它逐日通俗是必然,也具备了各种前提条件。在传播方面:网络首当其冲,网络这种载体的某种特性也促使承载于其中的内容必须改头换面喜闻乐见,好读、好看、好玩,玩的就是心动。各种公开刊物的改版扩容,认可并怂恿了通俗诗歌的普及。与以前不同的相对松弛的空气中,民刊大张旗鼓,这是通俗诗歌的主要源起及传播路径。以及各类诗集、丛书和旗帜鲜明的同仁诗选的出版为“通俗”凭添了重量。
   这些融入大众传媒系统的诗歌传播方式无意中迫使更多的新的写作者投入到通俗诗歌的阵营,昔日的“宫庭菜”已成为大众消费,昔日的写作者成为“贫嘴”式的诗歌小业主。而对诸多写作者而言,口语实在是太适合睡不着觉想抒一下情的自已了-------,没有比“口语”更方便、易操作、好复制、得心应手并有快感的工具了!
   当然最大的前提条件是现时的语境。我们之前的写作者们的情感、思想观念及其语言方式与后面的人肯定是有区别的。不同之处(一般或可能)是诗歌的进步之处。先行者们在特定经济状况、社会形态和思想前提下的生活与生存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的运动的特定被动段落。而对七十年代甚而八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现实的“词库”,它包含了最近的思想、经济问题、自然和生存环境、社会变革等等的变化——显然这些“现实”正是写作的暂时的有效资源。 它对诗歌的影响、制约或推动作用显而易见,之前的写作者所常用的梦幻、理想、 情感、道德、灵魂之类的词汇与他们的当时有关,现在的写作者所见所思当然更多地与“现在”有关。话语方式也必定与现在对接。
   “现在”也同时为写作者的身份进行了命名。他通常旁观,貌似高深和刻薄,他适当介入,是证人,是第三者,是一个把英雄意识和理想主义无奈地萎缩塞回内心的——平民,通俗诗歌的主力队伍是“平民诗人”。而这“平民”当然与“五四”的平民有天壤之别。
   而现在的一个问题是,诗歌明显影响一个时代和社会神话已是昨日黄花,但谁也不能否认并继续接受它的影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器官永远需要它营养、诱惑、抚摸、指正、插入和平衡。从车前子、于坚,从“他们”的诗到语言为止、到“非非”,到“下半身”那里,似乎“肉体之门”进一步“打开”,当诗歌到处充满调侃、自虐、讽喻、自嘲、粗糙、自满、游戏的小品,当诗歌进入到通俗阶段——有通俗文学该有通俗诗歌,这无可厚非,关键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的——下一步??


   ——“终有一天,你失声痛哭,只为偶然想起那蒙尘已久的灵魂,那些正是它所期待的……”(四川黄啸:《大地有多大》)




           
二、


   很显然,多彩的面具让一场盛大的广场歌会有声有色,当通俗诗歌像当年琼瑶汪国真或流行歌曲那样传播,带来的是好像谁都可以写可以唱,表面上看,在市场经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段后,它带来了诗坛的“繁荣”。
   这种“繁荣”的最明显表征是众声喧哗。伴随着民刊的活跃,各种诗歌选本的出版,诗媒介的扩容,诗歌网站的兴盛等,似乎有关者都感到了自由自在和某种成就感。读者量的多寡是以前的诗人及刊物最为关注提及的,而当诗歌真的像今天这样成为通俗文学的一部份,这可能不是诗歌的初衷!也就是说,当这种泡沫大量出现之时,也就是对诗歌这种东西怀疑之时?也就是有必要回过头去看看:何为诗?诗为何?
   《中国新诗年鉴》编者曾说:“……众声喧哗既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个体化的,其间最响亮的是侵入生命内部、紧贴大地的声音。”事实上,大众文化出现其实正是建立在个体的衰微之上的。通俗诗歌像音乐、体育和时装风光地蜂拥而上“占领”大众舞台的同时,也逼迫真正的精英与民间后退。
   一种诗歌方式有一个过程,口语的学术和非学术的论说已经太多——那么不妨省略这个词正如说诗即指具体的文本。对口语诗的最初的不接受无非两个因由:受者的审美观、价值观及已定型的阅读习惯使然;作者的表达过程中由于个人原因而失控,文本失效。创业容易守业难,当口语诗歌在这个时代的通俗文学阵营里终于站稳,弊病也就接踵而至,也就是,口语带来的陌生与新鲜已不再,对实际的生活层面的反复亲近使它获得诗意的同时也消解了诗意,似乎还没听见哪一位通俗诗人的摇头晃脑的唱:“我们诗意地栖居在城市里!”这是否表明口语诗歌一度值得肯定的某种打破、转折、催化作用已完成?
   内心梦想、生活、生存与写作在现实化和物质化的层面上简化,无原则,无条件,无向度,无底线,绝大多数的口语诗人沉迷于犹自不知的现实主义的泡沫,诗国的市民阶层大幅度拓展,大河上下闲游着新一代精神上满不在乎的莽汉——河继续流,而其时一些宝贵的东西已变成稀有。
   亚里士多德说过“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内心经验如何更好地表达传送,是口语写作一开始就面临的难题。既然当诗人决定运用口语——这种工具,那么他面临的是:自已愉悦,他还要考虑受者——大众易于接受的标语口号之类通常是干巴常见的,不易接受的也正是口语写作者本身也排拒的,为此,叙事,简明的,日常的,色情的,略带隐秘的及反讽的,一种无伤大雅的温情和矫情成为潜意识的选择。而后果是,常常一个作者所有的作品或一本同仁诗集浓缩看下来也几乎是同一首!这样,产品是流水线作业,但操作者自已却不是一次性的,他的所见闻所思日复一日地反复着,如果他在其中乐此不疲,他的进步和他对诗歌的理想只是一种空想。当精英变成平民,乐得的是自在,自在的是游戏——换言之,不想重演八十年代后的平民将精英挤回到小阁楼的“惨痛经历”,方式之一就是与平民同呼吸共命运?
   诗歌通过口语,再通过它的媒介,得到尽量的勾通传播,写作者亦因此在越发寒冷的现时空间里驱散了千人一面的寂寞。如此,诗成了情感的手提袋,具有与前不同的兼容和包庇功能,像超市中的点缀目前生活的手工艺品。诗歌脱掉了严肃的外套,步入了通俗化。在这点上小说走在了前头。请注意,通俗不是庸俗,但时常可能媚俗。一不留神就先锋一把媚俗现象之一,在这里,“先锋”多是心理年龄T型台上显赫一时的时装。
   而对于通俗诗歌本身,在弥补了之前诗歌的一些不足和空白后,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拥护和响应,繁荣的同时常常也就是僵化的开始,平静滑向平庸,世俗走向势利,个人化的自在转为个体器官的卑微享受快感,随着的是越来越粗野、忧虑、冷漠,公众取向掩没个性,一个压力消失另个压力随即产生。
   事实上,口语诗歌对之前汉语诗歌的写作惯性有积极意义上作用,而反对承担,责任,精神,死亡,灵魂探索——几乎是口语诗人的价值取向!这个取向造成的后果对写作者是致命的,具体的物质及生活成为目的的同时也成为标准,理想超越不出现实的城堡,理想就是美——感官的,人只好在其无法突破的时空中表露自然性,这也使得他们在以本能为标准进行诗歌艺术创造时被迫在一个平面重复自已,埋头于片断化的感觉和经验,可能找到了人性的敏感点,但分不清优点和弱点,在这种尴尬中,只剩下技术主义可以抬头!这样,有小知身份的诗人开始本末倒置,摇身变成有小资心理的熟练度不同的文字技术工人了!
   有诗人曾说:“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就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这颇像废话,并且这也许不是非得选择某种诗歌方式的理由。和以往不同的是,城市(尤其是岭南和东部沿海)在今天文化意义和地位已非昔日,而在“城市”成为坚实的写作背景或资源,通过传播(传染)成为易于接受的再次和多次公共的资源,诗歌因此的城乡差别也似不明显了,不同的城市、地区、不同视野、不同经历和不同文化观念及能力的写作者由此得到了互惠和普及,令人暗叹,口语貌似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彰显。然这种生命力是表面的,一阵风!因为它的依据更多是来自阅读经验——很多诗人笔只落在生活层面上,简单的认识经验、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叠加构成简单的文本,也构成了当下芜杂的口语诗歌的主体。
   在今天的城市,生命个体更逼真地受制于紧张、快速、欲望、工作、物质、本能的包围,人的自然性也因此相对发扬到一个极致,现实就是“需要”,就是“为什么不快乐一点?”,“有了高潮你就喊”,这只不过印证了:人之在,三要求:生。性。被承认。如此循环,理想主义靠边。


   ——“通向精神病院的道路使春天陷入泥泞,不堪重负的行道者,为良知的价值正丧失着视力和记忆”(湖北鲜冽:《挽歌》)





三、


   理想退场的明显特征是批判意识的大面积消失。当然有些诗人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批判文本,如颜峻、藏棣和“诗镜”群体。不以此为出发点,大概韩东也就不成其为韩东。而在多数通俗诗人那里,批判仅仅是对此前的写作方式和一些早些有之但又与时势有不适的传统观念的“反判”,反对作为神的代言人,但又并不甘于做平民的代言人,如此的矛盾时时困绕,支撑写作的激情在压抑与泄放中反复,我相信,在这过程中有一些被拒绝的被轻视的东西会改头换面后必将重新返回。比如“理想”。
   目前中国的社会概况、经济变革和文化气候使通俗文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游戏娱乐已是城乡亨通的精神寄托,通常的合成说法是“文化娱乐”,再换言之,无“娱乐”就谈无“文化”,二者关系如同“性爱”这个可一分为二的词。通俗诗歌亦因此合符现阶段大众审美需要,但是自誉为“平民”的通俗诗人仅仅在某些方面,在一个特定的公共的厕所与平民一致,而当他离开,当他的手伸向键盘,早已等待中个人的“理”和“想”便联袂而来,否则为乐而乐,因为乐所以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样的诗歌可以存在,但不会被时间回收!
   虽然作为现在诗歌写作者主体的70年代人也许因各种心理因素反对、不情愿(当然不情愿了)认同,但有些“事实”一开始就伴生于通俗诗歌走向盛开的过程,即:1、作家走在了诗人前面,文体的窒梏使诗歌对转型期的大众文化的摄制的确是有限的。2、通俗诗歌的队伍主要是七十年代后出生的诗人,但是,口语写作的相关诠释或权威定义及由此派生的各种倾向,并不是由他们得出或展开有成果的研究的。关于口语和七十年代出生的诗歌选本起的作用是仅仅是一些同仁的诗歌作品的集中,它可能产生“引人注目”,但和绝大多数民刊一样,只是简单的承载体。3、拒绝和嘲笑崇高、历史、理想、英雄之类是潜流于通俗诗歌中的倾向,但不是七十年代后出生的诗人的自发性行为,只是部份有成绩的六十年代出生诗人的承递——七十年代后出生的诗人充当的更多是配角,是链结,是响应,从这个角度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其远远没有成熟,除非在下一阶段的反叛中还“活着”(也许再也没有这个机会!?),4、他们中少有人能作为典型,能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他们不能不以“集体”出场,异口同声组成合唱团,但不能为自已伴奏和指挥!5、因此,七十年代后的角色主要是:过渡作用。
   而对理想主义的婉言拒绝只是针对非日常化语言的昨天的标尺,并不是拒绝自已,不妨说,在通俗写作队伍里,理想这个词还在,理想一词在每个人心中是千姿百态的,不管每一个诗人承认与否,理想主义像血液一样流动于他的身上,它像火种保存着,它只不过被有意无意于其实不重要的争论冲突中忽视或变形。这种忽视多是因为写作者随大流,附诗势,在高喊回到自我的同时也在诗歌大众化中人云亦云没了“自我”。
   具体看,通俗诗歌明显的倾向或特征是向白居易学习,对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对历史和具有明传统文化表征的物事漠视,不屑于“知识”,傍着“物质”这个“庞然大物”关注自已,或许也可这么问:对宏大叙事的拒绝是因为自己的无力?以此类推。
   当自已的情感、境遇得到确认,调侃、反讽、自嘲自慰或自虐等等常用技法得到自以为是的发挥,就是一首(一次)诗的完成?而将这反复的过程叠加起来看,不过是时位之移人也;一位通俗诗歌界的代表曾说:“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这些文人词典里的东西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从引文可见其中没提到理想,看来,这位自称和贾平凹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写作者至少也还是有那么点点儿理想的?理想的缺失造成批判意识的欠缺和认识,这已成为通俗诗歌的最大症结。这种批判的阻力首先来自“自我”,对现实和现时的物质世界的不适使其拥挤向另一个温和的极端,慵懒的窗帘挡住了更进一步的怀疑、对抗和追究。
   一首诗好与否起码的衡量该是审美与批判并重,二者合成诗歌精神,精神都没了,还用得着写作?审美方面是个大话题,在此顺便想提的是,人云亦云,步调一致才可能通俗诗人阵营引以为荣和同类,日常主义诗作的泛滥给时间的印象就是,一群成年人茶余饭后,松松裤带,打打哈欠,坐下来,开始比赛,看看今夜谁折叠的纸飞机最细致,最有型,最快,最好看!说通俗诗歌远离当下是错误的,说它对当下太紧帖了太热乎了是肯定的。由于满足于对生活皮肤的按摩,文本的价值和审美功能因此遭到贬值打折——不改变它,诗人将日复一日,随遇而安,象昔日的乡绅(也许是小资式的白领),提着文明棍在车水马龙里失去目的。
   正是这样,当以口语为主力的诗歌大步流星到了眼下的通俗阶段,诗歌已呈现停顿。在较长的一个时段,众多写作者继续在口语的人工湖舒服自在地轻飘悬浮,吹着口哨,演练划船技术。提前上岸者终是少数。

   ——“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卡夫卡)
   

                       (原作于2002年贵阳水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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