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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人生悲剧的忘却与认同

◎梁艳萍



异化人生悲剧的忘却与认同
——林旬小说《濒死综合症》解析
梁艳萍
    
最近一段时间,总感空空如也。常常坐在电脑前很长时间而写不出几句话。既然写不出什么东西,就集中读点书吧。于是就去读瓦尔特•比梅尔的《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曹俊峰翻译的《康德美学文集》等。读累了就躺在床上看小说。韩东的《扎根》、顾前的《三十如狼》、李小山的《木马史诗》、黄梵的《第十一诫》……
林旬小说还是第一次读到,对他的生活经历与创作状况几乎不了解,因而,按照传统批评的要求,去作到知人而论世是非常困难的。仅就他的短篇小说《濒死综合症》所传达的语言信息进行解析,可以感觉到这算得上是一篇心理实验小说,是作为心理研究者进行心理实验时的疑难个案的呈现,它所展示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国家专政强权对生命戕害,是人格异化的形象演绎和悲剧性表征。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长期处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高度控制与压抑之下,社会环境密不透风,人的聪明才智不是应用于个体生命的健全,心灵的陶冶,知识的追求,理性的高扬,而是参与到、或者不得不参与到对他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治的残酷,命运的诡谲,生活的艰辛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见疑,不断倾轧。人人头上好象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不知厄运何时会降临到自己。
《濒死综合症》采用内叙述的方法,追记“我”所目睹、经历的乡村生活场景:曾经中规中矩,读书识礼的“爷”——祖父临死前的种种令人难以惑解的异常与病态,以正常或者癫狂都无法解释的种种举动。小说中,“我”既是叙事者,也是事件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我”为祖父难以溯源的疑症而焦灼,渴望探询病因,以寻找疗救的方法,但最终一无所获。
祖父出生于乱世,历经坎坷,终于“活”到了他的晚年,“活”到了相对盛世的1990年代。他曾是当地的乡绅——为人师表、德高望重的教师。可不幸的是,他在这个终于能够稍稍舒展自己身心的时代患上了致命的疾病——生理痛感的全部丧失与记忆的部分丧失。双重疾病使他生活在自己的感觉天地里,遗忘了世界曾经带给他的许多伤害,遗弃了既往必须遵循公共规则,遗忘了与公众——亲属、家族、朋友——的交流,只保留了极少的屈辱、痛苦的细节。祖父将这种种细节重新演绎为在他人看来非常滑稽的闹剧。他可以毫无愧意地把辣酱坛子当作便桶一泄而快;他忽而化装成侵华日军的模样,拿着自制的木枪对自己的连襟穷追不舍;忽而戴着自己精心做的纸制高帽在熟悉的乡村小路上奔跑不息。爷的最后时间似乎是由成人到顽童到婴儿的回归,但决不是老子所说的“复归于婴儿”的那种天人和谐的复归,而是遗忘之后的无意识复归,记忆残留的伤痛性复归。因为任何人都不知他在想什么?想要做什么?他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在完全丧失了生理的痛觉后,可以静静地观赏蚊叮虫咬,不假思索的跳沟跃壑,直到发出孩子般的喃喃自语,含笑咬碎自己的舌头……其实祖父是在逃避,在防御,他的防御是一种退型性的认同式防御,记忆残留的喜剧式防御,恐惧言语惹祸的自戕式防御,。是美国心理学家霍兰德在他的《文学反映动力学》中指出:生活的防御机制是一种无意识过程,而这种机制诸多作用中的一种就是“与进攻者的认同作用”。祖父生命完结之前的一系列行为,是一个人回归大地前夕,潜意识里对外在强制于他的人生灾难的选择性重现和认同性防御。当然这认同和防御是以记忆的丧失为代价的。惟有忘却才有欢笑,惟有忘却才能认同,惟有认同才有自戕。这是祖父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人性的悲剧。
《濒死综合症》是从患病与治病来组接小说叙事的。患病的是祖父,参与治疗的是“我”、母亲以及家族中的所有人,还有陈——一个空有满腹理论而无任何实际作用的心理医生。病人是单独的,渴望为其疗治者众多。疗治者虽然有指涉,有目标,却因为病源无处可寻,疗救无从着手而昏昏噩噩,茫然无措。清醒者惟有祖父与姨祖。祖父的“清醒”在于他无痛地生存于个我的世界,“没有记忆,没有痛楚,只有婴孩一样的灿烂的笑意。”姨祖的清醒在于他从祖父的行为看到了死之将至于。换之言,“病”在小说中已经成为隐喻。祖父现在已发的病,他人隐含未发的病;社会曾经爆发病,历史记录的病,……多种多样,层出不穷的疾病,单靠现有医学规范的姿态可以料救吗?其实,我以为力量治疗疾病不仅仅在于医生,而在于患者自身所具有的自然的愈合力量,丧失愈合力量而病入膏肓的肌体,药石是难以奏效的。只有积极的、保持活力的肌体才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否则肌体只能被动地等待死神的黑衣前来遮蔽降临。祖父如此,其他亦然。
在原始文化中,人们把病视为具有敌意的神或别的反复无常的力量的到来,这种力量人力是无法控制、无力驱除的,只有等待——在恐惧、折磨中,等待他的慈悲、怜悯、飘然离去。小说结尾时,写到祖父去世时,“林氏族众聚在榻前,一片欣喜。我们以轻快的语调传递着祖父咽气的讯息,我们还相互提醒:没有必要嚎丧。祖父之死,何其欣幸,何痛之有,我们为什么要嚎丧?”死亡来临时,家族众人也“欣喜地”认同了祖父,认同了祖父的遗忘与拒绝,认同了祖父的欣喜与无痛,认同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小说在没有悲声,只有欣喜中折射出的对异化人生的忘却与认同的悲剧意蕴在此刻真正显现出来。令人格外悲哀的是:事实一旦形成,其“起源”便被忘却,忘却的结果就是人们相信某些基本观念的历史普遍性,使这一普遍性上升到不证自明的霸权地位,由此而排斥了“非普遍性”的事物,这样,人们就可以对任何以前发生的事件进行肆意的分割、颠倒和重组。死亡的原因是多重因素综合的反映,而遗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或许是短篇小说的缘故《濒死综合症》人物性格比较单一,脸谱化和模范式的痕迹比较明显,忘却天灾人祸,不知苦痛的祖父;不理世事,只在家族大会上升表祭、行礼跪拜的父亲;会上满口官话,于“我”则倾诉苦功的母亲;只有书本符号,难解现实疾病陈……
在语言技艺层面上,刻意编织而进入小说的方言语词,不仅难以为小说增色,而且使阅读感觉隔膜,如“样款”、“冇”等词,其实可以同义词取代而不会影响叙述与阅读。因为在我看来,方言并不是小说唯一的风格特点和地域特色,从韩东的《扎根》可以理解苏北的六十年代,从顾前的《三十如狼》可以看到海南的风光,从李修文的《滴泪痣》可以寻找东京的繁华。小说语言只有与小说的人物、场景、风格水乳交融才是美的,这样,读者可以通过文本感受小说自身的语境,而不是小说现在的装置。语言的功力实在是是需要每一个作家反复尝试,不断修炼的。


                            
2003、10、5初稿
2003、10、15日大部重写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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