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 ⊙ 迁徙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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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花子也怕纳德松!”——海子随笔

◎易彬



    俄苏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玫瑰》(该书早期译本为《金蔷薇》,刘小枫的名文《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即由此而生)里,有很多意味深长的故事。有一个是关于诗人的:故事主角是我们并不熟知的前苏联诗人爱德华·巴格里茨基,一个具有罕见记忆力的、喜欢背诵任何一位诗人的诗歌的、同时又能使人人都能倒背如流的诗歌“出人意料地”具有“崭新的铿锵的音律”的诗人。有一天,帕乌斯托夫斯基和巴格里茨基到一家茶馆吃早点,碰上了一个叫花子老头。这个叫花子老头可不是一般的叫花子,而是一个全城的人见了都害怕的叫花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乞讨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专门到茶馆行乞,但从不低三下四地向人乞讨,而是“人还没进门,就用嘶哑的、打雷一般的嗓音咒骂起茶客来”:

        你们的良心到哪儿去了?你们还是不是人?……你们这帮家伙算什么人,
    自个儿坐在这儿又是吃面包,又是吃油汪汪的羊奶酪,却不顾别人的死活,我
    老汉打一大早起还没吃过一点东西,肚子空得像只桶!要是你们的娘老子知道
    你们变得这样没有心肝,准会高兴自己死得早,总算没见到你们丢人现眼……

    结果呢,所有的人都吃不消老头这种谩骂,赶紧掏钱打发了事。这天,当帕乌斯托夫斯基和巴格里茨基正吃着的时候,叫花子老头又出现了。老头先是用狂怒的眼睛盯着奶酪,接着就开始了让所有人都害怕的谩骂。这时,巴格里茨基站了起来,一边目不转睛地逼视着老头,一边用开始轻声的、热情的、打着颤的声音,一种悲剧式的紧张口吻念起诗来。诗是同样不大为我们所熟知的、仅活了25岁的俄罗斯诗人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纳德松的诗:

       我的朋友,我的兄弟,疲惫的、受苦受难的兄弟,不管你落到了什么样的
    境地,也不要灰心丧气……

    诗歌朗诵到这里,老叫花子往日嚣张的气焰顿时消逝无踪:

        老叫花子突然住口了,死死地盯着巴格里茨基看。他的红通通的眼睛发白
    了。后来,他一步步地朝后退去,当巴格里茨基念到“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连
    巴尔也会死去”的时候,他掉过身子,碰翻了一张椅子,拔起两条腐腿,逃出
    了茶馆。

    老头逃跑了,巴格里茨基说:“连敖德萨的叫花子也怕纳德松!”
    敖德萨是一个俄罗斯地名,巴尔是《古兰经》中提及的偶像之一,是古叙利亚-腓尼基人崇拜的主要偶像,纳德松呢?一个19世纪短命诗人(1862-1887),他被称为俄罗斯“民粹主义”诗人,15岁开始写诗,据说,他的诗歌表现了“民粹”运动陷入困境时期俄罗斯进步知识青年的思想情绪,其“进步性”正如那几句简短的诗歌所揭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也不要放弃。就是这样一个只活了25岁的诗人,或者说,对这样一位诗人作品的朗诵,让不可一世的叫花子老头逃出了茶馆——艺术的力量就这样在一个叫花子老头身上发生了奇妙的作用。
    看完这个故事,我的内心突然变得非常简单而直接:这种力量在我们身边存在吗?我们身边的“叫花子”会怕“纳德松”式的诗人吗?想来想去,答案是“没有”、“不会”。因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已经用他的遭遇隐喻了这一点。
    这个诗人是海子,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天才诗人。和纳德松一样,他也只活了25岁(1964-1989)。海子是这个时代的“诗歌烈士”:无论是他的写作还是他的具体生活方式都体现了这一点。他的诗歌受欢迎程度并不在任何一个当代诗人之下。据诗人西川记载,当年海子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时,学生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诗人,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10分钟时间朗诵自己的诗作。但是,他生前诗歌传播的范围并不广,朋友也并不多,生活也相当困顿;更紧要的是,这个时代对诗歌采取了一种非常糟糕的态度。以下这个带有隐喻性质的短小细节也是西川说的:

        有一次他走进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
    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可没有那种尼采式的那种浪漫,他说:“我
    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

    在这段文字前后,西川还写到:“我们可以想象海子在昌平的生活是相当寂寞的,有时他大概也太寂寞了,希望与别人进行交流。”“我想是简单、枯燥的生活害了海子”(西川:《死亡后记》,《海子诗全集》,1997)。这些话是可凭据的,西川是海子短暂一生中难得的挚友之一。
    我没有见过海子。海子卧轨的时候,我还刚刚上中学。很多年之后,我为这个关于海子的故事而悲哀。类似的故事,帕乌斯托夫斯基有理由说得细致而生动,那是他们的骄傲,那一个诞生了普希金、勃洛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里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的民族,每一个诗人名字背后都有着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故事——他(她)们,特别在20世纪50-70年代以来,慰藉了无数中国读者枯竭、荒芜的心灵。而中国诗人,却只能用如此短小的篇幅来说它,不为别的,只因为它深深地打上了羞耻的烙印。
    在现实中国,没有一个叫花子会怕诗人。海子,他不是俄罗斯人心中的纳德松,不仅不是,站在酒店老板面前的他多少有点像一个叫花子——不是老头那样敢于撕破脸皮的,而是一个迫不得已刚刚行乞的穷困潦倒的叫花子。他所到之处,没有人“望风而逃”。
    西川没有说,海子到底喝了老板许诺的酒没有?他可能喝了,因为他想喝酒;他也可能并没有喝,他要喝的并不是老板施舍的酒。若是喝了,他会喝得昏天黑地;若是没喝,他也会昏天黑地的——无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出那家他一度怀有渴念的小饭馆,他都无法拥有他走进门时的那种激情了。
    一个人丧失了激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对海子这样的诗人来说,丧失激情尤其是一件可怕的事——在这个故事之后,我开始相信,海子就是因为激情丧失而选择了山海关附近的铁轨。
    一转眼,这条铁轨又继续存在十多年了。十多年来,中国“叫花子”越来越多;诗人领地则越来越小。对此,我唯有一个希望:希望在现实激情丧失之后,诗人们还能葆有内心的激情。
    我无限度地祝福他们。

                          2000-12-17初稿,2004-12-4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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