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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为何与诗何为

◎苍耳





  二十世纪的现代诗学带着深刻的质疑、焦灼和挑战进入当下。在我看来,影响二十世纪现代诗学的深刻质疑或命题之一,是“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何为?”它最先是由十九世纪荷尔德林在《面包和酒》这首哀歌中发出的。直至二十世纪中叶,他的这一沉痛而焦灼的追问,才经由海德格尔的历史性发掘而赋予新的诗学意义,并引发出持续的震荡与回声。
  问题是,这一质疑至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探究,或者关注它的目光仅停留在它的悲怆表层,而没有深入到它潜藏的关涉诗学命题的更深层面。埃利蒂斯说:“对人类而言,很不幸,年代一直是贫瘠的,在另一方面诗却从未疏忽过它的任务。就是这两个事实从未间断地伴着我们在尘世的命运,两者互相制衡。”(1)这个判断不无道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无疑是所有贫瘠的年代中最贫瘠的,因为它已贫瘠到不再把贫瘠当作贫瘠,不再把神性缺席当作缺席的地步。“‘奥斯维辛’之后,谁还写诗?”阿多诺的这一反问,比起荷尔德林的发问更加惨痛锥心,但仍可视为是对荷尔德林发问的严酷伸延。人类从来没有像二战后那样面对精神废墟的遍地瓦砾。这正是海德格尔重新发掘荷尔德林这一追问的思想背景和深层根因。
   如果我们回溯人类的诗歌史,便不难发现在漫长的古典时代,不断被追问的命题是“诗为何”以及“诗人为何”,有关诗的论述便是对这一母题的寻索与回答。无论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萧统),还是“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柏拉图),“诗是整个内心世界的表现”(诺瓦里斯),中外诗人的追问方式莫不如此。然而,当荷尔德林将“诗人为何”置换成“诗人何为”时,他主要着眼于诗人“独怆然而泣下”的悲剧性处境。这与海德格尔的再度追问明显不同。海德格尔的继续追问内蕴着诗学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历史转换。
   “××为何”显然是形而上学惯用的古典式追问方式。它在黑格尔庞大的思辨哲学体系中达到了巅峰。换言之,他们不可能以“××何为”的方式进行质疑、追问和审思。仅此而言,“诗人何为”这一发问本身就具有足堪回味的划界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古典哲学和诗学是倾向于寻索“为何”的哲学和诗学,现代哲学和诗学是倾向于追究“何为”的哲学和诗学。
  如果剥离掉“诗人何为”表层的愤激指向,那么它便显露出关涉存在论的内在层面,似乎在问“诗人干了什么”。显然,海氏是基于古典诗人之“为”面临瓦解而发的,其实质是书写神性诗歌的古典之手,被二战后和后工业时代的反神性权力语境所挤压和摧折。
  在我看来,“诗人何为”是根基于“人何为”(人本)和“诗何为”(诗本)的。因为诗人同时关涉作为人的生存处境和作为诗的生态语境,二者相生相契、互为因果。舍弃了对“人何为”和“诗何为”的追究和启明,“诗人何为”便失去了依托和根据。诗人作为此在之中特殊的存在者,是“何为”的行动者和探索者。他是否敢于探入深渊去领受生存的晦暗并使之敞开,是对他这个特殊生存者的特殊考验。尽管“人何为”(“此在何为”)是存在主义哲学探究的问题,但诗人之为依然是生存的一部分,是以精神穿透存在的一部分。萨特在论述波德莱尔时认为,他像孩子一样,选择做一个犯错误的人。而撒旦正是不听话的孩子。巴塔耶认为,我们“甚至要问:这样的选择,从本质上看,是否就是诗的选择?人的选择?” (2)
  我们看到在不少论述者那里,“诗人何为”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关联着“诗何为”这一深层指向。比如海德格尔在论述里尔克诗歌的意义时说:“为了揣摩是否和在何种方式上,里尔克是一贫乏时代的诗人,而且为了知道诗人何为,我们试图将通往深渊之路上几点说明立刻标出。我们将里尔克的主要诗歌的一些基本语言作为我们的说明”,“如果里尔克是‘在一贫乏时代的诗人’,那么,唯有他的诗歌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诗人何为?”(3)
  准确地说,在现代诗人写作的过程中,“诗何为”和“人何为”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并最终以文本形式来回答“诗人何为”:它在多大程度上开启了人的存在和语言的存在,它在怎样的向度上使诗歌传统得以重构和再生。罗蒂说,“无法成为一个诗人,就等于无法成为一个人,就是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描述,执行一个已先设计好的程式,或顶多只是根据前人写就的诗作,写出优雅的变体而已。因此,要追根究底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原因,其惟一的方式是用新的语言诉说一个关于自己的原因的故事。”(4)
  当我们将“诗人何为”“诗为何”与“诗何为”加以融贯地考察和透视,可以清理出如下必须加以反思的问题:
  其一,追问“诗人何为”则必须追问“诗何为”和“人何为”。在这里,“诗何为”的主体是诗本身,而“人何为”的主体是诗人。诗歌创造活动是双重主体互应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关乎写作者作为主体的感受力和思悟力,关乎他的写作行为对于存在者和诗史的意义。另一方面关乎诗歌本体的形式感、语感和创新维度。囿于“人何为”必有这样的危险:因过度张扬写作主体的支配作用而扼制诗歌本体意志,最终使“诗人之为”浮离于诗歌自身的呼吸与展延之外。囿于“诗何为”则可能导致对历史语境的拒斥从而游离于时代之外。以此来反思中国古典诗学和近代诗学,其根基中明显缺失对“人何为”的追问。而在对“诗何为”的追寻中,从“言志”到“言道”到“言玄”,从“言情”到“言象”到“言禅”,走着一条越来越虚无化的演化线路。这两点是造成中国古典诗歌自唐宋以后就陷入停滞,而进入近代后在内涵上依然难逃僵化的主要原因。张志扬先生认为,“近现代史上,中国较之世界,其痛苦的深重,唯犹太民族可比。但察其表达痛苦的文字,诚如鲁迅所言,多在‘激动得快,消失得也快’之间,……它并非某一种个性所为,而是一个民族所为,尤其是这民族的汉文字所为,于是有问:痛苦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5)
  那么,诗人应该怎样直面和处理人性无法回避的疼痛?怎样使“语境”“超越”“审美距离”不再成为对当下现场的遮蔽和过滤?怎样使“现实”“真实”不再成为扭曲诗本和语言的堂皇借口?在我看来,人、历史、语言和诗歌的关系,是一组互为主体的能动系统。当它们相互进入、相互沉浸并在多元系统中突现文学话语自身时,才构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本体事件。最近二十年的当代诗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要么追求一种拒绝历史、淡化生存的纯诗写作或者游戏写作,以至于出现以能指堆积太厚为特征的大面积语言浮肿、过剩现象;要么追随历史主义的复燃而贬斥文本的自足自为性,话语主体先在地被历史或政治、道德所决定,因而也就很难保证他不成为权力话语或主流话语的操纵者和受动者。
其二,“诗为何”这一单维度发问,预设了一个孤悬在上的抽象的诗的本质,高不可及而又秘不可言。弗·史雷格尔说:“诗的定义只能指出诗应当是什么,而不能指出它实际上曾经是什么和现在是什么。否则,最简要的定义就会是:诗是某个时代和某个地方叫做诗的东西。”(6)弗·史雷格尔陷入的矛盾无疑具有普遍性。他将诗性的抽象本质(“应当是什么”)与诗的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本源(“曾经是什么和现在是什么”)隔裂开来。前者是诗性的恒定性和同一性(诗为何),后者是诗性的变构性和差异性(诗何为)。长期以来,批评家们大都以这种隔裂的方式进行追问,使得这一形而上的悬疑越来越虚妄、怪诞和他者化:诗歌成了宣教、布道、煽情、立言的载体。当最终有人断定“诗什么也不是”时,人们仿佛兜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先出发的地方。事实证明,这一古典式追问方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它对诗之抽象本质的承诺和索求,是以轻慢或遗忘当下形式/言语的根性与生成性为代价的。这如同古典形而上学只追问理论的根据,而从不追问根据的根据一样。古典性诗人大都满足于固守修辞法和格律程序就别无他想了,现实主义诗人满足于固守所谓“现实”“真实”“典型环境”等概念便别无他顾了。这样一来,诗本体不是滑行于表面对称的意向链而难以潜入构图和现场相纠结的多维语境,就是被宏大而森严的“历史逻辑”所冲垮,水银泻地般消弥于他者权力黑氅的皱褶之中。
作为关涉诗的变构性和差异性的追问方式,在我看来,“诗何为”正是回答“某个时代和某个地方叫做诗的东西。”进而言之,它甚至关涉某一首诗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传承链条间对于诗的存在意义,关涉诗性之根是否生长在它所生存的“某个时代和某个地方”的泥土中,关涉无法被批评模式整除的个体写作所呈现的错综差异的“余数”部分。同样,诗人追问“人何为”的潜在意义在于,一个诗人应当怎样将人性和诗性提升到对等的、相互渗融的境地,应当确立怎样的个体写作理念,从而将变构性赋予当下诗歌潜藏的可能性,对形式、语言和文本进行创造性地解构和营建。
  中国诗坛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对“诗为何”和“诗人为何”的追问,已被诗论家们置换为“写作为何”的叙述和命名,置换为分类学意义上的两项对立式的命名关系。诸如“青春写作”和“中年写作”,“流派写作”和“个人写作”,“神话写作”和“反神话写作”,“学院写作”和“反学院写作”,“白色写作”和“红色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不及物写作”和“及物写作”,等等。尽管“写作”一词具有行动、过程的积极意味,但每一种写作模式都试图建立一种理念范型和解释权力,并不惜为此展开一番并无多少意义的争吵(“争论”似乎还谈不上)。这其中已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偏执中的浅薄倾向,并一直拘囿着诗学分析的视野和判断质量。在占山为王式的诗歌批评版图上,对“诗人何为”的追问被遗弃了,那些探索“何为”的诗人和诗作被埋没了。一句话,对“写作为何”的命名和叙述,是以轻慢和舍弃当下诗人“写作何为”的横出旁逸为前提的。这是造成当代诗学批评一直在张冠李戴地沿用或借用他者范畴和概念,而不能根据发展着的当下写作实践归纳新的诗学范畴和概念的原因。同样,它也是造成当代诗学批评中伪问题、伪命题迭出的重要土壤。比如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鸣,以及围绕“口语诗”展开的争执,都是游离于中国现代诗学之外的伪问题。这些争鸣的焦点在概念内涵上可能相互交叠、相互平行,因而所谓双方的“对峙”是虚假的,如同拳击擂台上站着的不是对手,而是一对情人或者两个稻草人而已。谁能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实际上不是站在“同一个战壕”里呢?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几分滑稽。至于有关“口语诗”的争执,只涉及诗歌的语体问题,且在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新诗运动中就已解决了。因为当时处在古典诗日益僵化的情势下,语体问题突出地成为妨碍中国诗歌前行的“瓶颈”。世纪之末重开类似的争论,只能将现代汉诗和诗学批评拉回到比较低的起点上,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可言。如果争论者稍微关注一下当下诗人和诗歌之“何为”,我想他们理应感到脸红:现代汉诗在将多种语体多种语式融铸成汉诗的质地和韧度方面,早已将“口语”能否入诗,以及粘贴其上的“先锋性”等问题甩到爪哇国去了。由此可见,九十年代的诗歌批评领域,“诗为何”与“诗何为”,“写作为何”与“写作何为”存在着潜在的隔裂与对峙。
  其三,追问“诗为何”并非无意义。虽然它具有只可显现不可言说的性质,但在理论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言说它,依然是历代诗论家和诗人乐此不疲的事。可以说,“诗为何”永远带着不可穷尽的虚无之“何”,既显又隐、亦显亦隐是它的本性。“诗歌的本质是自由和开阔。每一首诗都是诗歌的重新定义。没有终极性的诗歌定义。如果把诗歌捕捉到概念里,那是死的、假的诗歌。”多多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诗自身作为不以他律为转移的自主、自足的本已存在,它的腾展和集收、敞亮和隐藏、嬗递和持存,都存在着秉承自身意志的一面。正因为此,“诗为何”才构成类似诗的“边界”之物。而谈论“边界”本身必跳到边界之外,但这是无意义的。这如同在象棋规则之外谈论“马”的走法无意义一样。
  “诗何为”关涉写作的“何为”和文本的“何为”,是在创造性写作中所生成的独异之“为”,同时它是介于形上和形下之间的形而中。“诗何为”只有不断偏离或悬置既定的“诗为何”,才能不断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而“诗为何”才能如月亮盈亏似地生成和消长,突现和敞亮。这如同你问“斧子为何”一样,斧子究竟“为何”,你不妨去看斧子“何为”罢,看看它的本质怎样在斧起刃落中闪耀、迸响,看看持斧者独异之姿瞬间凸现出来。一些诗论家认为,最近二十年的诗史经历了从“不及物写作”到“及物写作”的演进。前者无疑深受巴特“不及物”写作理念的影响,后者受所谓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持续波击。那么,“及物写作”是否真的概括和反映了九十年代写作的真实面貌?一窝蜂的新历史主义真的压倒性地改变了现代汉诗的写作?当我们深入到错综复杂的写作现状中,便不难发现正是“不及物写作”的诗学积累和形式磨砺,使“及物”和“不及物”得以在写作的更高维面展开与交汇,词和物,虚构和真实,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得以纳入到相互关联、辨析与修正的视界和过程之中。换言之,“及物”与“不及物”在诗歌结构和语言中是不稳定的,在个人写作中尤其不稳定。比如,形式构架上的“不及物”,与潜藏在肌质和词语细部的“及物性”是统一的;“及物”与“不及物”交替出现,或者“及物”从“不及物”中慢慢显影出来,“不及物”为“及物”制造了特殊的氛围,等等。传统意义上粗暴的“介入性”在现代诗中很难找到了。代之而起的是在“及物”与“不及物”之间渗透与闪烁。如果没有“不及物”对“及物”的有效制衡,当代汉诗的叙事性和及物性都十分可疑。
  其四,追问“诗何为”和“诗人何为”,尤其要防止滑入实用性或工具性的泥坑。例如,“‘奥斯维辛’之后,谁还写诗?”阿多诺这一反问显然存在这一嫌疑。诗歌不是机枪大炮,更不是救无辜死囚于奥斯维辛的解放力量,甚至它也无法防止新的“奥斯维辛”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诗和诗人没有存在价值。在我看来,将诗和诗人逼到悬崖上去“审问”,非但无助于显现诗的本质和可能性,反而将它逼到更加阴暗的窄道或死路上去。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庄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不器”和“无用”不仅关涉“道”,更关涉形上之物的本质特征。一旦“器”了,“有用”了,君子不是沦为工具便是格禁死了。我以为,“不器”和“无用”同样适合有关诗和诗人的判断。回答“诗何为”和“诗人何为”之命题,一言以蔽之便是:诗“无用”且“不器”,诗人亦是,故而有“大用”,成“大器”!细辨之,“无用”乃诗之道体,“不器”乃诗之形体,二者合一才能回答“诗何为”以及“诗人何为”。须强调的是,“无用”和“不器”的内核是独抒性灵、自由逍遥之精神,是与天地同流,与万物为一的博大气度。
   总而言之,“诗何为”与“诗为何”组建着诗之本体论结构的核心,并与人之本体论(“人为何”与“人何为”)合二为一。因为“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具有相似之处,这使艺术品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朗格语)。我想,这也许就是爱伦堡对愤郁自杀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如此评价的原因:“她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朱湘认为,“诗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新的;它便是人性。诗的形体则是一代有一代的:一种形体的长处发展完了,便应当另外创造一种形体来代替;……诗的本质是向内发展的;诗的形体是向外发展的。”他认为,《诗经》《楚辞》,荷马的史诗之所以打动几千年后的读者,“是因为它们能把永恒的人性捉到一相或多相,于是它们就跟着人性一同不朽了。”(朱湘《北海纪游》)诗之本体与人之本体相生相契,诗之本体的敞亮是对“大道”的触摸与融贯,是对人的根性之存在方式的揭蔽。“诗何为”作为显在,“诗为何”作为隐在,二者实为灵肉合一、一体两面之关系。
  应该说,现代汉诗的写作已进入到这样的层面:对诗之为诗的本体性追索,悄悄溶解于对写作自身、操作技巧和语言的重新考量,对历史语境和形式语境之关系的多向审视,着意于不同块面、文体、话语的多维组合。虚构和自在、词和物、言和意、想象和真实、传统和现代、文本操作和阐释等关系,成为现代汉语诗人思悟并呈现生存、写作等多重意蕴的基点和切口。一个自觉自省的现代诗人,始终面对着“诗为何”和“诗何为”所共存之“何”,并冒险探入那令人迷茫与迷思的深渊。追问“诗为何”而遗忘“诗何为”“人何为”固然是古典诗学的先天畸症,但仅据“诗何为”而阉割“诗为何”“人为何”之形上追索,则是标榜“怎么都行”的后现代诗学的内在病灶。对今人而言,重要的是接过两个世纪以来的追问继续追问,以自本自根的诗之所为回应与铭刻这个时代。
注释:
(1)埃利蒂斯:《受奖演说》,引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21页。
(2)巴塔耶:《文学与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3)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4)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3页,
(5)张志扬《小札:汉语言的能说与应说》,转引自《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第110页。
(6)转引自《欧美诗论选》,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二○○○年九月作
二○○六年三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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