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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或传媒背景中的诗歌问题:文化的缺省与公开的失态

◎赵卫峰







现象或传媒背景中的诗歌问题:文化的缺省

赵卫峰




  传播媒介(广义)的普及与信息传达的快感使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一改往日平静,不同层次的美学标准、艺术标准和道德标准各行其道,传统路线上的写作者仍在摸索,知识迷宫中的智性写作上仍在“中国化”之前的咀嚼和消化状态里,网络型写手们则似事不关已,或就事论事,就情抒情,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小资梦境和小知意境里头,跟着感觉走。

  传媒的发达推动了分行文字的大量出产,一度隐匿的问题也同时出现:诗歌到底是什么,诗人其实是种什么人?显然,回答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其中一些现象却正在分化中,比如在文化研究范围里,关于诗歌与诗人的定义仍是昔日意义上的,而在实践里和现实中,相当部份的诗歌及写作者不仅正与传统文化无关,甚至越来越远,有时,貌似位居前沿实则落后且愚昧。

  对于写作者,当技术与年龄有了变化,阻碍就集中在了个人文化资源的积蓄滤取及重组更新的问题上面。显然,传媒对诗歌艺术观念的影响越发明显了,有时几乎是局部的颠覆,弊端也日趋彰显,不少从网络现身的年轻人提着笔就直接跃将上了传媒提供的露天式大舞台,他们有太多的合乎年龄和实际境况的激情与感情,有源源不断的梦想、聪明和对语言的良好感觉,但是,他们对文化这个词其实是平行和隔开的,甚至,他们的知识或文化感直接就从网络的走马式阅读而不是书本以及足够的生活经验中得来,如此,与其说他们是诗人,不如说他们是语文人,或是聪明的写手,他们依赖的更多只是语言感觉,而这种“感觉”本身是不可能持久或不可依赖的。这一写作群体正越来越多,从民间市井风格类型及日常生活题材的散文化诗歌不难看到这种异口同声的联欢情景和初级的情感自娱的泛滥。

  虽然——载体的众多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保持或促进了当代中国诗歌的动态,各路人马都从各自方向与路径与生命和生活更贴近,也更深入,诗歌不再像一个圈子而是个多维体,这种散射状态,使主流意识形态位置不再中心,自由散漫状态的诗歌实践成为新世纪以来最明显的成绩或现象,这对所谓高举民间和知识分子大旗者无疑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嘲笑与修改,众所周知,所谓自由、独立并不真正依存在这样的同名口号里,二者所常包含的与意识形态纠缠不休,以及动辄所谓独立、人文、反抗、反击、反拨的习惯性姿态本来就有太多与诗意不符合的虚弱和虚伪——但是,诗歌的后期任务应不只是到触及指出这些可再生的虚弱与虚伪为止,而媒介却无意中使诗歌突显或停滞在了这种调笑调情状态。

  同时,各种相对开放和普及的传媒作为这一时段的语言实践展台,在对各种类型的写作都起到了补充、借鉴和参照作用之外,也使貌似茂盛的诗歌园地杂草丛生,诗歌的过度通俗化、大众化使其精神模糊,道德含混,力量不再,写作与发表变成了与时态有关的情绪化一次性行为。

  从近年来的主要诗歌倾向不难看到上述现象:包括神性与乡土在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传统路线写作,爱好中充满盲从与模仿,已有的思想、文化与姿态成为其主要参照。其次是日趋琐屑散漫与平常无为、有时倾向主流意识形态、有时平民市井化,或色情或打色情擦边球的民间及日常性写作,这类写作对多数眼球最有作用,颇似当下传媒中的时尚娱乐部份、肥皂和泡沫部份。

  第三种是以现时生活为胎盘、以时尚文化情趣为主线的、融平民性与书卷气为一体的小知写作;它有时小资有时又反小资,自得其乐又唯我独尊。虽不容否认近年来诗歌更关注平常而具体的生命与生存状态,也在着力于内容的同时相对更讲究形式,但文化在其中却多是僵硬的、无特色和无为的,至多是借用而谈不上再创造。

  期间,从纸本载体转而上网的有一定成绩的中年写作者也不断在网络上位移着,他们的身份开始暖昧,他们曾坚持的东西在今日这种传播力量下,也不得不为了适应而改变——这种改变其实是技术与题材上的调整,是为了被认可和从众及取悦大众的精神上的妥协——这种包括自由撰稿和语文快餐的思想妥协既有商业因素原因,也有作者自身思想无力和焕散的内因——精神难度(或高度)面临崩溃?

  诗歌与诗人正与文化拉开距离!这并不是对本土传统文化或域外有益文化的排斥与拒绝,问题显然在于我们中的部分已被信息垃圾牵着走并失去独立思考本能,还在于他们消化、吸收、整合出新的能力的虚弱。囫囵吞枣让他们成为照本宣科的“传教士”,甚至,这种传教如今已只是职业或爱好而不再是信仰。

  年轻人对于文化的疏离,有自身兴趣与觉悟原因,然这也许不全怪他们,我们的应试教育体制还有待改革完善,文化在今天也越显多元并化整为零,并且正被各种媒体分割细化,市场之手越发老练和有力。此外亦有传媒界的责任感与道德感原因。写作者如果没有足够的阅读量,其写作自然多是主观呈现、相否影响、模仿、盲从、感情用事和情绪记录。如此,其文本要体现至少的时间观、责任感都已很难。如此,所谓诗人连常人都比不得了——一个普通人一般情况下至少还会有对人对已对世界的良心、关怀、责任及对知识的向往,或说是一种本能的承担。

  如果把文化放一边,就让诗歌只具备娱乐、怡情、消谴和享受的功能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如今这种功能也早已被电视、电影、美术、音乐、报纸、电台、通讯、摄影等实体所分割。重要的是诗歌如果只抓住泄欲怡情功能,又会被语言所遗弃,毕竟语言是诗人的武器或家园。更重要的是诗歌——它在写作的初期可以是但最后必须不只该是浅层次的情绪记录、心情文字和娱乐菜单。

  如此,诗歌写作难度的消失和传媒的发达让诗人数量众多,结果其实是集体正把诗歌玩弄和驱赶,这似已预示出下一阶段中国诗歌的中国特色:一般意义上的诗人这个称谓慢慢退场,语文人、情绪青年、写手这些代号逐渐横行,届时,我们仍然随时都可看到分行文字,但它们与思想和文化无关了。即使它们还能反映一代人的聪明与自在,但是这聪明与自在作为生命与生活的状态,并不是个体自已专有和探索到的,而是时代进步使然,是物质基础有了变化的结果。果真如此,诗人这个称谓的内容和意义何在呢?诗歌,是什么?

  相对而言的天才对时间来讲是种偶然。而中国特色的另种称谓‘才子’则有趣,从前,能呤诗作赋画画玩对联再加上一手好书法者,肯定是文化人才一个。这种文化人像方仲永或范进的出现其实是那时的必然。他可以不种地不上班不推销矿泉水,他整日游手好闲,弹琴复长啸,他为赋新词强作愁,他的嘴要闲的难受,还会把黑说成白,或去某条巷子打情骂俏吹吹口哨,他要被某地县令看中还可以解决一下衣食户口问题,如果这是所谓的“诗文化”,那他就是“诗文化”怪物他也因此成为所谓诗文化的寄身虫,并且只能是食文化、衣文化、居文化、旅游文化等诸多所谓“文化”中的一种可怜虫。那么今天传媒中的诗歌天才们又是什么形态呢……

  我曾在另文引用过一位通俗(无贬意)诗歌代表的话:“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这些文人词典里的东西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现在再看这个发言——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文化、没思考、没标准、没一定阅读,一个人能够真正与诗歌与艺术有关么?有趣的是,近年来的诗歌网络一定程度正好反映出了这样事实。

  那么,文化往哪儿去了?如果有,诗人自视的文化又是什么?谁拿掉了诗歌与诗人的文化感?


(05年10月黄金周改)








现象或传媒背景中的诗歌问题:公开的失态



赵卫峰






  流派的创设大约也算一种“技术”?后来,诗歌流派的旗帜借着传媒便利随时随地,究其实充塞其间所谓诗观与倾向却不过是常识。与此相随的是,诗人的由综合原因造成的寂寞感在难以忍耐的某些时候也终于失态地夸张。诗歌新闻由诗人自已制造,公开言行似乎很在意和瞄准着新闻效应,被注意被承认的希望不再遮掩。

  ——以此为标准,可以讲诗人这种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部份在昨天如庞德所言戴着镣铐,今日则戴着面具,为了一场场不合理与虚伪假面舞会?由于传媒也等于“公共场合”,乌烟瘴气与中庸之气构成的热闹随处可见,这在评论领域尤为明显。评论对于艺术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正由于当今诗歌媒体公开和公共性,评论的作用更甚,而也正由于媒介的“帮助”,让时间更好地看到了诗歌评论历来的病态。

  我一直倡赞诗歌写作的“享受性”!虽然它不是唯一却是一个安静的前提。可以肯定的是当只把写作视作享受而无其他外在恶劣气候侵蚀之时,它也才可能真正靠近诗意及诗性。当诗歌与诗人整日笼罩在不断的行为艺术,不断迸出面向群众的消息通稿时,诗歌在其中到底是什么东西!诗意去了哪儿?虽然,我们中的也是理智的部份永远会对此现象不置可否。

  当下诗歌的传播力量史无前例,而无论宣传如何强烈,甚至它有幸成了商品,它也不可能遍及尘世人间,殃殃诗国一说本来就是一种误解与粉饰,人人皆诗的唯心向往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实现。并且,当下诗歌过度的宣传、各种各样的“奖”及其前铺后续广告行为至少也不是建立在尊重“人”的基础上的,它也是一种强行“消费”。它还反映我们的诗人不仅是寂寞了,暴露癖等隐性本能初步地得到有理由的实现了。

  回看热闹一时主义与流派等概念,我倒以为,恰好是传播的反作用在帮倒忙了,(虽然始作俑者有时正需要这种传媒助推下的是是非非),主义与流派借助传播盛行,又因此如过眼烟云。传播,它在今天难道就只是为了让作为一部份人的民俗的诗歌以这种稚气的流派方式,给我们带来“狼来了”的娇吁?

  自然,每一流派名称的出现自有其合理性。它可能是思想者、艺术探索者的进取体现,它的有益之处在于它提出后的解释和自圆其说,然而这种解说并不具备推广性,它其实只对当事人有效。而本来诗歌的确不是商品,一个商品可以借用一保存有效的广告语深入人心,一个诗歌流派偏偏通常做不到这一点!这是不是说明诗人及其思太燥、太浮、太争功近利了呢——这虽然与当今这个时空传媒发达的现状有关,却也反映出今天诗人太过于强调看重身身,自已的身份,或是更深的作为本能的寂寞、虚荣、焦虑感使然。也许是的,现代社会及科学技术的最成功的产物就是:焦虑。

  同时,一个人一群人在强调某一诗歌主张时,往往又是有意无意地拒绝、斥责其他倾向的,这是一种推销过程中事实上的不当竟争?我们中的一部份人缺少相互尊重和自省意识及自我怀疑精神?原来,大家一直都在夜郎自大?看看记忆,除了几个被时间留下的诗人比如北岛等,这五年来,你们可曾真正看到过一个“有成绩的”写作者对自身的批评、自省与怀疑的?

  没有。好不容易有了发言和上镜机会,手里终于有个麦克风,那冲口而出的当然是那压抑已久的东西,于是,我们听到的是这些中间代表或中坚阶层对自身写作方向、立场以及各种观念的毫不妥协的坚持与高昂的发言、总结和戴着面具的你访我谈……就在这些毫无自我怀疑的演讲和代言姿态里,傲慢、自大、要求认可与成就感油然而生!他们都在体现其文化的广博、思想的深厚、精神的不俗啊!

  而曾写过分行文字如今已是中资阶层的人,更是有能力在一场场物质垫高的盛宴里,津津有味地回顾总结不已。为什么我们的诗人会随时随地显出激愤、骄傲、势利与唯我独尊,以及,那仅仅因为某一方面与众不同而生出那一团柔嫩如鸡汤的自信?是什么令诗人这种人失态了?失态的下一步,是变态吗?

  中国诗人其实是一个最不谦虚的群体!也是一个最不懂得何为忏悔的群体!世纪之交以来的多数文本对照出,在他们的自恋与自负里,爱心可疑,平常心不在,性欲“时刻准备着”,一群人扎着人文关怀的领带与悲悯的鞋带,一群人的文字与物质若即若离却高举享乐主义彩旗,诗歌与人的关系沦为人际关系,诗歌的亲和力取决于诗人的传统交际能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诗人多是这样!因为传媒的提醒。

  传媒的发达,也使它成为便于时间观察诗人(即使是局部)的相对公开的平台,诗人连同其影子也因此有限地得到公开,退一步讲,势利、咒骂、自大、城府、虚荣、色欲、孤独、狡诈、自私等等这一切——无可厚非的是,这些“恶”属人之本能——问题是,诗歌及诗人如果不是为了调整、修正、平衡反而成了呈现突出炫耀这些——那写诗到底是为了啥子?

  那句域外古名言是众所周知的:认识你自已!是的:传播推动了近年来诗歌写作的创造力和活力,其便利与力量如果不给我们完善自身的机会,就是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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