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艳萍 ⊙ 漫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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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李修文访谈录

◎梁艳萍



之所以如此
           ——李修文访谈录
                    粒子

粒子:我记得你以前长发飘逸,颇有摇滚歌手的气质,像个艺术家(笑),如今变成光头后却似一个托钵修行的僧人,什么原因使你削去长发呢?因为创作?还是……
李修文:当然不是因为创作,呵呵。我过去的确是留长头发,有一段时间,我就像《滴泪痣》里的那个“我”一样爱喝啤酒,所以开始发胖,如此一来,每天早晨刮胡子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就觉得厌恶,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写作的人。刮光头的念头是突然涌起来的,三分钟想定之后,就马不停蹄进了理发店。
粒子:我读过你的大部分作品,我感觉你以前的作品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青春的理想激情和反叛的姿态解构经典文本,另外一类展现现实生活的作品,多是存在对人性的压抑的逼仄。如今的《滴泪痣》与那些作品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我想知道,是什么促成了你的转变?
李修文:之所以如此,是我非如此不可。我听命于自己的内心写作,过去是这样,以后无疑还会这样进行下去。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但是有一点肯定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感情——感情的“感”,感情的“情”。从前年开始,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要求我写感情,写人性,写和我祖母长得差不多的街头女丐,写和我姑姑差不多境遇的失业者,写出他们的爱和怕、希望和恐惧。真的,我准备一辈子献身于此。而《滴泪痣》正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不同的是它是爱情。
粒子:我感觉《滴泪痣》里流淌这浓郁的“我”的色彩,请问,“我”的经历是否与你自己曾经的生活有关?
李修文:是的,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有过一段偷偷跑到日本去的经历。那时候,我在你现在任教的大学读书,但是厌学,退学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想让我父亲不高兴。峰回路转,因了一个机缘,我偷偷去了日本,但是从我踏进北京首都机场的一刹那,我才知道自己写小说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完了。”那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肯定呆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回来。”事实也和我预料得差不多,呵呵。的确,我在日本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哪怕只呆一天,或者一小时,就已经足够了。
我在那段日子里过得极端封闭,独来独往,有性格的关系,有语言的关系,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感知能力会异常丰富,直至很久以后我想起那段日子都会觉得很黑暗,也很温暖,所以,我写《滴泪痣》的确是不吐不快。
粒子:对,你这么说我也就能确认自己的感觉了,我总是感到你的《滴泪痣》写作状态很特别,怎么说,特别的冲动,好像内心有什么特别的情结,非得把它倾诉、宣泄出来,不然就不得安宁一般。
李修文:的确如此。有时候,我在路上走着,想起那段日子,想起女主人公“扣子”的原型,就觉得难以平静,但是我知道自己迟早都是要写的,那个感动我、我相信也能感动读者的小说就在哪一个时段或地点里在等着我——真的,就一直这么觉得——写这样一部小说就是我的命运。
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还能使自己平静下来,可是慢慢就不行了,越往后写,我就越是动感情,N次哽咽,数度泪下。因为我总是在后半夜写作,所以有很多个后半夜,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坐着,就仿佛走在东京的某条幽僻的巷子里。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天色刚刚蒙蒙亮,我压抑住激动,在阳台上抽了一支烟,命令自己睡觉,可是根本就睡不着。
写完之后,书稿开始在小圈子内流传,许多人,尤其是女性读者,其中包括我尊敬的两位女同行:《高跟鞋》的作者朱文颖,还有现在在美国的周洁茹,都告诉我她们看哭了。我的责任编辑也是一位女士,她说编辑此书时也读得不得不经常需要去卫生间洗脸,我告诉她:“我就是要写一部读了让人哭出来的书。”
不过,你也知道,《滴泪痣》和我此前的作品完全不同,甚至也不会和我以后的作品相同,这样的小说,我可能再也写不出来了。
粒子:你既然说到“扣子”的人物原型,这也正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扣子”确有其人吗?如果有,能否介绍一下小说背后的人物啊?
李修文:小说里的“我”是没有的,而“扣子”的原型千真万确存在,她和“扣子”的性格、脾气、音容笑貌如出一辙,“黑”在日本,在可以看见的将来里是看不见她的任何前途。我对她的感情,更像是一个弟弟对姐姐的那种感情,当听到有人在背后谈笑她,我那时候就觉得特别愤怒,心里也很疼。这种情怀你可以从《滴泪痣》里轻易看出来。我离开东京之前,她已经被入国管理局的人盯上,只好先走了,据说去了北海道,走之前我们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从此之后她就不知所踪了。我在写作《滴泪痣》的时候,脑子里经常想起她,总是想“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接下来她会有怎么样的一辈子”这样的问题。唉,造物弄人罢了,你说对吧?
粒子:好,不说这个了。从《滴泪痣》中可以看到上野的樱花,秋叶原的街景,东京御苑和新干线的速度,从而散发出非常浓厚的日本文学的韵味,你喜欢日本文学?你喜欢日本文化的那些方面?茶道?剑术?文学家呢,喜欢川端、村上、大江,还是谷崎、芥川,夏目?
李修文:对于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我不是喜欢,而是很喜欢,但是我极端不喜欢日本人,既有民族偏见,也有个人原因。有时候我想,假如日本是一个只生活着日本作家的国度,大和民族是否也会由此变得可爱些?
我喜欢日本文化中那些阴柔、妖艳、甚至糜烂的部分,这其中自然包含了茶道和剑术,你必须承认,日本人在阴柔之美的发现能力上,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你提到的这些作家,我都喜欢,同样还有你没提到的泉镜花、森鸥外、安部公房,甚至写侦探小说的横沟正史,都是我喜欢的。其中我能生出特别感情的是谷崎润一郎和村上春树。喜欢谷崎是因为他的影响几乎已经深入到了我的血液之中,诸如对“爱与死”主题的迷恋和赞美,对“青春和衰老”的探究,可能会一辈子纠结着我吧?喜欢村上倒是更多从喜欢他的短篇开始的,比如那个杰出的短篇《象的失踪》。读《挪威的森林》当然也很早,几乎有十年了,后来又读了很多遍,每次都觉得不失望,现在,据说《挪威的森林》已经成为了许多小资们的必读书,于是许多人就又故意避而不谈了,我倒觉得无此必要,我可以确认自己会一直喜欢下去。再说,一本书拥有更多的读者,又有何不好?
其实,我最喜欢村上的原因,是他谈起写作时曾说起过这样一段话:“我写作时,总有一种想把自己的悄悄话讲给某处一位朋友的心情,理解的人自然理解。”这是我看到过的同类描述中最好的一句。
粒子:据说《滴泪痣》就是《挪威的森林》的翻译者林少华教授写的序言?
李修文:是啊,实话说,林老师欣然命笔是我此前不曾想到的。书稿完成之后,出版社希望有个序言,也算是对近些年出书无序言的一个小小的反动吧,我也觉得别致,心里马上就想:如果林老师来写这个序,无疑是最适当的人选。
我绝对不是通过《挪威的森林》才认识到林老师的,早在他翻译东山魁夷的作品时,因为我喜欢日本文学的关系,就一直特别留意林老师的译文,并为之迷醉,其后,他翻译的夏目作品,包括比较冷门的,我都尽可能找来读过。其中自然也包括他倾尽半生心力一直在翻译着的村上全集。
后来,出版社请到了林老师,他读完了《滴泪痣》,给予了肯定,并以他一贯优美的笔触写了《注定滴泪的爱》这篇文章作为序言,我的确感到非常高兴,说大受鼓舞也不过分。谈起林老师,我的一位朋友说过一段这样的话:“我一直怀疑村上的文笔没那么好,而是林少华翻译得好。”
粒子:那么,你觉得《滴泪痣》可能畅销吗,如果成为畅销书你高兴吗?你认为它的引人之处在什么地方?
李修文:叫我怎么说呢?它能不能畅销远非我能控制,但是我希望它畅销,一本书拥有更多的读者,并以此获得属于它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呢?我想没有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畅销吧。反正我希望。但是,我想说的是,《滴泪痣》既能经得起冷落,也担当得起畅销,这个底气我还是有的。
《滴泪痣》的引人之处可能是我在文字里营造出的伤感,或者色彩感?也有可能是我所宣扬的那种不离不弃、甚至从一而终的爱情?我也说不清楚,对于一个小说来说,一千个读者大概会有一千种说法。但是,如果读者被打动,他们肯定会在一件事情上和我达成统一,这也是我一再宣扬的:因为自身的残缺,我们需要爱,有了爱,我们或许会因为爱而变得更加残缺,但是,我们仍然需要。
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耐心的读者,我敢保证,只要他有耐心读到一半,他就一定会像看到过这本书的人一样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粒子:让我们把话题回到作品本身,你在小说中说“我知道,这平常的所见里,隐藏着我们的爱和怕,还有永不复还的青春”,青春的情感与肉体的矛盾、纠葛是非常纯净的吗?你怎么看?
李修文:如你所说,“情感”和“肉体”以及两者之间的纠葛,如果是限定在“青春”这个范围里来看,那么我认为,它们不光干净,而且非常干净。我赞美青春里的矛盾、纠葛甚至幽暗的部分,我觉得那是生命力的象征。
我总觉得,我们不光要用脑子去感受,也要学会用身体去感受,因为这是最逼真的经验。比如在《滴泪痣》里我也写到过性,我就告诉自己,你怎么想就怎么写,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就像写吃饭、郊游一样去写性,结果还算满意:我所写的性正是我想写的性。
其实,对于那些提倡“身体写作”的人,我有一部分甚至是赞同和赞美的,我不喜欢那些把时尚和媚骨故意文学化的文字,我称之为“小报色彩的想象力”。只可惜我没有可以用来写作的“身体”啦,我要是有,也像他们那样干,呵呵。身体,多么好听的一个词!
粒子:《滴泪痣》里的主人公都是漂泊异乡的孤独者,他们的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许多小说在写留学生如何暴富,成功,而你的小说却写的是他们的另外一面,寄居、寂寞,被躲避警察抓捕,如扣子;被疾病折磨,如阿不都西提;你怎么这样写?出于什么考虑?
李修文: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滴泪痣》里的“我”只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就学生”,而非一个“留学生”,可以这样说:我从一开始就特别留意不让别人将这个小说与所谓“留学生小说”相提并论,我讨厌极了,可以说是“成长小说”,也可以说是“爱情小说”,但如果有人说我写的是“留学生小说”,那他肯定在侮辱我,呵呵,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吧?
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你略有存款,有一点狂想,出国游玩一趟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之所以写日本,无非是想写“两个异域沦落者的绝望之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和其他写“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作家毫无本质上的不同。必须承认,我在写《滴泪痣》里所有人物,尤其是写“我”的时候,压根就忘记了他在日本干什么,因为他和“扣子”的爱本来就已经越过了世俗界限,春风沉醉,仿佛全世界都和他们没关系。
我之所以这样写,就是因为我对自己要写的一切相信,并且想一想都觉得感动。
粒子:作为70年代出生的作家,你与同龄人有什么不同?与前辈有什么不同?
李修文:在别人看来,我大概能算做这个年龄段中还不错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但我的梦想显然不止于此。唉,还是拿我自己跟自己比较、让我自己和我自己较劲吧……

(梁艳萍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邮政编码 430062)

(《滴泪痣》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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