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 ⊙ 迁徙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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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之书,失败之书——关于北岛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几则阅读札记

◎易彬



           流 亡 之 书 ,失 败 之 书
           ——关于北岛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几则阅读札记

                              易彬

    连续两天——西历2005年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我都在半夜里醒来。窗外,雪残留于屋顶,天空,残留于茫茫一片之中。这是我遭遇到的最为寒冷的冬天,一连数天,温度都在零度以下。我没有北方冬天的生活经验,零度对我来说即是寒冷的极限。半夜醒来的经验也并不多——梦魇的经验并不多——一个出生于1970年代后期的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升学顺利,生活安稳,又会有怎样的梦魇呢?
    所以,这样一次连续两次半夜醒来的经验,成为了这次写作最为直接的驱动力。


“失败之书”(一)

  作为一本书的标题,“失败之书”(《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太像一个标题了。
  近些年来,作为散文家的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屡屡出现在大陆若干重要文学期刊上,《收获》、《作家》、《天涯》、《读书》、《书城》,等等。他的诗歌也在不断出现,《北岛诗歌集》(南海出版公司,2003)甚至获得了“首届华语传媒大奖”。对此,我更倾向于认为,与其说这一奖励是对于诗歌的敬意,不如说是对于历史的敬意——一部标明为2003年1月出版的诗歌集获得了2002年度的奖项,可见中国知识界对于“历史评定”的某种急切心理——借用本书之名,是对于一段“失败的历史”的敬意。对于北岛那些晦涩难懂的诗歌近作,人们(包括评论界)其实未必有真正的兴趣,否则,对于这样一位当代中国最为著名的诗人的近作不会缺乏有效的批评——同样是“晦涩难懂”,1970年代被不可辩驳地认为是“反革命”,那同样也不是对于诗歌的兴趣。
  关于历史,对统治者和个体而言,从来都具有不同意蕴:统治者的历史向来是冠冕堂皇的,是沿着某一轨道不断上升前进的。而“失败的历史”,作为一种永远无法抹去的、无法篡改的生命烙印,永远都只发生在个体层面——更确切地说,发生在少数个体身上:在“历史进程”之中,多数个体(民众)感受得到社会的动荡(如战争),物质的贫困,但不会去思考“历史之失败”;而某些个体,又被某种虚幻的光环所裹挟,对自我之处境难以觉察。于是,站在后续的时间点上回顾过去,“失败”成为了一种可堪书写的对象。
  在篇首之作《艾伦·金斯堡》里,北岛记录了1983年“‘垮掉一代’之父”艾伦·金斯堡(1926~)和他的“亲密战友”盖瑞·施耐德来中国访问的感受:“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我的异类色彩”(2页)。在我看来,一如将这一篇排在全书之首,“失败之书”这一书名所彰显的也正是北岛作为“流亡诗人”的某种“异类”色彩。
  作者或者出版者——我不大清楚此书是按照作者的意志编排还是按照出版者的意志编排——依然愿意大家停留在一种“时间差”里——在《朗诵记》里,北岛提到了1984年“星星诗歌节”上听(观)众以一种近乎狂热的方式追逐着诗人,而诗人们(北岛、顾城夫妇)被吓得缩在更衣室的桌子底下去的场景——“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168页)
  停留在这一“时间差”的还包括某些特定时间的当事人,在《与久违的读者重逢》(《读书》,2005年第1期)中,197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潮流的见证者之一的徐晓谈到:“作为本书的编者,我曾试图说服他用早期的诗作《一切》中的第一句——‘一切都是命运’为本书命名,我觉得,那不但可以唤起人们对于作者的记忆,而且可以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他以‘失败之书博大精深’的诗句说服我,我以为以此诠释书名反而过于通俗”。
  在我看来,至少到这本书的出版为止,这一因“时间差”而造成的“误会”并没有全然消散,它顺应了“商业化浪潮”的规律,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卖点。经由这一书名,被凸显的多半依然是那个写《回答》或《结局或开始》的悲壮英雄。
  据说,北岛的散文在海外结集出版时,名为《蓝房子》。那是一篇记录与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31~)交往的文章——“那房子其实又小又旧,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瑞典严酷的冬天。”
  我更喜欢这一书名,以文学和诗歌的名义。
  

流 亡(一):迁徙
 
  我曾以《迁徙之途》为题写过另外一位中国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1918~1977)。在我看来,终其一生,这样一位诗人都处于一种“迁徙状态”之中。这种迁徙起因于外在现实因素——建国前所遭遇的主要是窘迫的生存问题,为了生计(混口饭吃)而不得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建国后,则主要是1958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后漫长的受难历程。以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诗人(知识分子)的群体境遇观之,这样的境遇均非穆旦一人所特有,比他悲怆惨烈绝望(如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他所特有的,在于这样一种状况——尽管外在社会现实一再地将其朝逼仄的境地挤压,他仍然流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安分性”:即便社会不能给年轻人提供安定的生活,他也屡屡不安于那些“没意思”的工作;即便被剥夺了写作和翻译的权利,他仍倾注心力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并留下约30首诗歌——为了抵达理想的艺术境界和精神境界,诗人被放逐,也自我放逐——自甘于迁徙,所谓“内心的迁徙”;结果呢,那些外在的挤压不仅没有造设诗人的沉沦,反而不断地激起他的生命潜能与艺术潜能——在无比逼仄的生存境况下,产生了最有个人性的诗歌和最令人激动的翻译。
  我用的是“迁徙”,而不是“流亡”,并没有特殊用意,仅仅因为穆旦并没有流亡。迁徙是一个具有普范甚至中性意味的称语。这样一个决非人类生存本性的行为其实频繁地出现在人类活动之中:战争,自然灾难,政治风潮,以及文明的发展前进,无不导致了人类大规模的迁徙;搬迁,出逃(出走,逃难),流放(流浪),以及朝圣,作为迁徙的不同形态,因为涉及到人类不同力量的不断对抗,涉及到人类总体精神状况的发展与衍变而屡屡被世人所谈及。
  流亡,则是人类迁徙活动中特殊的、具有政治文化色彩的一种。它意味着从一个熟悉的家园奔向一个陌生的国度与文化,甚至,再从陌生奔向新的陌生,直至陷入完全陌生的境地——北岛说,“八九至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得承认,这行为近乎疯狂,我差点儿没搬出国家以外。深究起来,除了外在原因,必有一种更隐秘的冲动。我喜欢……‘我一无所有地漂流’”(152页)。
  1970年代,已知天命的诗人穆旦隐匿于为数巨众的受难群体之中,在书房里挑灯夜译,在旧信札、小纸条、日历等等隐秘的地方写下诗歌——写诗是危险的,作为一个女人的丈夫和四个孩子的父亲,他必须给他们的生活以“平安”,其生命终结于一种深深的悲观气质。刚过而立之年的北岛则奔走于“沉沦”着的中国大地,年轻,沙龙串联,游行对抗,入狱威胁,以及《今天》的创办,最终铸成了他的英雄气质。
  隐匿于受难群体中的穆旦(1976)省察了历史的乖谬,权力是一块无所不能的“腐蚀剂”(《神的变形》),但更多的时候,这个被“权力”不断“腐蚀”的诗人回到了自我之内心——为自身的生命而哀挽,“生命的冬天”(《冬》)实在是过于寒冷而漫长,他再也无力迈出迁徙的步伐,他渴望卸下生命的“重载”,停歇下来(《秋》)。
  在穆旦停歇的分界点上,北岛写下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在那一时刻,或者说在北岛的意义上,“诗歌”这一称谓,已不仅仅关乎审美,不仅仅关乎日常生活,而更接近于一种流亡状态,接近于流亡诗人布罗茨基(1940~1996)对于诗歌的定义:“诗歌除了能与国家构成竞争之外,还会对自己的个性、对国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对国家的意义提出质疑”(《第二自我》,1990)。
  20世纪中国诗人,给人印象更深的,不是迁徙(流亡),而是变声和哑声。被迫迁徙的情形屡屡出现,但敢于自我迁徙(流亡)并能以个人之内心承担起这种迁徙(流亡)的,仅仅只在少数而已——穆旦与北岛在一个特定时代的交会和接续,正隐喻了20世纪汉语诗歌精神的某种聚合,与崩散。
  谁愿意失败呢?谁愿意像一只落水的狗一样被失败驱赶得满大街跑,居无定所呢?那些不甘心失败的,不甘心在失败面前湮息无声的,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迁徙,乃至流亡——“因为我相信,逃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只是你在跑,我也在跑,每一个不愿与权力认同的人都在跑”(《布莱顿·布莱顿巴赫》,66页)




  一年之间,两位当年“朦胧诗”的主将,相继推出随笔集,读来自是别有一番滋味——记得在还没有看到芒克(原名姜世伟,1950~)的《瞧,这些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之前,一个京城的朋友就向我推荐,“一本充满酒味的书”。
  的确充满了酒味——相比于《失败之书》,相比于这个当年共同创办《今天》的“老北岛”(芒克语),我的阅读感受是,很多地方写到酒的《瞧,这些人》更像是一碗米酒,一种温温软软的感觉。芒克不过写出了一些浮于表层的人和事而已,这些文字无关乎内心,无关乎一个“失败的历史时代”的紧张;相反,多有一种看破人生的态势。比如,《顾城》一篇,顾城弑妻然后自杀身亡的行为最终归结为一种感叹:“多么活生生的两个人啊,这又是何必呢!”其口气多么像是一个老者对于不更事的年轻人的教训。
  《失败之书》的很多地方也写到了酒,恍若天下之诗人——尤其是“失败”的诗人皆好酒,如“被民主制度废黜的”(不再担任阿姆斯特丹诗歌节主席)国王马丁,如许多风光不再的俄罗斯诗人。而酒之于饮者(作者)的精神状态,套用《饮酒记》中的“烂醉”与“沉醉”,也可区分为两种功效,一种是“麻醉”: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告诉你没有过
  不了的关;它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太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头几年住在
  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发那漫漫长夜。      
            (《饮酒记》,175页)

    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
  总算又熬过一夜。
           (《游历,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293页)

  在《朗诵记》的末尾,北岛也写到了酒:

    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我们先人怎么朗诵来着?把酒临风,
  应答唱和,感怀赠别,生死无限(172页)。

  北岛所感到疲倦的是,“诗人就像和尚,先得有个庙立足,再云游四方……游离在‘庙’外的美国诗人极少。连艾伦(注:即金斯堡)也熬不住,被他痛恨的系统所收编。科尔索(注:一位诗人)混进去,行为不轨,又被赶了出来。对诗人来说,死还是活,这是个问题。”他写下了一个诗人——或许是许多中国诗人所渴望的境界,一个沉醉的生命境界,一个已远离于现实生活的境界。
  酒,区分了不同的精神世界。


亡 灵(一):帕斯


  我的朋友,一位执著于诗但诗名远未隆胜的诗人,写过一首《为亡灵弹奏》(远人,2002),以献给已故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2002,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文字之外,他仅仅在阅读和记忆里见过这位诗人,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对于诗人的敬意:

    我们不再看到他的脸,记忆里留存的肖像
    不再清晰,像四月的一个凌晨,他预留的
    时辰,我们无法看到
    抚摸他脸庞的手掌,究竟属于上帝
    还是时间,一些谜底
    永远无法揭晓,像他没有写出的诗歌
    被时间阻挡,我在这阻挡里看见了永恒
    ——那只是一首哀歌,人类不可能抵达

  北岛则直接以《帕斯》为题写到过他——在帕斯八十寿辰上(1994/3/10),北岛朗诵了帕斯的《街》,一首在1980年代“有点儿让人闷得慌”的诗:

    所有的黑暗无门。
    重重拐角出没
    总是把我引向这条街
    没人等我,没人跟我,
    我追赶一个人,他跌倒
    又爬起来,看见我说:没人。

  “没人”原译作“空无一人”,北岛做了改动,“这样更短促,更具突然性”——更符合1980年代中期以后北岛诗歌的句法结构。美国人给一个外国诗人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祝寿活动,这让寿星帕斯“容光焕发,步履稳健,毫无病痛和大火的阴影”。但北岛还是捕捉下了帕斯作为诗人的另一面:“朗诵会开始前不久,帕斯跟艾略特一起挑选朗诵的诗,他突然慌了神,对艾略特说,‘我该念什么?它们都不怎么样,真的……’此时此刻,帕斯成了另一个,更接近我通过阅读认识的那个《街》的帕斯,他疑心重重,在黑暗中摸索,跌倒了又爬起来……”(40页)在一些细微的举动里,在一首诗里,诗人的形象得以复活,和延续。
  这样一种精神对应状况,在部分汉语诗歌界衍变成为一种“与亡灵对话”的写作行为。1993年,诗人评论家欧阳江河写下了一篇后来被广泛流传的文章,《’89后国内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其结尾以这样一种宣谕式的语气写到:“记住:我们是一群词语造成的亡灵……它来到我们身上,不是代替我们去死而是代替我们活着,它证实死亡是可以搭配和分享的。在语义蕴藏和内在视域这两个方面亡灵都呈现出追根溯源的先验气质,超出了存活着的记忆、恐惧和良心,远远伸及一切形象后面那个深藏不露的形象”。
  3年后,另一位诗人评论家胡续冬指出,“亡灵”乃是1990年代以来部分诗人写作中的一个“具有揪心的语义力量的自况性隐喻”,这样一个词“承担起了从社会地位到精神状态的多层次的自我指认,它既意指了90年代诗人们的生存相对于国家话语和市民话语的双重缺席状态,又准确地把握了诗人内心的写作情境在对峙语境、‘集体创造’的冲动消失后面对写作可能性的压力时的恍惚色彩,同时又表达出了他们试图以自我的虚位穿行于广漠的物质实在与社会关联的诅咒式的激情”(《在“亡灵”与“出卖黑暗的人”之间》,1996)。
  在这样一种缠绕着的句式背后,有一双双亡灵的眼睛在注视。

亡 灵(二):彭 刚


  “亡灵”,永远都只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某些隐秘的侧面——来自写作者的经验与想象,那些引起共鸣的东西;也来自写作者自身,某种精神缺失,或那些无可挽回的精神崩散。
  芒克和北岛都写到了一个人,而且都是直接以他的名字标题,《彭刚》。
  彭刚何许人也?一个与北岛、芒克同时代的人。在1970年代,他是一个画画并写诗的“艺术疯子”,摔坏了胳膊,扯掉绷带,和芒克一起,兜里仅仅揣着两块多钱,爬火车从北京一直到了武汉——幻想着把“先锋派”(仅仅有两个成员)发展到全国各地去——最终,作为盲流,被遣送回京——对他们的生命历程而言,这一事件“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回来狂画,猴子狂写,都感到自己受到了侵犯,也就是说,被刺激起来了”(彭刚:《彭刚、芒克访谈录》,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187页。猴子即芒克)。
  在芒克笔下,这样一位最终身居技术要职、迎娶漂亮妻子、儿子成双、不时“视察”世界的彭刚,“没死反倒出息大啦!”
  在北岛笔下,这样一个彭刚,既是狂野青春的见证:“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们那时一个个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斗狠”。更是青春消散的见证:“梦寐以求”的《今天》(1978)终于创办的时候,他已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他已只是“偶尔到编辑部坐坐”,当初喝酒时的承诺化为了“咧嘴一笑”:“船……太小,只能坐俩,不可能带走所有他曾许过愿的人”。之后,“只身”去了美国。之后,拿到了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最终成为了某著名公司的总工程师。他“算很成功了”,约他给《今天》(在海外重新复刊)写稿,彭刚“这回不再提那条船了”,只是一个劲地推说,“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嗨,过日子……以后吧”。
  北岛的文章以彭刚自杀开头,“他自杀,我是信其有的,为此难过了好几天”,通篇却都是青春年代的回忆——自杀不过是回忆的起因或藉口,北岛所要勾勒的,在我看来,不是别的,乃是自身生命的消逝——他以另一种方式呈示了“难过”的意蕴。理想,信念——分歧,懈惰,像一堵墙的两面,里墙和外墙,在不同文化里,在世俗生活里,在时间的纬度里,以无可挽回的方式,纷纷败落,或慢或快。
  而那些神出鬼没的“亡灵”,最终意味着对于自我生命的一种慰藉与补偿。20世纪汉语文学自身屡屡被政治文化所侵犯——屡屡削弱甚至斩断诗人们的精神冲动,屡屡将诗人们推向逼仄的生存境遇之中——而最终呈现出一副整体性的精神虚位状况,“亡灵”成为1980年代以来某些敏锐的汉语诗人们的“自况性隐喻”,其实自有其深刻的内在动因。
  在北岛而非芒克的笔下,彭刚最终成为了“亡灵”。“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着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诗人之死》,11页)。

  流 亡(二):漂泊,无知

  在《无知》(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中,已加入法国籍的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1975年开始定居法国)写到了一个流亡的故事。在他看来,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欧洲历史上“两个伟大的日子”需要区分:欧洲共产主义之火产生了“流亡者(或者叫大叛徒、大受难者,都可以)”,而它的解体,“使流亡者退出了欧洲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群体潜意识大导演也停止了它最为独特的创造,即流亡之梦的创造”(31页)。小说中的女主角伊莱娜在这背景之下从巴黎回到了20年没有回过的布拉格,结果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回归:既无法“回归”布拉格,那些依然活着的家人、朋友不断地向她讲述“过去”的事情,对于他们在国外(流亡)的生活情形毫不关心——这意味着布拉格对所谓“流亡生活”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同时,她也无法“回归”巴黎——不仅无法“回归”,“回归”前的自我信念也被无情地摧毁:

    他们早已了解清楚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邪恶,流亡国外是一个悲剧。他们
  (注:巴黎人)对我们想什么不感兴趣。他们对我们感兴趣,是要把我们当作
  他们的想法的活生生的证据。为此,他们才对我们慷慨相待,并为此而自
  豪……这时,事情就变得很糟糕了,我并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行事……他们
  的确为我做了很多,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流亡者的痛苦。然而。又到了我
  要用回归的喜悦来证明这种痛苦的时刻。可是没有证明成。他们都错了。我也
  是如此,因为在这期间,我一直认为他们并不是因为我的痛苦而喜欢我,而是
  喜欢我本人……我已不再是一个流亡者了。我不再让人感兴趣了。所以她
  (注:伊莱娜在巴黎的女友)客客气气,带着微笑,慢慢地与我断了往来。
                  (172~4页)

  北岛虽有流亡之实,但在《失败之书》里,他其实是尽量避免使用“流亡”一词的。其出现次数全书不足10次。而且,这个词基本上并不指向他本人——在《搬家记》中,他提到了柏林墙的“轰然倒了”,随后,他仅仅说到:“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回不了家了”(152页);而对于虽同样流亡到美国但仍然保留着一种“傲慢”的布罗茨基,他甚至流现出某种厌恶的情绪。可以说,无论在词汇选择还是在实际生活观念上,已在海外“漂流”(漂泊/流亡)了十数年的北岛都表现出一种很微妙的态度。《上帝的中国儿子》甚至用了“误读”一词:“我那困难的表情(因醉酒而头脑不清醒)大概被听众们误读成流亡之苦”(27页)。其潜台词是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活并不苦?
  《无知》终究只是小说,伊莱娜虽然最终省察了自身作为流亡者的生存困境与回归(无法回归的)困境,故事却终止于她的醉酒状态——作为流亡者,她也好酒,在某些“过不下去了”的时候,她也“非把自己灌醉才行”——她需要一种短时间之内无法唤醒的沉醉来缓解骤然省悟到的危机。但现实生活之中,沉醉终有一醒,酒醒之后怎么走呢?没有答案。
  在《失败之书》里,有许多与“流亡”近似的词,“搬家”、“流浪”、“漂泊”、“漂流”“逃跑”、“迁徙”、“逃亡”、“旅行”、“迁移”,其中除了“搬家”外,给我印象更深的是“漂泊(流)”:

    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
  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
  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无
  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的有限的意义(《自序》/封底文字)。

  “漂泊”这样一种状态使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称语:“无物之阵”(鲁迅:《野草·这样的战士》,1925),一个近20年汉语知识界屡屡论及的精神话题。人类的精神状态总是有着某些差异性的,《无知》揭寓了欧洲大陆流亡状态的结束,以及这种结束对于流亡者本身的意义,这一揭寓对整个人类而言固然同样有效,但依然被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紧紧包裹着的整个人类显然未必同时进入这一“结束状态”。
  “北岛曾坦言:‘在海外的生活,虚无的压力大于生存的压力。’有人问:所谓‘虚无的压力’指的是什么?有人问:在漂泊的日子里他的心理支柱是什么?这些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但这些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完全生活在不同处境中的人是不容易进入的。”(徐晓:《与久违的读者重逢》)“心理支柱”问题自然是可以深究的,“完全生活在不同处境中的人”自然也容易造成某些“无知”,而我所进一步担心的是,如果流亡终将是——或许早已是一种悬空的境界,如果流亡终将陷入“无物之阵”,那么,所谓“无知”的状况,不仅仅指向不同处境里的非流亡者,也指向在这种不同处境里穿梭的流亡者自身。
  “无知”,显然需要人类的警惕与省察。

失败之书(二):诗与散文

  在《诗人与散文》中,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写到:“平等的观念与艺术的天性不符,每一个文学家的思想都是带有等级的。在这一等级制中,诗歌是高于散文的,诗人自然也应是高于散文家的。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诗歌事实上的确比散文更悠久,而且更是因为,一个一穷二白的诗人仍能坐下来写一篇散文;与此同时,一位处在同样环境中的散文家却未必会想到去写一首诗。即便这位散文家具有写作一首诗作所必需的条件,他也清楚地知道,较之于散文,诗歌所能赢得的报酬要少得多,也慢得多。”(《文明的孩子》,136~37页)
  而在《自序》、《游历,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等处,北岛写到:“我是因为生计开始写散文的”。四年内(另一处为六年?)住过七个国家搬过十五次家,“这就是一种散文语境。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干了什么?这是诗歌交代不清的……诗歌最多能点睛,而不能画龙,画龙非得靠只鳞片爪的勾勒连缀才成”。“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291页)
  如果承认人类精神的确存在某种差异性与等级性的话,那么,北岛即和布罗茨基构成了某种对应——对应了布罗茨基所认为的那种“低一等级”的东西,艰难的生存状况不仅改变了诗人的写作,更是从根本上削低了诗歌神圣的地位与价值:“有限”的、“交代不清”的诗歌不过是生命的“点睛”,而不能成为更多——它不足以成为“失败”的见证。
  在北岛看来,能够作为见证的不是别的,乃是这一册用散文写就的《失败之书》。北岛以“失败之书博大精深”自命,这固然凸显出个人历史的辗转流离,同时,也揭寓了文学等级的根本变化——联系到现今汉语诗歌的实际处境,这一观念未必不深深地烙在绝大多数读者、评论者乃至写作者的心中:“把酒临风”的境界已蜕化为“将自己灌醉”的境地,写作者的内心精神已在时间的矩阵里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崩散,而这,显然不仅仅是北岛个人的失败,更是时代和历史本身的失败。“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北岛说(923页)这话时的口气和布罗茨基其实有几分相似。不过,布罗茨基始终在强调诗歌带来的某种尊严和骄傲,北岛则进一步说到:“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
  我相信时间最终会检验出哪一个更为真实!对我个人而言,《失败之书》不过是这段时间内关于1970年代开始活跃的那一代人的一系列阅读的一个代称而已。这些阅读,有的是新读,有的是重读,如《沉沦的圣殿》。以我个人的体会,《失败之书》所呈现的,也未必是比那些不曾流亡的人更为复杂的生命经验——北岛之沉重与芒克之轻盈未必有等级之份。或者说,流亡着的北岛有着一种复杂的生命经验,但化为散文,其经验远未同期打开。在一篇题为《〈失败之书〉觉悟之书》的评介文章中,年轻的作者(据猜测)即写到:“不得不说,北岛写作的语境确实离我们远了,这种距离能产生幻觉,也正在生成隔膜……北岛写的文字基本属于上一代人,他们又跳出了我们当代文化的势力范围,于是,就有点像上一个时代的通用币,像是——粮票。”(王瑞芸、海豚:《北京青年报》,2004-11-11)
  一本“博大精深”的“失败之书”最终仅仅引发了世人的一种不愠不火的感叹,这也许更为接近“失败”的原初含义。

2005/1/2~7初稿,3/16改定 上海

(北岛:《失败之书》,汕头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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