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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或传媒背景中的诗歌问题:技术的奴隶与难度的消失

◎赵卫峰










现象或传媒背景中的诗歌问题:技术的奴隶



赵卫峰






  诗歌与诗人文化感的淡然与缺失,留下的空白用什么来弥补?技术!
  回看新世纪以来,诗歌的传统——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得到重新认识并运用,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并驾齐驱,传统对于写作者个人而言像个时间超市,只要你愿意并有足够的“购买力”,就可以按自己的选择各取所需。过程里,新的“传统”得以自在地自行铸造,这状态颇像成为官窖之外的民间瓷器作坊。这时,关于诗歌的“技术”或它作为一门技术的倾向因此突出。(事实上就传媒影响来讲,也还有所谓写作者自身的传播技术,它至少让人“脱颖而出”或凭添文化“附加值”)。

  技术必须和重要。如果受技术所控制又是件很麻烦的事。这从后期来成为流行时尚的叙事策略可以看到这种工具控制人的群众性诗歌复制运动。在此方面,很突出的是相当数量的知识型写作者对西方借鉴的入迷。日常生活型的写作虽然相对地过多保留了生活与生命的诗意原汁,但由于写作方式的简单与易于掌握,那种诗意与诗性事实上只是保存在该条路线上的极少数人手里,“新非非”就是那几个人,“他们”也是,金斯伯格的爱好者永远都在他的后面。

  讲技术的“突出”,是对技术的关注和依赖程度来讲的。每个诗人、每个人都相对地依赖着“技术”。“技术”帮助诗人完成了自身阶段性方向的确定,而这也几乎等于是一种完结。

  显然的,即使不讲自觉性,就作为写作探索的惯性,能动的写作者是不甘停止的,他必须继续,他在内容上积极拓宽深挖存量,在形式建设上,越发偏向跨文体写作方式,一首诗歌几乎可以同时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并容纳多样的思与事。一个相对有效的诗歌文本正以总体的复杂来体现最起码的简单:深入浅出与厚积薄发!但传媒的公开与广场性,却往往使更多的作者在积极而被动的参照与借鉴之时,相互影响,被动模仿,有意无意地沦为技术之奴。

  因为此前的宏大与高蹈,后来的诗歌开始崇尚细小或以小见大,这个过程当然需要技术革新,而技术之所以叫做技术,就是它是规律的,可借鉴的,甚至也可说是类似制度与程序的,于是,麻烦就反复出现——技术影响也同时指挥了诗人的生活及态度,也即是“塑造”着当事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且技术的推广事实上又是以抹杀可能的艺术个性与差异性为代价的。

  以“新非非”为例。老非非是周伦佑们的“双非”主义路线,“当时”它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如今依然。从表象看,我称之为“新非非”(在此我是为了称呼的便利而不定准确。在蒋蓝等继续者那里则自名为“后非非”?)的“橡皮”及“果皮”与昔日的非非主义已有了根本性的区别。这大约也是后者所希望的区别。后者的日常性、准色情、重写实与局部等明显特征是在过程中一步步实现的。就中国这个前提里,我们可以在新非非路线上找到莽汉、他们的倾向与实践的影子,即是说,新非非形成的最大优势及其生存在于它的过滤与同步吸收能力,以及聪明或说明智:禁欲令其反其道行之,抒情令其想到反抒情,宏大叙事令其小型叙事,诸如此类。

  如果将新非非视为近年来中国诗歌日常主义的主干可能也不确,然而,它的茁壮确乎能反映出一些必须面临和正视的事实,总的看,它是一种减肥式的写作,就细节而言,它是最懂得取舍滤留的,它以细节为重,片断等于整体,甚至一首诗也就是一个细节。因此,它也易学易懂,易生阅读快感,而类似的分行技术却使得情感诉求也有了明显的雷同,在这种异口同声的合唱里,诗歌与诗人的思想个性与艺术特色何在?

  当下流行的小型诗歌在形式上都似与新非非同出一辙,不是讲它就是模式,它当然也免不了不断地暗中吸收其他养分,我同时也不以为这种为细节而细节的以小以巧的倾向值得肯定。从技术上,它易于掌握,从内容及表达上,它太适合这一时段部份写作者们(尤其是年轻人)的轻松与自在倾向,在逆反与放泄里,写作者因此有了玩世的乐趣与及时的享受。这使得中国诗歌园地里这株几乎是最大的跨世纪大树欣欣向荣,并枝节旁生:伊沙式的、沈浩波式,以及一些湖北的诗歌论坛——这也反映出传媒发达时代的诗歌技术的相互影响作用。其中自然亦有因个人才智而进行改造并成绩突出者。

  而我们知道,和美声、民族唱法不同的是通俗唱法的技术性是最弱的,新非非倾向的写作的繁盛也正是因为它在上路后几乎可以不讲技术了——因为技术在对它已不算是什么技术。如此,从技术上讲它是普及型的写作,从内容上讲它也是。既然能简单地以技术完成的工作,那思考与文化确实就像是多余?就像理想国成立之后还会有理想吗?而现在,诗人中的大部份仍只是诗歌的劳力者。在这种乌合之众式的吆喝中,理智者反成了沉默的非大多数。

  对技术的重视,是新式写作必备的习惯。技术往往带来变化,变化又不断地推动着技术的更新,令人进步,并智慧、聪明和清醒——譬如,叙事写作的强调确实拓宽了诗歌,当它成为通俗易学的大众化手艺时,理智者便会自行离开,另辟蹊径。


(05年10月黄金周改)








现象或传媒背景中的诗歌问题:难度的消失


赵卫峰






1、

  诗歌难度的渐进与时空的变动和更新相应的,也许可说几乎的现代艺术都有这种或明或暗的潜在规律或自我要求,否则它在僵于陈旧和落后不前中不可能真正抚摸和触动世界的复杂、生命的真实与事物的本质。文化的缺省使写作者对技术产生惯性的投靠,思想含金量的减弱使诗歌难度降低甚至消失,传媒的热闹更使诗歌写作成为一种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行为,眼下公办与民办刊物中的大部份正成为这种体力后果的简单装载体。从因特网上的“在线写作”一词更可见一斑:孕育、酝酿与加工修整的工序被省略,写作的一时之欢及急于求成之心显然。当这种一次性的文字毛坯或半成品层出不穷,审美疲劳及阅读失望也不断产生。

  虽然众多即时应景的情绪花草如实表达出了生命与生活然趣味却很平常,写得有意思,读了无意义。如色情诗歌,其文本的简单、直接、随意、放肆及情爱态度无非表明爱情观的变化不过是物质条件变化后、道德失范后的变相夸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自我“解放”倾向,这貌似先锋的行为其实仍是墙上芦苇。问世间情为何物?爱情是文明社会中的人类最难度的综合情感,也是社会进步后的精神产物或是生命标志,虚无而实在;性与色情随着文字分行普及并逐步成为一大随意性主题时,消失的,其实远不只是难度了。

  既说到模仿也自然证明了难度的降低。模仿是人类天性之一,传媒的发展和人类技术的更新更加促进了这种身不由已的天性。技术每前进一步,生命与生活就有一点变化,人类的原有情感与观念就面临新的挑战与选择,这很自然,不自然的是在相当部分写作者在传播的吸引和怂恿下,盲从且盲目,其中又难免焦虑。

  可以不费力地让一个人身心失调的焦虑是物质至上时期的隐形杀手,另个连袂而至的杀手是冷漠!发自内心的冷漠像是因焦虑沉积而不得其解的直接后果之一。看起来,我们为身处这时而不安、牢骚满腹、烦恼不断,欲望的复杂及可观而不可及让人无端诅咒、内心浮燥逆反、精神失贞,而后玩世、游戏、漠然,因无力而消极而沮丧而对时间不敬,种种心理病症正在诗歌里相互响应,并开始以数量的众多而被视为正常!如今,主流意识形态的牵控相对宽松,而一大群怀抱文字的人却在物质世界的初级阶段徘徊着且犹自不知,小忧,小喜,盲从,因无知而无畏,放下窗帘,摊开四肢,整日沉浸于假设的心灵鸡汤与情绪咖啡里,这已是当前早不鲜见的写作实际。

  就只从批评角度看,类似于日记的部份博克化文字记录也体现出作者对诗歌难度的一种让步。书写者在其中可真可假,随心所欲,神经质……它的出现与盛行,也使部份写作者在自慰和自欺欺人中变得性格败坏,更慵懒:原来脑子里杂乱无章的东西可以不分好歹如此记录,不用分行,不用深思,这时,诗歌也就开始悄然让位于散文化文字。同时,博克内容的不加选择和对个人欲望的弥补性作用,也使得当事人在“青春残酷物语”中疏于思、懒得想、自虐和自得其乐,在“‘以笔为旗’的绝对情绪化写作”、“感伤娇弱的‘缅怀’型写作”和“美文修辞手艺”中得过且过。

  宗教感的缺省对一个多情善感的民族而言已是一个精神上难以弥补的先天无奈,构成、贯穿和支撑诗歌(传统)的“思想体系”历来处在是非难定的尴尬境地,任务一个个并未在扬弃真正完成,又一个个涌现,这使得那个最大的梦沉重又轻薄,更像一个多面复杂的旋转体玩具,不断暗暗闪动着各种社会制度以及儒道释和安拉基督的杂音,兼听则明本是好事,可而今只余金银之声在享乐主义的大床上发出欲望的吁请……这样,旧有信仰被打破,新的信仰却未来,在茫然中只好用力于鸡毛蒜皮,而相当一部份诗人不仅面临且愉快于其中。是物质的压力无意中挡住了其他的可能的压力?物质水平的提高让我们与曾经与应该的压力拉开了距离?

  ——对此当然一言难尽。而就写作来讲,一定的生命体验与生活阅历之后,如今即使有传媒的热心与炒作技术的精益求精,文学艺术的内容事实上已不可能真正出彩出新出奇,这时,形式的改善是为必然,就诗歌艺术本身而言,它是实践中的具体难度的体现。它至少还表明写作态度的认真。



2、

  形式对自身的限制伴随诗歌始终。近十年来以叙事为主的跨文体尝试对诗歌的僵硬曾是有益的激活,现代传播的加快与拓宽,使叙事策略与当下日常生活的审美潮流联姻,在作为普遍采用或模仿的方法后,毛病也越来越多,而其普及也正好再次反证诗歌难度的消失。当然在其中一些成熟诗人手里,它也确实具有“中国化”特征并成为了特定时段华语诗歌平台上的一道风景。而在大众手里它是夹生和不伦不类的,因为对语言及想像的无力,也是因为思想的清浅和习惯性思维而导致大众被难度这个门挡在了一边?那么,他们在门外做些什么呢?

  做散文。散文之形散也是其文体力量所在,在诗歌写作难度倍增、走投无路之际,在叙事风潮及外国诗歌的引领和影响下,投靠它也是正常,我们唯可留神的是掌握这个“度”。但既有伸手可击之物,何必要多绕弯路?毕竟在一定基础之上,只要动笔就可以成为“散文”,简捷而随意地就能达到叙事、抒情和议论效果,又可避开诗歌之难度,何乐而不为?于是乎这种短章型、片断式的心情与情感制作因此大量涌现,咋一看去就像一块麦田里小麦们形态大同,个体间的差别虽有但其实不大,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语言的能力、想像力和对细节选择上,而即使是这种差别也在传播与交流中得到迅速抹平!(散文化的诗歌潮流还造成一个有意思的事实:作者的性别特征不像以往那么明显了。)

  诗歌的散文化方式其实是大同和易于仿制复制的,类似的产品或情绪流水账,对于一个有起码文字感觉并多情善感的“成年人”不难做到。尴尬的是,由于读者综合文化素质与感知接受能力的相对提高,一堆文字组合在一起,仍会起到明里和暗里的艺术作用!但这并不全是作者使然而是语言艺术的魅力所在。2000年,曾被某诗刊评选为“最受欢迎的报刊诗歌编辑”的柳沄曾如是说::“赝品有时比真的还像真的。而事实上,正是我们的盲从和对于新奇的敬畏,成就了一些天才。……可令人遗憾的是,语无伦次的梦呓往往更容易产生歧义和含混。”

  现在,把上述形式与内容的缺陷合起来再看难度这个问题,由文字的小聪明与情感的小花招联合形成的空洞非常明显!我曾倡赞诗歌写作的““享受性”,前提却是针对既有观念化写作和强调真实的处境和环境而言的,并非当下的常见趣味表达,而这当然只是问题之一。趣味的高级与低级并无严格区分,然当它单方面集中在一个诗人那里却是不堪设想的。

  另个问题是抒情方式的套路化。对难度的无力使矫情之风大盛,对难度的回避,让文字滞留于泄情、滥情与煽情,不由分说地将自己的所谓隐私与非隐私等流水账式的炫示;在语言方面,散文化或不如说是日常生活用语随意堆积,审美格调降低,牵强而做作;往深层看,还体现出写作者对自身、未来的无法把握,甚至连把握的想法都没有了!?这时的诗歌,成了一部份人自恋自炫的卡拉OK。如果说物质的压力与引力使现阶段诗人精神秩序紊乱、无规则、无理想、无目的、无标准,此说似乎又不准确,因为并不只诗人这个群体是这样;同时就诗歌而言,在物质因素更力量的域外也不完全是这样。对于中国诗人,既然诗歌不算职业,物质的单方面“邀请”又怎能作为以上情形发生的借口或理由?



3、

  关于诗歌难度的说法当然是矛盾的,它需要普及、传播和被大众接受;可若是家喻户晓老少皆宜,那又将是天方夜谭并降低了诗歌的意义。如今我们当然也明白了诗歌应该是相对的少数人内心中的传统民俗,深度必然,难度必须,艺术之所以是艺术,也指它只能是与相对的少数人有关。今天,多种媒体立体交叉互动使诗歌得到相当程度的注意和知晓,如果只是维持现状迎合群众,显然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更大的麻烦不是迎合大众,而是在媒介的配合下诗人自己对自己的迎合!在这个异口同声且津津乐道的物质现实时空,越来越多的诗写者的每一种、每一次生命激情的寄托几乎都源于一个具体化的物质实体,在功利与实用主义的合力下,庸常与俗气的所谓经验、事件与记忆日益突出;诗人的想像力与情感不要说超于现实,就是与之平行和贴近其实都很困难,诗人与喧嚣的现实彼此亲和得过度,文本间充斥的有意的市民(民间)气息掩蔽了自我的批判与客观,如此,很难看到诗人对自己立足点的怀疑——还怀疑什么?他们的个性早已在貌似个性中消磨殆尽,余下的是犹自不知的颓废、庸碌和平淡无奇。

  远远地看,传播中诗歌显出的热闹,其实无异于是一场以媒体为推动力的新时期的社区式民歌运动,并且这种通俗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同时商业因素参与干预作用明显增大,譬如手机短讯诗歌与QQ诗歌比赛之类,见诸报端的对此类活动的宣传仍是一边倒,过多强调其社会效益,而当诗歌成为这个消费时代的一种商品,难度就更不用讲了;若真如此,它必然滋生出附加的虚假与迎合,商业价值与流动文化附加值必定驱逐真情与实感,其时诗歌将如何体现人们在文明社会留住真善美的向往,其意义何在呢?

  我当然知道并且也喜欢“武侠文艺”这个传统味实足的东西,传媒的爱抚已使它成了家喻户晓的“新事物”,当它成为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文化宠物,当金庸成为某重点大学客座教授,当一群“名导”纷纷把摄影机搬进“古代”的刀光剑影花前月下,一股怪味就这样公然地、浓重地漂浮在这个现代东方时空了,是物质力量当然也是传媒的力量使本来就置身时光前沿的他们如此文化娱乐?

  也许,不必苛刻,没事偷着乐,有乐,乐意,物质的提高就是为了快乐,何乐而不为,然多年以后看这又将是多么有趣的一幕:一代人就这么傻乎乎地把脑袋放进了由明星、名导、现代摄影技术与媒体制造的十面埋伏里,古装粉饰的现代与科技打扮的古代经过传媒推动成为显态文化,这过程中观众也是不需要难度的,不用动脑只需动眼即可!我不知道作为当下影视代表的部份“名腕”是否意识到当他们全都举着传统文化彩旗,避重就轻地置身武侠世界通俗文艺时,其实也正是自身对某种难度的回避?也不知XX“复兴”与市场开拓奖是怎样一种关系,反正,什么也挡不住他们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标语扛着,愉快地把什么送给这个时代、送向中国以外。

  意义——或许这是一个让一部份人(有时还是毫无理由地)可笑的词——然笑过之后,我们还是得承认,没有难度的诗歌事实上就是无意义的诗歌,也是让作者与读者都不费力的诗歌,那它对于读者与时间还有什么用?诗歌难度的消失,也等于是我们对已经的情感整理和理性判断习惯的消失,也等于是我们对明天所可能保持的兴趣与激情的消失。诗歌难度的消失,使所谓文本透明而直接,至少的修辞转换与审美层次显得可有可无,语言的秘密与魅力已然不再,它不需读者的知识,像新闻,不求读者理解只要传达……长此,作为:“一个民族的触角”的它的深层功能必然淡化,曾经贵重的精神气质将在一代人不留神之际从指缝间悄然而逝。

  总言之,即使退一步讲,诗歌写作确实可以不要难度,但“别致”或“好”的诗歌必定是难度的!被时间留下的诗歌一定是“难度”的产物。对此我们在寄希望于少数自觉的写作者的同时,确也不必苛刻普通诗歌大众。只是须指出的是,诗歌写作难度的消失,其实和诗歌无关;正如一代人摇头晃脑于通俗“情歌”的海洋,与情本身有何关系呢;而回到诗歌上来,不难肯定的是:当写作难度消失,必定有什么从写作者体内先行消失了。
          
                  
                                                (05年10月黄金周改于煤粑场)

                                                               •原载《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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