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艳萍 ⊙ 漫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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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游性: 散文的闲暇美

◎梁艳萍



“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文化、文学的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梁艳萍

内容提要:
“闲暇”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美学范畴,是他关于美与艺术沉思的积淀。“闲暇”是一种包容着智慧、中庸、愉悦诸文化因素的审美的精神生活,是把特定历史时间的真善美溶为一体的自由境界。世纪之交,散文呈现出“闲暇”态势。闲暇之美集中地体现于作者可以自由地撷取世界、现实、人生的一景,在认识对象的同时也认识自己。不仅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对象,而且也在对象中间找到自己,达到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多侧面地展示自由的灵魂对情、理、爱、欲的体认和思索。
关 键 词:优游 闲暇  散文 审美  
Abstract:
One of Aristotle’s aesthetics category is leisure which is his thinking sediment on aesthetics and art. Leisure is spirit life of aesthetics judgment which contains all kinds of culture, such as wisdom, the golden mean, pleased, and freedom state which fuses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in the special time. In the joint of two centuries, the prose presents the trend of leisure. The aesthetic feeling of leisure reflects several parts, that is, author could reveal an episode of world, reality and life freely and know the objects and himself. He could not only know the objects by objects but also find himself by the objects. The author could show that free soul ponders on emotion, reason, love and lust.
key words : leisure  prose  aesthetics
散文是与时代精神变迁、文化主潮、背景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文学样式,散文所包容着的是立体的世界,繁复的生活、纵横的人生、变幻的命运的显现。散文的哲思、表情、议事、绘世都难以完全摆脱其置身于其中的时代、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回溯世纪之交散文的来路和其所展示的艺术风格,可以看出:先秦诸子散文只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遗存,百家争鸣,激情贲张;魏晋六朝散文自然是文体自觉时代人格觉醒的昭示和文体独立的明证,“师心”、“使气”、任其自然而又缤纷洋溢;唐宋散文张扬“文道合一”,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奉为圭臬;明清散文直祧唐宋,诸派纷呈,为散文发展书写了新的篇章……到20世纪末,没有了战争的硝烟,远离了枪炮的搏杀,抛却了文字冤狱,虽然仍有许多难尽人意之处,但文化氛围相对宽松。在相对安定祥和的世纪之交,“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1]孟子所谓“闲暇”,指的是安定和平。当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可以站稳脚跟,政治相对稳定,国民比较安泰,文化氛围相对宽厚时,人格文化的健全、业余时间的增加,欣赏愉悦的多样化,都成为散文勃兴的最好机遇。散文这一后备性,边缘性的文体由边缘逐渐向文学的中心汇聚,各种风格的散文并存,不同风格的散文作家济济一堂,显现出一种闲暇之美——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主体凸显,智慧悟识,创作风格多样,成为散文的现在进行时。
闲暇作为一种美学范畴,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是他美学沉思的积淀。与孟子规定的政治安定的“闲暇”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的“闲暇”,是指人们在劳作之余有充分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关于时间与人生的、审美的思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的智慧适用于闲暇时期。”[2]闲暇是艺术创造的必要条件,也是艺术产生的社会根源之一。有闲暇,才会有真正的艺术。“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3]可以说,“闲暇是一种包容着智慧、中庸、愉悦诸文化因素的高尚的精神生活,是把特定历史时间的真善美溶为一体的自由境界”,[4]世纪之交与亚里士多德提出闲暇之美虽相去已二千余年,却从许多方面彰显出闲暇美的特征。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崇,逐渐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觉自愿地的行为选择,人们通过审美的陶冶,受到灵魂的洗礼,使自己仿佛有新的生命在主体的灵魂中诞生,使人不断以新的姿态、新的视角审视世界与现实,自我与他人,主动地投入当下的生活。这种审美的更新显现着生命的进步,也是对美的追求的必然结果。
“人类生存的根本方式,就是广义的精神生活。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精神生活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每个人的精神状态,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又是现实环境的必然反映。”[5]散文艺术作为联结人类心灵的文学样式,必然反映了作者的精神世界,表达着作者内心深处的美学追求。就世纪之交的散文而言,闲暇之美集中地体现于作者可以自由地撷取世界、现实、人生的一景,在认识对象的同时也认识自己。不仅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对象,而且也在对象中间找到自己,达到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能够在散文中写实相、求真理、说真话、抒已情。不同的美学追求:哲思的、素朴的、绮艳的、粗犷的、细腻的;多样的艺术手法:写实的,虚幻的,传统的,先锋的,意识流的,蒙太奇的……不同主义思想的学者——钱理群、葛兆光、陈平原、王晓明、南帆、陈超、谢泳、林非、林贤治……不同创作主张的作家:贾平凹、余秋雨、汪曾祺、周涛、史铁生、张承志、李存葆、张锐锋、刘亮程……同时在世纪之交的散文艺术语境中迢遥而来,“恍如邀友同享欢宴”(荷马诗句)一般,共聚于同一时空,组成了世纪之交散文色彩斑谰的风景线。
世纪之交的散文,不再象五、六十年代的散文那样,仅从社会政治的层面去“反映”生活,而是多侧面的、交叉立体地展示、表现着生活。因而“它更富有生活实在性和思想深刻性,更强调一种普遍的永恒的情感和精神”。(秦晋语)浸透于散文中的往往是智慧的结晶,人生的意趣,理性的追求和心身的愉悦。我们可以通过解读散文的作品看出其端倪。
金马的《心态三弹》共有三个小节:分别是“万人如海一身藏”、“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心态之争与中和之美”。人如何摆脱盯注别人,也为他人所盯注窥探的烦恼?首先,“自己看重自己”。然后,“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为‘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杨绛语)这种超然和淡泊的,不是人人都可以领略得了的。至于那“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求得“中和之美”的“智慧交往的最佳姿态”,则是人人希翼获取又不断追索的一种和谐,是审美心理之中久久积淀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良知与宽容的人生境界,是人类应该归属于其中的至美之境。世事沧桑,人一已的遭遇不可能脱离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人生千姿,周围的人总会是父母妻子儿女朋友。散文所表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的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一些共相。但对于一个个体生命来说,则是,“一树一菩提”,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成道”的方式。共相可以让你有惺惺相惜的愉悦,而殊相的独特又有给予自己的一份仅属于个人的欣喜。当你获得那闲暇的心境,不就仍拥有一分美吗?
汪曾祺曾直言:“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我就是这样的诗教里长大的。”[6] 因此,“此我更有意识地吸收民族传统的……我追求的是和谐。”[7] 汪曾祺的散文有些平淡,有些家常,可他也象沈从文一样,是以“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他的散文不仅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息,也展示着学养深厚的大家风范。他的《随遇而安》,把逆境中的遭遇用平常心写来,出入于情世间又不失生命感性的体验,深得道家的谦冲之道,与杨绛的散文风格颇有近似之处。如写他摘掉右派帽子,在农科所协助工作时有这样一景:

我的“工作”主要是画画。……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
我在马玲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趟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这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二人。

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虽不那么积极,却也不失无奈中求生存的一种方式,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大智若愚,不动声色中蕴藏了深意。他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把亲情中本来最不易相悦的父子之情写得亲切、自然,父子=兄弟,扳了辈份,若在“天、地、君、亲、师”笔管条直,规严范厉的古代,岂不是乱了纲常,简直大逆不道。而自觉受儒家影响颇深的汪先生,“伦常”观念却非常淡薄,伦理情感着重于现在的。人、亲情,消泯了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两代父子,一如兄弟。处处流溢着人情人性。着意“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大张,更加醇化。”[8] 这诗意的存在,把汪曾祺的审美尺度、文化品格尽显无遗。
滕云《季节海边一株年轻的黄栌》写在九寨沟的秋色中,与“一株亭亭而年轻的”,“在无边的彩色世界里显示着自己的生命个性”的黄栌交臂而过,对“美确实可遇不可求”的喟叹里,感受美的刹那和美的不易捕捉,不可重复。与浮士德一生追求美,永远不得发出“请你停一停”的呼唤,否则,当他微笑着满足的时候,应得把生命交给糜非斯特非利司这个魔鬼相对,当黄栌已回归无边的彩色世界,“仍为彩色生命的一个原点”时,瞬间永恒的生命之美就溶入自然的诗意。心灵世界长存,美就能与心同住。因为“美就在于显现于自身中的神圣”。[9]、 其实,美从来就是形神合一的,如若去其神而求其形,就象那个买椟还珠的人一样,舍本而逐末,到头来得到的只是“银样蜡枪头”,而与闲暇相去远矣。
“临邛道士宏都客,能以精诚动魂魄。”散文是生命之情精缕细琢的美文,它所振撼人的灵魂的,不仅是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智慧和意志的力量。韩小蕙的《悠悠心会》把素昧平生的书信友谊重新解释,写得超凡脱俗,执著地追求一种相互塑造,也自我塑造的纯美的、审美之情,莜敏在《舞者》中寻找一个“有羽翼同时有缺损的灵魂”,在追寻自由的过程中,在生命力勃发的舞姿中,完成了生命之美的雕塑。但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通向生命的路迹被永恒地寻求着,这永恒的寻求者总是孑然一身”……“总是无所依傍地暴露着她永恒的缺损。”在生命的悖论中,孤独永远是追求者的侣伴。
当然,能够展现“闲暇”的审美特质的,除以上分析之外,还有许多作品,如陈超的《懵懂岁月》、北岛《马丁国王》、残雪《天堂里的对话》、陈思和《无月的遥想》、贾平凹的《佛事》、李汉荣的《与天地精神往来》、张承志的《大理孔雀》、高建群《阿拉干的胡杨》、吴冠中的《比翼连理》、施康强的《迷途不知返》、王祥夫的《乐器的性格》、西渡《关于看》、艾煊的《茶性》、张守仁的《角落》、叶广苓的《景福阁的月》、邵燕祥的《怎一个“闲”字了得?》、张贤亮的《一年好景》、刘亮程的《通驴性的人》、胡发云的《哈里和它的后代们》、周晓枫《焰火》等等,另外,一些年轻的散文作者如黑陶、玄武、谢宗玉、黄海、陈川等,都在某种意义上显示现出“闲暇”的审美旨趣……散文从多个侧面展示了自由的灵魂对情、理、爱、欲的体认和思索,他不依凭于外物,而是一切由己,极力释放自己的心灵,既有鸿鹄大志去“论道经邦”,又从心灵深处细秘思虑,求自由、平等、博爱于人间,觅真情、智慧、宽厚在笔下,表达出深刻的人类内在意识和精神旨向。这种浸透着“闲暇”的审美态势,只能出现在当下的时代。
与国家相对安定、和平的“闲暇”相随而生的美学中的“闲暇”,是在“缩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使一切人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参加跟整个社会有关的理论和实际工作”[10]的社会形态下才得以充分实现的。艺术创作欣赏这样的“自由党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11] 世纪之交,人们有了较为充裕的业余时间,在自由的精神状态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欣赏活动,虽有浮躁,但没有了政治压抑的惶恐;虽嫌迷惑,却较少衣食之虞。人的价值、国民的素质也在逐步提高,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闲暇之美所必备的。那种真正的自由王国的实现,“事实旧在需要和外在目的所指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12] ,它“以发展自身为目的”[13]是人类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到那时,才能使每个人获得享受全部艺术之美,完全享受散文之美的可能
            
注释:
[1]、孟子:《公孙丑·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5页。
[2]、[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62页、第274页。
[4]、邹贤敏:《“闲暇”与“觉识”——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拾遗》,《湖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5]、[日]岩井宽著,倪洪泉译,王小平校,《境界线的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6]、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认识到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7]、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8]、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
[9]、伽达默尔:《文化与词》。
[10]、《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38页。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版。
[12]、[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著艺术》,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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