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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或传媒背景中的诗歌问题:警句的变化与摇晃的身份

◎赵卫峰






现象或传媒背景中的诗歌问题:警句的变化



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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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句:简练而涵义深刻动人的语句。这个如今在部份诗人那里似乎已被忽略的话题在至少十年前,在“语录”之后,像雨后春笋引人注目地冒出,与古诗词一起,一度被抄写、保存或赠送,鲜活于于书藉、日记、邮件和一个个充满憧憬与祝福的心灵里。那时,只要爱过关注过文学的人,似乎能随时随地出口成章。警句以及名言、格言之类得以滋生,必有一个合适的时代背景。如此,警句们后来的淡出与人们的婉拒似乎又是旁证:理想与浪漫主义的后台堆积已不再是营养品,那动人心弦的语言精灵如今已尴尬地停滞在了物质的缝隙里?

  往回走,是不难看到警句自身的局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哲思短语过多地出现,然后越来越模式化,逐渐背离了语言,且很泛滥,那时文学及诗歌刊物甚至报纸里就专门设有相关栏目,类似的还有针贬社会时弊的讽刺诗。诗歌的工具作用或概念化在被强调之时,无疑也正是抵触情绪的开始。物质生活不甚丰富之时,人心相对地偏重于思,思无邪。思考其时与物质关连甚小,其思的内容其时也小。而为思考而思考,不求甚解的习惯却有所漫延,一个时代的神经被绷得严肃紧张且乏味;当社会转型,身与心开始松弛下来,未与时俱进的所谓警句、所谓警世恒言便不能不作壁上观,像其实因过多过密而易被忽视的路灯靠边站了。虽然,警句本身是不可指责的,但至少它能体现写作者的真实与否,当为警句而警句之时。如此,苛刻讲:那时几乎成为一种文体的警句这种东西也很局部地逼真地反映了一些诗人犹自不知的自欺与肤浅。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那里,对警句有着一定偏好和使用习惯。那种深深地烙在六十年代出生诗人身上的时光之痕,那些对神性的忠诚,对黑暗、死亡等主题的探问、对深远得几乎消失的理想主义的拥护,还有与已似已融为一体的螺旋状的宗教情绪,等等——事实上,那时许多“陶冶情操”的警句名言通常是这样的复杂结晶体。由于年龄、境遇和各种观念的差异,后来的眼睛可能并不完全认同那种明显形而上、为上而上的倾向。

  也许会使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依然光彩的晶体如今只能作为饰物存在、并且在当下众多饰物里,不那么重要了。这是一种进步?那时,对格式化警句的依赖,几乎成为一种精神公共时尚,“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贵阳的房产广告就借用过此句)等,始作俑者无可厚非,就像第一个将女人比作玫瑰的人那样。但后来者不加思索地如此这般,便会有意无意使写作沦为“做作”,到处是枯枝般的哲理短句和直抒胸臆的呐喊和吁请。这当然有违诗歌这种文体的创新规律的。因此,一旦无度,必然退步。

  而今,警句的缺省似乎又反映诗歌从“精神”的摇篮脱身退出后,陷身坐进了“语言”的躺椅!这个情况当然喜忧参半。可这是退步吗?应该不算是。这里就有一个能否经受时间检测的潜在标准。广义地说现仍有强劲生命力的部分古典诗词也是警句,它经过了“筛选”。 因此“警句”今天这种表面的缺席状态,在和一代人的精神风貌有关之外,一方面反映出今天诗歌可能正处于一个共有的写作的“难度”阶段——如此也可乐观地看到另一方面:一定时间后,自然会有警句在过滤后留存下来,它与前不同的是数量下降,但作用仍然。

  “警句意识”确实是必须的,同时又必须拒绝“警句模式”。不难看到,早期警句映射出的是种情绪化的潜在的准宗教观而非价值观,本来属于正常的教化功能倾向单方面突出了,却又抛除了共鸣和审美因素,只要受者无条件接纳,这在民间故事及寓言里比比皆是。比如,操作的失误常让神性诗歌写作路线貌似阔大厚重,实则无力与虚浮,那种摇旗呐喊振臂号召确实只能体现无处可泄的激情,是高姿态,不是具体化的真情实感。

  更该警惕的是,现下警句映射出的却是种以物质至上为背景的潜在的人生观,昔日的精神层面的警句(即使需要批判看待)如今换位成了另一类型:物质时尚话语。“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其实,老板最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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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生活的紧张节奏与无穷无形的压力,以及物质带来的沾上便难摆脱的享乐主义向往,确实已使我们懒于思考,一方面不再主动接受和寻找警句,那种语言的奇巧组合给我们带来的经久不息的惊讶。另一方面则好像是:那妙不可言的一词、一句,好象也是可以整形换容的,人生真谛或陶冶情操的话儿既然可以这么说,为何又不能那样讲呢?人们对警句的摄取,实则就是各有所爱、断章取义和各取所需的思想再加工。

  也即是警句如今是被忽略却不是消失?警句是否成为警句因人而异,它不是真理,并无既定范式。必要的前提是它首先得感动作者自己,然后只要能打动“你”(甚至也是一对一的关系)就行了。相对地讲,一个城市、一个地名,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词——都可以是“我”的“警句”。经验也是一个动心的过程。“我”的经验构成“我的”警句、警句观。

  一部份人后来对警句的一度反感与拒绝,针对的应是概念。这也是合乎时代进步人心更新的必然。有趣的是,又不得不认同这样的事实:人们可以不断地反对既成概念,又同时制造着新的概念,概念推动概念。当人们对教化与古板的道德经可以不再言听计从时,他们其实就是在怀疑中思考及探查新的可能。所以就警句这个词而言,它一直就在它那儿,它从未消失,它就在原地,它只是表面的被驱逐。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断的更新。

  而即使是“表面的驱逐”(这句话也足以构成另一种“警句”!)也反映出,现在责任感与理想主义(即使是泥沙俱下)是呈衰弱状态了,包括诗人在内的人们的眼睛是逐日含混和迷离了。从这个角度来,可以说是一代人刚刚离开、抛弃、驱逐了它,新一代人则变本加厉——概念多了就没意思了,泛警句就是警句没了——光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归纳一下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是会让人心虚的:有哪些诗真正地体现了、击中了这个所谓信息化、市场化相互支撑的时代?有多少句子像一个完全不可替代的器官那般深入人心?而症结,也在诗人那里,有时,看看那些被局部记住的,不是诗歌本身,而仅仅是诗歌及诗人的新闻。这是另一种媚眼!而这一异常现象方兴未艾。

  物质生活提高、传播影响和诗歌功能变化等原因使诗歌与诗人从社会面退场无可厚非,也许,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该就是让传统的抒情诗人退席的时代。但并不是诗意缺少的时代!清醒看到这点,我们就能清醒地正视:诗歌不再作为时代强音,远离了假大空,我们正好可通过它力求个体的真实,再真实!
真实是一个起码的标准!乐观讲,近年的诗歌写作事实上又正生产着新式的警句,如果曾经的警句像祖母,现在的则像子孙,子孙的认食住行娱购及梦境当然与祖母不同。

  如果前者能让我们印证书本知识,后者则可使我们重视现时与现实经验。比如,日常化主题的诗歌里,对真实生命状态的自嘲及反讽式判断句;比如一些身心与知识积蓄均丰富的女性诗人对生与身的切实感悟;以及,无数当代诗歌文本里的时光细节,无一不简练而涵义深刻动人!最个性的也几乎就是最共性的。它提醒我们的活着。它让我们注意到本该注意的东西。

  大隐隐于诗!而且是“小诗”!有时,一个细节就是一首诗,就是一个出自生活的警句,这种传神的句子正越来越多。它自然。如果说今日时空,已很少有什么能让我们真正感动的话,那么,细节——从生命、生活中自然浸泌的它作为时间滋生的“警句”正起着这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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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警句这个词告诉我们的也许是:第一,由于多年前对诗歌及警句的概念化印象,会使人认为警句已不存在或无用,并对当下诗歌文本的警句不以为然;这不是警句本身的错,而是误解及恨屋及乌。其次,原有警句范式的退席纯属正常,腾空清除反而是种有益提醒,你的时光的预警系统可以按照你的方式重新进行安装。最后的有效的传统就是“我的传统”。

  第三,作者对警句的重视,暗示出对写作难度的注意,没有难度的写作肯定是无效的;同时,重视与否、是否有效和作者自身的综合素质情况紧密相关,这其实也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的不断的实验性小结与滤取过程。如果你在写作中如果从未意识到这种小结与滤取,那你肯定是一直在拎着常见的只装着个人情感的小包袱原地踏步。

  第四,如今我们已能认识并适应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及影响的淡化,警句这个词的几乎被遗弃、忘却,也有当下文化环境复杂、文化娱乐繁荣和信息传播因过快过宽造成的覆盖等综合原因。意识到原因,也许就能对结果保持理智。至少,清醒是必须的:诗歌是一个民族的触角(这本也是一个警句),警句则是这触角里最精华的敏感点——诗眼!

  那么,作为人、作为写诗之人,你想看在看和看到的是什么?怎么表达?如果未曾意识到去寻找、没有找到、找不准、无法找到自已的敏感点,一代诗写者皆如此,问题就大了——诗歌更将无力和无趣,那么,由另外一些随时都勃起着的“警句”:商品及市场广告语、物质体悟心得、影视对白、本报讯、流行歌词共同组成的“话语”联军仍将把时代热锅上的我国接着“唿悠”下去。





现象或传媒背景中的诗歌问题:摇晃的身份



赵卫峰






  从理论上讲媒介的数量与宽容使更多的人都有了传播的机会。跟着站出来的也难免的假恶丑。看看各种媒体里,有人天底下忧患,有人花丛中隐逸,有人放浪形骸,有人状若垃圾,有人在分行中暖昧,有人网络里不疲——怎么就没听到有人自宫呢?当文人从文化的温床披衣下地,诗人从诗歌里抽身,对“身份”感了兴趣时,真正受到埋没的继续蒙尘,可能的“巧遇’又次错过了我们,就像它也曾错过我们之前的人们。

  对“身份”注意是正常的事而对其的“认识”则是另回事,如果写作者在写作时过多去想身份这个问题并受控制,他就不是写作而是做作。所有的物事会随时间安静和清淅,所有的烟火、曲折和光与影的秘密终将会淡然而远,每一场合观众总是多过演员,而“当局者”往往能无意地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提醒每个清醒的看客。脱离工作状态去争论身份是无济于事也是事后令人空虚的纸上谈兵,这种谈的着力点是另一种“本能”,“听着,因为我是如此如此的一个人”,“不要把我和其他人混在一起”(尼采),如果是这样都还可以从性格角度去理解,而事实上我们中的大部份对此的个性显现却是以社会层面为平台的,而多角度多层次多形式的媒体正联合把这个平台涂抹得色香味俱佳且楚楚诱人。

  现在少有人提到“边缘化”了,一般地看,这种提法是从文化角度而言的,也是从文化在社会上的位置而言的,这其实同时也指出了文化与媒介的关系从此有了变化了!而在文化研究之外,它在文学大众那里一直是以讹传讹的。一般而言“作家”,“诗人”这样的称谓通常就暗示人文精神的健在与艰难。但以此作为身份的某种评判标准似乎也不确。而只要他还在写作,还在通过和借助语言与世界发生关系,他是否知识分子或平民这个问题早不重要,问题也可能会在过程中被抛开,甚至,“本人”是否写作者这个问题也会不存在,正如一颗爱心如奔马飞腾于欲望的夹道之时,“爱情”这个词还用得着讲?

  对诗人身份的研讨其实也久也众,出发角度的不一也使这个话题“百花齐放”,中外大师也一直在对其作出各自的定义,一直以来各级各类写作者也在不断地“拿来”发挥。在中国诸如“精神界战士”、“代言人”、民歌手、先锋、灵魂工程师、军旅诗人、女性诗人及近来的打工诗人,还有“领军人物”……这种标签式的分门别类一直让观众疑惑却找不到答案,然后都懒得找了--不用找了,当诗人的身份证明到了需要频频借用其他学科术语的时候,当这个或那个诗歌“派别”的“代表人物”、“发明家”集中于一个媒体,集体亮相于一个镁光扑闪的会议的时候——物是人非,大江东流,人,实则是最不知羞的动物。

  诗歌本身并不会做总结,有时这种或那种“诗观”其实也与诗无关,实质仍与潜在“身份”意识牢牢挂钩。这真是你我无可奈何的事,比如上帝非要划江而治,有多少人会在江心小岛隐居呢,这种居,说大了是起码的自由,说小点是必须的独立和自在。要做到这点是有难度的。

  现在,来看词典对身份的解释:一,指自身所处的地位;二,指受人尊重的地位;三,(方言)物品的质量。这仨解释先是让我疑惑了一下,继而又觉些许释然——拿来映证周围对照所谓文化的某些所谓的分歧、纷纭与麻雀式的争鸣,多么合适——虽然并不否认这些不时充斥于传播媒介的争鸣有时是为必须。

  对身份的认识局限和不断的(包括自我的)争论,在使写作可能不洁的同时,又似乎能证明写作者的局限:“本人”及其写作并未真正地融入真实的生活,更谈不上切实地深入具体的中国?这个“中国”对中国诗人其实就是家园,就是本土,以及现时与现实。想想,你何曾、何时、真正地、怎样地介入、插入、融入和深入过?

  按理,认识到“身份”意识的羁绊,则意味着可能的解决。它主要是心理症结,一个不断影响和压迫你观念、记忆、态度和诗歌实践的自发的肿瘤。可常见情况却是你我一旦告别开裆裤就是就正儿八经地开始置身于“社会”--集生殖游戏神秘肮脏多功能为一体的“容器”。当我们游手好闲地进入思想之境时是从内向外,但一旦出世我们唯能反复的便是勉为其难地反复地从外向内。一种规律与另一种反复冲突战争着——“人性”由此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有了更具终极意义的属性,具有永远意义的烦恼、困难与秘密裸露了,我们要倾向它,却不可能解决、拥有或战胜它——而这,同时又成为我们一生的烦恼、困难与秘密!

  “业余”也含“游手好闲”之意。本雅明所指的当然是另种意思,不是中国的现在而我们却不能脱离现在的中国、我们的现在的具体的生命生活状态:业是生存所需,业余可算饱暖后的一种自由发挥,既可思淫欲,也可思其他,其时的诗写者先是“拾垃圾者”,接着是“收藏者”,这个顺序是重要的。前者是客观的宽容、收拾,后者是过滤、提炼并组建自已的小图书馆或记忆库--在这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环节:记忆(抒情)带来(有时是期待中的)“闲暇”的满足;过程表明一种(兴趣及)关怀;对“世界”的“抗争和慰藉”,而后和谐——这当然永远是种暂时状态。

  在这过程中,客观直接导致旁观。虽然二者其实都是心理作用,它们的强化却会对写作者产生提醒:“我”的出现的前提必须是“我”的先行隐没,突出“自我”的同时,也是真正的“自我”的消失?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不清醒,为什么心理上仍是保持一种摇篮里的“原生态”呢?这不能不是咄咄怪事:真实的处境,竟然虚构出不真实的(心理上)身份,反而催化各种劣根与人造彩虹。

  先不论立场和对错,对于部份写作者而言,尼采这句话颇有象征味:“……搞文学就好像在犯一件小小的罪行,动手时和结束时环顾四周,看是否有人注意她,并且‘使得’有人注意她……”--“身份”与“动机”源于“注意”吗?那么,如果处理好这种对“注意”的注意(它会占据我们本就不宽余的“闲暇”或“业余”),如果处理好,对于写作是种助力,然而,对于“身份”这种隐约与传说中的自由标识、有时上升为人格、人性的——敏感点——恶(就算是)——这种东西,我们中的相当部分已习惯了!那,再借尼采的话来宽容一下吧:“作为精神、诙谐和情感的一种休假”,文人也有“做蠢事的权利”,因为日益茂盛又方兴未艾的传播业正好赋予了这种“权利”。


  ——混沌,是当下诗歌的概貌,传媒的发达使它沸沸扬扬、浮躁又原地踏步并且混乱得见惯不怪了,它使诗歌与人“在场”并同时诱惑了二者的“在场意识”——不分青红皂白的。如是,诗歌与诗人也与物质时代里精神秩序的紊乱、无规则和茫然合拍了!……也许,这种“混沌”状态,或身与心的含糊亦可视作可能产生变异的开始或之前的必然过渡?但愿如此。



(05年10月黄金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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