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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女性先锋诗歌札记■生活艺术化、体验与享受的写作

◎赵卫峰



          内心的解放与享受的写作(续一)
            ——当代中国女性先锋诗歌札记







               ■前 言■



   “女性诗歌”作为一个命题本身也是一个无尽期的难度。近年来,社会转型及时空变化、信息及传播的广泛影响等综合原因,女性写作者对物质与精神生活进一步得到了解和理解、融解与和解,由此的多路径并行的写作实践使女性诗歌在具体语境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状态,“女性主义”在新的实践中得到落实,她们的文本在明显体现出形式建设及先锋意识的着力点的同时,也映现出当下诗歌写作的生活化、个人化、城市化和中国化等事实。





          ■享受的写作与诗意的栖居■
  



   进入新世纪后的女性诗歌文本在昔日常见的共同特征之外,呈现了一些鲜明变化:无主题变奏(泛题材化);跨文体(散文诗化);日常生活审美倾向(生活化)等,它们缘于一种与现实和现时紧密联系的生活观,写作成为生活的一个部份或是习惯性行为,一种自我消费或是精神“享受”。其生发和渗入也同时反弹着曾经的关于诗歌的理解和接受习惯。
   无主题也即泛主题。一般而言写作伊始中心思想是肯定的,有时它还是前提;但在写作过程中它可能就变化了,出轨,声东击西,有时无功而返,有时又会有出乎意外的收获。说无主题,应是指它偏离或不再按以往的常见的已成概念化的“意义”行诗。

(陕西·70年代出生)李小洛

      “这么快,就放弃了,
      象赌徒砍断的食指

      这么快就不再跳动了
      像一颗被替换掉的心脏
      一个闲置的鱼塘

      当天鹅和大雁去了南方
      这么快,岸边垂钓的人
      肩膀已被鸟羽深埋

      ……荒草,荒草,荒草
      也遮住了送行的人群”


   这里我们看到,诗歌可以绕过以明显的公共主题,以及曾是评判的一种表面指标的现成“意义”——这种绕行打破了原有的阅读期待也同时带来了新的阅读期待。由于诗歌难度的需求,如今一首诗并非都得有个明显的公共主题和意义,我们的评判也不一定非得从那种爱情、家庭、婚姻和简单的向往、渴望等等的惯性评判语词来照套所谓的七情六欲。于此一些自觉的女诗人有意识地偏离了常见主题,或者以暖昧与模糊的“动”取代了以往的明显与清淅的“静”,这使文本有了更多的散射面。其时,事件、现象、情绪等作为题材,颇像针、线,编织后就是另外的多维效果,关键是看它依照什么和怎么去编织。无主题或泛主题在今天表明了精神活动似乎都可落实并辗转于具体生活之上、之中,它们不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与城市化及当代都市文学的发展同步,诗歌也以自身的方式步入了“通俗化”,它与具体的可观的俗事物有机相融。在此联姻的过程中,女性诗人则更先行更彻底,毕竟男性诗人们对他们之前的同性先行者仍保持有某种若及若离的精神联系,肩上没东西挑着似乎暂时还不习惯;他们的性别反使他们并未立即找到一个与当下合适的榫头,致使相当一部份男性诗人在自我改革之初,跌进了“口语圈套”和过度的“民间市井风格”中。而部分女诗人反而得心应手也更朴素真实,在一些差别渐渐被时光摆平时,她们天生的敏感的神经更能发挥出诗性的意外。

(辽宁·70年代出生)苏浅

       “……夜越来越深了
       处于一种因宁静而结实的黑暗中
       回忆一天所做之事
       无大善也无大恶,基本称得上好人
       于是安眠”


   苏浅这首让人联想起“一日三省吾身”。而联想,又会不会正好犯了“意义”先行、评判时“概念”先入为主的“习惯”呢?是的,由于审美惯性,如今在面对一个女性诗人作品时,评判可能在继续以“精神”或“主义”线索为纲时,对灵活与细节的变化反会有所忽视!
   对“生活”的全面切入,和可以理解的对男性诗界擅长的“思想”话语诉求的相对淡然或无力,使女性作者的表现方式和文本形式比同期男性诗人更轻松自如。众所周知,当代诗歌中的“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风靡一时并在后来成为模式的神性、寓言、感恩、寻根、反思、死亡等激情话语样板,今日女性诗歌的实在的叙述在包括前述的“话语样板”诉求的同时,又把它重新进行了改造。(由于各自写作的局限,有时也难免是“一次性”说出)。虽然,这种
“享受”
的倾泄似已不需以往的常见的中心思想,但肯定的是“思想”亦正生长并更新于这种实在之中,享受也是思想的整理与孕育过程,如果我们常见的它以前是固态(略显沉重),那现在它开始转为汽态、液态或几态合一复杂行进。这个表面上由重到轻的过程,让诗歌及其写作焕发出了一度绝迹的奇妙和乐趣。
   作为一种必然的“突破”试验,戏剧及小说等各种文体因素正不断注入后来的诗歌,其中散文正成为诗歌跨文体写作实践的主要体现,其实说诗歌趋向散文(诗)化,不如讲也是诗意正占领改造了原来的散文模式。诗歌的渗入,不仅可能给散文造血,对散文诗这种文体大约也是件资产重组的好事。应该说散文化更能使诗歌在与传统模式拉开距离的同时更显大众化,而从另方面看,形式的变化和对原来的一些诗歌要素的适度偏离,也拓宽了诗歌的可能性,或说我们对诗歌形式的理解和认识有必要“与时俱进”。一身紧身短打可以显出精神,一袭宽松长衫也可显得惬意与飘逸,毕竟,诗意与语言这两足仍在其中支撑着的,它至少让精神有所依。后来的写作者也都明白,诗意可以古为今用,但它更需应对眼下,插入具体生命和让具体生命插入它。它是“享”,最终趋于审美,让心灵在平衡与和谐中融入时间:

( 陕西·70年代出生)李小洛
      “这个冬天不太冷,广场上的雕塑还没有峻工/我从一扇关闭已久的门里走出来/穿过了这个热火朝天劳动的场景 //这个冬天不太冷,箱子里的啤酒/还剩下了最后两瓶,我靠在刚刚燃起的 /炉火边,慢慢地喝着它们……//这个冬天,风经过琴键时/发出了呜呜的声音。补丁在天空上 /像一些飘浮的云。我站在夜晚的中央……//每天,我是那么晚的睡下/我是那么早的醒来/我是那么的思念着,一个/躲起来,让人找不到的人/啊,那个荒凉、遥远、面孔模糊/迟早要来敲门的人”

( 重庆·80年代出生)狼1
      “正是初秋的下午/双层车在环城线上行使/绿树成行,永不疲倦,站在街沿以下 //我们走过电影院的时候/里面正放着日本歌曲/樱花震落,不知不觉,就闻到了硝烟 //剩下我们的影子,来回拍击/江水闪烁,流淌得有些喧哗 /弯弯莲藕的香味,向着湖面,倾倒开来”

   这一首令人有种由近而远而后由远及近的感慨。绿树成行,永不疲倦;日本歌曲,樱花震落;作者的“联想”很用心,造句更是细心,细节的力量淋漓尽现,这是一般的散文作者做不到的或易忽视的。  从形式的散文化倾向,似乎可见时空中的诗歌一直都在按自已的方式参与、行进着,它开始接受了只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的新任务,此过程中,在保持着原本的必须的功能的同时,它更多地证明“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的。写作往简单点讲不过是掌握了一种介入和呈现生活与生命的方式,至少先期必是;先有“享”,有体会体验才有更加的可能。

(江苏·70年代出生)沈娟蕾《幸福》:
      “在这个清晨我感到幸福。/没有什么阻止我醒来。阻止阳光来到我床边。/我可以喜欢这件细格子衬衫,喜欢它宽厚的男式,/并穿上它到田野里去。/我看见一只蜻蜓,感到我就是它,/就是擦过薄翼的那阵气流。……/这个清晨没有人看见我。/我感到了幸福。”

   就诗歌散文(诗)化倾向而言,要注意的是对语言的合适把握。较多依赖和凭借对语言的较好直觉与技术处理,使充满标点符号的断句挤在一起以及大量长句的使用,是可以让文本显得知识、抒情,但这种方式和形式似乎一不留神会严重偏离诗歌,它貌似才气或说气足,但有时正好是无力的反映,比如难以凝炼,难以提炼?所以对此也要一分为二地看。
   经济文化的变化及此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审美趋势使写作充满闲适与“享受”的气息,而它其实原来就是“旧酒”,诗歌的享受主义倾向及实践古已有之并早于其他文艺形体,礼、乐延伸出的快乐、享受与安逸向往本是东方传统,就撇开字眼上的道家的“逍遥”论,儒学主演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爱好亦终是“享受”观,它即使不全是目的也几乎等于离目的最近的一个结果,如今的享受主义倾向实则是东方式的诗意的栖居在当下环境里的再度彰显。
      也正由于东方自古来的历史、经济和文化环境的特殊性,中国人的享受观实际上又是分层进行,宫廷礼乐与市井风味各行其道,有时又相互对立,儒学理学的调控与社会的变动使其逐渐紧凑,趋于内向,但在一直的过程里,中国文人亦似乎有种难得的自控和自我协调能力,亦如老话常说的“自给自足”、“自得其乐”、“自由自在”等——虽然享乐主义的泉水时时会冲击着道德伦理的堤坝,虽然我们从不同的理解角度下会对这种自慰、自恋、自虐、自谑、自封、自欺等等时有褒贬;而无论是中庸或无为,它们确实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根本的精神“传统”并且是精神的主要体现。中国“诗歌”的产生原因主要是这样,诗歌的最初功能也是。当下日常主义诗歌潮流如色情、新非非与女性诗歌的向快乐出发倾向实际上是使诗歌展开它原始本真的一面,并使诗歌回到审美的老路之上。
   诗歌的进步终归体现于审美的进步。这种包含了尽可能的自由与和谐的每一步都与现实态的生活息息相关,生命与生活本身就同时是资源和载体,基于上述“变化”和此变化与彼变化的不断的相互作用,可见后来的诗歌作为一种精神消费方式正努力与现实和现时合拍。度来自无度,在此过程中,女性写作实践更为直观、丰富和真实,无论是成品或毛坯,制作过程就是一种没有规定性的不受约束的自“享”。这种生活的“物质”化影响和作用其实已经正在侵袭向女性诗歌之外,它是自然而然的漫延,不是大河,却是更让人愉悦和能记下的溪、涧、泉……百川归大海,条条大路通罗马,目标大抵一样,重要的是过程。女性和她们的写作,从未像今天这样对现时空广泛地介入和渗透过。






          ■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艺术化■




   既然生活的质量已非从前,昔日在逆境中“挺住”、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美好的、以苦为乐、以为清教徒式的姿态才是诗人精神的有力表现等观念也必然要被重新审视。也许,对于现在可以将上述认识视为诗人中的一种“反物质”潜意识和忽视物质力量的反映?这确实是个如何摆正生活态度的问题。当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相对地有了很大提高,社会的转型进入稳步行进期,这个“变化”必然就该成为各种各样大小变化的基础,如此,当女诗人将笔坦然放到具体的生活中时,也是她们重新对美好生活进行勾勒与向往之时。当然,过度的奉迎与拒绝“物质”都不算正常,关键是做好心理定位,也即摆正和自我平衡好希望与欲望的关系,传统与时尚的关系。
     日常生活的审美与物质文化的变化息息相通,但诗歌却不仅为反映或只印证这个俗世方向,女性诗人也应该不只在意这种打上过多物质烙印的、以时尚文化为显态的参照与反映,她们的诗歌与生活的必然融会和磨合,使她们在步入“中和”之美的过程里显得更自然、自由和充满享受,“生活”这个容器在她们看来就像一个艺术的大作坊,似乎每天每地都像诗,都有诗,都是诗,都充满着令其在意和留意的内容。我们从前记忆犹新的所谓贴近现实,反映现实之类的倡导,在她们那里得到了不动声色的落实。

(山东·70年代出生)木杪
 
    “十二点。你敲敲门,再敲敲自己
    放下书本,放下体内的火焰和金属
    04年多雨。遗忘缓慢,歌唱缓慢
    北方,局部水灾。你要练习在水中游走

    像一尾鱼。没有翼的鱼
    你说话时寂静而无意义
    水经过你像经过它自己””


(贵州·70年代出生)天空
 
    “……新年下过两场大雪 /一切照旧;有些灾难无法得到覆盖/持续不断的坏消息刺破了/暖冬的谣言//梧桐树上没有什么可以再落下/澳门的亲戚赶着回家/我仍在西南的小城里洁身自好/在简单的生活中,偶尔荒唐 /偶尔回到旧时光 ”


(福建·60年代出生)子梵梅
 
    “……你我的对话,需要进一步练习转弯/才不会中途空白。适量的乐趣/会帮助延续一个下午更好地鲜活下去”


   与男性诗人偏重对生活“横挑鼻子竖挑眼”、总与“发生”(记忆。经验)纠缠的习惯不同,女诗人对生活抱着的不是对立而是更多的拥抱、接纳与享受,并按自己的方式进行缝补、折叠和改良,这不只反映与性别相关的柔韧与配合,还体现出女性对感性与理性的合理化处理。男性诗人与生活的关系通常是处得太紧张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女性先锋诗人那里,也与生活一度“闹”得“太僵”(原因当然与“当时”有关)。这种比较可能不适,只是藉此我们仍可清楚看到,不同时段的生活及态度与写作取向的某种必然关连。
     女性、诗歌与生活这三个概念中的每一个都永无现成答案,但说到当下女性诗人正将“我的生活”艺术化则是可以的,她们开始将生活视为一种艺术,她们的生活也因此类若艺术的生活,特别是今天,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改善更使她们中的部份充分地体现出了这种艺术化的生活品味。是的,万物均可享受之。每人都是敌人又都是朋友。生活的琐屑并不可怕,当一支与众不同的笔出现,也可能是变废为宝之时。
     这也是时光的自然行进结果。舒婷、王小妮、李小雨、梅绍静、靳晓静等在对传统承上启下的必要延续中,曾构成了作为女性诗歌的主色调,在这一话语系统内部个体相互间的影响、延续和彼此作用并不明显,其时外部环境的限止让这一系统呈现出某种自足。其后翟永明、伊蕾等“黑色”话语系统作为一场“革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破坏(建设)了传统文化的部份及传统的女性诗歌模式。无论传统与先锋,都离不了生活这个底盘——都要在具体的托盘上得到落实和反映,由此也可说今日女性诗歌离广义与狭义的生活都更近,相辅相承;这是一个莫须有的乐趣与悲剧不断滋生、感觉无中生有、起伏不定的实在与虚无相谐的过程。
     如果先撇开常规社会意识形态概念,从“艺术”本身看,不难确认女诗人们正自在地塑造、呈现着她们已知与未知的生命与生活的种种,并通过诗歌这种传统的精神民俗来创造性地表达着,以侧面反映全体、以细节体现整体,生活与生命由此充满本该的乐趣和相对的完整,而批判也不时贯穿其中,其中当然也包括自我批评。
     创造性使个体自群众凸现。显然,让(包括物质与精神的)生活能按自已的要求和理解过得快乐,溢现自然与美好,是人心所向,也符合日常审美需求,但就诗人来讲使这个生活的艺术转为艺术的生活,是通过诗歌这种方式达到的。有人达到,就会有人没达到,走在前面的女性诗人已给我们带来凝望与惊讶:她们对生活的把握与切入,以及因此的出奇的发现和表现。相对男性诗人对传统文化、对自身身份和对当下生活种种事象的有意和刻意,女性诗人更随意,更乐意,更情意,也更能分泌一次次意外的诗意。
     还可看到,相对而言部份女性诗人的诗歌通常能从与文化无关的地方找到,或提示某种被忽视的“文化意味”,在我们无动于衷之地她们往往能挖掘找到新的感动,她们常能在无意于细节的同时轻易就摸准并触动细节。“细节”当然是激活“全体”的至关重要的把柄。广义的细节其实就是诗意!对于读者方面它也是暗示性的交通标记。

(广东·70年代出生)桥

     “我来生是一只野果/我荒废光阴去恋爱/我生来是一堆淡蓝色的碎石/你把它捡起来,然后丢出去/我来生就在火山口,等你/我生来就这么沉默吗?/今天晚上,你的蓝眼睛看到了唐朝/我们一起写诗玩/我们一起坐在宋代的谷堆上/看着莹火虫从桑树飞到李树/我们一起看下一辈子”


(广东·70年代出生)燕窝:《牺牲》:

      “……可以剥掉我
      把我的名字从破布里抢救出来
      如果尊严这么缠人
      就踢掉,撒开四蹄向你奔跑

      现在露出我的爪子了
      这高尚的白领
      为什么不早点流浪到你身边,为什么
      不知道
      爱情动物多么快活”


   我以为《爱情就像……》这一组是燕窝目前艺术效果最明显和均衡的作品,它节奏明快、有力,现代感与信息量俱佳,一种诗意的信息量,也是诗人的时间的信息量;以及:想像力。我曾认为她并不宜于处理现实中的鸡毛蒜皮物事,因为它们并不便适合她,事实上她与这个时代泛滥的日常情怀或关怀是平行的。她擅长借物驭物,借力打力。就目前看,一意孤行的她也许在气息调整和返朴之后,其潜力有可能化为她更一层的动力。  
   想像力向外触及的便是细节,向内则落实到语言身上。除了细节,另一个使“全体”能得到优化的是诗人的文化素养,或说是经过认知体验后的一种整合的文化感,它能决定写作者能行多远,走多久,脚印是深是浅和是否因一时感觉而坛花一现。与它相关相连的则是历史观、道德观等,它们其实也是艺术化的生活能否保质与特色的砝码,即便后来的我们已习惯了在公开场合对它们避而不多谈。它们在化整为零分散于生活的同时也分散暗藏于诗歌之中,反过来生命与生活也由此更诗意。






          ■宽容之书与个体的“中性”体验■




   一部生命之书其实最后就是一部宽容之书。女性诗歌文本如果重在感性,失控了,超过体温,便会很情绪化地“喋喋”;过于理性,降到零度,又显得有意为之的“酷”与生硬。居中的较少见,“中”本身就代表了一种难度和标准的,是“遭遇”进步转向之后漫流到“享受”,再到宽容与和谐之境。

(陕西·70年代出生)李小洛
 
    “我不能从摔倒的地方再爬起来了
     因为这一次我摔得很重
     而且摔到了很脏的地方
     还因为我的双腿
     已经背叛了我
     它们爱上了躺下来的生活
     它们!再也不愿像上面的双手和臂膀
     像两个傻瓜那样!划动着我沉重的躯体
     糊涂的脑袋,失贞的思想
     奔走在泥泞的小路上
     它们是早已商量好了要背叛我,要让我
     像一片枯叶、一粒发霉的种子那样
     在路上,眼睁睁地看着我烂啊烂啊
     眼睁睁地,像一只废弃的蜂箱””


   这是李小洛诗歌最为完好一首。首句就引人入胜。我们可能并不陌生的“自白”在这里好像被重新涂抹上漆,呈现出新的陌生的色泽;这首诗是跨时间的,也是跨空间的,同时也是跨性别的,还可以是跨年龄吗?它是什么类的个人化? 李小洛有一首诗的标题是《我要做一个享乐主义的人》,也许这正是近年来或社会转型期后女性诗歌的一个潜在趋势。先“受”(经历),再经过文字来“享”(记忆被文字转了个头)。 
     在李小洛诗里,性别特征无意间被放下了,但又不是那种作为写作策略的有意的性别换位;它显得自然,行文因此真实,动人;至少,其文本所提供的,既是个人的,又是众人的,那个叫做“共鸣”的词在此显然就找到了它的位置;而就从其诗看,女性诗歌以前的“评判”的常用语,如神经质、絮絮自白、情绪化等如果不提醒读者,好像就没有;提醒了,好像也不严重(当然,就此两首看,这种叙述确实有犯不凝炼之常见病的危险),这全赖作者的语言控制力。就其诗,我注意到,反讽式的调侃和自谐用在其中,加深了一种“悲”的气氛,这种气氛由语言“捏造”,但却是由生活所积累,积累到深处人孤独,孤独之后,是什么,是江河入海的宽容?!
   所谓悲悯,首先是针对自身的,没有这个出发点去谈“无私”地悲悯关怀是不切实的,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并不等于就与屈原杜甫无关就远离悲悯。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女性诗人不常用或不愿用的反讽、自嘲手段在李小洛诗中较常见,但它并不显得玩世或嬉皮,而是一种沉静中的自省与豁达,是一种先“受”后“享”。而似乎享乐与享受也是可以相融的?它还包括相对的安稳中向往不安的乐,享受中的不安?人情练达后的自嘲?或因生活决定的暂时的“随遇而安”?
     因此,享受与宽容也是血肉关系 。另要注意的是,悲悯通常是很难把握的,正如说“弱势群体”的标准其时就在说的人那里。而严格说来谁也没有真正的悲悯与被悲悯权利与能力,有的只是作为本能的常见情绪。于此,一位女性作者文本的悲悯、悲剧色彩在异性眼中应属正常,反之也是,这是常人常情,其实也是诗人——特殊知识分子本就应具备的人文精神贮存,无论其写作与否,而她在写作时,实际上也是一种持续的再认识。(这个话题我有另文专涉)

(北京·80年代出生)水晶珠琏
 
        “几棵树
     那么远
     远的令我受宠若惊
     在城市里没有这样的距离
     在城市里我的目光被封锁在
     脚面和眼睛之间
     现在  
     我要尽力看更远的树
     它们无忧无虑的绿着
     兴奋的绿着
     为我带来了善意的嘲笑:你这个
     城市里来的家伙
     请释放你目光中的困兽吧
     那些你自以为放不下的一切
     在它们看来
     不过是生长在远处的另一片
     正在起风的小树林 ”


   似乎享乐与享受也是可以相融的?如果70后的李小洛是在相对的安稳中向往不安的乐,那么在作为80后的水晶珠琏那里,是享受中的不安?人情练达后的自嘲?那么,在另一位80后郑小琼那里又是否一种暂时的“随遇而安”?(当然我所说皆为“暂时”)显然,同样是八零后,但郑小琼的“享受”更多带有“物质处境”色调,但这当然不是“乐”不起来的原因;郑小琼的描述似乎更重在呈现。作为一个81年出生的南下打工女性,这种自我协调的笔触很难得!她的诗歌节奏掌握非常到位,点到为止;另外她的语言的简捷提炼得当,这是技术中的技术,相信随着时光的前移,大小环境(及心境)的变和化,郑小琼的诗与思都将会因更成熟出现更新的变化。

(四川·80年代出生)郑小琼
 
    “孤独如线团,纠缠
     在体内。人群忙碌着。用荒凉
     交谈吧。他们,不断的绕舌
     引不起你的注意。夏天疲惫了,它
     停电。七层楼梯。报表,回忆开始
     啼鸣,这消逝已久的乐器。一个人
     唱。缓慢的铅灰的打工生活。
     让我爱上拧紧发条的闹钟
     它感冒的喷嚏
     用轻的方式,交叉,重叠
     成为我现在生活的方式”


   “享受”必然带有“处境”色调,它和物质的关联或浓或淡,但“享受”,作为与实在的生活的一种真正的精神挂钩,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早些时候如60年代出生女性诗人的写作“观念”区别明显,它正以自在姿态的深入展开。或说,李小洛们所持的是一种更符合实际的生活观。其实记忆也是。我们说到经历(经验),同时也是一种“享用”,而以前这种“实际”可能被忽略或被别的概念化的东西所覆盖。
   由此也可以说在李小洛们这里又似乎不存在什么“观念”——不,也许该说李小洛们这里体现的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明显具有传统特征的女性诗歌观念。 可以从另外角度再看这个问题:如果不管李小洛们的性别,就所引诗歌的内容、语言方式看,并不能看出并断定它们一定出自女性写作者之手。这就反映了一个变化,一种“享”的前提,而“享”之前又有几个联贯互动的潜在前提:身体资源的先行发现,现行生活状态及其基础上的另类想像,记忆与现实摩擦中思的更新变化——而由此,可见李小洛们的“观念”是散射状的,它不固定,它的变化主要随时、随地,随身,更随语言。这种“享”,也是一种“容”,它是能动的,它的动态因时因地因人;高境界是:“中”。来看这种动态:
                
(河北·70年代出生)讴阳北方

     “总想把爱情当成粮食,以为思念可以充饥
      总想把现实当成一场梦,对那些碎片
      视而不见”


(云南·60年代出生)贾薇

     “我对爱情没有怀疑
      而现在
      我不敢说出我的需要”


(北京·60年代出生)周瓒

     “‘关于爱,你们已知道得太多!’
      它既像是威胁,又像诅咒
      但更像一句赞叹”

 
   ——这些句子其实也可以是出自异性之手!而三段引文是不是三种“观念”?是不是有递进关系?虽然,每个人各自所“享”其实是无可比性的,但从女性诗歌、从时间这个大背景来讲,是不是也有“享用”的某种差别呢?到周瓒这里,“她”开始像一个有了“中庸”色彩的原点,一个事与物都保持相等距离的圆心,也可能说“她”自身开始作为一个“中介”。越高远也就越虚空,其实,也就越实际,到最后,它,是不是等于宽容?也许生命与生活最后告诉我们的是:生活原来不在别处。自已的观念最有效,一个人就是一个方向,享受的最高层次即是(尽可能的)宽容。

              

                         (2005年7月于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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