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 ⊙ 迁徙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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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与诗人杜运燮的一面之缘

◎易彬



     记与诗人杜运燮的一面之缘


    写这篇文字的心情注定是沉重的,因为我所面对的是生命的残酷。一个月之前(2002/6/15),我还前往北京拜访了他,和他谈了穆旦,谈了西南联大。一个月之后(7/16),他就离我们而去。这个消息,先是李方老师(《穆旦诗全集》的编者)发了封邮件给我,“‘滇缅公路’的开拓者终于跋涉到了人生的‘终点’”。而后,杨苡老师在信中也谈到:“又一个真正的诗人离去,在另一个世界,穆旦当不寂寞!”
    仔细想想,只能说我与诗人杜运燮的遇见相当偶然。2002年6月中旬,我原本没空到北京。之前,我已和杨苡老师通过几次电话,约好了7月份去采访。我在学校教书,只有到7月才有假期,6月中旬,正是杂事颇多的时刻。事情本来就这样说定了,但临到6月10日,一纸通知说一项重要的事情推迟1个月,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空闲突然冒了出来,我赶紧和杨老师通电话。她说,那就来吧。就这样,我比预先的安排提前一个月到了北京,就这样,我有了对于杜诗人的“最后的访谈”。
    北京之行的最大目的是采访诗人穆旦的几位老同学,以增进对这个近年来一直受学界关注的诗人的了解。穆旦自然是杜老师和我之间的一种重要的黏合剂,但我更愿意将它归于缘分:要是采访按预先设想进行,那肯定没有机缘见到杜诗人。生命中值得珍藏的一页就这样于偶然间获得。
    访谈对于杜诗人而言是“最后”一次,对我而言,则是第一次。那天,和杨老师约好了6月15日上午10点到杜家。谈话时,杜老师一直躺在床上,床边即是门口。杨老师坐在靠窗的围椅上。我稍微向杜老师说了说个人情况,就开始了访谈。谈话的主题主要是穆旦(具体谈论因已有访谈整理,不多说。见《“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文汇读书周报》,2002/9/27)。杜老师的话不是很多,记忆力也不是很好,但面色一直很红润,看得出,他的内心是兴奋的。后来,杨老师也多次和我说起,“杜诗人那天很兴奋”。她说,第二天还专门打电话给了杜诗人,告诉他不要“太兴奋”。
    谈话的氛围一直很好。很多事情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常常是杜老师说一句,杨老师说一句,相互纠正,相互补充。原先说好了1个半小时的谈话,最后大约进行了100-110分钟。临近12点,杨老师问,“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本来还有几个问题,看时间不早了,又想起事先杨老师的交代:“杜诗人的身体不是很好,不要谈得太久”,就说,“没有了。”
    待到17日晚,也就是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我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将几次谈话的录音仔细听一遍——先前两天一直不停地在偌大的北京城转,劳累不堪,只是听过其中的一段。录音机开了,磁带清晰地传送着谈话的声音,说着说着,一个始料未及的细节也传了出来——这是一个私有的细节,在很多人看来,它或许非常不恭。所以,在说出之前,我希望所有熟悉和不熟悉杜诗人的朋友原谅。
    那是和杜老师的谈话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刻,杜老师突然说要小便,我们几个忙着转到客厅。我们是回避了,访谈自然是暂时结束了,录音却还在继续。这个放在床边的忠实的机器记录了生命流逝的细节:有好几分钟,不再有问和答,有的是磁带转动的“嗞嗞”声,和隐约可辨的琐屑的声音,还有,杜诗人叫唤谁的人声音――小便不小心弄湿了裤子,需要重新换一条……
    磁带重新回到谈话的声音的时候,我将磁带倒回到“嗞嗞”声开始的地方。然后,又倒一遍。一共听了三遍。那一刻,我知道,我已经被什么东西准确无误地击中了。穆旦消退了,声音消退了,一个倔强而无助的晚年,像黑夜中的一双眼睛,注视着我。
    后来,和杨老师说起这个细节,杨老师回信说,“我对于他那样病重还愿跟你见面,说说查诗人,我都为之感动。”“我想他唯一的遗憾是他没能等到穆旦的儿子将周与良的骨灰送回合葬,也没能看到《穆旦全集》出版。”后一个意思,平时和杨老师在电话中交谈时,她说过多次,“杜诗人总觉得事情没有做完,总是想做……”
    杨老师的话让我想起了李方老师记杜诗人的文章,《相识在秋天——记与诗人杜运燮的不泯诗缘》。文章谈到了当时(1997)年近八旬的杜诗人为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的出版而奔走忙碌的情形:“杜老不仅充当起此书创意的精神领袖,更是整个出版过程诸多繁杂事务干得最多的实干家:从发起动议到征集稿件,从滕抄删改到编排,从封面装帧到选插照片……”在最后的校对之前,他已经对“大小不同、书写字体不同的稿纸和型号各异的打印稿、复印稿总计二十余万字”作了非常仔细的审阅……
    而这些,也是最终驱动我说出这个琐屑细节的理由——因为它,我对杜诗人更加尊敬:一个人能够获得别人的尊敬,是通过他(她)身上那种普遍的、持之以恒的优秀品质,那种至死而不渝的信念。而身体的琐屑,作为一个最终无法战胜的事实,反而会使生命的意义变得更加恒久。
    杜老师逝世后,杨老师的信中还谈过另外一个意思:“杜是一种‘乐观的终结’,他很乐观……”这“乐观的终结”是和“悲观的终结”的穆旦相比照的(到北京之前,我的一篇谈论穆旦晚年的文章《悲观的终结》[《书屋》,2002年3期],正好被杨老师看到并传给了杜老师。两位老师都觉得比较到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算是我和穆旦的这几位同学的见面礼)。我愿意相信这种断语。不仅仅因为杨老师是杜诗人的挚友,从杜诗人的诗歌、文章及精神面貌中也可看出他确是积极的,乐观向上的。他“总觉得事情没有做完”,大概也是源自对未来的乐观——穆旦临终前关于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对妻子周与良的话是:“该译的诗都译完了,译完了又去干什么呢?”
    乐观和悲观都已成为过往——生命已逝,活着的人当更努力。
                                                  2002/8/13-15


刊《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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