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运 ⊙ 黑皮书

首页 评论家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大陆新时期女性诗语考察:(下)

◎赵思运




     第三章 日与月的对话与潜对话
      ——双性同体诗语空间之共建
  
  关于性别话语的建构,大家普遍认同超性别意识:写作应该超越某种单一的性别视角,不能用纯粹的男性或女性目光看待生活,而要用“双向视角”(铁凝),要有超性别意识。孙绍先说:“女性既不应该继续作父系文化的附庸,也不可能推翻父系文化重建母系文化。出路只有一条:建立‘双性文化’。”①在双性同体(androgyny)诗语空间的共建上,双性同体哲学提供了理论支持。
  双性同体哲学并不等同于生理学、心理学上的双性同体说,而是具有人性价值准则意义的艺术哲学。柏拉图和弗洛伊德都提出过人生来有“潜意识双性化”倾向。荣格也认可“男性的女性意向”和“女性的男性意向”,他把前者称为安尼玛(anima),后者称为阿尼姆斯(animus),以避免生理、心理学上严格的雄性与雌性对立以及分类的简单性。他认为,最雄健的男子也有安尼玛,她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补偿因素,“他”常把“她”投射到女性身上;而最女性的女子也有某些心理特征证明身心中的阿尼姆斯存在,女性也有潜在的男性本质。因此性别之间的对立主要是个人内部安尼玛和阿尼姆斯之间无意识斗争的一种投射,两性间的和谐依赖于个人内部的和谐。②所以,一个人越是深入地认识自己,越具有自我的觉知,也就越了解自己灵魂所投射到的异性,也就容易做到两性和谐相处,互洽互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本主义哲学家更将“双性化”的自我实现看作人类健康的全新概念,认为人的双性化将会成为人类理想的角色模式。
  有必要再次说明,双性同体诗学不同于生理意义上的双性同体,它是一种人性价值准则。双性诗学涉及的“双性同体”概念,更多地从哲学角度理解为安尼玛与安尼姆斯的辨证关系。加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赋予诗学一种梦想性质,而梦想的实质是什么呢?他说:

  阴性与阳性的辨证关系是按深层的节奏开展的。这一辨证关系,从不太深处开始,总是从不太深处(阳性)走向深处,走向越来越深处(阴性)。……我们会找到全部舒展的阴性,在其宁静中歇息。③

  这种阴性的核心即梦想的实质,也是诗的核心和人类灵魂的归宿,是我们每个人安宁的内在起源,是我们身心中自足的天性。荣格说:“我为安尼玛下了极简单的定义,它是生命的原型。”④这是静止、稳定、统一的生命原型。这是潜藏于每一个男性和女性最深处的核心本质。热恋的男性将他在自己的安尼玛中所崇拜的所有价值准则都投射到钟爱的女性身上,同样,女性将她在自己的安尼姆斯所要征服的全部价值准则都 投射到她心仪的男性身上,这种投射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本质理想化、对象化,这种自我理想化以后便成为一种人性的价值准则,这种价值准则的介入就使双性诗学远远超越了具体的生理、心理现象的偶然性从而进入了必然的、普遍的、人性完善的艺术哲学层次。
  勃朗宁夫妇就是一个灵魂双性同体的实例和象征。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15岁时骑马跌伤了椎骨,导致终身残废,常年禁锢房中。在禁锢与孤独中她写了大量诗作。1844年她的两卷诗集的出版为她带来很大荣誉。罗伯特·勃朗宁十分喜欢她的诗,了解其遭遇后非常感动,于是在互相通信过程中产生了真挚爱情。二人不顾她父亲的反对,奔到意大利,度过了幸福的后半生。意外的甜蜜的爱情使勃朗宁夫人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与生机。《葡萄牙十四行诗》表达了二人灵魂的互渗互融:
  舍下我,走吧。可是我觉得,从此
  我就一直徘徊在你的身影里。
  在那孤独的生命的边缘,从今再不能
  掌握自己的心灵,或是坦然地
  把这手伸向阳光,像从前那样,
  而能约束自己不感到你地指尖
  碰上我的掌心。劫运叫天悬地殊
  把我们隔离,却留下你那颗心,
  在我的心房搏动着双重声响。
  正像是酒,总尝得出原来的葡萄,
  我的起居和梦寐里,都有你的份。
  当我向上帝祈祷,为着我自个儿,
  他却听到了一个名字,那是你的;
  又在我的眼里,看见有两个人的眼泪
    (《十四行诗之6》)
  罗伯特·勃朗宁与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互相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我灵魂的理想状态,才产生了灵魂的交融,“征服一个心灵,就是找到自己固有的心灵”。勃朗宁夫妇在爱情中犹如双性同体一般,两颗灵魂融为一颗,“你那颗心在我的心房里搏动着双重声响”,“当我向上帝祈祷,为着我自个儿,/ 他却听到了一个名字,那是你的;/ 又在我的眼里,看见有两个人的眼泪”,就是双性诗魂的写照。尽管二人的生命感受和诗学表现都是极其个别的和个性化的,但这一个案却具有普遍意义和象征意义,可以上升为一种价值准则。勃朗宁夫人的另一诗句:“使你的爱更博大以扩大我的价值”(Make thy love larger to enlarger my worth)可以看作两性之间相互理想化的格言。
  俄国哲学家、诗人索洛维尤说:“真正的人,具有充沛理想人格的人,显然不能只是男人或女人,而是应具有两种性别崇高统一的人。实现这种统一,创造真正的人——阳性及阴性原则的自由结合,同时保留有两者形式上的个性化,但克服了它们主要的相异性及分裂——正是爱所固有的、迫不容缓的任务。”①什么时候我们有了足够的自我觉知、把异性看作自己灵魂的折光或另一存在时,双性诗语的沟通就容易得多了,正如斯特因伯格所说:“在我们逐渐把心灵一点一点摆在一个女人身旁时,我们开始爱她。我们开始分化为两人,以前对于我们是中性而无所谓的女人,开始成为我们的另一自我,她变为双重化的。 ”②
  本章所论上面内容,只是理想化的理论状态。而事实上,双性同体诗语空间的共建有着种种障碍,归结起来,大致有两大方面:一是生理、心理方面所产生的性别差异,二是历史文化层面的性别等级。这两方面我们应当区别对待。
  先看第一个障碍,即生理、心理方面所产生的性别差异。
  荷兰心理学家拜登蒂克认为:在骨骼和肌肉方面,男性的构造基本上是直线性和锐角形的,女性的构造则是曲线的、弧状的。一般认为,阳性刚强而主动,阴性柔弱而被动,也是一大事实。霭理士以性交媾的普遍事实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两性差异:“易于兴奋的阳具所产生的反应是急遽的推动、不断的活跃、具有侵占性的霸道的活动等等,而知觉敏锐的阴道所产生的反应是比较静待的容受,被动的驯服等等。”①女性的子宫对生命是包容的、湿润的、融合的,并在这之上使生命再生。女性的这种“柔而被动”、“静待的容受”并不是一种消极,而是代表着与“刚而主动”的生命形式互洽互补的人类另一种生命形式。
  相应地,美国人一致认为的男性性格是:强烈的攻击性,强烈的独立性,直率,冒险,自信,无依赖感,支配感强。女性性格是:内敛的,内倾的,温淑的,分寸得体,感情敏感,对安全和归宿需要强,易自我欣赏,善表达温情。有一个庞培城的传说可以给我们一种启示。在庞培城火山灰下,人们发现男性的遗骸多呈向外挣扎的姿态,而女性多呈向内蜷缩的姿态。这大致象征着男性与女性的精神向度不同:男性更多地负起向外开掘、探索生存环境的任务,女性更多地负起向内开掘探索、庇护延续种族的任务,精神上有着天生的向内的热情。
  在思维方面,一般认为男性空间能力、分析能力、逻辑能力、思辨能力优于女性,缜密严谨,以理性取胜,倾向于哲学。女性在语言能力、整体感知能力、直觉判断能力方面优于男性,女性具有莫测幽深的内在生命体验、敏锐的感官感觉以及对天地万物的感悟能力,更多地倾向于文学和艺术。
  由于生理、心理的性别差异,在诗语的言说方式方面男女也存在着差异:男性诗语充满了勇武有力的气势和雄辩色彩,宏阔完整,波澜起伏,高屋建瓴,视野开阔,理性力度强,历史经验丰富,体现了男性对世界和社会的控制、操纵以及由此而来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北岛《回答》)这种坚毅有力的话语正是最典型的男性诗语方式;而女性诗语则具有私语性质、情感情绪传达的内倾性质。社会业已形成的公共意识、公共空间、公共话语都是些浸染了男性文化的术语、现象,形成强大的集体话语场,在公共文化中,男性个体尚且难以保持自我,更不必说女性的个体自我了!公共话语象坚冰一样压制着个性尤其女性个性的发展。女性诗人便建构一套私人话语、私设象征来蔑视公共话语的规范。由于社会文化和生理、心理的局限性以及男权话语的排斥,女性观察世界偏重于感觉和微观。感觉和私人经验是其书写的支点,社会历史文化限制了她们的生存空间和思考空间,缺乏阔大的理性思考,由感觉(直觉)和经验构成的世界呈片断形态,难以形成完整宏大的社会图象。诗人兼小说家林白说:“我对现实缺乏应有的感受力,因而,也缺乏判断力”,她的言说方式往往远离现实与历史:“写作就是用语词来寻找现实,对于我来说,现实广大无边混沌一片,置身于现实之中我总感到茫然和失重。”② 男性诗人往往有野心建构史诗和宏大的叙事,如海子的《太阳七部书》,骆一禾的《世界的血》,杨炼的《诺日朗》、《敦煌》、《半坡》、《西藏》,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等等,铺张扬厉,汪洋恣肆,或遨游历史,或畅想文化,气势恢宏。即使北岛、王家新等人的短诗也体现出对社会、历史、文化整合的抱负,把个人经验融入到社会历史经验之中。相形之下,翟永明的《女人》、唐亚平的《黑色沙漠》、海男的《女人》、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虽篇幅巨大,但话语方式仍是私语和独白。林白说:“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和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①这也揭示了翟永明《静安庄》的写作特点。《静安庄》不是写客观的史诗,而是以女性之躯的历险改写了知青经历,不是男性的社会化写作,不是一般意义的抒情之作,而是个人的生命史。客观历史内化为隐秘的躯体经验,预兆、颓败、疾病、死亡,渗透了女性特有的尖锐、深入、彻骨的沉痛,保持着女性诗人特有的天然警觉,使这首长诗具有了极强的私人话语性质。
  因此,男女性别之间的生理、心理以及由此而来的话语方式确实有着明确的分野。对此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籍着这种分野片面抬高男性而贬抑女性,认为女子处处不如男。终于有一些有识之士鼓励女性解放。不过,他们非常理想化地把女性争取解放的基石放在“平等”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便是最响亮的口号。但是,“平等”这一基石是否稳定呢?“平等”应该意味着人格之平等,但在实际情况中平等的标准往往是以单一的男性尺度为标准,平等的背后往往意味着女性的丧失,在这一标准上求平等,使得一些女性放弃自身的性属特质,以女强人的姿态与男人一争高低。再者,“平等”的对应概念是“压迫”,女性求平等就要反压迫、反统治。这便给人一种误解,以为女性要推翻男性统治而成为男性的压迫者、统治者,以女性的尺度作为“平等”的标准。这是历史报复主义。所以,以平等为基石,就容易陷入男女两个标准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而且,以任何一个性别为标准,平等都是一块不平衡的基石。所以李小江说:“在这个起点上,任何形式上的男女平等都只是本质上的不平等……其实,就生理差异的历史所造就的社会差异而言,男女两性在社会生存结构中是互存互补的,其利弊长短对于人自身的需求是一个不计正负的等值常量。”②那么,女性诗语的建构就要放在人类整体文化背景上,不是在差异之中强造一个平等世界,而应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石上争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谐共处、互洽互补的对应概念是“对立”,对立消失之后就会避免性别上非此即彼的“压迫”现象。女性可以颠覆男权话语秩序,但男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男性话语,女性诗语的建构与其理解为争夺男性诗语区域,勿宁说是维护并挖掘女性异质于男性的天地,这样世界将更精彩、更丰满,两性互补互渗而显出精彩从而互相欣赏。我们的理想既不是龙压迫凤,也不是凤压迫龙,而是龙凤呈祥的双性同体诗语空间。
  因此,只有将女性诗语纳入双性同体诗语空间的建构这一大背景下,女性的突围才能最终成功,才能找到最完美的归宿。双性同体诗语空间的建构之前提不是无视性别差异的所谓“平等”,而应是在认可男女生理、心理差异的基础上追求互洽互补的人性空间。舒婷的《致橡树》生动地描绘了由“橡树”和“木棉”共同支撑起的双性同体诗语空间: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 能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象刀,象剑,/也象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象沉重的叹息/ 又象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 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我们再来看双性同体诗语共建的第二个障碍,即历史文化层面的性别等级观念。
  这一障碍其实是第一个障碍的深化和延伸,在生理、心理诸方面对女性的贬抑已经积淀到历史文化的观念层次。第一章《呻吟中的突围》中已经用不少篇幅论证了历史文化层面对女性的压抑。如果说第一种障碍中说的生理、心理差异应该认可,剔除差异的平等实质是一种男权秩序,那么,第二种障碍即历史文化层面的性别歧视就要拒绝或清洗。正因为这一层面更加根深蒂固,所以清洗起来要困难得多,就不是女性单方面所能成就,而是需要两性共同努力。舒婷在散文《硬骨凌霄》中讲了很多女孩子苦于找不到“橡树”的困惑。在湖北时,一个女研究生问舒婷:“橡树在哪里?”舒婷望着那女孩,非常难过:“世界上若有九十九棵橡树环绕她成长,她们也要惘然问天:橡树在哪里。”后来在四川舒婷又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广播员也在寻找橡树。这些女孩子事实上已把男性神化了,一旦将男性神化了,就会错过现实生活中的“橡树”,而且在神化的错觉中主动地失去了自我。由此可以看出,双性同体诗语空间的共建与开拓,不能仅靠女性,同时也需要男性的觉知与男性的积极参与,只有两根半径才可能有同心圆。本文着重考察了女性诗人的自觉,现在我们附带着简单考察一下男性诗语,以期估计男女诗人是否有可能达成合题,从而共建双性同体诗语空间。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妇女解放运动,大概没有人公开歧视女性了,至少是在文化界、思想界。但在深层的潜意识中,男性诗歌文本仍不时流露出男权立场。如黄以明诗集《空间》(1996)中《女娲的手》一诗,解构了女性创世神话:

  那时,你陷身在泥土中/
没有谁阻止你,你随心所欲地/
捏,捏成什么就是什么/
不喜欢,就随手打碎

一种漫不经心的创世,结果“捏来捏去已捏出了一个/比泥团更混沌的世界”,虽然诗人旨在对浊世批判,但却把这种污浊与肉欲归结为创世时的先验性:

面对这些肉体,以臀部圆满的/
肉体(是你当年捏弄过的泥巴吧)/
粘连这双手时……/
我感到你永远也洗不净/
这种弹性的肉感

进而对女娲予以否定:“女娲,你那双又感到创世痛苦的手/ 再捏,先捏成自己吧。”女娲尽管在上古神话中是创世者形象,但在父权制的历史中,一直是男性的附庸。盘古是气势磅礴的开天辟地者,女娲却是缝缝补补的补充者,抟土造人隐喻着女性只是生育工具。她似乎是中国的第一位母亲,但我们从未称自己是“女娲的传人”,而是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我们的谱系是从炎帝、黄帝开始的,谱系起始的依据不是真正的生命起源,而是国家的权力象征、社会的统治者。父权统治下的浊世却要由一个一直居于附属地位的女性来承担责任,这里正隐含着一个深层的男权立场:男性是审判者,女性是被审判者。黄以明的另一首诗《我的方式——给这个女人》流露了强烈的“阳具书写”意识,强化了“菲勒斯中心话语”的霸权地位。黄以明的这种立场比较有代表性。
  尽管男性诗歌文本中充斥着男权话语,我还是从中发现了一些男性诗人觉知的心路历程。我首先发现了叶文福的《九女墩》、《公主坟》和黄永玉的《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他们从历史的高度写女性,肯定了她们的价值。无论抗击帝国入侵的九位烈士,背叛封建秩序的公主,还是在四五运动中牺牲的少女,都有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向往自由的天性。叶、黄在观照女性的时候,有一个鲜明特点,即以社会视角关注女性的历史身份,站在集体话语立场揭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抽去了性别本身的规定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女性本质被悬空,实质是一种中性写作。黄永玉的《献给妻子们》体现了对女性的理解,不过诗题的复数形式说明诗人关注的仍是集体性价值:“我骄傲我的祖国,/有数不尽坚贞顽强的妻子/年少的,/中年的,/白发的,/跟丈夫共同战斗的妻子。”这首诗体现了从集体价值反思向个体价值反思的过渡状态。无名作者东流的一首小诗《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诗中有意识地剔除集体价值而突出个体价值,尤其注重女人的性别观照。“光荣真的光荣了/光荣你丈夫成一座纪念碑/成一座很高很高的纪念碑/你是碑上的文字/你也很高很高/变矮的小城开始仰望你/如同仰望肃穆的苍穹”。丈夫的光荣牺牲,丈夫的价值使得妻子高大起来,在价值上这是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或者说,男性价值决定了女性的价值。“你是烈士的遗孀/你因遗孀而荣耀”,这种集体价值观念、男性价值观念其实是对女性自我的遮蔽。“只有在夜里/你才是你/你才是你又怀疑你/你怀疑你是否还是一个女人”,这种怀疑正是觉醒的起始。“女人都依偎在梦里/女人都依偎在大山一样结实的梦里/你没有梦//暗自流泪就是没人知道/没人知道就等于没流泪。”这是“闺怨”,这是女性个体失落、个体受压抑的“闺怨”,正是这种“怨”才会诞生对自我的呼唤!可以说,东流是在叶文福、黄永玉的终点上开辟了女性观照的新空间。
  由以上的简单梳理我们发现,男性诗人经历了从视野之外到视野之内、从集体话语到个体话语、从群体价值到个体价值的转化。尽管这种转化刚刚开始,尽管男性文本中还夹杂着潜意识的男权噪音,但我们毕竟看见了双性同体诗语空间共建的曙光。舒婷心中的那棵木棉(“我有我红硕的花朵,/象沉重的叹息,/又象英勇的火炬”)同样深深地植根于男性心中:

那棵天涯海角的木棉/
穿越十年的烟尘/
依然顽强地燃烧着/
  ……/
你乍现的光明与奔放的豪情/
便成为我生命中不期的亮色/……/
木棉 木棉/
你是我心中温暖的炉火/
在料峭的严冬/
你想象我有多么幸福
     (宋晓杰《木棉》)

  写到这里,一轮圆月正朗朗地照着。我想,这轮圆月不正是女性充分自我的象征吗?她曾经是一片黑暗,太阳的光辉吝啬地从地球旁投射出来,无意中形成了瘦瘦的月牙,她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随着女性的觉悟,随着男性的觉知,女性之月会越来越圆,越来越亮,最终将会是日月同辉,在浩渺的宇宙中日与月进行着永恒而平等的对话,共享人性的光辉。这种境界既是男性诗语的归宿,也是女性诗语最完美的归宿。
  
  
            结语
  
  在考察女性诗语的过程中,我一直回避着女性主义(Feminism)这一概念。因为大凡主义者,都有两个前提:一、从感觉感悟层上升到价值自觉,建构成对客观世界、社会人生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二、从萌芽状态、积累状态一直发展成为群体性的思潮,不再是单独的个人探索。而新时期女性诗语的建设尚处于探索期。诗人们从不同的方向出发,似乎在向一个方向走去,但并未形成系统而完善的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每个诗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自身也处于种种障碍之中。因此,她们的诗语实践还处于现在进行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同时,我一直回避着“女权”这一概念。Feminism的所指在西方有两个阶段。初期是女权主义,旨在争取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在法律、教育等领域与歧视妇女的现象作斗争;后期则是女性主义,强调女性自我价值的发现与实现。这一概念向中国进行本土移植时就成了两个概念即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而“女权”灼灼逼人之势容易造成误解——女权主义要企图推翻并进而取代男性统治。其实,女性话语并不是排斥男性话语,而是从对抗到制衡再到互洽互补的和谐的人性空间。同样,女性诗语的建构不是独占诗语权以排斥男性诗语空间,而是在互相交融中最终形成成熟的诗学格局。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女性诗歌目下似乎已经沉寂,说不定更是一种反思与调整,那么,我们有理由预测,在21世纪初期女性诗歌将再度崛起,以开辟完美的双性同体诗语空间。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1 〔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2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3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版。
  4 〔保〕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
  5 〔法〕伊·巴丹特尔《男女论》(陈伏保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6 〔美〕莎丽·海特《海特性学报告·情爱卷》(林淑贞译),未来出版社1998年版。
  7 〔英〕约翰·伯杰《视觉艺术欣赏》(戴行钺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8 〔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三联书店1996 年  版。
  9  筱敏《女性的天空》,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10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5年版。
  11 李军《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作家出版社1996年
   版。
  12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 萌萌《升腾与坠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4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5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6 张德厚《新时期诗歌美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7 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陈仲义《中国朦胧诗人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9 程光炜《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0 李元贞《从“性别叙事”的观点论台湾现代女诗人作品中“我”之叙事方式》,台湾《中外文学》第7期1996年12月号。
  21  陈义芝《从半裸到全开——台湾战后世代诗人的情欲表现》,台湾《中外文学》第7期1996年12月号。
  22 《诗探索》1995年第1辑,第3辑。1997年第1辑,1999年第1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3 苏者聪选注《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4 谢冕编《鱼化石或悬崖边上的树——归来者诗卷》,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25 崔卫平编《苹果树上的豹》,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26 唐晓渡编《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北京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27 老木编《新诗潮诗集》(上、下),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内部交流,1985年版。
  28 翟永明《称之为一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9 唐亚平《黑色沙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30 海男《是什么在背后》,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31 伊蕾《伊蕾爱情诗》,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
  32 叶文福《牛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3 黄以明《空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3年5月

 

©2000-2020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