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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缺失与新时期湖北作家及创作

◎梁艳萍



            文化的缺失与新时期湖北作家及创作
梁艳萍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中国)


摘要:新时期以来,湖北文学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并非无可指摘。本文着重从文化、艺术和审美精神的视角对新时期以来湖北作家的创作进行批评性阐释,着重从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的匮乏;独立品格和创新意识的迷失;艺术追求和审美意蕴的低标等方面,揭示作家在文化水准、审美追求和艺术表现方面存在的失缺及误区,期望为未来湖北文学发展提供思考。
关键词:湖北作家   批判思想  理性精神  独立品格  创新意识  审美意向
    
    Abstract: Since1978,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Hubei’s literature, which is well-known but not beyond reproach.  In this article emphasis is put on th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creations of Hubei write during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creations of Hubei writer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on revealing the writer’s defects in cultural, standard, aesthetic pursuit and art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rt and aesthetic spirit: the lack of critical awareness and rationality; the loss of independence and creative consciousness; the low standard of a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in order as it is hoped to provide food for thou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bei literature.
Key words: Hubei writers    critical thinking   rationality    independence    creative consciousness       aesthetic intention

    湖北好称“文学大省”,新时期以来,湖北作家的创作成就赫然可见。与他省相较,呈现三个方面的明显特点,即:获奖作家人数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在全国重要报刊发表作品的比率高;作家队伍在不断地扩大,仅创作来看,在国内知名且为文学界肯定的作家较多:并且有部分作家曾在代表全国创作水平的奖项中榜上有名。以文体进行不完全统计,即可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诗歌方面的曾卓、易山、罗高林、熊召政、高伐林、王家新、南野、张执浩;散文创作的碧野、田野、王维洲、李华章、徐鲁、华姿;小说方面的刘富道、杨书案、方方、池莉、刘醒龙、刘继明、邓一光、陈应松、岳恒寿、文浪、唐镇、映泉、王石、李修文、叶大春、胡发云;报告文学有徐迟、刘富道、祖慰、涂怀章;戏剧方面的李冰、沈虹光……1978—1980年刘富道的《眼镜》、《南湖月》分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1979—1980年首届全国新诗奖之后,在国家级的奖项上湖北作家屡屡中的。易山的《我忆念的小山村》1981年获全国新诗奖,李叔德的《赔你一只金凤凰》1982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方方的《风景》1987年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田野的《挂在树梢上的风筝》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刘富道的《人生课题》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获茅盾文学奖,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池莉的《心比身先老》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奖,沈虹光的《同船过渡》获“文华奖”,田天的《你是一座桥》获“五个一工程奖”……我们在为湖北的文学创作成就而兴奋,为作品的获奖而欣喜,为新秀的脱颖而出喝彩的同时,切不可为表象的荣耀所陶醉和遮蔽,而关闭了透视的X光,忽视了湖北作家在创作深层次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将以小说为对象,以个人的一孔之见对湖北文学创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青年作家的创作进行批评性阐释,旨在检视其中存在的问题,抛砖引玉,见教于方家。
  一、 批判思想和理性精神的匮乏

    与时代的精神文化素质的低迷、萎顿相契合,伴随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过去的理想、观念、思想体系破灭,新的尚未建立之前,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的匮乏已经成为必然的现实。在社会生活呈现不尽合理想的状态下,许多作家审时度势,知难而退,主动地卸却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理想,摇身一变成了主流价值和“时代”文化的合法阐释者。在创作中,不是表现出对理想强烈的追求和崇高的迫切企慕,以博大的襟怀、高尚的人格、执著的精神埋身于抵抗之中:抵抗不合理的存在;抵抗现实中的封建、专制、邪恶;不是崇尚科学精神,追求人道主义,人性关怀;“通过我的神秘的祭品、我的作品使得处于边缘的人类不至于坠落下去……自愿成为了一个赎罪的牺牲品。”(萨特《词语》)而是满足于获奖,满足于出名,满足于稳定的经济收入下安逸的生活,思想停留于农民小生产者和小市民的自给自足,庸俗狭隘,在“弃圣绝智”的时候连“道”也一起抛弃,既不存在真诚的“虚无”,也没有所谓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的努力和勇气,甚至不愿意睁了眼看取“惨淡的人生”,应和着来自庙堂的和主流文学的声音,对于现实存在的不合理表现出极大的认同、欣赏和赞美,义无返顾地将文学艺术降格为承载具体社会生活问题的工具。
    在具体的作品中,不是放逐精神理想,张扬物质生活经验,鼓噪“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就是强调一切都是命运,冥冥之中“上帝”之手在操纵安排一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每种活法都有自己的定数”;(《定数》)明明知道“一片芽子一把雪”,几亩地才能采制一斤冬茶,而且还要带来次年的减产,就是不敢去公开抵制,只好一个人周身寒彻地以自家的牺牲换取对村民的体恤;“现实的诱惑使理想主义的斗志顷刻间化为乌有。” (《狼行成双》)为了维持贫穷的乡镇的正常运转,为了经济的发展,就放弃理念,姑息甚至纵容象洪塔山这样的罪犯肆无忌惮地贪污、强奸;而劳苦的百姓也只能“深明大义”地放弃做人的基本权利,为“上级领导”,为“改革的阵痛”,为不正常、不合理的社会存在“分享艰难”。(《分享艰难》)面对现实存在,主体的批判精神、理性精神淹没在“金钱神话”的浊浪中,灵魂失去了思想的居所而异化为责任伦理掩盖下的卑微的欲望,理想主义、浪漫精神成了倍受嘲弄和耻笑对象。在权利、市场话语的主宰下,除了从精神的向善向美的理想中跳出来,作为利益主体的个人在世俗的幸福要求、生活要求和责任要求面前屈从,接受命运的拨弄,接受金钱的蹂躏,接受生活的现实,接受不合理的存在外,别无选择。无论是印家厚(《烦恼人生》)、孔太平(《分享艰难》),还是肖济东(《定数》)、李樯(《别让我感动》),无一例外地向现实举起了投降的双手,展示着“工具理性”驱逐了终极价值和与之相应的信仰体系后,演化出的对于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的关注。与此同时,对于知识分子崇尚的自由、平等、竞争进行世俗化、市民化的消解。知识分子成为挑战和批判的对象。尽管许多作家目前已经从各种渠道获得大学以上学历,但童年时的自卑仍然时不时幽灵般地冒出来,压抑、扭曲着心理,使他们感到:“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翻身之日。”(王朔:《王朔自由》)因此,对知识分子张扬着“批判精神”。把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理性精神、修养操守,背负的沉重,思考的深刻不是简单地拆解为固守陈腐的传统,平庸、刻板、虚伪,既不敢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又不愿接受新事物的洗礼,矛盾、彷徨、裹足不前,是饱学了人类知识反而疏远了人类的落伍者,就是阐释成难以忍受科学研究的寂寞,白天装出道貌岸然的学者风范,在弟子、学生面前传道、授业,夜晚走出学校大门,顾影自怜,哀叹未尝“人间烟火”,忽然发现了的“人生虚无”,迫不及待地要打破以往的持重、刚毅的“伪善”,抓住机会,享受“一夜盛开如玫瑰”的快感。“那些知识分子算个鸡巴!” (《父亲是个兵》) “我起这个具有哲学意味的篇名,也只是故意地显显自己的学问:……然后就是蒙蒙那些见了唬人的题目才读作品的评论家。”(1)在他们笔下,知识分子往往是形象猥琐、灵魂卑怯、思想僵化、心理阴暗、行动迟缓的落伍者。在这种情感的关照下,知识分子不再是个性独立、自由追求的象征,不再是理想的乌托邦精神的文化符码,而是有关过去历史、道德、理想、意义等死亡时代的夸张力量的表征。这种批判不是“巴尔扎克式”的对贵族嘲笑,也不是“狄更斯式”的人道主义揭露,而是社会“转型”时期作家在实用主义、“工具理性”支配下悖离人文精神,批判意识之后,理性精神失衡的显现。
    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各种观念、思想层出不穷,其中既有进步的因子,也有腐朽的谬种,更有许多是一时难以断言的现象,“ 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末他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2)文学艺术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承载具体社会生活问题的工具。文学首先是对于社会的剖析,不粉饰时世的艰难,不回避生活的矛盾,充满着对于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也昂扬着正义和批判精神。而这一切又是我们许多作家所欠缺的。    

           二、  独立品格和创新意识的迷失

    回顾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对历史进程中的新旧事物同时射出双向审视的目光,这目光也许是困惑的,也许是悲悯的,也许是犀利的,但终究是穿透与超越世俗的拷问式的。加缪笔下的西西福斯与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相比,虽然已经不再具有神圣和崇高的质感,但却浸透了对于存在的荒诞本质的抗争。西西福斯以抗挣、拼搏的方式为生命的说明,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情感力量,他的艺术震撼力在空旷、寂静的生命中留下了巨石轰然滚落的余响,向世界展示了作家的独立品格和创新精神。当“未来的没落宣告了今天的降临,对今天的思考,首先意味着恢复批评的眼光。”(帕斯:《对现实的追寻》)作家的批判意识,是其独立品格和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缺少独立品格和创新精神的作品也许可以因其应和了某一个时期的功利目的或需要而喧嚣一时,但时过境迁之后,必然被淘汰、被湮没。
    80年代后半期以来,“新写实”文学以其消解精神性生存为主旨而大行其道。湖北的方方、池莉虽然审美情趣,创作心理、话语方式迥异,却一同被标举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家。90年代,“新现实主义”大旗高扬,刘醒龙又当仁不让地座列首席。同时,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岳恒寿的《跪乳》,刘继明《前往黄村》、陈应松《羵羊》、王石的《寻你到永远》,胡发云的《老海失踪》,文浪的《别梦依稀》,叶大春的小小说在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发表,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揭示了湖北小说弄潮儿创作的现在进行时。其中,有张扬理想,倾注浓烈感情歌颂母亲的慈爱善良,父亲粗犷威猛的浪漫制作;有满怀热望,锲而不舍地执着寻找,却在寻找中历尽创伤的普通人形象;有描写社会的底层挣扎求生的百姓况味的佳构,有展现人类以发展的名义毁灭自然生灵的寓言式作品……揭示了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革,商品经济大潮席卷而来时,湖北作家的迷惘、困惑、体悟、思索,分析作品可以勘察,许多作家对于现实多了激赏、赞慕、认同、无奈,少了批判、指摘、拒否、抗争,可谓瑕瑜互见。
    梅特林克在《沙漏》中指出:“物质失落的一切,被精神获取;精神摒弃一切,返归于物质。”(3)物质与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犹如鱼与熊掌,取耶?舍耶?往往能体现作家的精神志向。世纪末的当下,作家何为?是坚持固守、不放弃知识分子的理想,以文学创作的独立品格批判封建意识、腐朽思想以及庸俗的市民哲学,还是屈尊降贵、主动地迎合社会变化?迎合主流意识,迁就世俗喜好而不加以审美的提升,甚至为了某种的功利需要,为了一己的私欲“创作” 应景时髦的作品,刻意鼓噪庸俗的市民哲学。一头扎进“大众”中,就像扎进蓄电池一样,成为“一个装备着意识的kaleidoscope(万花筒)”。(波德来尔)
一些作家可以说是编故事的好手,艺术的探索与创新却捉襟见肘,有的从国外作家那里直接提取、仿效,如:“意识流”、“新小说”、博尔赫斯、卡夫卡……有的与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缺少差异,如:苏青、沈从文、贾平凹、陈源斌、李冯……有时候甚至与其他作家讨论文学创作时,听完别人讲的故事,就灵机一动,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进行自己创作。这些现象固然可以理解为英雄所见略同,作家选取相同的题材,运用相同的创作方法而导致,可实质是作家的储备——生活准备、思想准备和文学准备——不足,急功近利,缺乏独特个性和创新精神的外在表现。如果作家主体的独特感悟从创作主体性的位置上抽离,在文本中建立精神和艺术高峰的希冀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跟着生活的节奏指挥棒,亦步亦趋,创作仅仅停留于对现实生活的表层反映、记述,作家没有与叙述对象拉开审美的距离,写出的作品就不可能是独特的、创新的和审美的杰作。
    如果以“五四”作家与我们的当代作家比较,可能由于时代的关系不大好比,但仅就知识尽管来看,其中的差异极其明显。“五四”以后鲁迅等一代作家,一般来说旧学的功底都很好,通典籍,工经史,民族传统文化的营养溶化于血液骨髓。他们拥有了雄厚的文化知识基础后,游历海外,博览西学,自然把外来的营养消化得很好。对中外文化的深刻了解和批评以及兼收并蓄,使他们的创作活力无穷,他们以独立品格和创新精神创造了一个民族文学的辉煌时期。留下了回味隽永的作品和艺术形象。如阿Q、吕维甫,周作人的美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钱钟书的《围城》……49年以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作家逐渐为工农出身的人替代。我们现在从事创作的大部分作家出身于农民或市民家庭,学历较低,读书不多,虽曾进过大学,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但“童年情结”导致他们的境界到目前为止却依然拘囿于农民或市民的狭隘,缺乏超越的视野,缺乏“合目的”的善的认知,缺乏审美的提升。有时完全凭借情感和想象臆造历史和生活—帝王、贵族、知识分子—的境况,“创造”出一些怪胎式的人物。如《一夜盛开如玫瑰》中的苏素怀,《大学故事》里的某些教授、学者,以为这就是独辟蹊径,自成高格,就是发现、创造。殊不知在“抖掉两千年的霉气”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甩掉了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艺术的创新和审美的追求,斩断了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连接。胡塞尔强调:不要为了时代而放弃了永恒。这里不是说作家不应该为时代服务,而我们的一些作家恰恰是极其自觉的为时代服务时,把文学艺术的永恒追求丢进了爪洼国,丧失了独立品格和创新精神而从不自觉。

三、艺术追求和审美意蕴的低标

    学艺术作品作为作家创作系统的终端,是创作者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的外化。审美的失落和错位一方面是历史积淀和时代潮流对于作家的冲击和桎梏,另一方面是作家自身的审美心理、审美情感、审美追求滑坡的结果。作家审美心理的偏狭,审美情感的粗糙,审美追求的低标,必然带来艺术水准的下降。其主要表征为:人物形象塑造的简单和模式化,叙述方式的机械和呆板,语言的浅直和粗陋。
如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由于作者过分地迷恋于宣泄浪漫情感和英雄情结,而丧失了艺术“尺度”,所以在人物性格的开掘,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失缺了理性的审视、理智的批判和审美的关照,显得粗疏、滞涩,缺乏美感。关山林和乌云形象的塑造最为明显。对战争的宗教般虔诚、狂热,使关山林像一个执拗、偏狭、迷狂而又长不大的孩童,在经历了战争、和平、建设、“文革”之后,仍然天真一派,传奇有加。他不会思考,不顾客观,不信真理,不怕失败,不懂温情,不惜一切,俨然一个被“理想”——战争、打仗——异化了的“单面人。”即使在战争中,关山林也不能算作审时度势的杰出指挥员,只能是一个草莽武夫。他的敢打、敢拼,决不在敌人面前低下头颅的荣耀是用无数战士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士兵不想当元帅就不是个好士兵,”而一个盲目拼杀、好勇斗狠,嗜血狂热,视士兵的生命如草芥的“将军”又如何能算得上是人格健全的将军,理想主义的英雄?是战争的“极端经验”导致了关山林的非理性狂热,并把它带到了和平年代。乌云与关山林难分轩轾,她爱关山林,理解、宽容他的一切,包括粗鲁、野蛮、过失和不可理喻。在关山林面前,乌云虽然曾对他的愚蠢、自私、背叛有过斥责,但许多时候还是放弃了起码的理智,正常的思维,甚至独立的人格,一切以关山林的意志为转移。乌云似乎不是一个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素养的成熟女性,倒像是一个“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的裹脚老太。邓一光小说中的英雄语码,是作为他的理想人生和精神家园的象征出现的,可“英雄”并没有使我们感受生命的苍凉,理想的丰满,壮美的崇高。却因了《我是太阳》和他的某些作品,如《大妈》等读出了封建意识和男权思想,“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之类的传统意识依然那样根深蒂固。我们历来把“精神”置于身体之上,把群体置于个人之上,把家国置于生命之上,因而藐视生命、藐视人性,藐视人道主义精神成为思维的定式。在世纪末的90年代,这个幽魂依然四处游荡,桎梏着精神和社会许多方面。由于审美意识的误区,封建思想没有因遭受批判而有所收敛,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承传和张扬。
    刘继明的《我爱麦娘》。写麦娘来到海滨的村庄,开了一家按摩院。此后麦娘成了这个村庄男人注目的焦点。村民福奎见到麦娘后就放不下: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时,眼睛真的差点儿从这眼眶里跳出来,半天合不拢嘴。
我的确惊呆了。活了大半辈子,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他简直象下凡的仙女一
样。我就差点儿没有跪在地上了。那会儿,我双腿发软,要不是村长老昌在场,我说
不定真的跪下了。事情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我还在仔细回想当时的情形,脑子里象过
电影似的,放了一遍又一遍,也不觉得厌倦……”

    就是这样一个让村里的男人日思夜想,难以忘怀的女人;让村里的女人嫉妒得发疯的女人;在村里掀起轩然大波的美到极致的女人,却被人说成是身上长满了梅毒的妖孽,男人倾慕她的美貌却不敢走进她的按摩院。她成了金钱交易的产物和结果,是商品化时代金钱交易的牺牲品。在刘继明的理念中,这个时代,真正的美已经失落了。美犹如虚无的幻影,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幻觉中。没有什么能逃脱金钱的主宰,没有什么能逃脱商品的交换法则。现实中美已经被商品时代的金钱法则毁灭,我们所能见到的美其实是金钱交换后留下的美的废墟。
    在叙述方式上,小说叙述节奏和故事的节奏保持协调一致的情况却很少见。很多小说的内在的节奏——作者所叙述的故事的节奏,被它外在的节奏——作者叙述的节奏控制了,也就是故事本身的节奏被叙述故事的节奏掌握了。其实,对于小说其故事的内在节奏才是根本的,重要的,它主宰着小说的发展趋向,决定作品的美学价值。我们在小说创作中看到的最多的情景却常常往往如此:很可能故事是惊险和紧张的,而叙述却是平静的,舒缓的,反之亦然。《狼行成双》是一个寓意式的短篇小说,故事紧张而激烈,叙述却徐迂、舒缓。“极”简单而独立,“派”的狼多势众。两派瞬间相遇又即刻分离。“派”中两只狼相互依从,面对挑战配合默契,身陷困扼相互扶助,为了不使对方受到人类的伤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表现了一种悲壮的美感。可是,与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里的阿克巴拉和卡什柴纳尔比较就感觉到其中丰满与单一、和谐与参差的差别。《分享艰难》本来可以平静地叙述,但在小说中却紧张而局促。孔太平走到那里,叙述就紧紧跟上,事无巨细,一览无余。既没有内外节奏协调一致,又缺乏精心剪裁的驾轻就熟,文化内聚力的淡薄,将导致作品在时间向量上的延续力和渗透力的弱化。
“语言的生机与华美自有一种文化的衬托,二者互为表里。语言的松懈、散漫、随便、媚俗、驳杂不纯等等,说到底,还是由于文化底蕴的萎靡不振。”(4)许多作家实际是在进行一种“还原性”写作,还原“生活”,还原粗鄙化的口语。如《烦恼人生》、《风景》、《分享艰难》《何处是我家园》、《别让我感动》等等,当作家的笔走向随意、走向本能,文学的社会性就越来越稀薄,小说的动物性就越来越浓厚,官能的感受过多切入,人性的审美就无从深入。文化底蕴的不足,使一些作品的语言粗俗、浅露、直白、随意成为阅读无法跨越的障碍,而与美感分道扬镳。 “有时候他(公狼)太严肃了,跟七月的太阳似的密不疏风。”(《狼行成双》) “她(宋晓燕)觉着应该把她感到的蹊跷和猜测告诉刘冰,如果以后的情况印证了她的猜测,她甚至可以和刘冰联手整治杨坤山。她看到由她把杨坤山诱到一个密室。她看到杨坤山一进门就猴急地拥上来,她媚态百状地任他抚弄。……她看到他手忙脚乱地要上来脱她的衣服。不嘛,你先脱,我要你先脱,我要。”“杨坤山晃着肥胖的身子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双胯间那个罪孽深重的硕物像个不能启动的旧钟摆”。(《寻你到永远》)这种不事修饰,直而露、浅而俗的语言表述俯拾即是。
    由于知识的局限,在写作中出现的错讹也不胜枚举。例如:《神崖》里有这样一段:“翌年,胭脂河一带闹瘟疫,。一位染病的老翁爬到望夫崖下,准备悄悄圆寂。……”“圆寂”是特指佛教僧侣的辞世,非俗家人为了求得解脱而寻觅死亡的途径。《一夜盛开如玫瑰》中夜半值勤,面对飞车惊愕失措的交通警,以及50年代篮球场上的三分球,用高粱米做的窝窝头……作家不应该因为创作的数量而忽视艺术水准,更不应由于自我感觉的限定而不愿反思,对创作存在的失误和不足听之任之,现在依然,将来依旧。
    从湖北作家的创作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写什么”对“怎么写”的制约,对于某些作家来说,任何一种“非文学”的努力,任何一种“非文学”的角度的发挥,都比艺术努力容易获得影响。但这种影响与艺术永恒的生命相比毕竟是暂时的,或者就是过眼云烟。作家如何避开“轰动效应”、市场空间、主流评价等世俗的诱惑,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努力地提高创作水平,更新知识结构,重组话语符码,使自己沉静下来,真正地浸润于审美的、艺术的氛围,不断探索,追求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很值得深思的。
    曾记得一位美国哲人曾经这样说“宁与柏拉图同悲,不与槽猪同乐。”愿我们的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张扬人文关怀和理性精神,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水准,坚持文学创作的独立品格和创造精神,在未来的文学中创作治愈现在的“贫血”症状,走向审美更高的境界。

    
     注释:
(1) 方方:《何处是我家园》,《花城》1994年第5 期,第5页。
(2) 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3) 梅特林克等著:《沙漏——外国哲理散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7月版,第7页。
(4) 蒋孔阳·郜元宝《当代文学八议题》,《上海文学》1994年12期,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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