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 ⊙ 迁徙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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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从诗歌开始的叙述

◎易彬



长沙:从诗歌开始的叙述

易 彬

    让我从一场极为普通的诗歌朗诵会开始这篇短文吧。时间是2005年4月23日。地点是湖南省图书馆。朗诵会的全称为第二届“潇湘诗语”诗歌朗诵会——凭心而论,这不是一个有诗意的标题。
    和一年前的第一届一样,长沙的诗人朋友们很热心地操办着这件事。和一年前相比,场地和设备好了许多,有了舒适的座椅,扩音效果良好的麦克风,参加者(诗人和捧场的人)却少了许多。和一年前一样,老诗人彭燕郊先生来了,并且发表了讲话(在他看来,朗诵有两种,一种是广场上的朗诵,一种是客厅里的朗诵;前者在集体式的,参与人数多;后者是沙龙式的,参与人数少。他将这次朗诵称之为“广场上的朗诵”)。至于朗诵会本身,和一年前一样,是极为普通的。
    一年过去了,情形或显或微地发生着变化。不过,这些变化却未必有着多么显著的现实意义或象征意义,比如条件的转好,比如人数的减少,在我看来,既不能说明湖南诗歌的处境有了好转,也不能说明它愈加恶化——与其说事情在发生变化,不如说事情依然困宥于一种不愠不火的态势之中。这种态势即是湖南诗歌在现时代的实际境遇:有很多人在写作,但一直少有喝彩的声音。
    以我的有限接触看,至少身处长沙的不少诗歌朋友在为这种境遇而忧虑——有时候,忧虑也会转化为一种愤愤不平,即以湖南诗歌的实际写作成绩看,它理应享有一个更好的境遇,理应有更多的喝彩声(这么说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其实已我被悬置,即“湖南诗歌”作为一个命题是否有充分的合理性?换言之,所谓“地域诗歌”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长沙,我已经越来越长久地居住于这个城市,但其他城市的生活经验也在同时增长。我曾在南京生活了3年,落笔的此刻,我刚刚在上海回来(半个月之后我又将重新回到上海)。很显然,这两个城市的诗歌活动较之长沙都更有其特色。这些城市的生活经验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不过,此刻,我更感兴趣,也更愿意提及的是一篇三四年前的短文。
    《书城》2002年第4期有王怡的一篇《飞一样的诗歌》。文章开篇就写到了成都诗歌界的一种策划:“欲将现代诗刻上公共汽车”。不过,我的惊讶更源自第二段:“以我的看法,这座城市埋伏了几乎占去国内一半的优秀诗人,在郊外数百里内,还有几乎一半的过往诗人长眠地下的尸首”。语气中有着不言而喻的骄傲。据说,没多久之后,诗歌真的刻上了公共汽车,成都人满眼里都是诗歌。
    长沙—成都,无论是心态还是实际的境遇(当然,不妨认为心态是由实际境遇所决定),均体现了“城市诗歌”的差异本性——英国人马·布雷德伯里等人在《现代主义》里(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讨论欧美现代主义时,着意将“地理分布”摆在很靠前的位置,强调其重要性,并且找出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芝加哥、纽约、巴黎等等大都市的现代主义的城市差异性——当成都在享受着(姑且认为是享受)一场诗歌运动的风暴时(我没有去过成都,已经有3年了,也不知道这种诗歌风暴是否依然在盛行?那些在俗世中浮沉的人们是否感知到了诗歌的某种力量?),在长沙,诗歌的真相却依然被一层严密的面纱遮掩着,看不清真实面目——如果说一种不愠不火的态势是问题的一面的话,那么,诗歌真相的遮蔽将是问题的另一面。
    在长沙,除了并不多见的诗歌朗诵会之外,能够看到的只是为数不多的自费印行的民间诗刊,以及若干诗歌论坛。诗刊中影响较大的是湖南六诗人集《6+0》(在别的城市,有时会碰到朋友们问起“6+0”的含义。我就会照搬其中一位成员唐兴玲的说法:“‘6’起源于我们经常约会的几个诗友,竟然经常是6个人。‘0’是指诗歌的无限可能性、不确定性。”),它总共出版了两辑,第二辑出版的时候是2001年底,距今已有三、四年的时间(至今似乎仍无法确定第3辑何时出版)。论坛中影响较大的或许是“滑动门诗歌论坛”。湖南诗人为多,也有不少非湖南诗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自由贴诗、发言;姑且认为它表现了一种自由的立场,艺术化的态度,而不是意气之争或小门户之见,但除了网刊的编辑可见出若干倾向外,基本上并没有策划,有点放任自流的意味。诞生和湮息之间大概只有一厘米的距离。
    基于如上原因,站在“长沙”这一基点上发言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事实上,我一直没有发言,这种已经持续好几年的、看起来很蓄意的沉默多少遭到了朋友们的埋怨。我也更少去思考如下问题:在我个人写作的意义上,长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以写作来衡量,长沙作为居住地具有怎样独特的意义?
    以我个人的诗歌观点,我更期待事物本身(包括写作,包括诗歌真相的呈现)的自明,像一束光,无须任何说明,就可以引导世人前行。我更期待着世人能够沉潜下来,以一种精神来抵御俗世无从免除的忙碌与轻浮——以此来看,我不觉得这一次诗歌朗诵会人数减少是一件坏事;即便这个世界写诗、读诗的人在持续性的减少,它仍然不是一件坏事——在一个浮躁的年代,更需要的是沉潜下来。这个时代没有要求一位诗人做什么,那就期待明天吧,因为如果今天的生活不坏(据诗人唐兴玲所说,湖南“写诗的人真的很多”,而且“觉得他们生活得也不坏”),明天是可以期待的,而无须为今日之名声而焦虑。关于诗歌的写作,我始终愿意聆听诗人布罗茨基的忠告:“面对历史的异化力量/面对时间无情的遗忘本能/诗人最根本的职责/在于把诗写好”。在不同的诗人、评论家那里,“好”永远有着无穷多的答案,但与“历史的异化”及“时间的遗忘”相对抗在我看来永远都会是一位诗人需要把守的“职责”——正是在这种把守的过程中,将产生最好的诗歌。
    但是,这么说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长沙街头一家已然消逝的民营书店,想起了在一条落满樟树叶的街上来回走了三趟的经历。第一趟,我有点漫不经心。这家那家随便瞄了瞄,听到类似的招呼声,“进来看看吧。”往回走的时候,我想是不是记错了呀?书店只去过一次。似乎是在一家音响店和一家什么店之间。里边的书堆得高高的,摆放却并不整齐;最高处的那些书大概得用梯子才能拿到。三五个读者正抬头或埋头找书;收钱的伙计坐在门口。他真是个有着古典趣味的伙计啊。他根本就不理睬你,自己坐在门口的桌子前低头看书,直到一堆书摆到眼皮底下,才抬起头,顺手从一旁拿过巴掌大的计算器(不是算盘)。那一次,我买了三本书,都是放久了的书,灰尘也成为了书页,像是旧书。
    到了路口,我思量着那唯一的一次到书店仅是两三个月前的事。不可能吧?心有不甘,又开始了第二趟。这一次,我很是小心翼翼,生怕错过哪一铺面。走着走着,我听到了脚底踩着落叶的声音,音响店的发烧音乐充斥在耳边,我还是听清了落叶被踩动的声音。沙沙的,像胆怯的小动物突然间受到了惊吓,想跑又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跑。这一次,我至少比第一次多走了20米。结果还是一样:往回走。
    又一次往回走到路口时,又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我承认,我是一个喜欢游移的人):它会不会搬到这条街的其他地方去了呢?结果。这一次走得更远,几乎到了另一个路口。往回走的时候。大概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那个低头看书的伙计了,我想。
    的确,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伙计了。因为,我再也没有看到那家书店了。几年过去了,我相信那家书店已然消逝(甚至在很多人的内心里消逝),长沙并不大,一家有特色的书店是朋友们共知的。而一家惨淡经营的小书店的消失,就像一家小吃店因为生意清淡而不得不关门一样,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消失了一家有点特色的书店,长沙是不是会由此变得有点荒芜?这倒未必。这样的故事,大概也会发生在上海、北京,以及这个世界的其他许许多多的角落,像花谢花开。
    长沙的诗歌之花还会开,会谢。我还会时不时地到街上闲逛,长沙不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也不是一个文化色彩浓厚的城市,但是我并无法肯定,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适合诗人生存的城市?
                2005/4/26~28长沙,2005/6/11(端午节,
                 过去也有人视其为诗人节)略订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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