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 ⊙ 迁徙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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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

◎易彬



                            一.七点说明

    (一)访问主题: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1918-1977)。穆旦原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为现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其翻译的作品也影响深远。
    (二)受访对象:四位19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穆旦同学。杨苡(1919-),原籍安徽,原名杨静如,生于天津,1938年入外文系,1944年毕业,其丈夫、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当年与穆旦为上下铺;杜运燮(1918-2002),福建古田人,1939年入外文系,1945年毕业;江瑞熙(1920-2003),有笔名罗寄一,安徽贵池人,1940年入法商学院,1943年毕业;郑敏(1920-),福建闽侯人,1939年入哲学心理学系,1943年毕业。前三人离开西南联合大学后,均和穆旦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私交甚好。郑敏则和穆旦没有私交。穆、杜、郑三人因《九叶集》的出版,往往被称之为“九叶诗人”[1]。
   (三)大致情况:2002年6月15日上午10点,按事先约定,到杜运燮老师家,杨老师由女儿赵蘅女士陪同。杜老师躺在床上接受了大约100-110分钟的访谈。杜老师当时很“兴奋”(杨老师后来所言),以致超出了原先预定的90分钟。从杜老师家出来,午餐后,到赵家。杨老师拿出了她所珍藏的不少资料,其中有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穆旦赠给她的诗。还有照片,还有她在穆旦逝世后写给他的、但从未发表过的诗等。最让人吃惊的是,当年南开大学发的“讣告”,她也保存完好。17日上午,到江瑞熙家。杨老师依然由赵女士陪同。访谈约100分钟左右。江老师的精神也很好。8月11日,对郑敏老师进行了电话采访,谈话时间约50分钟。
   (四)6月15日,杨苡试图联系穆当年在南开大学时的同事李天生,但被李天生拒绝。他只想说,“穆旦是一个好人。”他不想谈过去的事,“没有什么好谈的”。
   (五)为了确保采访内容的真实性,北京采访的文稿于6月21日寄给杨苡老师,并由杨老师转另外两位老师核对。7月22日,经过杨、江两位老师核对的文稿由杨老师寄回。之后,还就疑难问题和杨老师有过多次电话和通信,并据此对若干细节作了少量补充。郑老师的文字较少,据笔录。总体上说来,在具体行文时,为了使访问主题更为集中和突出,做了若干技术处理,即将多次访问内容进行了一定的整合。
   (六)杜老师也看过文稿,他和杨老师通电话时表示要作一些补充,并且还将文稿带到了医院。但非常不幸的是:7月16日晚,也就是采访仅仅1个月之后,杜运燮老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杨老师在信中(7/17)说,“又一个真正的诗人离去,在另一个世界,穆旦当不寂寞!”《穆旦诗全集》的编者李方老师也在信中说(7/22),“‘滇缅公路’的开拓者终于跋涉到了人生的‘终点’。”因此,此稿同时是对诗人杜运燮最真挚的纪念[2]。一年多之后,江瑞熙老师因病去世。
    (七)此文曾刊于《文汇读书周报》(2002/9/27,5版),但因篇幅限制,若干内容并未收入。此次重新整理,补入了若干内容,且因涉及较多一般读者不熟悉的人物和事件,参照相关史料,增加了若干注释。特此说明。

                      二.访问正文

“他的血有着超常的浓度”

    问:杜老师,您在不少文章中都谈到,当时西南联大学生生活上非常贫困,精神上却是富有的[3],他们可不可说是“理想的一代”?
    杜:可以这么说,当时西南联大,有很多归国华侨。很多人对革命圣地延安充满向往。有去延安的。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杨:杜运燮当时参加了“群社”。“群社”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我没有参加。这些组织我是不沾边的。我和穆旦是在高原文艺社认识的。
    问:当年,大诗人艾青指责过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不关心现实”[4],您怎么看?可不可以说穆旦是一个“左派”?
    杜:“诗和现实的关系”并不如艾青所说。很多人都很关心政治。穆旦表面上不问政治,也没有参加“群社”,但他是一个“左派”。他有意识地学过俄文。当时很多年轻学生都有向往进步的热情和想法。我也曾学过俄语,是第三外语。联大是自由的。爱写什么写什么。现代主义不是主流,但在外语系很有影响,受现代派影响也很大。
    杨:当时,沈从文不赞成我入中文系,他认为中文系要读较多的线装书是一种束缚。他建议我进外文系。
    问:穆旦性格是不是有点内向?
    杜:穆旦的性格总体上说是内向的。
    问:是不是有点悲观?
    杜:穆旦是悲观,这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关系非常紧密。这种悲观情绪,在他给郭保卫的信[5]中已谈到。
    郑:我和穆旦不熟,没有私交。说来你不信,只见过几次面,有过一两次通信。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我和杜运燮、穆旦不同系,也不同级,大家都不认识。直到毕业之后,1947年,有一次穆旦到南京玩,才见面。出《九叶集》的时候,我和他们也不怎么认识。而且,我和他们走的路也不同。他们几个是外文系的,我是哲学系的。读大学时准备报外文系,但觉得哲学不可能自学,就报了哲学系。
    因为有一个亲戚是清华的,从高中起,我就接触英国小说,也读过艾略特。不过,我更喜欢德国诗歌。后来在美国,有系统地学习了英国文学。但对于英国诗歌,比如奥登,并不感兴趣。
    40年代学习西方现代化诗歌的,穆旦做得最好。他才情横溢,是艾略特的艺术和拜伦性格的结合体。和艾略特一样,他的诗歌讽刺性很强,不是那种理想型的。他又有拜伦的冲动、强烈的性格。有段时间有过“穆旦热”。他符合了90年代青年的激情、愤怒和叛逆,在年轻人中引起了共鸣,这和海子被很多青年人喜欢一样。早些年搞过一次排名,把穆旦排到比冯至更靠前的位置[6],我有所保留。穆旦诗歌的特点使得他能够产生轰动效应,冯至的《十四行集》是那种冷静的东西,不可能有那种效应。
    问:郑老师,在《诗人与矛盾》[7]中,您有两个观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历史的巨轮下他的血有着超常的浓度。一个能爱,能恨,能诅咒而又常自责的敏感的心灵在晚期的作品里显得凄凉而驯服了。这是好事,还是……?因为死得早,他的创伤没有在阳光里得到抚慰和治疗。”
    郑:我觉得穆旦晚年的诗歌更有价值。40年代,他太年轻了,他的诗歌不可能真正反映人类的生存和历史,不可能真正反映民族和世界。到了晚年,他对于现实有了更真实的理解。我一直觉得,如果穆旦活过了1979年,他对生活会有更深的理解,会更深刻,会更有成就。
    问:杨老师,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概括穆旦给您的最深印象,那是什么?
    杨:才华横溢,自尊心很强。
    问:1940年代穆旦影响到底怎样? 现在有研究者,如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老师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8]中讨论,闻一多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当时是怎样的情形呢?
    杜:穆旦的影响只是小范围的。闻一多对穆旦没有多少影响。闻一多的思想倾向进步。比如“群社”邀请闻一多去演讲,加入民盟,对田间诗歌的评价等。这种思想转变也包括朱自清。

“他绝不是唐璜式的人”

    问:能说一说穆旦的家世吗?
    杜、杨:当时有“南查北查”之说,两查很早就分开了。穆旦属于北查,是已经没落的一支。他有一个堂哥查良钊(南查)曾任西南联大训导长[9]。此人后去台湾。他有个妹妹,叫查良铃,曾和穆旦一个好朋友结婚,后来离婚了。她现在北京。
    杜:解放的时候,我从新加坡回北京那一段,查良铃给了很多帮助。穆旦去世的前一天(星期天),她曾去天津看他。
    问:1945年左右,穆旦在《流吧,长江的水》、《风沙行》两首诗中,都出现了“玛格丽”这一称语,而更早1940年的《我》被认为和“失恋”有关,1942年的《诗八首》也显然和恋爱有关,能谈谈穆旦的恋爱吗?
    杨:穆旦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开始了初恋。女子名叫万卫芳,当时在燕京大学,是天津的富家女,家境很好,且有婚约。在清华南迁过程中,两人南下。后来,女子家里来一封电报,说是母亲病重,希望女子回去。穆旦不希望女子回去,他说它只是一个骗局,回去了就出不来。但女子还是回去了,并且被迫和原来有婚约的男子结婚。男子也是在燕京大学,姓余,两家门当户对。这件事引起了穆旦相当大的愤怒。有人说,从来也没有看过穆旦那么愤怒过,整个楼道都听得到他愤怒的声音。很多人认为是那女子把穆旦甩了,诗人受了很多苦。大家都很同情诗人。当时,我还没到昆明。我是听我姐姐和她在燕京的同学议论说,“万卫芳又回来了。”“那个诗人真倒霉,硬是被万卫芳抛弃了。”
    女子结婚的条件据说是结了婚就出国,双方家长都同意了。这在双方家长不是问题,只要结婚就行。后来,出国了。在美国生了两个子女。但女子一家过得并不幸福。男子因为精神分裂而先死去,女子后来也因为精神分裂而把自己两个子女杀死。女子住在美国时,正好穆旦在美国留学,女子想穆旦去看他,但穆旦拒绝了[10]。这件事非常明显地体现了穆旦的自尊心。他自尊心很强,没钱没势,又不愿意依附亲戚。比如他的堂哥,抗战后在上海任法院高职。但他就是不愿意依附。
    杜:“玛格丽”可能是穆旦当时的一个民航同事。这是穆旦诗歌中唯一的女人的名字。《诗八首》的情绪非常不好,悲观。可以将40年代穆旦的爱情作为一个切入点,勾沉一下。
    江:“玛格丽”是曾淑昭,当时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后来,与一位名人的儿子结了婚。
    杨、江:和朱凤俦、俞维德的关系也很好。俞后来为罗宗明之妻,罗宗明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广东人,生活洋派。现已故。
    杨:穆旦写信给我时曾谈到当时的恋爱失败。我和江夫人曾给他数,究竟爱过几个,也没数清。“玛格丽”可能并不一定代表一个女人,而且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有的很短暂。穆旦早年有过多次恋爱经历,但他绝不是唐璜式的人物。他是得不到。
    问:穆旦的朋友都不怎么谈他的爱情,是不是在有意识回避?
    杨:朋友们不是在回避,是因为朋友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穆旦是一个内向的人,他很少和人谈起他的恋爱。初恋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包括对他的性格影响。
    问:在《永恒的思念》[11]中,周与良谈到,“几十年我们共同生活,各自干自己喜爱的事,各自有自己的朋友。”这有没有特殊含义?
    杜:穆旦是学文的,周与良是学生物的,两个人的生活圈子不一样。家族也不一样。周家是望族,是红色资本家。
    杨:在苦难中,两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人要划清界限,不像当时很多干部动不动就划清界限。周一良在《钻石婚杂忆》中有一页谈到了穆旦,说当时穆旦到周家,大家都不理他,让他一个坐在那里。实际上是“瞧不起他”[12]。周家是大家,而穆旦是小人物。当时,我们曾玩笑说穆旦是“豪门贵婿”。周一良在文章中谈到,想起这件事,很惭愧。
     1981年李政道第二次回国,希望见周与良。开始时周与良并不见。她要校方给一个说法。后来校方,包括周与良的父亲出面,决定穆旦恢复副教授职务,并且重新给穆旦举行追悼会,周与良才去北京见李政道。
    问:郑老师,您在分析《诗八首》的时候,认为它“是一次痛苦不幸的感情经历”[13],能具体谈谈吗?
    郑:我是通过作品来理解穆旦的。《诗八首》是穆旦诗歌中艺术最好的。有种很强烈的东西在里面。穆旦的妻子周与良和他非常配,是那种阴阳配合,周与良的理性思维能力很强,性格稳重,温和、宽容。要是两个人性格一样,那就会不得了。
    问:一个与穆旦无关,但可能能够有助于理解穆旦的问题,1955年,您留学回来,当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考虑?
    郑:我1948年出国,1955年回来。回来时并没有没有什么考虑,就是觉得自己从来不属于美国。当时条件非常好,我的丈夫在美国教书,现在我的儿子也在美国教书。但总觉得文化融合不进去,对于美国文化可以理解,但脱离了本土文化,我没法生活。物质上可以满足,但精神上不可以。

“哪有什么历史问题!”

    问:杜老师,您和穆旦都有过“野人山经历”[14]。但您直到1944年才在诗中写到它,穆旦更是1945年才写,这有没有特别的考虑?
    杜:当时我和穆旦不在一个地方。我于1942底去印度当翻译,在加尔各答遇上穆旦。推迟写作并没有很多考虑。抗战期间,颠沛流离,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写。
    杨:穆旦的实际写作并不止那么多,在重庆期间写了不少,多散失。
    问:穆旦去《新报》有没有什么具体考虑?是不是和政治有关?
    杜、杨:和政治无关。他去创办《新报》,一方面是为了谋生,另一方面是为了友情,当时罗又伦[15]极力邀请穆旦去沈阳。
    杨、江:穆旦在《新报》是文艺副刊主编,还是整个报纸的主编还有待查证[16]。穆旦也不是杜聿明的红人,他跟的是罗又伦,和杜聿明隔了一层。
    杨:当时穆旦曾给我寄过照片,戴着东北大皮帽。现在长春有一个叫陆智常的人,是联大数学系的,他说可能还有一封穆旦写给他的信。过去的信很多都未保留。
    问:40年代,穆旦多次更换工作,这除了社会本身不能给年轻人提供稳定而舒适的生活外,是不是也有穆旦本人的性格因素在起作用,比如他并不安于那些工作?
    杜:对穆旦的这段生活我并不是很了解,也没有通信。
    杨:他本人是极希望安定,但实际上很难安定。累,生活艰苦。40年代中期,在昆明和重庆之间颠簸。到了1948年,找事、失业、生病。那一年很不顺。
    1947年穆旦先是在上海,托我在南京找事。结果我哥[17]在某大使馆找到一个空缺。穆旦急忙从上海赶到南京,但还是没来得及,他下午到,空缺在上午就另外有人占去。这可见当时找事非常不容易,穆旦当时找事的心情也很急。
     后来去了航空公司,但因为生病,肺炎,后转化为结核,以致失业。后来又到了FAO。FAO即联合国粮农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组织之一,很庞大。全名为Foo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这需要有英文知识才可以应付。他所从事的也无非文书之类,搞资料翻译这类杂事,如来往文件,剪报等的翻译。它绝非不好的机关,不属于历史问题。但他并不是一直呆在FAO,在我哥的介绍下,有两三月去了美国新闻处。进入这机构时需要看政治上是否可靠,我哥说很可靠。当时地下党员方应旸[18]也在我哥的介绍下加入了美新处。
    后来穆旦又回到FAO,是因为FAO要他去。当时1949年初南京面临解放,FAO撤离,他就随之撤离到曼谷。
    去曼谷的具体时间并不是《年谱》[19]所说的1948年秋,而是1949年春节前后,1月或2月,南京解放前夕。我记得1948年12月19日还见过穆旦。当时是在我家吃晚饭,有六个人,分别为方应旸,张健、左登金,刘世沫及我和赵瑞蕻。当时朋友常常有小聚会。生活也很艰苦,每个人带一个菜一块吃。
    江:在西南联大期间,我和穆旦并不熟,关系一般。熟起来是出了学校进入社会后,特别是1947-48年间。当时大家都没有固定工作,都在为“饭碗”问题而忙碌。1947年我曾在上海救济署工作,后来去航空公司,后又去《纽约时报》,为《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翻译,工作是在上海找的,但是在南京工作。这时和穆旦的联系较多,大家是同学,又在文艺方面有共同兴趣爱好,又都在美国、联合国这样的类似机构工作。
    在南京时,我曾和穆旦合住,在厚载巷2号,5号也住过(5号是一使馆参赞住处),但时间都不是很长。很多时候是四处寄居生活,随时处于失业状态。当时大家的相互见面,是碰球式的,谁也顾不上谁。
    穆旦在当时频繁换工作,既有社会原因,社会不能提供稳定而安适的工作,也有他自己的原因。除了饭碗问题外,他也要找自己比较合适的。不少工作他觉得不适应,觉得没意思。美新处是一个政治机构,FAO 是一个技术机构。FAO 的待遇不错。可以多赚点美圆,将来好出去留学。他是不可能自费留学的[20]。
    杨:穆旦的遭遇真是不幸。他在解放之后的“历史反革命”经历是这样,40年代颠沛流离的生活更是这样,那些后来被当成了“历反”的证据,比如当翻译官,那是有一阵子外文系四年级学生必须参加的。他后来去办《新报》,或到FAO工作,都是为了谋生,有口饭吃,哪有什么历史问题!
    40年代,大家当时在南京的生活真是苦得不行。比如江瑞熙和她爱人,一个在美新处,一个在美联社,发现怀孕了,赶紧在周末打掉,周一又照常上班,还不敢说,说了饭碗就会没了。

“他觉得只有新中国才有希望”

    问:穆旦离开中国,有没有对现实的不满?他在1947年曾写过一首《我想要走》。
    杨:1947年,从东北回到南京时,和老朋友一起聊天,朋友开玩笑说,你给国民党做过事会倒楣,但他对于自己的处境不那么以为然,说,大不了进集中营。在南京解放的时候,他愿意等着解放。他觉得只有新中国才有希望。他总觉得自己没希望了,别人还有希望。当时南京有人想去解放区,他认为这条路对了。他劝年轻人去,年轻人应该去革命。而他认为自己已30岁,不再年轻了,不行了,没有条件去,也没钱去,他还有老母亲在北京。
    问:70年代了,穆旦本人陷入一种相当悲观的境地时,却依然劝那些年轻人,比如劝郭保卫不要灰心;他的思想可说早有表现?。
    杜:穆旦晚年思想和40年代的思想是有一致之处;晚年穆旦有时候还是很积极的,他曾劝儿子入党,没入成,很气愤。
    杨:他没有不满。抗战后由于国共内战不停,物价死涨,民不聊生,的确又是人才外流的高潮,我所认识的联大、中大[22]同学那两年,1946~48年,出去继续读大学硕士的很多,学医的、学理工的、学文的都有。那时美国是认可我们国内几个名牌大学学历的。穆旦并不想离开祖国。当时他的心态非常矛盾。跟国民党不愿意跟,跟美国人赚美金想来真没意思,就是为了生活。他非常渴望有安定的生活,把母亲和妹妹接出来,接到南京过也好,北京的生活是很苦的。母亲是最重要的,奉养母亲,在他的生活中一直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后来回来也和他母亲很有关系。穆旦很多时候都考虑着他母亲。
    1949年出国,是直接从曼谷走的。当时他和周与良通信已经很密。出国留学和周珏良、周与良兄妹很有关系。当时不走的,都是抱有天真的想法。穆旦想得多些。几年之后,穆旦回国。我们是经历了几年了,他又怀有天真的想法。
    江:穆旦的思想比一般人要深些。那时同学朋友在一起,常聊天。这种聊天圈子是一个自由的圈子。穆旦曾有一个观点:从哲学的角度看,共产党是不会容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是不容忍真正的民主的。
    杨、江:当穆旦在美国留学时,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22]、穆旦等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杨、李主张“观望”,过几年再回国;巫和穆旦主张回。巫宁坤较穆旦早回国,认为国内很不错;而穆旦的岳父[23]当时是天津的领导人之一,为副市长,形势大好。再加上穆旦舍不得母亲。回国之后,他和周与良有很多雄心壮志,实际工作也很相当积极。他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了是多么好。翻译作品的出版,和巴金很有关系。
     后来的“外文系事件”[24],实际上和当时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李霁野很有关系,当时查良铮、巫宁坤、李天生因为联名向李提意见,只是提提意见,并不是“大鸣大放”,就被认为是反党反革命的小集团。当然,这也包含了一些人对工作积极的穆旦的嫉妒。

“朋友们也在心理上有所回避”

    问:穆旦所翻译的多数作品,都是浪漫派的作品,怎么看这一现象?
    杜:他翻译诗歌是认为对新中国有作用。所翻译的浪漫派,是因为所学的主要就是这些。他受英诗影响非常大。
    杨:翻译出版和当时的国情有关。奥登等英美诗人根本就不可能被上面接受。1957年上半年,风气稍宽松,他又开始写诗,结果因诗遭罪。他本不应写,比如《我的叔父死了》、《九十九家争鸣记》[25],别的人看不懂,只有他们熟悉的人才看得懂。看不懂的人就把它当作毒草。诗也是历史反革命,是一大罪状。
    50年代穆旦写诗不多。60年代其实也写有诗,比如在劳改之余看着远处乡村的炊烟也会写诗,当时他给我的信中就曾有,但信已经被毁[26]。50年代,他还把自己所翻译的普希金的诗歌,如《波尔塔瓦》,送给我和其他朋友。
    问:杜老师,据李方老师在《相识在秋天》[27]里说,作于1975年的《苍蝇》一诗,受到您的《鸡的问题》的影响,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杜:是穆旦在给我信中说的,他自认为受了《鸡的问题》的影响。我当时在农村,养鸡。
    问:江老师,谈一谈建国之后您和穆旦的交往吧。
    江:穆旦在美国一段我不熟。穆旦回国后,工作一向勤奋,从不游手好闲。我曾到天津去看他。他也到过北京,两人有不少见面机会,但通信不多,当时条件不允许。当时的气氛相当压抑。见见面,到公园坐坐。大家心里都有心事。不谈政治,谈儿女,谈一些生活中可笑的事,有时候,倒也谈得海阔天空。比如托人买电视机,没买上。孩子们排队去买,费了很大劲,买了回来。结果尽出毛病,修也修不了。他说是“请回了一个宝贝,呼天抢地也没辙”。1977 年1月,穆旦在动手术之前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对死似乎有预感,这一点,我已在一篇文章中谈到[28]。
总的情况是,当时穆旦的心情压抑,精神世界也不明朗。我们的联系并不很多。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组织上有招呼,要少和穆旦联系;一是,我自己,朋友们也在心理上有所回避。
    问:在穆旦晚年,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学文[29],这个问题该怎么看?
    杜:当时,我和穆旦并不很近。
    杨:我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学文,我们也都觉得不学文还好些。而且他也管不了他的子女,儿子都下放到蒙古了。当初,他是带着理想回来的,觉得回来安定了,就可以生孩子了[30]。他岳父解放后是天津市副市长,有名的民主人士,形势大好。没想到会出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他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子女。
    问:关于穆旦,有没有新的出版计划?
    杜:目前正在筹备《穆旦全集》出版事宜。已定由安徽教育出版社,预计10卷,包括翻译和书信等。穆旦在《新报》时期的文字也已派人去取录[31]。但有两个问题,一是穆旦在东北一段,写作情况到底怎样?一是当初从昆明到北京、东北之际的写作到底怎样?

2002/8/12整理;2004/6/18定稿

                           三 注释
[1]辛笛等:《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不过,“九叶诗派”或“九叶诗人”的称谓近年引起一些争议。因为该称谓并非历史性的,而是追加性的,以其命名,不能真实反映历史。我个人不赞成使用“九叶诗派”的称谓。
[2]《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24日有刘士杰先生纪念杜运燮诗人的文章《为了新品种的健康茁长,我认为需要“杂交”——访九叶诗人杜运燮》。文中提到6月11日下午对杜诗人进行了采访,认为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这不确。
[3]可参见杜运燮:《在外国诗影响下学写诗》,《海城路上的求索》,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在《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朴素的歌〉序》(1942)中,艾青在论及居住在“大后方”的教授和诗人时,这样写到:“他们在云南或是四川的小城里,远离了烽火,看不见全国人民的流离之苦与抗争的英勇,在小天井的下面抚弄着菊花,或者凝视着老婆的背影而感到人民无限幸福地过日子,他们的情感需要的是鸭绒被上的睡眠;他们的审美力早已在成见与对于新的事物的胆怯与戒备里衰退到几乎没有的程度了;他们早已失去了理解中国新诗的公正态度与评论新诗的为公众所承认的权利。”见《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112-3页。
[5]参见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收入致郭保卫的信24封,和孙志鸣的信5封,通信时间为1975年8月12日到1977年1月28日,历时约一年半,其中较多地记载了穆旦晚年的生活、观点以及心性。
[6]1994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王一川、张同道策划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在由张同道、戴定南主编的“诗歌卷”中,穆旦位列第一,冯至在北岛之后,位列第三。
[7][13]郑敏:《诗人与矛盾》,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查良钊(1897-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1939年7月,西南联合大学遵照教育部要求设立训导处,查良钊被聘为训导长,之后参与了学校的主要事务。1954年去台湾。下文中提及的堂兄为查良鉴(1905-),南开大学毕业,后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法理学博士,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1949年去台湾。资料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634页。
[10]南迁时间为1937年10月。不过,杨、杜二人记忆有所差异,杜记得是“先后”,杨认为是“一起”。关于万卫芳,据“廿七年一月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名录”(即1938年1月,此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记载,为外国文学系二年级借读学生。而在该年2月10日公布的“长沙临时大学准予赴滇就学学生名单”中,万的名字未再出现。可见两人恋爱之变故应发生在此段时间内。资料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学生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而穆旦在致杨苡的信中这样写到:“你来信提及万卫芳。我在美国时,即有友人转告,她希望见我一面,但我没有见,原因当然有几个,之一是,我已从最初的迷梦中醒过来了。她和我相识两年多,彼此写了一百多封信,我相信那是表现了她的最好的一面,诗的一面。可是她还有其他方面,虚荣和自傲和极端个人主义及享乐主义,这些恐怕就是使她神经失常的原因了。她的丈夫在美国很快就得了神经病,如今又是她。这也证明我们的生命随处乱掷。我的大学两年就乱掷于此……”从行文看,此信应作于建国之后。
[11]此文为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穆旦妻子周与良写的纪念文章,刊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周一良,周与良的大哥,著名史学家。《钻石婚杂忆》是这样载记的:“我们家大多数人对他过去的情况都不够了解,因此他每次到我们家来,当大家(兄弟姐妹十人中有六个党员,两个民主党派)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他常常是向隅而坐,落落寡欢。许多年中,我去天津,记得只上他家去过一次。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对他的态度是非常不公正的,感到非常内疚。”三联书店,2000年版,126页。
[14]1942年3月,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期间的战斗及撤退经历极为残酷,几近死亡。杜运燮则未经历残酷的撤退。另可提及的是,因经历和心性的双重差异,两人后来以此为题材的诗歌,穆旦的《森林之魅——祭——祭胡康河上的白骨》(1945),杜运燮的《给永远留在野人山的战士》(1944),可谓大为异趣。
[15]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时,曾作为翻译与罗又伦将军共事。罗又伦(1912-1994),广东梅县人,黄浦军校第7期毕业,1930年代后期以来国民党的重要将领之一。有口述历史《罗又伦先生访问纪录》行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
[16]这一点杨、杜二人又有分歧,杨认为是文艺副刊主编,杜则认为是整份报纸的主编。后,据《穆旦诗全集》编者李方老师观点,为整份报纸的主编。
[17]即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当时,杨为设立在南京的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解放前,曾短期任馆长。并在当时南京多所大学任兼职教授。资料据杨宪益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8]杨苡老师还谈到:“方应旸也就是诗人方宇晨,他后来在文革中坠楼身亡。也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当时外文局的‘造反派’特别凶。‘造反派’自然说是畏罪自杀。从当时情形看,也很有可能是被他人推下去的。那时,我哥有一次曾被安排到顶楼工作,他的一个老同事看情况不妙,马上借口喊杨帮他干什么,把他叫了下来,才没发生什么事。”方宇晨是1940年代后期上海诗坛的重要诗人之一,其诗风和“九叶诗人”相近。参唐湜:《九叶在闪光》,《新文学史料》,1989第4期。
[19]即《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刊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年谱》认为穆旦赴曼谷时间为1948年秋天。
[20]1947年10月,穆旦考取自费留学美国,因无钱,一直滞留国内以筹取学费。
[21]即中央大学。
[22]本文提及多位和穆旦有关的人名,现据笔者所能查阅的资料略略述及。赵瑞蕻(1915-1998),浙江永嘉(温州)人,与穆旦同级,初为南开大学学生,后与穆旦同宿舍,后为外国文学研究者,其回忆联大学习生活的文章收入《离乱弦歌忆旧游》,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巫宁坤(1920-),江苏江都(扬州)人,1939年入外文系,后留学美国,1951年回国。有自传《一滴泪》,[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陆智常,与穆旦同级,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杨振宁,安徽合肥人,1938年入物理学系,后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俞维德,江苏句容人,1942年入外文系。罗宗明,广东番禺人,1939入外文系,为“转学试读生”。刘世沫,据1942年6月17日联大常务委员会第220次会议记录,自该年下学年起,被聘为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专任讲师。以上关于系、级的资料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会议记录卷)、(第5卷,学生卷)。其他人,方应旸已提及,其余各人有待进一步考证。
[23]即周叔弢(1891-1984),著名实业家和藏书家,去世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24]1954年底,南开大学外文系在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会上,穆旦因准备了发言稿而被列入“小集团”。之后,穆旦在抗战中参加“中国远征军”问题被提出,并成为“肃反对象”。
[25]这些诗歌刊登于1957年《人民文学》第7期及5月7日《人民日报》。自9月始,相继遭到《诗刊》、《人民文学》的批判,次年1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旦的《我上了一课》。
[26]《穆旦诗全集》无1958年到1974年间的作品,实际上,这一时期仍有写作,长篇叙事诗《父与女》即存留了下来。
[27]刊(香港)《诗双月刊》总第39期,1998年。
[28]即《诗情常在,余韵绵绵——纪念诗人穆旦逝世十周年》,刊《一个民族已经起来》,158-164页。文中提及的穆旦信中的话是这样的:“我在目前腿的情况下(他半年前不慎跌伤,腿疾久治不愈)去北京是危险的,除非在北京的医院开刀,因为天津医院不能解决。那就可见到你们,但也许可能死掉,那就完了。目前为此不决。新年应有展望的热情……”
[29]目前穆旦四个子女均定居美国,除次女为教育系硕士外,其他三人均为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的高级医学工作人员。
[30]穆旦与周与良于1949年12月23日结婚。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在1953年12月8日。
[31]此事后有变更,据李方先生所言,《穆旦全集》现已预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穆旦在《新报》期间的不少文字将收录。不过,一个问题是,穆旦在这一时期写的文字多半未署名,收录时只能有所割舍了。


(刊《新诗评论》,2006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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