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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女性先锋诗歌札记■身体与抒情的城市化背景

◎赵卫峰



          内心的解放与享受的写作(续二)
            ——当代中国女性先锋诗歌札记







          ■现时与现实:物质背景与城市化特征的突出■




   以无主题变奏、生活艺术化和散文诗化等为较明显特征的当下女性诗歌写作,在内容与形式越发更新的过程里,体现出了视角的扩展和对生活的融洽与融化程度,同时理性、宽容和知识与语言亦汇聚成自在的合力;这种具有深广“和解”性质的变化还更地一步证实了或记录了以物质为基础的写作倾向变化:城市化反映与反应,以及诗歌写作内在的民间性倾向等。
      你的应该之地是你的精神家园,是你诗意栖居之地。它是永远的远方。在写作时这个远方是想像的,再大再重要的情感实际上仍是以人间为“驿站”的,当下都市文学及诗歌的通俗化其实也是社会进步(城市化水平)使然,在其中,在内心与城市化进程之间、在雅与俗、在选择与判断的过程里痛苦的冲突与为难是正常的,毕竟它不像农业背景的写作那样有太多太厚的参照系,由此也可理解城市背景的诗歌的难度与必然,以及不断的矛盾、快乐、不安、痛苦、怀疑等,这其实亦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天津·60年代出生)君儿
  
   “秋天的十月,城市里没有庄稼等待/收割。只有各色树木跳着习惯的脱衣舞/大街上车流如织,带着腰别手机的人们/奔驰。如果手机能割来香香的五谷/如果手机能散发炊烟和草垛/多好。……这是我巴掌大的与国际接轨的城市/钢筋结构,灰石所砌/盛产金钱和利润,大款和白领/机器运转,工人繁忙/口音杂乱,磁卡电话畅销/书店频频倒闭,饭店愈益豪华……”


   天津君儿的语气是主观的,强硬的,体现某种倔强,以及自然而然又隐约的乐观;她的语言明显是“女性的”,但思维和行文方式却显得男性化,这也让她的写作内容宽广且芜杂,并未有咬定什么或以什么为动笔时的主心骨的情况?所以我只好这样理解,她的写作事实上是自己的一种入世方式,一种自发的精神参与方式,时虚时实,总的看是积极的、主动的也是自然的,而这,也透露出她的优点,相对的真实!这正是绝大多数女性写作者所不具备的或是困难的。毕竟,虚荣与自恋是我们都很难克服的常见病。也许也正因此,君儿的表达通常会在无意中难以取舍,忽略了“精兵简政”,语言的堆积会显得沉闷而失却本该的弹性,这可能会让文本失去一种引诱的开始。
     城市意识正在大面积铺展,这是生命与生活的一个重要砝码。物质生活的变化是背景也是精神所依,在女性写作中体现尤为明显,今天诗歌正成为及可能成为“生活”的精神部分及“生活质量”的一种补充,作者身份或站位(文化教养、经济收入、知识女性、生活水平等)总的看大同,从题材或主题看,“城市”成为首要座标。这种记录对于时间,是必须,同时更是真实。
      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诗歌该真正回到“城市”这个曾经挨近却被人为忽略的大容器了。 其实忽略的人是诗人,导致忽略的原因是观念。前些年中国各地都市报、都市频道一窝风盛行,诗人在物质生活上并不“落后”,但观念的转换与更新似乎未能及时跟上。譬如对“小资”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具体生活现象,或倾向它已经大量出现在现时空并很明显了,过度的奉迎与拒绝“小资”都不算正常,关键是评判时的心理定位罢!像卫慧的“上海宝贝”,是小资吗,是,又不是。但分开看,就小说看,可以认为,一是那种生活也可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二是那种生活不是为大多数人所拥有或熟悉的生活;因而它的作用是可让一部份人带一定的虚荣好奇及向往;可让一部份人不认可及拒绝。在关于八零后出生的诗歌写作印象的文章中,我简略提到写作是种“消费”,其实也可说不只“八零后”和女性诗歌,我们今天几乎的诗歌写作,都是。精神的。只是她们看起来更明显。从语气、内容表达等方面可看出相当部分女性诗人对物质生活的态度和在它生活中的位置。

(贵州·70年代出生)丁香木
         
   “我的苦表现的很具体,/电脑、台灯、所有的影子, /不必整理被褥,一大堆速食品,/睡眠、饮食随心情而定, /满满的烟灰缸,/明亮洁净的浴室, /高档浴巾、浴皂、从不起雾的大镜子、/一张巨大的袒露双乳的美人防水图片。”

   就这段文字看我以为是失败的,如果没有一个“苦”字,其写实程度几乎完全消除了“诗”意,这种简单的心情坦陈的意义何在呢?我并不相信这一类广泛流行于现代传媒的“诗”、在博克、散文、情感随笔和小说里随处可见的鸡毛蒜皮文字真的会被时间认可,事实上读过之后的印象大约也就是一种场景感,却不是独特的可以被读者记忆的。这里需要把握一个“度”。过于强调“我”时,也就是“我”成为一个虚词之时。
   显然,城市这种容器似乎大同小异,对于诗歌,也许任务是在行进中找出并加工这个异数来。在中国,香港和上海可算城市代表,曾有沪上作家说上海是“使生活更像生活”的一个地方,但作为城市中的城市,上海和香港对诗歌的“贡献”似乎还不令人满意。而南京、广州、北京等地后来虽然有了此方面的挖掘,却又有些尚未通顺的尴尬,它们是沿两条路平行:在电梯写字楼通向现当代之时,胡同小巷漫延抵达市井民间,前者重在“与时俱进”的人、事、物、景的即时性记录,后者实质上或许是种更深层次的对传统的依恋情绪的追究与挽留。而诗歌“回到”城市以后,下一步最好是从另一条路的“离开”。这里倒不是以为它会重蹈以往的一窝风“村庄麦地”覆辙,而是,如果诗歌写作不得不依靠这种或那种“背景”的话,又会被其阻碍。(有没有什么都不依靠的可能呢?)

(广东·70年代出生)吕约《幻影》
 
                 “‘北约和南联盟干起来了’,翻开都市报
                  我吃了一惊,屏住呼吸读下去
                  就像一架轰炸机发现了目标。
                  三月刚刚进入下旬,阳光已这么毒辣。
                  站在高架桥的阴影下,读完报纸,把它对折起来
                  举到额头上方。它投下一块阴影,不大不小
                  正好遮阳,该死的
                  广州的太阳。……”


   近十年来,如果要问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答案简单极了:物质水平的提高,而城市,是这个提高得以具体可感实体。这是我们的写作者难度而又不可回避的心灵参照物。它相对厚重而几成共识的农业背景,为现时代的人们提供的种种鲜活及未知的可能,由于诗歌文体形式的原因,它不可能像小说或散文那样对城市可以全景式地高谈阔论,它只能在矛盾中分而解之。它重在细节与局部。从某种程度讲,诗歌的通俗化实则也是城市化所致,诗歌写作的“享受性”实则也是城市化使然或它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其中,内心的“冲突”与和解强烈而反复……于是,诗歌写作在广义的“享受”里也更多地呈现兼容并包状态,这无疑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同时也是立足现时的对另一个乌托邦的建设?
   正因为城市作为当下生活一个相对松散无拘、物质为主和率性随意的载体,加上“享受”的潜在心理助推,以及女性经济与情感的相对独立和自在,诗歌写作的民间性也因此更突出。“民间性”主要体现出写作的某种层面上的自在无束和非功利性的精神取向。民刊的发展也是一个体现,另外体现是写作者以个体身份游离于文联组织甚至专业媒体之外,与意识形态指挥棒平行。似乎可以认为,从精神的角度看,以往之诗是感谢的“谢”,今天则更多是排泄的“泄”!作用先是为了平衡身心,先把“我”作出合理安排,为了生与身的平衡与和谐。谢与泄,大抵也反映出对“享受”的不同时期的理解。或说是主动与被动的区别。 互联网络是最体现民间性质写作的集散地,“泄”在这个打破时空距离的心灵现场得到更多体现。
    身在城中不知城。“莫泊桑曾经常在埃菲尔铁塔的餐厅上用午餐,然而他却不喜欢铁塔,他常说:‘这是巴黎唯一看不见铁塔的地方。’”(罗兰·巴特)。 亦可认为,城市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一座巴别塔?而当一张张语言构成的照片或影碟制作完毕,城和人的诸如和谐、伦理、苦难、幸福、梦想……就安静自然地呈现。
                
(四川·80年代出生)巫女琴丝《燃气灶又坏了》
   
   “时间不到一年/就坏了二次/第一次在保修期内/我找到出售它的地方/那家超市却不存在了/后来我在网上查到/厂商及其维修点/一个15岁的少年/一早从成都市区出发/下午4点钟/到达边远的小镇/进入我的厨房/是在半小时之后了/他熟练地打开燃气灶/排除了一个简单的故障/现在是第二次/已经过了保修期/但我还是想打电话/请求上门服务/也许来的还是那位/沉默寡言的少年/也许不是”


   如今,诗歌正顽强地按照它的方式继续,其传播方式已越来越不再是昨天的主要借助“票证时代”式的公办报刊的方式,如此写作的既有标准也就几乎不存在或不再有主要控制力——诗歌这东西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在一部份人心里流传的民俗。它,也仿佛一种内在的标记,让我们能在一些特定地方、一些重要时候与别的人们区分并相互辨认出来,相互安慰,惺惺相惜。
  “民俗”的后来通常是在过滤掉功利和实用功能的同时,充满了更多的个体游戏、群体娱乐和精神享受色彩。说写作是一种“享受”,也正指它包括但又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欢喜、轻松、愉快、乐趣、安逸、舒服之类,它还含有之外的另些面、相反面,比如痛、抑、苦、忧、伤、闷、酸、悲等。想想,经验这东西时常不是自己的或不只属于自己,或者自己难免就受别的经验牵控了,这时许多经验其实已沦为约定俗成的“观念”——而写作作为享受,个人化更强些,更真也更忠实,是铁定伴侣,它永是自我的,是复杂的经历,繁体的记忆,更是它们的过滤:我的传统!

(广东·80年代出生)金楠:

     《我梦见过桃花如烟花般绽开》

    
     “我梦见过桃花如烟花般绽开
      并熄灭,犹如粉红色的小瀑布
      在我眼前搭起一座桥,或许
      确实是如此,我才通往了时间的
      其他处,在那里,角色不明
      我只想表达欢悦的心情,我只是
      带去桃红色的雷阵雨。事实上
      这起血灾甚至没有被天气预报所察觉
      只是当面前剩下一面无边的镜子
      我想起了桃花如烟花般绽开
      并熄灭。可惜这座桥终于不知去向”


   对于诗人而言,当诗歌这门手艺不知怎的就到了手中时,诗人就在拥有的同时被控制。如此也可以说所有的享受都是,又都不是享受,所有的不是享受的享受,又都是享受。当大家都开始了享受之时,差别不只是在表现力与表现手段,关键是有效的处理,自己摆平自己——这个关键又是什么呢?享受之后,又是什么呢?诗人只能在实践中给出回答。
      对于具体的生活,诗人是常人,对于诗歌介入的生活,诗人仍是常人,却在有着一颗平常心的同时又还有异心,这非常重要,唯此,文学与诗歌才可能不原地踏步,那肉眼看不见的生活才能在享受之后,缓缓浮出,并抬高身心与文字——这时,下一轮的有难度的写作再度重新开始。






          ■身体的低调与殊途同归前的变调■




   身体是个一言难尽的时间秘密,至今,对身体与诗歌、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已多,它涉及的学科也众,这个简单与复杂的朦胧的共同体甚至对其主人也是个终生莫名其妙的困绕。“要是说,中国当代作家在个别和总体上都未曾作出过超越他们前辈的成就的话,那么,当代的女性写作却是惟一的例外——她们在性别写作以及揭示女性独有的私秘性方面,是对历史空缺的一次重大的填补。”今天来看谢冕对当年“黑色”女性诗歌的这番评语,意味深长;这是一条漫漫长路,这个似乎“当时”早已填补了的“空缺”在每一阶段仍有一茬茬写作者在继续填补,虽然过程仍是众说纷纭争鸣不断,有时误解还来自内部。
      当年的“黑色”女性诗歌在差异与残缺的行进中,在对男权的挑衅、反讽中,无拘地诉说感慨自己的梦与现实,通过对道德秩序进行反击的同时自由地勾勒坦露复杂的情爱世界。充满革命和暴力性的倾向几乎是对那一时期女性诗歌先锋部份的轮廓性概括,但过于“无拘”地诉说感慨的,恐怕是包括“下半身”式的色情诗歌。“下半身”的存在体现出诗歌生态的平衡需要,但其局限亦众所周知,从语言、从诗歌对写作者的要求方面看它如果不积极变化也会在时光的河流中搁浅。
     “下半身”并不只是一个只有女性成员的写作团体,事实上关于“下半身”的异议更多地是阅读者自身原因,因而对它的异议其实并非只是个“误解”的问题。写作者其实是清醒的:“我一向只能用女人的眼睛去看东西,它们给我的震撼和我的反应肯定也都是阴性的,每个女人的一生,都要被郁闷、慌张、恼怒和难以言表所困扰,但我决不是想当这个性别的代言人。……我没有写过具体的器官、动作、姿势之类的细节,……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选择了一个敏感的主题而不把为何敏感写出来,就是一个作者的失职,人们见惯了的东西再强调也只是重复。”(巫昂:《我为什么写性》)
   从当下部份女性主义诗人对身体的态度不难看出某种形式与内容的同步拓宽,她们不像“主色调”那么欲言还休,不像“黑色”诗群那么在聪明的暗处角落自恋、虚张和玄虚,也不像“下半身”那么我行我素地夸张和垮掉,她们优雅地走自己的路,在回转到含蓄与婉约的同时,更回转到语言与技艺及在此基础上的文本形式建设上。这自是比一贯的、随时的、一厢情愿的“性别”强调更实在也更具建设性意义。
   一旦走自已的路,便意味着个体的独立与自在,多种路径各行其道,独立与真诚的写作态度使写作者再不会像下半身、黑色诗群、新民歌、新非非那样有意无意间形成明里暗里的诗歌团体,诗歌这时真正成为了私事。这种独立姿态是当下女性写作在实现女性主义的过程里不容忽视的现象,也是事实上的百花齐放。

(上海·70年代出生)王乙宴
  
   “……她打扮自己/云一样的唇/天竺葵的颊//狂沙滚滚的双乳/峡谷爆裂的臀/她的性感/不是身体范畴的”“……轻轻抚慰/抚慰,就是强调/我们在这里”


(贵州·70年代出生)青红《我说的手》
         
      “手必须坚定
       必须靠近心扉

       现在,风吹过
       那被香油熏黄的指头远远地掠过
       我的皮肤仍然会尖叫
       像小时侯那样

       大雨倾盆之夜我攥紧被角等着
       对世界的先天好奇
       和恐惧;让我相信
       手有时是诱人的

       它有时又是深刻的 现在
       我说的手
       正延袭一些模式

       正抛弃一些模式
       并多了些
       母亲永远也学不到的经验”


(辽宁·60年代出生)李轻松
   
   “这幽闭而蜷曲的河蚌,我将对谁展开?/双手解开河面的微风/我裸露到什么程度,才能了解/我自己的珍珠,是不是沙石……”


(四川·70年代出生)杨晓芸
             
   “……堆积海绵的人站在海绵上等待/海风呼啸。她摇摇晃晃/身体塞满了浮云 //不能半夜醒来,灵魂已出逃/树上的蜘蛛忙于吐丝张网/我只能用我的身体,低调地爱你” ”


   杨晓芸还有一首诗题目是《致亲爱的身体: 慢下来》,“慢”,是换种程序,是为了更好地享受体会时间与空间? 从文本看,相当部份女性文本身体几乎有不约而同的“低调”,为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也很简单:为什么偏要高调或强调呢?高调与加速度总像充满虚荣的热风终是显赫一时,强调常会变作耳边风,而低调与柔缓——随时、随地、随身,就像是平凡你我的生活现实的本来,它让人心地从容,和平面世,对语言(也是对生命及生活)保持谦虚和认真。是的,知识与认识在变化,生活与身体的变化不断的复杂状态提供给诗人的已非固定套路,在李清照式的黄花姿态,咬牙切齿的“黑色”呐喊或“下半身”的呼唤之外,简单说你觉得什么路子合适就走什么路,你感觉什么样的方式更享受就什么样,而不须像模特儿式的步伐必须遵守某种规定性;如今,“身体”的内涵与包容性如今显然得到成倍的拓宽,它就像“生活”,既是一个无边的容器,也是一个无限的隐喻。
                
(福建·60年代出生)子梵梅

   “一边种花,一边狂啸/花开是被吓出来的绝症/良种场失控,野草久不思安居/落地为寇,把一个采花贼爱死过去”
 
(浙江·70年代出生)叶丽隽
       
      “持续多日,雨停留在莲花峰一带
       雨衣在厨房里滴着水,窗外的草
       长得有半人高了

       但我不记得去过哪儿,在哗哗的响声里
       我是多么地害怕
       另一个人,从我身体里,径直走出……”


   百花齐放自然比单调的一阵风一场雨一股狂潮好些。如此写作的多样性和有效程度更可能鲜明。近年来由知识与生活所赐的成熟与自信、练达与理智让部份女性诗人从新的路径更迂回靠近了语言以及身体,诗意盎然——在影视报刊等各媒介合围、各种文体争相上阵分羹、各种“青春期”写手和自由撰稿者得心应手粉墨登场的今天,梦呓、私语、坦露与直抒胸臆之外,对身体的关注确实还可以有适合的方式。如此看,低调不是轻视,是换位!缓慢并非无力,是享受!是因对目标的重视而必须的“换言之”,画瓢何必拭葫芦,本身就是参照物!
   对“身体”的关注常是关于女性写作的一个热点,这当然也不全来自异性不如说来自传统社会视角。主动有时也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被动。而写作者自己对“身体”的低调处理,也对长时间来,以为女性先锋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身体”的种种误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理,同时还旁证了诗人对生活的拥有和真实的态度。女性诗歌肯定包括了身体但不只限于身体,更不可停留于身体。虽然亦有女性写作者将之视为目的,然,“身体”的真正包涵及延伸决不限于性、生理以及相关的人类传统印象,比如,未尝不可以讲在诗歌面前,一个城市就是一个身体,生活也就是一个复杂转着的大身体——肉身无论是沉重与轻盈,都是现成的、无大变的,是相对而言的“在”,而“我”是能动的:脑不能达到的地方身体可以达到,身体达不到的地方脑子可以达到,二者均达不到的地方——语言可以达到。其时,语言同时是享受的工具又是阶段性目的。






          ■意识形态的复杂多维或深入浅出■





   与昔日相较,一些精神上的变化也自然反映在女性诗歌文本中,曾不显眼的沉潜物开始浮出,譬如伦理,它表面上显出淡化但其实是换了角度。在公共道德之外,在摒除传统中的封建部份之外,“我”的道德主要是“我”的事,“我”的伦理事实上更是。这是一种进步,也体现了对“世界”的发自内心的反思与语言实践上的先锋意识。
      伦理的向往和实践体现“人”的期望,也是诗人自我的生命、生活基本准则和精神规范,其前提是“我的生活首先是我的”、“我是我自己的”!它在对尽可能的“自由、公正、善良”的实现的同时,也体现新的精神觉醒,作为之前女性诗歌主张的一种延伸和装修,它更体现出当下女性诗人对另种身份或观念如“知识女性”、“自由人生”、“我的生活我作主”等等的——理智与客观、纯粹与真实的判断。反过来,伦理的认识与处理也迫使诗人,包括其诗歌文本必须面对社会必须“现身”体现存在。这也再次提醒:诗歌在作为语言艺术的同时也须成为一种精神的艺术,二者需平衡共融并对生命、生活的价值、意义先自我进行处理而后提升。
      应该说,素朴的由我作主的人生哲学倾向是超于社会性别的,是诗歌回到自我,是“我”从“我们”、“她们”从“他们”中自觉地区别出来的必然。这里可能会有误解,譬如“洁身自好”、“知足”等自扫门前雪的状态如果从世俗视角看去是很难准确定义和共识的,但我们却知道,这至少是个体存在得以保证的必须。其实生活让人难过的一种就是“我”总是在为“我们”而活、为“你们”、“他们”而活——而今日诗歌恰好在“集体主义”的大楼里提供了个人空间——艺术品总是出自个人的具体的手中的——反过来它在对语言的自信与对世界的谦虚态度同步之时,又纠正和调节着“我”和“我的生活”。

(河南·60年代出生)蓝蓝
        
   “幻想之后,人啊/你将什么也无法创造/你将看到一个人的思索/宁静和光芒就是影子的生活/在奇迹尚未发生之前/杨树就是杨树/就是秋天光秃秃直立的词语/因为幻想它有肉体的桥/温暖,而且它的歌声的笔/造出柔软的嘴唇/它只是微笑:当它面对/人类的全部的忙碌与喧嚣”


   还从世俗的角度看,很多传统观念都面临着新的认识和定义,如亲情方面的“母爱”,这对独居者、丁克之家又如何判定、判定是不是必须的呢?而想想挪威的森林、廊桥的遗梦、周渔的火车以及“红字”、“红与黑”,且不论它们提示了什么,它们引起注意首先其实并非内容或意义而是“文学”这种形式所产生的力量——诗歌也正如此,通过诗歌方式加工表达各种世俗欲望遮掩中的常识和定律,合适之时,共鸣与启迪自会油然而生——原来,不是不知道,而是没留意到。不是没留意到,而是未别致地表达到。

(旅美·60年代出生)马兰《丧事》
            
   “事件进行在多风的秋天,大地腹泻/马侧身而卧,满脸的雨水//丧事突如其来,天机不可泄露/在奔丧的路上……丧事是一种精神生活”


(北京·70年代出生)尹丽川《妈妈》
            
   “十三岁时我问/活着为什么你。看你上大学/我上了大学,妈妈/你活着为什么又。你的双眼还睁着/我们很久没说过话。一个女人/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的妈妈。带着相似的身体/我该做你没做的事么,妈妈/你曾那么地美丽,直到生下了我/自从我认识你,你不再水性杨花/为了另一个女人/你这样做值得么/你成了个空虚的老太太/一把废弃的扇。什么能证明/是你生出了我,妈妈。/当我在回家的路上瞥见/一个老年妇女提着菜篮的背影/妈妈,还有谁比你更陌生””


(浙江·70年代出生)叶丽隽《母亲》
            
   “辛劳到晚年,依然是/两袖清风。一颗心/如同风中的落叶,忽上忽下。担心的事/实在太多了/明天的饭食、生计、升高的血压、以及/散落在各处的儿女/有时候,她会没由来地和自己说话:/‘这辈子,什么都赶上了,什么都没留下……’”


   ——文学及诗歌的奇妙当在此。它的别致之处就是恰好地提醒、提炼离我们最近的东西!它更需要寻找读者,需要尽可能的合适的理解,于此它其实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的,譬如说,伦理使人庄重(培根),有人会也有不会理解为古板或刻板。理解人性的多样性也是理解诗歌伦理的多维度多向度。对于诗歌伦理这个可以深究的话题,合适的态度是至少得保持关注并宽容着。每一个诗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秘密的诗歌房子,每一个烟囱的长短深浅,都无可厚非,都是自由自在。百花齐放重在放而不在齐,诗歌伦理事实上也是一个诗人内在的精神秩序问题!它最终也是诗人自己的问题。现在这里提出,是基于今日的它与昔日的它有了明显差别,昔日的它显得“集体”,是森林,而今天更像树,个体的一个意思也等于:逼真及真实。
      光从伦理角度来讲述诗歌本身当然只是一个方面,一个女性诗人写作如果面面俱到,那无异于一个兢兢业业的主妇,何况择菜烹调的方法本也各不同,鸡毛蒜皮当然可以入诗只是效果就很难说!在此一个鲜明的对比却是女性诗人们貌似随心所欲的诗意言说中时常自觉地拒绝鸡毛蒜皮,今天不少男性诗人在所谓拒绝崇高回避意义的同时,却主动接过了处理研究鸡毛蒜皮的任务。这种“性别换位”让许多男性诗歌失败于精神的平庸与贫嘴式的小口令中,与此同时一部份女诗人反而张弛有道,并在行进中使身份及身体渐渐趋于中性和复杂,事实上,这正是一种精神平等的开始。
                
(浙江·70年代出生)叶丽隽
  
   “就这样吧,身为一颗尘埃/我从未抱怨过,自己的微小。同样地/我也不认可,这人世间/所谓的真理和至上的权威——如果连你/也感到遗憾,并失望,那就/轻轻地抹掉我。如同抹掉/我对这个世界最后的错觉”


(山东·60年代出生)寒烟《幸存者》
 
   “时间空转的轮子/被还原的饥饿//集体的饥饿从所有宴席上/拿走了你的杯盏//春天迈着挽歌的步伐走向你/每朵鲜花都是无法跨越的//障碍:夜莺该如何歌唱?/如果黑夜的喉咙里塞满了//亡者的血块开口即咆哮/为那无法救赎的请求//千万双撕裂的爪子——/没有不残忍的真相//星光夜夜打捞呼救的残骸/三十年你被钉在同一地点//水在杯子里静静结冰/一把积满债务的椅子带你下沉”


   伦理的表面淡化,与对理想、幸福的明显向往在当下诗歌中沉潜隐身一样,不是没有,没有就不可能写诗了,它也是一种“换言之”。这也是中国诗歌行进到今天出现的必然,是对昔日主题型诗歌和明显的载功利之道、言仕士之志倾向的平衡与反拨。
      以此类推,我们曾一度提倡强调的“关怀”及“悲悯”,到底是什么并在多大程度上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呢?这是需要辩证地看待的,从稍小的角度看,悲悯如果紧紧围绕个人,不过是个人境遇延伸出的小感小叹,或说是所谓你的苍桑,悲怆——但是,A诗人的苍桑与悲怆不一定非得让B读者来买单。在街头,对乞丐的施舍其实只是个人行为,对其哭诉的倾听也是——人心是肉长的——诗心更是但却不仅如此。一种滥见的现象是诗人以小悲取代了向大悲过渡的可能——在受众的忽视下、或为了取悦传媒、受众、或受既有思维模式影响的前提下!而一部份女性写作者对此的态度则值得肯定,她们表面的平静与安详皮肤之下紧连着肉眼看不见的深悲:对己、人、时间、世界……等等——这是合适的关怀的合适前提。
   就目前看,80后的写作者现在还未能顾及这个与时间有关的事情,由于年龄(经验)这一新鲜群体现在多处于语言的快感和忙于处理自以为是的情绪与情感纠纷里。我以为春树的诗歌价值远远高于小说,这或许也因诗歌相对远离“市场”之故?其诗歌语言感觉、空间构架能力和后现代倾向甚至超过七零、六零年代的多数诗歌写作者。而且,七零后期以后出生的女作者们(任晓雯、春树、水晶珠琏、孟芊、莫小邪、旋覆)因众所周知因素虽然总体创作质量不是稳定,但一个并非巧合的事实却是不容忽视的:相对讲她们是生活现代化,语言中国化。

(北京·80年代出生)春树《地里的打谷场》

    “有时候我会想起农村的老家
     夏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会帮着大人收麦子
     和妹妹逮蚂蚱
     给它们穿上绳,烤着吃
     这是我快乐的童年
     我曾经想一辈子住在那里
     只看落山的夕阳、野花和麦穗
     爬山,早早结婚
     了结一生”


(浙江·60年代出生)池凌云
    
   “我的眼睛在傍晚越来越红/没有葡萄与桑椹可摘/苦行失去了压迫者,快乐越来越少/我给自己点眼药水/这最简单的珍珠,被植入眼球//一个普通的早晨,有了不同的形态/这是汉语的一天/这是亚洲东部的一天/一只很小的虫子进入微弱的光/从此,它是我的一部分”


   叶丽隽是一位很有成绩并多受关注的诗写者。我个人比较喜欢她与蓝蓝这一路情理均衡、相融得当的灵智唱法,它在保持了生命复杂诗意的同时,还呈现出逐日与时光拉开距离的某种优雅,某种中和的人性之美。池凌云作品的纯精神倾向(神性意味)较重,通常,作为传统路线的写作重心的这类写作,有时在重精神的传达的同时会轻于语言的表达,同时,这一传统路线对于女性诗人而言更具难度。 
   因悲而起的关怀在自觉的写作者那里终你生命中一个永不凋谢的器官,有时是翅膀有时又是羁绊,要避免的不分主次,被流行部份的、浅层的、虚荣的和社会面上的东西所纠缠;比如社会层面的慈善行为,它并非高级层次,而达时兼济天下与穷时独善其身事实上是“平等”的,悲悯本属自然情怀,它在女性诗歌中的区别通常只是表现的重与轻而非写作特色;通常,评论者总会借着人皆有之的“自然情怀”或七情六欲之类的“本能”来说事,对女性诗人而言这却是最易带来“误读”的,这在一些有着浓烈宗教情感的写作者那里更甚。如沙光、鲁西西等。

(黑龙江·60年代出生)沙光《大光》
  
    “万暗的根底,我看到了大光隐秘的运行
     一只鸦,一只白鸦啄伤我仰望之目
     把心,挂在远不可及的风中
  
     在死荫之地,一声纯净的呼召惊醒万物
     穿透所有的玫瑰,它到达我即无力返回
     那时候,丰美的旷野已是深秋
  
     我怀着撕裂的歌远游于世,一只鸦
     一只白鸦的翅膀教我永生深浮
     如银子在泥炉里炼过七次,我是谁


   ——过程即所有,一切皆过程;最后之前只是一个问题:我是谁……意识到这点,内心怎能再默守成规无动于衷?文本的努力亦即先锋性自然就要开始了——





                         (2005年7月于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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