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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狂飙,打开春天的心脏——“甲申风暴•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大展”片面观

◎梁艳萍



诗之狂飙,打开春天的心脏
——“甲申风暴•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大展”片面观

梁艳萍

阳春三月,萤飞草长,由《星星》诗刊、《南方都市报》、新浪网共同策划的“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终于掀开了她的盖头,展露真容。这是对信息时代诗歌艺术强大阵容的检阅,是一届精心组织的诗歌审美艺术的盛大博览会,说它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一点都不夸张。一刊、一报、一网的互动合作模式与当年徐敬亚等人策划的《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联手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展览”相较,增添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展示平台——网络。借助网络媒体的迅速、便捷来传递诗歌的写作与创新,虽不是此次大展的发现和发明,但大展借助网络这一平台,通过报、刊、网不同的传播渠道,为诗歌接受者接受和阅读大展传递的信息,可以起到某种互动互补的作用。
诗歌大展使更多诗人、诗歌流派、诗歌论坛、民间诗刊得以浮出水面,可以借助公开发行的报刊说话、亮相,而不是停留于私下交流“地下印刷”的民刊;也使更多的普通的、热爱和关心诗歌的读者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网络了解中国大陆诗歌写作现在的行进状态,了解诗人个体的艺术创造的活力,了解诗歌梦想在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中呈现怎样的飞翔姿态。 正如梁平所言,“我们之所以把这次大展定位于‘呈现’,就是毋庸置疑地把它当作1986年‘展示’的一次接力。”“如果说,1986年的‘展示’体现了中国诗歌的春天先声夺人的勃勃生机,那么,我们这一次,就是希望把已经日渐成熟的中国诗人和中国新诗更为整体的‘呈现’出来。
《星星》诗刊、《南方都市报》、新浪网三家虽然同时进行展示诗歌,但仍然出现了某些形式上的不同。以我有限的阅读和不完全的统计看,《星星》采用上下半月合刊的形式,展示了48位诗人、22个论坛与网站、20种民刊的作品;《南方都市报》则以二十个版面展示了37位诗人、3个流派、8个论坛、6种民刊的作品;新浪则采用诗人自荐和网络编辑相结合的方式对诗歌作品进行集中展示。以平均每个流派、论坛、民刊展示4位诗人计,此次大展共汇萃了300余位诗人的千余首诗歌作品。与“86大展”介绍的“100多名后崛起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诗人阵容大大扩张,包括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写作者,他们虽然年龄、风格差异很大,人生遭际、态度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站在诗歌的艺术创造的前沿!诗人阵容的扩展反衬了诗歌流派相对缩减,此次展示的诗歌流派大大少于1986年的60家,诗人不再以群体的力量集合,是诗人的独立,诗歌的进步。诗歌论坛、民间诗刊在大展中显山露水,风头正健。
谢有顺说过:“这次诗歌大展,我们会特别留意诗歌中新的面孔,异质的精神,以及创造性的话语。在语言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语言面前,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只取决于你的智慧和创造力。”可我所看到的是较少陌生者,更少新面孔。报、刊、网不约而同地选展的诗人很多,他们或者作为个案诗人得以展示,或者作为论坛、民刊的主持人、编辑者上场。是选辑者的英雄所见略同,还是选择本身就有可能带来遮蔽?是受既有诗歌思维定势的拘囿,还是诗歌若成为观念的注脚必然给诗歌带来损害?是所谓闹得山鸣水响,乌央乌央的“诗人活动家”远远多于诗歌创作者,还是诗歌本来就属于小众的而非大众的?
如果我把报、刊、网共同展示的诗人名单开列出来,必然是长长的一大串。例如北岛、严力、孙文波、王小妮、翟永明、林莽、陈超、韩东、西川、于坚、臧棣、小海、刘立杆、张曙光、周伦佑、李亚伟、南野、伊沙、徐江、桑克、尹丽川、沈浩波、杨健、余怒、张执浩、余笑忠、鲁西西、树才、杨黎、黄灿然、赵霞、李海洲、李元胜……他们的诗作,上接“白洋淀诗群”、“朦胧诗” “文革”时期的手抄本“地下诗歌” 、《今天》,继之以“新生代”诗歌、“海上诗群”、“非非”、“莽汉”、“云帆”诗社、《他们》、“断裂”问卷、“盘锋大战“,开启当下诗歌写作多元共在、综合创造、繁荣复杂的审美态势。而这次的诗歌大展所展示的,正是撇去了当下诗歌 “众声杂语喧哗” 浮浪,坦露诗歌创作真实的——以冷静甚至是淡朴的创作态度,深切关注时代的历史变迁,执著于个我隐秘的生命体验,不露圭角的完整呈现想象的自由飞翔——“海底世界”。
我愿意就“甲申风暴”所抵达我的阅读和审美感受,略说一二。
诗人热切的眼睛,依然关注、审视着时代与历史。人作为时间境遇的生物,过去、当下、未来建构了时间的维度。人的生命在时间的维度里衰败,人的精神也在时间的维度里蜕化,旧的理念、旧的伦理丧失了活力,世界并没有因为新的变革带来和平,新的问题又滚滚而来。面对生存世界,诗人在关切、审视、批判。这种关切、审视、批判与以往的宏大叙事不同在于,诗人从身体与生活细部进入,在小型的吟述中不是指向道德的评判,而是抵达灵魂深处的疼痛。“一切都是动的,一切都有限期”(祥子)。于坚的《便条•295》,杨健的《病中草》、《清明》,翟永明的《老家》,王小妮《11月里的割稻人》、墓草的《夜》、凌越的《乡间公路》、陈亚平《为生存所思》……在这些作品中,非典、死亡、孤儿、国家、权利、自由、乡村公路、城市建设都进入诗歌写作的视野,诗歌与现实之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依存关系,不再是对象与镜子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对话的关系。在对话中,诗歌承担了呈现现实与提升现实的责任。 “三月的天空出现飞行器,/尖锐的声音在大地上刻下痕迹。/这些你看不见。看不见也没关系。/听见就可以——事物隐秘,/说明了它非正义。那些街上/喊口号的人他们的努力多么绝望,/只是把混乱的世界搞得更加混乱:/表面的兴奋——我们只了解表面问题。/真正的问题从来都穿着隐身衣。/谁死了,谁活着,谁不死也不算活,/说上一千便仍不是事实。我们听。/我们在听时心收紧——天空中的飞行器/并不理我们。它云里穿,与上帝比速度,/制造的火焰是反火焰,/它使文明不文明,道德不道德。/我们只能庆幸它没有飞到我们自己头顶。”卡尔西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索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存在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个人心灵史”与“个人生活史”的倾心描述,使个人体验更加张扬。在以往的谱系学词典里,很难找到对当下诗歌创作的具体指认,诗歌成为从诗人个人心源里流淌的清溪,汩汩涌动。在我看来,人的生命、世界有多广阔,诗歌就有多广阔。当诗歌从“人类的主体意识(大写的“人”)的觉醒到个体性(小写的“人”)的确立”( 唐晓渡《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序》)不是永恒的获得,而是澄明的征兆。诗歌的苍凉与固守不在于外在的标签,而在于内在的隐秘经验如何用语言来传达,它依赖诗人的经验与超验的双重想象力。如何使诗歌“像西北穆斯林的‘花儿’一样简单,像蒙古族的长调一样蜿蜒,像藏族的民歌一样抒情,像我的母语——每一粒汉字那样凝结”,达到无所不入的境界,恐怕每一位诗人都是走在路上的行者。西川那种诗歌语体的“散文式”写作,对曾经的存在、过往的历史记忆进行精心的捕捞,客体的体察取代了主体的幻化。让对象说话,让细节纤毫毕现,保留存在的荒诞、悖论与思绪的动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愉悦。杨健诗歌里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与感伤的格调,舒朗氤氲也悲凉痛楚。《清明节》可以成为一个标本。 “清明前/ 雨下了三天三夜。/追思者趁着雨水停顿的间歇,/ 在长河边烧纸,/刚刚烧着,/雨又落下了,/人们只好在院子里烧,/ 在凉廊里烧,/最后,只好在家里烧。/当年,祖父成分不好,/没有地方埋,/只好埋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的心/还有怀疑,/还有惊惧,/还不干净,/ 就不能作为墓地。/那些年,/祖父/不是沙沙的细雨,/就是狂暴的大雨点,/迎着窗户,/ 迎着河面,/落下来。/有时窗外的泥泞会站起来吓人,/恰似祖父的冤魂。 ”与杨健不同,臧棣的诗歌常常迷醉于从独特的个人经验的感受趋向于人类共同经验的完成,他时常使用平铺、周旋、反讽的方法,写出浸润于个人生活的时代因子。在他那里“诗应该探索道德的不道德。”“诗的强硬,只能依赖艺术。”
那么诗歌艺术梦想的种子又如何播撒在充满隔膜、疑虑的大地上?诗歌怎样开始它探险式的创造与分享式的继承?怎样在钟鼓齐鸣的同时轻歌曼舞?果真已有的“明心见性”的历史创造没有丝毫价值,必须决绝地“pass一切”,果断地实施断裂并从零开始?果真当代的实力诗人是天降斯人,没有任何“谱系承传”?“诗到语言为止”的诗人们曾发誓要“拧断语法的脖子”,刚开学习作的诗人不时号称老子“中国第一”……那么,二十一世纪的诗歌艺术需要怎样的合法阐释?商品时代诗人需要怎样精神历练?于坚的《便条•282》展示了他的见解:“竞争时代/电力统治黑夜/月亮王/已经名落孙山/在夜晚发光的诸侯中/它是最黯淡的一个/只有诗歌 依据传统”。而与此同时余怒在他2003年7月20日写下的诗歌《孤独时》的中道出了截然相反意见:
孤独时我不喜欢使用语言。
一头熊和一只鹦鹉坐在
跷跷板的两头
跷跷板朝一头翘起。很多东西
没办法称量,我是熊你们是鹦鹉。
我是这头熊我不使用
你们的语言。
在我看来,诗人的种种相反的见解,正是诗歌语言场应有的态势。说到底,诗歌是一个人的战争。因为诗歌不在是同一种声音与语言,隔膜、陌生、拒绝的存在是诗歌创作,诗歌语言成熟的表怔。在许多诗人的作品中我看到了语言修辞基础个人化的进程。的确,诗人或许曾经为某种认知理念或写作范式所束缚、拘禁过,他在心灵最深处——诗歌语言、形式、个性——终于爬出了自己,值得庆幸啊!
诗歌写作走向自我的多样性写作与综合创造的同时,出现了“听”的诗歌与“看”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写作上,我感觉是把诗歌生存引向了另一种状态,是一种诗文混编的乐章。像列奥波尔得•桑格尔的诗歌那样,弥漫着意识的流动、色彩的气息与昏沌的神情,历史的阴影与隐喻繁复交叠在一起。如南野的《我要像一个春天那样死亡》、《我曾经害怕得要命》,西川的《思想练习》、《蚊子志》,翟永明的《一个游戏》、张执浩的《内心的工地》……这里诗歌从不强行给予,而是需要去揭示。诗歌尽管触及的是我们生命和生存中最为敏感的部分,但它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语词,而是通过语词展示存在的刹那间的工时性,将陌生、新鲜的语言城堡建筑在你的眼前,让你宿命般地不知如何应答,将回声凝结在坚硬的纸张上。
    报刊网合作的“甲申风暴•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大展”已经完成了它的演出谢幕了,我喜欢利用多元的方式阅读诗歌,但的遗憾是所选诗歌并不能完全展示一个诗人的创作现状,,既定的范式注定带有某种画地为牢,视阈局限的不足。而所有这一切,编者、读者都心知肚明;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诗歌的过去时,真切地期待诗歌有美好的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好诗被阅读,被传诵,用诗歌的狂飙,打开春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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