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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粑场诗札:地方性

◎赵卫峰










 煤粑场诗札:地方性



赵卫峰




一、


  地方特征一直在传统诗歌领域里时明时暗,或以地理表征为显态,有时又仅是行政区划下写作者群体性诗歌活动,后者的集合无论是为引起注意或性味相投显然都含有过多诗外因素。从宽泛的文化意义上看,对特定地域的着力的轻重有时起到的作用恰恰相反,呈现独立与特色往往需要相应的前提与参照,这是一个变量,因此参照系的选择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常常作者是以自以为是的个性去“针对”相对的共性参照物,这种选择(有时亦有与主流意识形态顺应或反弹)本身也包含的“投机”(无贬意)式的偶然因素在内。
  类若一个人的村庄的精神指向或相似的依傍情结是一种先向外再向内的印证过程,这同样存在一个度的问题。没有身外物就构不成对“自身”的反省与审视,只是过程中难免出现对“自身”认识的不客观与不准确而更多地含有拨高、自以为是和示优藏劣习惯,这也反映被知识武装后的头脑的复杂性。不只是知识分子,作为复杂而顽固的综合心理作用,对本乡本土维护的潜意识也贮藏在一般的心中。对于诗歌地理性的过度强调与倡扬,也许可将之理解为是一种行动上是文化的田野考古爱好,而在心理上它是个体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确认或期望的一种表现。
  没人会怀疑地方对个体生命及生活的影响,也没人能否认一方山水对写作的有益或无益的作用,这时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暂时”的轻视与忽视地理的影响;这实际上也是心理作用,有时还可能含有一定“虚”的成份,虚荣,虚伪,甚至虚无——可是,世上应该没有无根的花朵吧。而这种“虚”的该或不该也不好定论,一个人对地方的认可与否其实也并不重要,地方其实也并不会因此损害或抬高。在一定时段内,受某一审美趣味的影响和控制都可能使得生长生活在此地的写作者足踏本地而写作却与之无关,这却非稀量一个人对本土认可与否的标准。有时由于文学体裁的限止,对地理文化的表面疏离,也可视作是文学形式、形态或个休的心理的调整。
  强调地域至上同样也是不切实际的极端思想。我们生活与写作肯定会受到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牵制与作用并形成一定心理定势,但写作以此为核心为主题就值得怀疑写作的目的,或至少会存在混淆主次的问题。即使特定地方让写作有山可循有水可依有特色文化可享之不尽,但写作并不是以此为最高目的的,文学与文化的地理特色,并不是为特色而特色的,而是为了立此存照——这时,它基本上就完成了任务——它把有效部份呈示出提供了贡献给时间,并成为其他的参照。如果徽班不晋京,它就是地方戏,至多是可能至今还有生命力的地方戏,而京剧如果不兼容并包它仍然也只是北京的民间戏剧。
  从“样板戏”这一渐行渐远的陈词,不能不让我们对地理诗歌款式保持一定警惕!由于诗歌地理性的强调通常与传统文化的某一凸现部分合拍,与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某一耀眼部份呼应,它成为了历来都被认可的另种“主旋律”,问题也一直伴生膨胀,比如过程中就会出现对地理、地域、地方及民族文化的难免的“大”和“空”的宣扬,它还会滋生类似的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保守主义等,这个问题需要冷静和客观看待。
  假定一个国家由几十个行政板块组成,如果每一板块都认为自身是重要、伟大、唯一、独特——等等这些思维习惯导致的,大约远不只是文化心理上的夜郎自大式的狂妄与独尊。是的,事实上对具体的本土的强调,在强调之时已离开了写作本身或只限于作者个人的各种后天因素了。远古的人们共同体的“图腾”观如果是因无知愚昧反而显得纯洁与纯粹,现在的乡土热风或地理发现论调则远远要复杂得多。



二、


  看:“就广西而言,作为一个在地理位置及地貌环境上均具有特殊性的省份,理所当然要抓住这些天赋的特征,由此去发掘得天独厚的独立性质。……广西同时是……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诗歌传统。……广西诗人是有福的,因为广西这个地域为诗歌提供了很多得天独厚的生长元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广西诗人最应该抛开那种由偏远、封闭而及狭隘沮丧的心理,正视这些暧昧影响下的可能生长。”
  再看:“湖北是内陆省份中与其他连接地方最多的省……地域文化的多样化和差异性,融铸了诗歌色彩缤纷的审美形态。……当下的湖北诗歌……从创作的方法看,现实主义诗歌、乡土抒情诗、现代先锋诗歌和网络诗歌共在同一时空出现,……从写作向度来看,当下的湖北诗歌呈现如下特点:其一,以智性思维观照大千世界,思者之诗与诗者之思共在。其二,诗性与理性共同建构当下诗歌的话语存在。……其三,苍凉、柔韧与平民悲剧组接的审美追求。湖北诗人大多来自生活的底层,童年的单调、少年的刻苦、青年的遭遇在记忆深处凿刻出难以磨灭的印记,虽然诗人以自己不同的方式从事诗歌写作,但那种关注平民日常生活,表现生存悲剧的苍凉之感却随处可见。……在商品大潮滚滚袭来,对政治、经济、文学进行‘全景式控制’的当下,湖北文学、湖北诗歌诗歌依然在顽强地坚守……”。
  ——其实,将上所引文中的“广西”换成江西、山西、陕西等板块都是合适的!将文学贴上地理标签、从行政区划角度的这种总结模式多年来并不少见。显然,各省集中起来的结果也是由“我省是”或“我市有”之类的坚定不移的自豪感或自信心组成“诗歌大国”。这种地理板块的心理划分,是中国特色,划分有时确实又打着过多的投机色彩、政治烙印和模式化语气并在那一时刻与诗性的距离又悄然拉远了至少一点。
  如果把三十个已有一定历史与文化特征的板块通过行政方式再划分为三百个板块,这三百个关于诗歌与文学的总结估计仍将是上述模式!由此是不是可以讲“诗歌地理”表面看是类似宏扬独特的历史文化,实际上又不算是?重要的是诗歌不是地方历史文化的呈现与宏扬最佳工具。再者,如果当事人不再附属于原有板块时,他又得调整他的倡扬对象,即使他不否定“隔壁”,但作为本能和可理解的种种原因他也必定要先为“自家”说话。不妨再把这个假设继续下去,把三百个板块细分再细分,到三十亿三百亿个板块时,大约最突出的就是自己了——原来强调“地方”的同时也等于是在强调“自己”?这个体当然也不能笼统看待,福克勒那一张邮票大的家乡可以包含无边的思和事,大大世界,也要终于小小“个体”,回归到内心的小小宇宙,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福克纳,也并不是在出发时或过程中人人都如是所想!
  地域性的强调必须以相对的地理面积来衡量,一定的“量”是谈论地域性的前提,否则难有量变,从这一角度讲,将一个城市视为一个具体实在的板块更为合情合理。虽然我并不赞同某个城市对于诗人的重要和数量有必须性,但得承认有时一个城市的诗歌基本就是或代表一个省的诗歌,或者影响了一个行政板块的诗歌写作。作为人类文明的特殊结晶体的城市也更能作为一种时间的相对固定的证据,想想河北,如果它因行政需要被京津唐分割,行政名称可能不再,但承德还在,石家庄还在。从地域到地方,也就是从面到点,也许今后充实与更新诗歌地方性倾向的合适方法之一,是用“城市诗歌”现实去改写明显带有传统守旧与无意地假大空的“地域诗歌”情绪。


三、


  这种情绪有时也是逆反和极端的,如有人对青海省的诗歌就定义为“弱势的地域不弱的诗歌”,其中憋屈与埋没感甚是明显:“……种种现象表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诗坛对青海诗界的关注、培育……真可谓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那么,这原因能怪“中国诗坛”吗或这原因能成为原因吗?作者继而叙述道:“首先,青海诗人原籍的多元化是青海诗坛始终不能持续发展和繁荣的根本原因。……当环境改变、退休等诸多原因,这些青海诗人又大多回归故里安享晚年,或又随退休的父母迁回家乡,或下海飘泊世界,等等。无疑,这便形成不了强大的创作群体。 ”“第二,青海省位于中国西部的死角,交通极不便利,文化的传播直至现在仍圈在自己广阔的体内,而很少如其发源的长江、黄河般流向全国。”“第三,青海诗人的自卑情结左右着他们的创作心态。……第四,中国诗坛对青海诗界有意无意地渺视自然也是迫使青海诗界不能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五,青海诗坛五十年来缺少领军人物。在更多的实际情况下,青海诗人似乎更喜欢单干!或者说不得不选择单干!……”。“弱势”原因原来如此? 诗人自己是如何理解诗歌的所谓的“繁荣”的?
  其实,就本文所议,一个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可以与一个五千万人的省区相较,但五百万人口的青海与一亿人口的四川似无可比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客观事实。而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行政区名时,这种比较就更虚妄而不实际。比如说云南诗歌,传达给受众的通常是:以云南这个地方为内容的诗歌?关于云南诗人及其作品——几乎约定俗成的概念也正如此。如此,诗歌之鸟的飞翔其实就受人为划界限了,它就只能算家禽了。但是,好像众目关注的有意无意正是家禽,毕竟,那些高高在上的尚未驯服于人的飞禽离我们的肉眼相对远些——具体说,对“云南省”内的诗人来说,其本土意识(肯定)很大程度又和自然环境(后期则以社会环境为主)关联得更多更明显。
  关于地方性的强调,在盲从之外,我们倒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本土诗人意图寻找与自然、民族文化和社会环境(现实、现时、现世)的对接的努力。尤其是文化全球化步伐越发紧迫的今天。而且这种努力对于任一文化与自然板块都是进行时,同时又都是不够的,多在于重标不重本,临空蹈虚,故弄玄虚的想像与神经质的盲目膜拜,或是人云亦云的对地表特征、地理现象和简单的民俗风物事象的克隆式摹写。这个貌似茂盛的领域事实上是种想当然的泡沫,地域角度的诗歌自古成效就不明显,想想,古今诗歌把哪一块地域真正写活了?离骚把两湖写活了了?不,已归于文学史的它更多地提供的是一种文学体裁或形式。
  既讲到古,问题就还有,古人为什么不像今人这么强调地域(虽然他们也在有意无意地实践着,比如江南词曲边塞古风),古人的强调与今人的强调区别何在?这么讲多少不公平,古人已去而今人可以古为今用还可洋为中用,更可以享受多学科带来的便利和合力,但引经据典、随时接受新学术启发——可以反复说明地方的重要——但并不一定就能证明“地理诗歌写作”的重要和必要性。因为诗歌——这种文体及其写作的特殊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担或独立担负这一文化任务。诗歌对本土地理的态度,也许要讲求一个“平衡”才好,不有意忽视也不着力重视,不在文化园畦里喧宾夺主越位,也不要也完全漠然而不涉及。 它只是写作的前提之一,资源之一,也可以并只能是结果之一。



四、


  谈到结果——对诗歌地理意识的强化,常见的附属品则自我中心感—— 有时是自大有时不是,有时则是情不自禁的急于寻求参照的心愿,这个心愿有时还会过于强烈。不只是刚才所举例的青海,各省都存在着欲进入“全国”范畴才能体现自身的愿望,这除了作为本能的认同感,也有话语权欲望掺杂之因,这其实会导致实质上的落后与愿望的落空,还反映出思维的滞后——如果将青海诗歌与全国诗歌对比,这时的“全国”作为标准或评判体系其实又能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具体的“省份”,“省外”而已。
  如今,以往所谓的地理差异形成的“隔阂”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或改善,但对“信息”的接收效果却是千差万别,关键不是地方,而是人。而说到“省外的”或“外地的”——它当然就不是不变的,也可能不再是最新和最近的,所以,如果倾向于比较,为了比较而比较,地方和民族特色也在这种以中心或主流为潜在标准中失真失重,个体的特色(肯定有)也会失去真正的本色。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空中,就地域及诗歌而言,强势文化是以传播为催化剂的以讹传讹的纸老虎,所谓强势通常是意识形态和作为俗文化主要内容的时尚和流行文化,在此,弱势文化的特性反而自有其独异与合理性。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谈论地理诗歌时,必需可以的参照系来寻找优劣对比同异,按上述的文化强势牌子看广东省,它的背景是“全国”?沿海?是的,但前提是“广东”本身能不能成为一种文化形式,这个形式的意义何在?
  广东如今在某些方面确实比其他行政区更能突出地理的“板块感”,其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由之带来的种种变化,这些这些变化与原有的(传统细节)的交融,使得它在中国这个更大的板块上鲜明而有一定的自身个性。“广东”板块的凸起,又反过来映现了它本身和其他行政板块的问题,这个话题较大。简言之,如果不是经济的相对明显发展,广东板块的某些不可替代的标识将不会像现在这么明显,也可说“广东板块”出现主要是外力造成,是合力结果,如此看,其他内陆省份对“自身”的强调也有经济尚不乐观的原因在内。经济越发达,文化的融合、同化或整合力度相对而言就越明显。
  广东文化形式,应是一种特定时段(社会转型后)的中国开放文化(意识形态、商业因素、移民、“拿来”……),它的其他部份则是岭南原本文化(当地少数民族、原住民和客家人文化)。融合后的广东板块最明显的优势是海洋般的包容,一种主动的吸收与消化能力——这正是其他省所欠缺的。但遗憾的只呈散兵游勇式的广东诗歌虽然已有了相当的“量”却并未因此显出优势,它并未出现有力和真正先锋的诗歌潮流,没出现“里程碑”式的诗歌人物,也没出现科学与有效的重要的诗歌主张,也正由于“地方性”的突出,它只能是一面彩旗但不是大旗。
  这也显出了它作为特定地方的本来的不足。这个不足当然也是相对的。就如今从诗歌角度看,经济的发展水平可能形成一种特别的场或语境,但并不是诗文化的真正重要支撑;各省诗人因各种原因会集于广东,也不代表“广东”,广东当然也代表不了“全国”(各省),至少我们会觉得要寻找诗歌的广东的特色是有难度的,它不具人文精神的冲击力,不像诗歌的江南或上海,具备明显的人文脉胳和传统文化资源。但当然一种广东特有的诗歌精神已初见端倪,譬如精神的自由度、物质化过程里的内心的更新。



五、


  其他“板块”也是如此,内陆地区对文化特质的强调,仍是一种持续已久的“内发掘”,不同的是一茬茬发掘者的身份的变化——这种身份变化又使得发掘工作确实像一种知识考古,它在一代发掘者那里都有可能出现些新的东西。当然更可能是用新瓶装旧酒。
  对地理的强调,潜意识首先肯定是历史文化因素,对其认识和理解后的理性判决,一种精神方面的定位。常见的倡导则是因为熟悉、感恩而导致的板块自豪感与记忆,其中有明显的感情因素在内,如恋母式的“一边倒”,这种“倒”有时也会显出失衡,譬如自我中心感、自以为是感和强调人无我有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有时也会有“弑父”现象出现——但这种现象更可能出现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如一个城市。
  再比如贵州——“山坳上的中国”,经济弱势、地理复杂、民族众多(这公文式的既有事实与本文开头的引文何其相像!),然当下的另种事实却是因特网和可口可乐依然穿山越岭像月光一样涵盖城乡,当我们从地理文学的角度谈论这一块众所周知的边地,我们又会发现“标准”这东西突然多余或失效了!就现当代文学而言,作为行政区的“贵州省的文学”其实并不倾向于本土,对“贵州”的地理意义上的强调,通常是在民族民间文化的认识与理性发掘运用方面,就当地多数诗人而言,“贵州”是一种地理心理、地理层面上的共同感,而这种共同感与具体的应该的诗歌写作在很大度上可以是无关的。但不排除活用与借用,像当地诗人文本里的“溶洞、钟乳石”意象等多少也与黔地到处的喀斯特地貌有关。
  与不少地理板块一样,民间文学角度的地域及民族(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彩绘加工事实上是不宜作为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题材和“主题”的,虽然有史诗情结与神性倾向者几乎将其作为了主心骨。但不否它是资源。生于此处、活于此处、归于此处,“一方山水”永是背景,这纯属自然,(不自然的可能是一味的强调和故作姿态的不屑。)它给本土居民的馈赠是与生俱来的气质,它是“骨肉”而非可换可弃的“衣服”。每个成熟的写作者或明或暗都有、都不可能没有“本地气质”的!而这种植根于又实则超于行政区划的本土心理,也能解决那种曾经的疑惑,譬如何为湖南文学?只是指湘人创作的文本,还是只是关于该地的文本?在本省媒体上的文本及作者算不算?生活在省外的“老表”又怎么算?屈原算不算?所以,作为一种个人心灵史,乡情作为一种本能早被深藏心中,既已安放在心,也许合适的态度是把目光移向地方之外、山水之上、人中之人。
  如今“现代性、数字化、地球村”对人类社会带来了福音,却也会对人类文化的区域和特异性毫不留情地抹平,这种变化已为众人所识,也引起部分有识者的焦虑,从文化心理上是必要坚持本土意识的,关键是有度。坚持是起码的前提,是对本乡本土应该的自信、认同和亲切感,没有这个前提又怎谈得上宽广与博大?我们总向往远方,而对远方的人们,我们这儿也是“远方”,怎能忽略足下,在向外和“拿来”的同时忘了原地寻找和发现。
  还须保持明智。“历史”不用赘述,但“历史感”作为钙质是写作者最易缺少也是最为致命的!没这种感觉就谈不上明智,不明智,就会跟赶时尚而甘让自己落后,不独立,让自己轻易隐没于人海,沉入板结的公共话语和大众意识范式之中,这样的写作意义必然打折。在不拒绝共性的同时保持自已的独异性,可以更好地使“本土气质”得以有效体现、延续和更新,写作的意义和价值也更能丰富地存在。
  诗歌地理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事实上即使很简单的问题要达成共识通常也不可能,甚至达到共识也不等于就完成了命题。因此,本文亦只属零星感悟并不有具体针对性。
   


(05年5月黄金周改于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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