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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立场——从葛红兵《悼词》说开去

◎梁艳萍



              
                   我  的  立  场
                        ——从葛红兵《悼词》说开去
                                  梁艳萍                
      青年学者葛红兵于世纪末在《芙蓉》发表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写一份悼词》(以下简称《悼词》)。两份“悼词”如投石击水,在世纪末文坛再掀波澜。细读“悼词”,我虽然对葛红兵文章中过多地宣泄感情、感性,一味地逞才使气;缺少对于作家、作品深入细致的解读、品评和客观的、扎实的探察、考据;过于苛责作家的不完美,不无懈可击,过分强调文品与人品联系,论述中思维与某些提法的杂糅含混不以为然,但我还是深感其中提供了值得珍视的丰富的话题。我对葛红兵对于二十世纪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激情指斥深感认同,同时也为他的真诚、犀利、敏锐和胆识击节。“我不知道除了赤诚的心灵冲撞与坦率的言语态度,除了对文学的热爱而无所顾忌的直陈己见,还有什么正当的批评态度。” 我想:如若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真挚的爱,不是为当下和未来的文学能出现人格健全、品质卓越的大师而焦灼,而忧心,仅仅是出于个人功利的目的,葛红兵完全不必以他的偏激的沉痛,片面的深刻去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较劲,对某些人心目中视为神明的鲁迅、钱钟书以及众多作家从人格到文学创作、文学语言、审美境界方面存在的缺陷、误区、错失口诛笔伐,竟然认为二十世纪文学差不多是一片“空白”,以触目惊心《悼词》来祭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葛红兵的《悼词》发表后,文学界评说者众,正视其价值或赞同者寥寥,批评、挞伐之声四起。批评本来也是正常的学术争鸣,无论态度如何激烈,语言如何刻薄,都可以阐述自己的一家之言。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很多批评者在批评葛红兵的《悼词》横扫一切,随意“解构”历史,“学识素养”、“学术姿态”、 “学风和文风”存在严重问题同时,所使用的也不是其自奉的严谨的学理研究和严肃的文本批评,认真发现、仔细推敲、分析《悼词》存在的学理、知识的悖谬、错讹,站在理性精神的高度坚持文学批评的基本的价值标准和参照原则,进行平等、自由的对话、讨论,而是以文学裁判自居,运用话语霸权抡棒棒、“亮红牌”,大有把《悼词》的作者罚下讲台,逐出文坛之势。有的在葛红兵的学位、职称方面言语相谪,训斥有加;有的冲发一怒,骂骂咧咧,没有了温文而雅,更缺少“费厄泼赖”。有批评者告诫葛红兵,“单纯的纠缠与叫骂不是文学批评,它失去了文学批评的理性精神而成为了感性或某种欲望的俘虏。”恰恰有些批评者自己是以叫骂替和纠缠代替批评,以意气的发泄取代学术的探讨。这让我想到起周作人的感叹。 “昔者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曰‘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周作人散文钞·废名序》)在新世纪到来之时,我们尤其应该警惕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悲剧,回到学术的讨论中来。我愿用伏尔泰的话与文学同仁共勉:“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要用生命来保卫你说话的权利。”

在我看来,葛红兵批评立场的转变并非偶然。我注意到:从99年第4至6期在《小说评论》发表《世纪末中国的审美处境——晚生代文学论纲》起,葛红兵的文学批评观念已
                
     梁 艳 萍(1960年4月— )女,山西大同人。湖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现主要从事文艺创作美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文艺争鸣》、《文艺评论》、《当代文坛》、《文艺报》、《文论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经开始发生变化,他对于“晚生代”暧昧、颓唐、倦怠的“午后的审美”,沉湎于酒吧、迪性格软弱无力,没有人性中正义、忠诚、献身、义务等“永恒的力量”,情节碎片化的批评,要求“透观历史轮回,将人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境遇联系起来的思想的写作”,在“在文学文本的有限性中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无限意志,并且同时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宿命以及对于命运的悲剧性抗争。” 基本显现了葛红兵的文学立场和艺术评判尺度演变的端倪。葛红兵由“晚生代”、“后先锋”热情鼓吹者摇身一变为激进的、守节的“道德卫士”,二十世纪文学祭奠者,是可以寻到其思想脉络的。
关于《悼词》所指出的作家问题,我觉得既与我们的历史、时代、道德的有关,也与作家自身的经历有关。因为 “文以载道”、“功用诗学”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学而优则士”的道路一朝被阻断, 知识分子就失去了依附。徘徊、迷惘、痛苦、犹豫在所难免。加之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特定发展进程中,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不发达,致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对于哲学、社会学、道德方面许多的思考,不得不通过文学艺术来进行表达,文学艺术被视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一直处于时代的中心,不可能真正做到文学之为文学,艺术之为艺术,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不幸和悲哀。文学艺术的创造者——作家——知识分子作为带有“原罪”的异己者在本世纪的一大段时间内,称呼之前被冠以“资产阶级”,其位置是固定的,是被教育、改造——革命的对象,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与权力者和上层社会对话、对抗的立场、意识和可能。矛盾、尴尬的悲哀处境,严重地制约着作家——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行为。严酷的生存环境,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道德捆绑式的“密切”关系,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和审美判断,过分强调文艺的革命性、阶级性、政治性的现实存在,使作家——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反省现实社会的同时,病态地举起锋利的解剖刀,不断地刺向自己,不断地反省自身——赎罪。这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毋庸讳言的历史真实,其中的例证真可谓俯拾即是。
即使是优秀如鲁迅,思想深处也存在着极为深刻的内在矛盾,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表现为执著启蒙又怀疑启蒙,鲁迅直至晚年仍然肯定地承认“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但是,鲁迅又确信中国“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于是他犹如一匹“受伤的狼”, “经常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在文学——杂文创作中,常常睚眦必报,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双刃剑,在杀伤对手的同时,又极大地伤害了自己。意识到桎梏又突不破桎梏,敏感到障碍有难以冲破障碍,噩梦醒来无路可走的困窘,我们都可以在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药》、《孤独者》、《铸剑》等诸多作品中找到踪迹。
葛红兵在《悼词》中认为鲁迅精神中缺少与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相同一的内核,“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我认为葛红兵有一定道理,但又感觉似乎不大确切。鲁迅出身于封建大家庭,在宗法家长制的社会中度过他的童年、少年、青年,立雪章门,谙熟古籍,传统思想自然不可能完全抛到爪洼国去。留学东瀛后,接受进化论和西方哲学思想,开阔了视野,形成了独到的对世界、人生、社会、历史观。可是,当自己飞了一圈又飞回来,回到故国之后,面对阴霾的天空、生活的重压,长子、长兄的责任,无爱的婚姻……鲁迅在痛苦中犹疑、选择、取舍,渴望寻找一条适合的道路心灵的承荷已经到了极致,产生了思想深处在某种程度是上可以说是机会主义的因子。鲁迅在文学、美学思想上的功利与非功利的动摇,取舍标准的变化;在《文化偏至论》中对“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指摘,对“民主”、“科学”的隔膜,对民主共和体制的怀疑,对斯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的分析与批判;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为秦始皇鸣怨,认为他与攻陷亚历山德府的阿拉伯人、希特勒之流不可作同日语,秦始皇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而后者是断不能作出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业的;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于李斯的赞誉,以及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妥协的“聪明”态度:断然拒绝李立三希望他以真实姓名发表文章骂蒋介石要求;他晚年与周扬等“左联”领导人的关系和斗争等等;而这一切,或许可以昭示鲁迅思想矛盾、彷徨、猜忌、绝望和他破坏、斗争、改造的内在欲望动因。
鲁迅身后,40年代以降,无论是客观环境还是主观心境,都使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为外在强加于己的“原罪”(非工农出身)所恐惧、所不安、所异化,“以‘思考’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停止了思考,知识分子和劳动大众的关系更是由启蒙和被启蒙倒转成了被教育者和教育者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人格彻底地被挤压而萎缩,被“驯化”或“半驯化”,成为依附于无产阶级——工农政权的“驯服工具”。无论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的讲话》,确定文艺为的工农兵唯一方向;还是50年代以后作为文学原则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都把特定历史条件(战争环境中)下为取得的胜利,统一思想、度过难关而进行的文艺清理的基本思想无限扩大,任意引申和推广,成为评价和平时期文学艺术,对待知识分子的标准。文化——政治一体模式的形成,严重地制约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以知识分子为基本力量的作家队伍最终被以工农出身的人取代了。” 受物质条件、家庭环境、教育程度、文化艺术素养的限制,40年代以后成名的工农出身的作家,在文学艺术创作、审美品质方面均呈现平面化、简单化的倾向。49年以后,一切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准则,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知识分子落入了被强行改造和群体“自遣”的境遇。“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时代的落伍者”,这样的谴责与自我谴责,从报刊、杂志和许多知名作家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检讨、文章中不断流露出来,成为一个时代宿命的象征。“向人民靠拢”,“改造思想”,是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唯一选择和出路。50年代,“胡风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三家村”文字狱式的冤案;“文革”中对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全体生命、思想和艺术的摧毁性打击,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文学艺术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痕。    
文艺的管理者把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文艺的特定功能的要求无限扩大, “政治化”成为文化人——作家共同现象。简单的“理想”,庸俗的“审美”,盲目的服从,巨大的遮蔽,使曾经风格各异的文学艺术家日益趋同。作家无法也不可能找到“以人为本”,发挥自己优势的文学创作的实践之路,只能是被动地、机械地、努力地、言不由衷紧跟形势和图解政治、政策,紧张地关注现实,极力作出适合它的反映,生怕一着不慎,使本来就乖舛的命途更雪上加霜。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等,除去鲁迅过早辞世外,其余的著名作家有的不得已无可奈何地搁下了自己手中的创作之笔,如沈从文、废名……;有的虽然仍在写作,却也战战兢兢,束手束脚,左顾右盼,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思想、创作和以往的作品,甚至再也无法达到或超越自己的过去。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何其芳……没有哪一位作家的创作在艺术造诣、审美意蕴方面达到或超过自己40年代以前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正是不断损害中国人的艺术创造力,降低他们艺术境界和鉴赏品位的历史。”
文学艺术没有国界,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评价二十世纪中国的作家、作品,不可能关起门来,以我为中心,自说自话,自我陶醉,只能以异国的文学艺术作为参照系,因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就是说首先要看清自己,光靠自己看自己的不可能看清楚的,那就要有一个他者的存在。用他者为参照去除遮蔽,在与他者的对照中看清自己——在与异质文学的对比中见出我们的特质,我们的缺憾。如果平心静气地去探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薄弱、不足是昭然若揭的。我们至今没有令世界瞩目的文学大师,也缺少世界一流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的作家在创作中,不是表现出对理想强烈的追求和崇高的迫切企慕,以博大的襟怀、高尚的人格、执著的精神埋身于抵抗之中:抵抗不合理的存在;抵抗现实中的封建、专制、邪恶;不是崇尚科学精神,追求人道主义,人性关怀;“通过我的神秘的祭品、我的作品使得处于边缘的人类不至于坠落下去……自愿成为了一个赎罪的牺牲品。”(萨特《词语》)而是满足于“弘扬主旋律”,满足于获奖(为了能够获奖不惜修改作品),满足于出名,满足于安逸的生活,思想停留于农民小生产者和小市民的自给自足,庸俗狭隘,在“弃圣绝智”的时候连“道”也一起抛弃,既不存在真诚的“虚无”,也没有所谓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的努力和勇气,甚至不愿意睁了眼看取“惨淡的人生”,应和着来自庙堂的和主流文学的声音,对于现实存在的不合理表现出极大的认同、欣赏和赞美,义无返顾地将文学艺术降格为承载具体社会生活问题的工具。列宁指出“每一个艺术家和一切自命为艺术家的人,都有权自由地从事创造按照自己的理想而不听命于任何人。”文学艺术的自由,取决于感受自由,写作自由、阅读自由,对于文学艺术创造的限制,实质上是创作者在自己精神自由受到贬抑的同时,也贬抑他人的精神自由。因而,葛红兵在两份《悼词》中所阐述的我们在一个世纪中存在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局限、缺失值得引起反思,以为未来的文学艺术创作拓宽道路。  
    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他能够自由、独立地思想,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行进,“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鲁迅)葛红兵《悼词》的价值正在于此。黑格尔参加赞赏过这样的话:“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会起飞。”虽然黄昏以后将是漫长的黑夜,但屏住呼吸悉心感悟,猫头鹰带着高傲的情怀,以犀利的目光打量着暗夜,探察看不到的深渊,无声地振动着的翅膀,是在引领我们向着黎明的方向飞翔。
“吾生之梦必迎着醒来写作/那个说‘是’的人,必靠修改自身过活。” 文学批评家最应该做的,就是促进社会对文学的感应、理解和创造能力。作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或批评家,在保持思想的稳定和成熟的同时,应该不断地思考和修正自己,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张力,是文学批评的活力之源,愿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始终保持一份严肃的终极关怀,保持自我反
省的心力,远离自满、庸俗和投机,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殚精竭虑,奉献自己。

                                                      (全文5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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