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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经的地方:中国城市诗歌印象

◎赵卫峰










我们必经的地方
——中国城市诗歌印象(修)


赵卫峰




一、八十年代以来华语诗歌的必然转型 


   1、中国诗歌中的城市是一个异常的心灵秤盘,一种通常模棱两可百感交集的精神参照物。深厚的农业文化背景影响及它自身的复杂,曾使人们站在它的对立面,他们用一种警惕、反感和怀疑的眼光去看它,种种的不是曾使城市留下了与美化后的乡村截然不同的非人性化印象。当城市后来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的“中心”地位被“再次”确定后,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资源破坏、交通、治安等焦点亦再凸现,同时,对“本城”或“该城”的“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处理与承接等等潜在“焦点”亦被重新认识和接受。
   城市作为诗歌写作的现时背景正被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部份的诗写者重新审视,无论以前的严肃的或半推半就的拒绝和后来的赞颂和坦然相抱,对它的观察、肯定及迷惑也逐渐反映在大量或明或暗的创作实践中,这个实践是华语诗歌(文学)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一次无声的转型,虽然其他文体早已在有序行进中,对于诗歌似乎仍像是一个“新事物”,但它的触角现在正占领、延伸和深入我们所在的时间和空间,从“城市”开始的诗歌的改革早已开始。
   2、城市诗歌首先反映的是一种现时背景,一种现实的写作态度,它决定了诗人与诗歌的某种位置。在2001年度安高诗歌奖中,在回答“你所在城市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时柏桦是这样讲的:“我的出生地重庆对我写作的影响堪称巨大,可以说我的诗无论怎么写都是典型的重庆形象。……我诗歌的两面性从这座城市展开”。朱朱的回答则是:“(南京)培养了我的孤独,使它成为意志的一部份。”两位获奖者的回答确实体现出:“诗歌或文学永远是一种现实主义”!(《山花》2002年3期)
   显然,一种新的文化秩序城市诗歌正在新的时空中构建,它的结果还难以预料,甚至可能无效,但它此时确实是正在进行并探讨着关于在新时空建设新的传统的种种可能。城市诗歌不单指以城市为内容或主题的诗歌写作,而是城市背景,城市语境,城市意识;这个前提决定了写作的态度、倾向,价值体系,审美观,世界观和历史观——而这些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可贵的,是变化的过程。
   正像说到女性诗歌、儿童诗歌等就无论如何都有一个相对的潜在的对立的参照面那样,一定时期里城乡的对立也是必然的,城乡差别的存在是事实,乡土社会的崩溃及其记忆的更新还有一段路程。村庄作为光荣与优良的一成不变的楷模的局面在今天已有必要改变或改进,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或所谓诗歌的高度甚至人性应可由“一个人的村庄”来体现,又何尝不可以一群群人的城市来凸显呢。但是至今,城市诗歌相对乡土诗歌仍处于一种历来的舆论弱势。
   身在城中不知城?!这也许是不少写作者的体会。那么,上海人在东京,或北京人在纽约,或北漂族在北京,他们在找什么,最后找到的会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说,最终找到的,也是北京和上海有的——那是什么?是作为“城市”这个符号所共有共通的以“物质”为基础的某种“规律”吗?准确地说,它到底又该是什么?这是城市背景下的诗歌必须认真面临的。



 二、回望:城市诗歌迟滞或徘徊的外因


   现代诗歌对城市的关注在上个世纪初叶便已开始,由于时政变化和后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牵导使其偃旗,并有个较长时期的迂回逃遁,其间也有若即若离的轻微反复。
   厚重的农业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个众所周知的背景让中国诗歌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让之付出了某种代价,使可能的自我改革与进步被拖延。在胡适郭沫若们之后,北岛们为现代汉诗带来了另外的众所周知的“意义”,后来的海子又意外地使诗歌回返村庄麦地。对海子的模仿反映出部份写作者对农业文化传统仍是未经过滤就“拿来”的习惯,这固然有主流意识形态的牵导作用,也有后来的写作者自身的局限:不现实、不独立,在矛盾中摇摆,在不安中逃遁。
   这,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周旋于某类迟疑和不确定中的回望,时位反差中的反思,其“城市现象”的罗列及其判断也反映某类正常中的暂时的不解状态。 “秋天的十月,城市里没有庄稼等待/收割。只有各色树木跳着习惯的脱衣舞/大街上车流如织,带着腰别手机的人们/奔驰。如果手机能割来香香的五谷/如果手机能散发炊烟和草垛/多好。…………这是我巴掌大的与国际接轨的城市/钢筋结构,灰石所砌/盛产金钱和利润,大款和白领/机器运转,工人繁忙/口音杂乱,磁卡电话畅销/书店频频倒闭,饭店愈益豪华……”(君儿:《秋天的减法》)。这其中,较常见的是那种针对“恶之花”带着自避与自虐的意味的模式化攻城套路。百余年前的外国正是这样:“一直到十九世纪,诗人及其读者都生活在城市里,但是某种建立在一种深刻的规律上的默契却将城市生活排斥在诗歌之外”!(郭宏安《〈恶之花〉译评》,漓江出版社。)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可能排斥,我们就必须接受并动用它。如果自觉能够排斥则是另回事。
   此外,主流意识形态的牵控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乡土主题曾有两次大盛,一是上个世纪中后期的民歌运动,那个年代的“诗歌”(诗与民歌)更能体现“传统”的高大全的大众意识的礼赞;语言的样板戏不费力地把之前初露端倪的城市话题压缩回去了。这一压的影响至今仍然起着作用,让“乡村叙事”在平庸中延续着。
   以什么为主也许不重要,可重要的却是这种在以现实的衣服包庇不现实的肉体的倾向的根深蒂固。这种潜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倾向”也涵盖了各种文体,不仅在历届矛盾奖鲁迅奖和各行政区政府文艺奖中屡有体现,似乎,也在另种“符号”张艺谋及前沿音乐人等那里可以看出。可以看出,乡土诗歌的数量和舆论强势,使诗歌的疆界长期无大变!“乡土中国”的绵长记忆,曾对城市诗歌写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遮蔽。



 三、回望:城市诗歌的迟滞或徘徊的内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乡土抒情风的盛行原因很多,也反映了写作者自身的问题:转型期开始后的诗人们不安和躁动的心灵一时无所适从的寄托,而且,由诗歌媒介、作者、评论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种寄托削减了诗歌写作改革的可能,一部份人在跟着先行者寻根、集体歌唱村庄、做着书本模式的家国梦、共建一个个大同小异的乌有之乡、醉心于这种不现实的土木工程的时候,就很难看到、想到已迎风作响的转型期的科技、商业、城市化进程的节奏。
   城市诗歌写作在初期不引人注意,虽然也有当时社会的转型刚起步,城市化还无实效等原因;却也暴露出写作者对城市化、市场经济等变化的茫然和无力。 这是个正常的过程,颇像分娩前的反应。
   另个症结也许得从文化惯性或对文化的接受习惯去找。譬如,神性写作在今天,显出并保存了精神世界的某一方面的珍贵,但同时,也显出一种虚妄或虚伪,它不现实也不务实,它是就书本而书本,就像一个人钻进故纸堆里,赤身于很久前的俄罗斯气候却不管当下的中国背景,它已无关诗歌的中国经验而只是醉心于从前文化的玩味了。当然,这一类古玩派由于阅读的积累,他们往往能自圆其说,但当他们在以“理论”为武器来为自己的写作开路时,他们其实已离开了诗歌而进入的是更宽的“文化”广场了;同时,其间还有一部份在自我营造的寒冷气候中自己与自己搏斗,显得激情不已,血性不已,并时不时地陷入与意识形态的若即若离式的调情。这另当别论。
   此外,关于诗歌写作的城乡差别——它肯定是存在的,要注意的是,它并不反映在写作者“当时”的位置及身份上,譬如,诗歌的有些乡土情结更多地仍只是一股不定型的潜在的自慰情绪,这种情绪,较多地出现在城市诗歌初期的创作里,譬如,流连于城市特征,愤懑于城乡差别,关注于社会问题,在钢筋水泥丛林里或作“愤青”状,或动不动就为新词强作愁。
   另一个遏阻来自评判方面的局限。一个人的村庄与一个人的城市完全可以相等,以城市为背景的诗写者的历史——自然也个人史,心灵史,也是人类史吗。如今及以后,我们的基本情绪,生活方式,及之上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更多地由城市支持和支配,如果诗写者仍然原来的那种旧有路线,诗歌的麻烦会越来越大。也就真的难免在高扬“现实主义”的同时“临空蹈虚”。评判标准好像一直都像是个魔方!麻烦是它单方面被作为一种标准。另一种羁绊是写作与评判都存在的脱节现象。我们当然知道,国情是中国尚有近十亿农民,这个数字很说明问题又其实很不说明问题,对于诗歌,它并不比一个电视剧或一首流行歌曲更能进入千家万户,而事实上我们的诗歌的写作者、阅读者和评论者是些什么人?这个话题其实不用再细讲。脱节使主题型的诗歌其实在写作伊始便在特定范围内失效了。
   时下,对“草根性”这个泊来概念正被倡导,“草根性”观点的出现以及对“道德”重竖的呼吁,这略带复古意味的呼吁之所以在今天产生,也有对当前诗歌感到失望灰心的因素在内。这从另个侧面表明如今的城市背景写作或对生与身的现实、现时的靠近与切入还远未令人满意。



 四、过程:自觉中探索实践的先行

   早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城市便已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写作的主要对象之一,郭沫若、徐迟、艾青及九叶派诗人等对此均有奉献,那一时期的城市诗歌在当时是为先锋、异类,主题上,有对现代文明的新鲜感明显的歌颂,也有对“恶之花”的批评,在形式上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中国城市诗歌一直深受西方影响(由此也可说明它的相对传统诗歌的先锋性),这种影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才部份有了真正地“中国化”的可能。纵观古代,城市诗歌大约可包括雅的宫庭和俗的市井,后者也是种启示:“远远的街灯明了”,灯下什么都可能出现了!因而。随着经济文化的变化,城市诗歌的通俗化是一个免不了的起始过程。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如果不算“石油工人一声吼”式的工业题材炼钢挖矿之类,关乎“人”与“城”的城市诗歌几乎可以说空白,八十年代以来,城市诗歌写作开始作为了一种独异景观,这一时段众所周知。显然,“八十年代”作为中国诗歌一个分水岭也反映在城市诗歌写作上,这时的城市诗歌写作主要由长江三角洲内的诗人进行。似乎奇怪的是,作为中国城市代表的上海及香港对诗歌的贡献并不出奇,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对城市诗歌的某种程度上的先行作用。至于不出奇,不能责怪“该城”,因为严格看来,之前在都市这个特殊舞台上,浓厚的俗世生活气候可能更钟爱言情小说、戏剧、西方电影和留声机及古典戏曲,诗歌当然先得靠边。在此,我以为也许车前子、韩东、陈东东们在有意无意中首先占领享用了“城市”,并取得了成绩。而后来才注意并也倡导城市文明的当时的同龄诗人们,在当时还在意识形态和神性路线上跟着大部队小心缓行。
   在同中找异,存小异后再求大同——如此循环,对于城市诗歌写作,我想城市背景始终是外部,是文化符号,是物,并不是最后目的,最核心的其实是“城中人”,是人中人,是此人及彼人,之间的关系、发生,情感、生活、梦想、记忆等等一切在时光中的反映和投影所构成的图景。意义与滋味同在其中,实则不断变化着的另一种真、善、美正在其中——而它们是未知的不可预见甚至永远是一个生不带来死未带去的谜。
   和乡村写作的代言意味和某些概念化的道德诉求、生命关怀相比,城市诗歌可能更自由、自在,当然也更自私、自闭,它们其实也是一种“自享”,也是一种“享受的写作”。说享受,当然不是非得指因为城市是以物质构架为基础的时空,是指在这种物质基础上,“享受”的特征更明显。谁能否认写作其实不正是一种“享受”?通俗化特征不过是其正常的开始,通俗只是时装,它包含着的当然不只是通俗,它之上的每一个纹饰都是必须。都是“意义”。

  
  “我站在商场门口,被人群推挤,盯视
  等着我的女人从对面美容院的窗口探出头来
  昨天,我们商量好改变生活质量
  可能换一张脸孔说话,换一副躯壳
  行走。可能有更多的人和我们十分相似
  芒果树掉光了叶子
  被人丢弃的报纸随风飘落站台后面
  满大街的漂亮女人都迷恋化妆品和美容院
  这不可思议的生活
  数不尽的睫毛、手饰和美人痣
  她们飘过遍布灰尘的城市
  本身就是一阵掠夺的风,而她们开始争奇斗艳
  这多像一个跨时代的魔术
  我爱上了全世界的女人,脑子里
  却只留有一个人的身影”


(俞昌雄:《美容院》)

   “带狗的中年女人在广场上散步/身后跟着两个四川民工和一只摇摇欲坠的/风筝//街头音乐飞来飞去。我在公交车上想着/遥远城市里刚刚发生的一起车祸/和某个客户手机上一个美丽的女人头像//此刻,整个城市更像一座空城/它是静止的。只有幻想、性欲和一道狭长的阴影/唯一的声音是属于那只狗的//它挣开绳索后朝着更远的地方跑去/中年女人十分着急,但她那臃肿的身体/已赶不上一阵自由的风”(俞昌雄:《带狗的中年女人》)

   也许也可认为乡村诗歌重在“生殖”,当下城市诗歌却偏向于“作爱”?而如果细细分析一下,诸多带有膜拜、感恩色调的乡土抒情诗歌写作真如诗写者所写的那样吗?在此也不能说这可能是一种虚伪,我倒愿意将之视为一种对诗歌的继续误会和对诗意的误解。因为在一遍遍复制的乡土型感恩性文本里,诗写者实则是高高在上的意识,他是以“文化人”的身份和“文化”的眼光来扫瞄乡村的,可能脱节,更可能是常见的居高临下的旁观式的悲悯,而悲悯也许其实无形式的,不可言说的。谁会轻易认为一个乡村中人坐在城市的窗口深深地感叹沉默的大多数人与物就等同于“关怀”?对于诗歌写作,这已是一种平面上来回滑动的懒惰习气。换句话说,太现成了,知识成了常识:冬天一般要下雪,馒头是这样子,馍馍是那样子。
   当然,每一命名均有局限,而乡村诗歌与城市诗歌写作原本无所谓优劣,正如同一轮月亮对山川大地城乡美丑一视同仁,而诗写者一味的把笔伸到乡间,水中捞月,长此,这就是个问题了。尤其是,城市化已经是不容拒绝和忽视的事实的今天,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问题就不算是小问题了。今天,平民性、日常性、通俗、打工、下半身等“最近”的名词事实亦更多地以城市为潜在舞台或直接就是其产物和寄身物。因此问题也就不能绕过了。

  “人总是比周围的事物最先老去。
  那清晨将窗子打开的老人
  像打开一面厚实的墙壁
  他弯腰步行的姿势,泄露了多少
  人生的秘密:少年慌乱的性事
  即兴的爱情,时代的恶作剧
  和打斗的血,在街道的一角
  蒙尘的房间,被他独自 默默享用
  一个个秋天逝去,他已能
  从那巨大的落叶的秘密中
  听到,那些早年仍出去的石头
  已纷纷坠地。”


  (朵渔:《向阳街的黄房子》)




五、过程:身不由已中的自觉渐进

   “灯笼中的夏天躲在炎热背后/谁也没有心情痛哭/高大的房屋伸长了脖子/努力把自己的阴暗挤向繁荣的街道/行人,推销员,大货车/被堵塞在一场场速度的游戏之中。”(黄春红:《城市一瞥》)

   “我们坐在黑暗中,夜风/搬动城市,触犯法律的他们/流落在我们内部,当吹弯的树林里/一株株树在悄然散步/黑暗中我们的脸与钱夹被带走//地铁站,一支旧日的歌曲旋在/隧道里,我们停顿在幽光中/蓦然间两肋被人挟劫而去/在暴风雨的城市,当坍塌的工地上/灯光漫在脸上,嘴唇贴着痛苦的钢筋//在无人厮守的水泥之间,他们宏扬生命/生命如同陷入高压线网的一支飞蛾”(王艾:《陷入》)

   “有时候是一棵树,一些昆虫/长出了巨大的翅膀/他在那里没有看见,喝了很多酒。/路上安静极了,一辆货车/迟到了一个小时/从头到脚/你终于有了一把钥匙,一直走下去/到晚上/十点四十/走到银河大厦门口。”(阿翔:《2004:偶尔出现在上海》)

   黄春红在此是种速写式的浏览,是外部,作者注意力在拥挤,在“速度”(竟争?),现象罗列抓摄及反思;在王艾这里,笔开始进入内部,一种有意或身不由已的陷入,“速度”在此慢了下来。到阿翔那里,就更慢了!慢得有些恍惚了。城市里的慢到底是什么呵?是疲惫还是从容还是兼而有之?是激情的逝去还是激情的另种迂回前行?显然,就这三首诗,似可见诗歌与城市的距离或关系,由快到慢的,由远而近的,由大到小的拉近。
   但这种拉近,或当近到一定距离时,如果仍不停下另一种麻烦就开始了。可以说,阿翔这种诗路在当下走的人很多,较有代表性,它在形式上很用心,它潜伏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更多地依赖着坚硬的城市背景,这种依赖体现了当下的颇为流行的一种诗歌态度:随遇而安的柔软,纤弱,像流经城中的河水那般的漠然、无奈、宽容、沉默或是身不由已,也是一种很现实又很玩世很敏感又很茫然的矛盾状态。同时,它也反映出一种无力,糊涂,或者,就是一种无?难道,置身其中,当局者迷,真的除了见惯不怪就没有陌生与新鲜的物事与感觉了吗?也许,是否当事人开始就弄错了,当“废都”一旦作为假设,表明“废人”实际上已先于假设出现?
   如果说黄春红们用的是带有更多的关怀态度的传统视角,如果说王艾的是知识分子式的自省与找寻,那“阿翔们”的“平民心理”似乎又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文化的气质仍在血液中承接涌动,一方面,对现实的体察、平常岁月的经验和对原来诗歌传统写作方式的明鉴又使其强迫自已必须走眼下这一条路,一种着力于内容的世俗与形式的自由——之路?显然,阿翔们流连于城市背景中的日常生活,在自慰与自嘲中,在逆来顺受的酒意或嘣跳振臂的反讽中,着力体现当下众生的生命生活状态,这与伊沙们的大方向同出一辙,不同处是伊沙们更具有“莽汉”式的鲜明而直接的不妥协和针对性,而阿翔们更婉转也因此更钟意于语言及抒情,但反神话反宗教而高扬世俗大旗这点上却是一致的。
   城市里有宗教吗(当然有教堂)?就是拜物教吗?物又归于何处?而物质在此确实是第一位的,所谓爱情神话、生命关怀、小资情调、时尚味道等等无不以此“宗教”为基础。这大约也是城市诗歌写作给人感觉甚是无为、无效、无标准甚至无道的原因,同时也使同期的乡土诗歌写作的生命力显示它合情合理的一面。
   因为物质的压力,随时随地,都可能让我们明里暗里引以为贵的“精神”这种鬼东西的变化或崩溃,精神都保证不了或无力了,诗歌又还有什么活力呢?也许这也是城市诗歌写作给人印象显出小气、微弱、美观却廉价、喋喋不休而破碎——碎片,这几乎是城市诗歌给时间的印象。所以城市背景下的诗歌必须解决的是尽快找到更合适有力的途径和目标。这个过程更需要写作者身心的稳定和对目标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处理。

  “兔子的脸,水果商贩的脸
  谁还能从中辨认出热情
  我要下午经过喧嚷的农茂市场
  几乎不能在这种尴尬中停留
  羞耻心,晾晒发霉的文字,一千次丧失殆尽
  正是,正是这种空洞无力需要解释……”


  (凌越:《虚妄的传记》)

 

六、条条大路通罗马

   以诗化手段对物化过程的探索与呈现,并进一步触及我是谁?从哪来,又要到哪去?如何认识自己等命题。在此过程中,由于写作者所面临和置身的对象和作者个体的差异,其角度,方法、路径和成效亦是各不相同异彩纷呈。它也让城市诗歌不可能局限于主题及内容,而是一种写作观。城市这个套子的差异是很小的,区别在于套中之人。
   “(广州)无疑是当时中国的商品新都……我面对的是杂乱无章的城市符码:玻璃、警察、电话、指数。它们直接、准确、赤裸裸而没有丝毫隐喻,就像今天的月亮,只是一颗荒寂的星球。表达的焦虑让我受到挑战,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的诗将触及到一些新的精神话题”(杨克)。“ 一个城市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巨大、不可替代的。这里包括这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个人价值和个人品质的形成。《 重庆书》……这首长诗不是我对一个城市的缅怀,也不是写一个城市的诗性简史,而写的是,人与城市的胶着关系,人与城市的抗衡关系” (梁平)。而在车前子、韩东,在柳沄、陈东东,在阿坚、巫昂、李小洛,在臧棣、凌越,在缪克构和严力、雪迪那里,对城市的认识与理解又各有不同。

   “路上听到两个老太议论/其中一个说道:/‘现在的姑娘真不要脸/小的用海绵往大里垫/大的往更大里整‘/另一个说:‘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藏着掖着还来不及呢/哪像如今,你看看/一个赛一个/跟表演似的’”(马非《街景》)

   “一个人的死/之于这个城市/之于这个城市的人民是没有意义的/由此带来的悲痛/只对他的亲人产生作用//现在想想/……太快了,才几天工夫/他美丽的女儿的脸上就没了/永失父亲的痕迹”(马非:《一个人的死》)

  “我惧怕他眼底的阴湿/我看他突然转身,嘴里/字斟句酌/他兜着圈子/闷闷不乐,审视每一张脸//夜晚,起风了。黑暗/使一切还原/多少崩溃的肉体/要躺回荒凉的心中/一个被颓丧拖长的黑影/慢慢走来……我已忘记,他就是我,/曾经是我//他坐着/他睡着了/也保持着警戒的姿态……”(叶匡政《1997:南苑公寓楼门卫》) “人们变富/要毁掉多少事物!/ 一个活了七十年的人/ 要毁掉多少事物!……” (叶匡政《1996:事 实》)

   和叶匡政的阴湿感觉与莫名的黑暗气息笼罩里的忧虑不同,和阿坚、凌越的机智介入和冷静沉入不同,向天笑在通俗易懂的“粗糙”里精心打造的是另一把钥匙:

   “一生中不知道要出入多少扇门/但你拥有的钥匙并不多/换来换去总只有那么几枚//一枚钥匙开一把锁/钥匙与安全、与隐私有关/却与人无关,即使你是主人/门锁只认钥匙,不认人//小小的匙孔竟然成了通道/丢失、配制,都是一种把柄/我翻遍所有的口袋/找不到那枚钥匙//钥匙比手枪厉害/心爱的女人被一枚钥匙夺走/而我也被一把锁锁定”(向天笑:《靠钥匙生活》)

   相对以乡村主题为主体的传统诗歌写作,城市诗歌其实一开始就等于一种先锋性。它也是另种层面上的诗歌内部的“反迷信”、“反封建”实践。这种探索及其功劳无声地体现着,剌破和重构着诗歌既有的秩序,如诗歌题材的大面积拓宽、形式上的散文化或更自由化,大到表达空间的多维度、多向度,小至具体场景构造,以及客观叙事方法的改造,这些都给传统诗歌带来了强烈的参照和冲击。
   自然,由于诗歌这种文体的特别,问题也接踵而至——当一种倾向或策略像新产品那样成批量生产出来。而即便是这样,也仍然能体现出它的“功劳”,它促使另一些诗人警惕、清醒并开始新一轮争鸣与革命——诗歌这东西要是没有问题要是长期没问题那只能表明它已寿终。
   有完人吗?有完城吗?本世纪初,一群诗人将印有各种诗歌的招贴,攻击广州的人行道墙壁、电话亭、灯箱、电线杆上,这次“用诗歌‘污染’城市”的行为也许反映出诗人内心的焦急;是的,“金钱豹”的霉斑迟早会被明眼人窥见——即使所见不一定等于正确,但指出已表明自觉。基于对“极其庸俗的审美趣味”的焦急,和对“对日常的世俗的价值观念和哲学趣味”的否认,世宾、东荡子等对“被平庸情感裹挟着的诗歌写作”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消除人类精神中的黑暗”的“完整性”诗歌写作,虽然这里还有“庸俗”的成因及界定的标准问题未更好地明确,但他们的自觉的思考和对某种既定的“道德”的指责无疑值得赞成。
   道德是一种需要,反道德的人当然也有他的道德。道德优越感则因人而异,不加选择不过滤地接受,就是被道德挟持的诗歌愚民。这种“愚”也涂满了膨胀得变形的那类假大空主题诗歌身上,或说是城市诗歌之外的传统诗歌路线的长寿,也正是因为有了“正统”的道德优越感在其中,它也使一些诗歌成为传道讲义的僵硬模板。



七、传播与某些倾向的是非 
 
   关于城市诗歌写作的中西方和国内的纵横比较是个难题,有待专人涉及。在此,就近年来城市诗歌的进程看,可以说其功过是非及其形成原因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从传播角度讲,诗歌网络实则就是诗歌城市的一种输与送的管道或一种建筑材料。对诗歌网络的关注由来已久,网络这种工具对传统诗歌构成的强大攻势已众所皆知,可以说,它传播并积极地推动着城市诗歌。(可以说,它正虎视眈眈地逼瞪着已成净土象征的“西部”这座现存在的最大的中国村庄?!)
   相对而言,网络打破了或淡化写作中的城乡差别。它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为诗歌换血造血。它促使诗歌中的一部份与诗歌的“传统”分离但却靠近了生活和读者,这至少使诗歌得以继续。还可以说,最先触网并与网络相适并行的当下一群写作者,他们因最先打破昨夜的栅栏而置身时光前沿,虽然他们中的一些只提供简单的“浮世绘”也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活动于网络的他们是灵肉同步的先行者——回过头来对传统重新进入并进行有效的改革更新的也将是他们。
   此外,关于民刊(诗歌民办书报刊),我以为诗歌民办刊物和诗歌的非官方选本真正能接受时间考验,并对诗歌有着真正促进作用的,或产生“影响”的,不是那种既有的“精神路线”的个人化写作的复制而是主要以城市或有意无意中以城市为背景的,它也真正体现了那些常见的如“时代性先锋性资料性”等诗歌“口号”。这也恰好是民刊的真正力量所在。
   新的矿藏带来新的挖掘方式,城市诗歌也令人无意中会将文化与艺术暂分开,从诸多城市诗歌作品似可看见,知识的含量常小于对技术的重视,这种有意无意的拒绝或忽略,也常被坚持把知识(哲学宗教道德……)作为重头、把言志和载道观念作为习惯的写作者的批评。它当然也反映出一种与当下合拍的唯美倾向,也表明写作是一种泄排,是“享受的写作”,是泄情与审美的平衡过程。也许,它还反映出今天的“文化”已被各种容器(电影、电视、报纸、期刊、电脑……)“瓜分”的事实——那么,诗歌不要也不能把什么都包揽起来!它不像是容器,它只是容器的一部份制造材料。
   知识含量的减弱,也导致泥沙俱下的状况,因为原有诗歌特性的退出和无观念大气候的影响,诗歌写作似乎轻而易举,次品废品成倍。写作者的才智更多地寄托于语言,语言的狂欢比如口语泛滥使诗歌写作的一次性消费状况于是愈加严重。这种状况表面上造成城市诗歌蓬勃和高速发展,其实却是事倍功半。同时,写作者的身份,也由以住的“诗人”转而变成“写手”,写手的状态很难持之以衡地良性发展。
   小资与小知心态的浓烈。有时相互冲突的这两“小”众所周知在此不赘,就城市这个“身体”而言,情感的分流仿佛各家各户的自来水管,想它来它就来,这也构成城市诗歌里的强烈的抒情支系,它是复杂的,也因而是诗歌的,梁祝西厢孟姜女,它们可以是一种美好的记忆,但美好的记忆与向往在今天,在城市——绝不只是它们了。
   在此说到小资,与城市连袂并行的它曾被委曲为贬意,其实小资生活及写作非常地正常,即使不享受生活而进行享受的写作也是正常,向往本身没什么不对,但如何表现则是写作者一直要留神的,那些身在“境外”的写作者也要留神,对物质享受的过分炫耀其实也是一种自私自恋,多了,确实也就只表明我们只是“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丁天)。



八、结语:客观和旁观 

   至少这十多年来,要问是什么真正改变了人们,也可讲答案是:城市。而如何表达一直是个老问题。也是许多城市诗歌文本失效的症结。在此不赘,不断的实践会不断改动它。而就当下城市诗歌创作看,两种态度:旁观和客观似乎甚是必要。即:置身其中须旁观;身临其境得客观;以小见大,以微观代宏观。
   “我”出现在诗中是不妥的,确实,诗歌不是小说,诗歌中的人物只能是共性人,是隐身人,是“默尔索”。必须让“我”等于“我们”。“我”就像说书艺人,“我”之所说永远比“我”自己重要。更重要的是,在面对“城市”这个“东西”时,我们其实只能提供、寻找证据,但不能作为法官。事实上,乡村里的很多物事我们通过各种现成途径可以感性地或粗或浅地得到,即便这种得到只是表面的。而相对于城市,我们不知的太多了,在其中我们知道看见的永远只是它的小小部份,它像一头大象,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以轻易作出判断,确定是非,对美丑,对道德一锤定音,所以我也认为对“一个”“城市”作出全景式的、文化的、宏观的表达,是城市对于诗歌的一种难度。颇像珠峰,我们可能熟知它的高度,但攀登却非人人可为更在很大程度是是一种不可能。
   必须在寻找、接近、抚摸、理解城市的同时保持谦虚。“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露面”(福拜楼)。我们应该让城市暴露而不是自己。 
   客观上也是如此。因为你的发现其实是很难定义的,也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的,也可能是暂时性的小小误会,或自已为是。因而最好的处理办法也许是“呈现”,就像那些关于城市的“老照片”,城市诗歌写作也是一种记录,一种语言摄影,一种时间的定格,一种偶然的提供。它永远属于是过去时!但它必须是真实,它可以不关乎美丑与善恶,它也最好不用“我”去当解说员,因为“我”的诠释必定因难免的主观而失真和不准确。“我”出现只是偶然,“我”的离去是必然。“……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崔健歌词)


   身在城中不知城!我们只可想像,却永不可知!我们只有进入,才能看清原址!我们只有经过,才能真正随心所欲自由离开或回来。“莫泊桑曾经常在埃菲尔铁塔的餐厅上用午餐,然而他却不喜欢铁塔,他常说:‘这是巴黎唯一看不见铁塔的地方。’”(罗兰·巴特)。 亦可认为,城市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一座巴别塔?而当一张张语言构成的照片或影碟制作完毕,城和人的诸如和谐、伦理、苦难、幸福、梦想……就安静自然地呈现;当然,这时我们已在时间里隐身。当然,这,也许只是关于城市诗歌写作的可能的一种远景。而远景——常只意味着可能。


                        (原作于2005春节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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