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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散文审美意识的嬗变

◎梁艳萍



                              
           世纪末散文审美意识的嬗变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中国)
                
                                  梁艳萍
    摘要:本文认为“世纪末”主要是指80年代末到2000年散文创作的态势,散文在世纪末急遽转型的宏观语境中是作为一个系统存在。散文的独语意识、参与意识、创新意识、世俗意识的呈现,标志着散文审美意识的嬗变,使散文文本从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着自然、社会、人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肯定“人”的地位,更深层次地进入对于人的、人类的、人性的前途、命运的思考,对于人的、人类的、人性的历史、现实、未来的求索。
    关键词:世纪末  散文  审美意识  嬗变
    
    这里的“世纪末”主要是指80年代末到2000年散文创作的态势(根据中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在今年2月的公布,我国的二十一世纪将与世界多数国家相同,选择2001年为起点),散文在世纪末急遽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散文作为创作者审美体验的凝定形态,建构了富有生命且又为作家、艺术家所独创的审美世界。散文以审美的方式提供了一个一个审美的园地、认知世界的窗口。散文作为审美的载体、艺术的探索、人格的昭示、情感的抒发——一个由多项元素组合而成,且又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当稳定而又不断变化的系统——独立于世界。世纪末散文既与“五四”散文、“十七年”散文、“新时期”散文有着千丝万缕的、无法斩割的血脉联系,又是产生于世纪末喧哗与骚动、闲散与紧迫、稳固与变革、宽容与苛责共生的世界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在世纪末,散文是依存的,也是独立的。散文不可能脱离人的世界而独立,也不可能完全割舍与历史的系结。散文与人的世界的同构,使阅读者可以从自己的视角,从不同的维度去解悟它的真谛,寻求其美的内涵而获得艺术的享受。
世纪末特别是90 年代,信息飞速传播。报刊、电视、广播、因特网的超强负载,对于文化、文学、艺术的冲击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散文也受到了文化市场、阅读期待、审美意趣等无形之手的操纵。对于人类群体的深切关注和对于个体心灵的终极关怀是散文一体共生的两面。通过个体心灵的释放抵达公众的审美境域,经由群体理性的关照而回归个性的自由,在日益珍视自我灵魂价值的同时益愈对社会文化态势、文学艺术走向、予以密切关注,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切反思,对文明的未来的真诚呼唤,是社会文化生活进入相对宽松,作者进入较高审美境界的表征,也是散文的精神旨归。世纪末,散文的独语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世俗意识,标志着散文审美意识的嬗变,
使散文从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着自然、社会、人生,在前所未有的深
度和广度上肯定“人”的地位,更深层次地进入对于人的、人类的、人性的前途、命运的思考,对于人的、人类的、人性的历史、现实、未来的求索。世纪末,散文不再是单一地
反映时代精神,应和政治需求,阐释权利话语,或者只是表现自我,倾诉心底波澜,而是
                      
   梁 艳 萍(1960年4月— )女,山西大同人。湖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现主要从事文艺创作美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艺评论》、《当代文坛》、《文艺报》、《文论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呈现着多元整合的审美态势。这是散文发展的必然,也透露出散文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审美意识嬗变的信息。
世纪末散文审美意识的嬗变主要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展示:
    

     独语意识——              深层生命意志的彰显            

    中国散文发展到世纪末,“自性”色彩更加鲜明地凸现并盘踞于散文作品中,散文创作中的一切实践都成为个体的和终极的。散文作为艺术生产创造的作品,是以情感为尺度来选择自己的审美对象的。从80年代起,散文就逐渐地然而也是艰难地抛却了那种“大合唱”模式的同声共音,回归“五四”精神,张扬个性,寻找个体的独特视域。凭着探索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独自向前,抵御着功利主义、权利意志、轰动效应的侵袭、眩惑和压迫,坚持张扬人的心灵自由和精神自由,发掘人的内省意识,表现人的独立存在。以“我”为立足点,在深层意义上探究人的生存境遇,生存价值,以散文与阅读者进行灵魂的沟通和对话。
    散文的独语意识是染著鲜明的“个人”色彩之创作。散文的“散”,“一定是深层生命意志的语言显形”。散文其实“是坚卓的、可验证性的、有背景的生命过程的缓缓展开。生存——个体生命——文化——语言在这里通过分裂、互否,达到新的把握和组合。散文失去了诗歌那种令人神往的自由,就意味着它必须独立承担自己的困境。这就是散文的意义,它不能蛊惑,不能回避,一切都赤裸裸地接受精神的审判!在这个意义上说,散文应该是最冷酷无情的、维护人们精神性的东西。它通过直接的穿透,一无依侍的犀利,进入生命的核心。⑴散文中展示的是暗夜里号啕泣血的灵魂,阳光下生机勃发的生命。是弥漫在精神世界的美,是剥落了浓装艳抹的真,是于困境中相濡以沫的爱,是表里山河间孕育的真挚的情……它虽然独属于“我”,却没有脱离“人”,是生命进程中流溢的独立人格,是个体的人对于真实生命的感知,散文中生命与语言的双重洞开,传递着强烈的人格意蕴和人性升华。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墙下短记》等散文以直接的生命体验昭示着个体独有的生命历程。当病痛、残疾猝不及防地降临,命运残酷地捉弄,人的身体、心理、精神均陷入无尽的痛苦和无助、无奈——面对着人本的困境时,他在思考孤独、痛苦、恐惧带给人的生命过程的困境和欢欣。“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永恒的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末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⑵当史铁生以一己对于世界的独有的感觉、体悟、认知为奠基,对于生命存在进行本真的思索和审美的关照时,“我”以外的世界就成为我的世界——独语的世界,“发现者的态度,弥漫着发现者坎坷曲回的心路,充溢着发现者迷茫但固执的期盼,从而那里面有了从苦难到赞美的心灵历史。”史铁生的散文创作超越了现实的遮蔽和枷锁,上升为冥思和创造。我仿佛看到:夕阳泼洒着它的胭红,把大栾树的影子斑斑驳驳地破碎于长满青苔衰草的地坛。史铁生摇着轮椅从夕阳中走来,残疾桎梏了他的足迹,禁锢他于墙与墙之间,“不尽的路在不尽的墙间延伸,”过往不复的生命在静寂中流逝。他不得不“接受限制。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在接受中求索,在接受中超越。史铁生的散文,没有拘囿于自伤身世的狭窄格局,而是以残缺作为叩问自我与人类灵魂的契机,去洞悉生命存在,他悟到:“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一个人的生命是上帝交给他的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所创造的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感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理解了“我是我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 就理解了史铁生的独语是极为罕见地将理性认知转化为感性经验,与命运共存。当车辚辚辗过光阴,文泠泠浸润心魂,表现出生命的大气和宗教般的超然时,史铁生的独语意蕴,含泪的微笑,就获得美之独特。                                                                                                      
    陈染的《半个自己》在清醒而睿智地剖析着“似乎一切都是依据事物本质之外的表象来衡量”的现存世界对人的异化,在“道心惟微”的世纪末,在强大的物质存在压迫下,
本真的人被异化了,“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接受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只剩下了半条命。“你若是想要保存整个生命的完整,你便会无路可行,你就会失去全部生命。”人要想活下去,就只配有半条命,“人只能拥有半个自己。”这种对现存世界的清醒审视,是对生存悖论的感悟,更是对存在的反诘,这种清醒的审视,时常提醒着作者怎样才能成为完整的人?怎样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韩美林的《换个活法》、朱苏进的《天圆地方》、雷达的《蔓丝藕实》、先燕云的《黑白人生》、陆文夫的《寒山一得》、李劫的《安魂之境》……由棋局到人生境界,美与丑,崇高与卑下,生命的内在的真实存在与世界外在浮眩于表面的繁华的冲撞,而散文语码所要传达的,属于“我”的体悟,是属于“这一个”独特。
独语意识作为世纪末散文对于人性的探询,以一种个性的创造形式而存在的审美创造,是散文突破精神桎梏蝉蜕而出,将创作主体对于生命的审视、对于存在的体验、审美的理想率真地浸印于散文文本的大胆而独特的显现。
    
  参与意识——            历史文化使命的承载传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作家的参与意识历来都是极为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求要和“向内求善”美学思想对文学的浸润,导致了“文以载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价值观,“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文学意识根深蒂固。受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几乎与生俱来。正所谓“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正是由于对人世间吉凶祸福的忧虑,关注存在中人的喜怒哀乐与人自身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参与到社会发展、变革的运动中的使命感,探求真理的求真求实的精神,使作家、散文家“高度注视人类实际的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进程。”⑶可以说,中国散文的历史就是一部参与的历史。散文发展到二十世纪世纪末,其参与意识已经迥异于代圣立言的“载道”,也不同于“为社会”、“为人生”式的政治性参与,把散文作为“社会的画稿”式的投入,而是以人文关怀的博大襟抱,以作家的人格修养和学识修养,敏锐地审美感应和艺术洞悉,看取世界,关注人生,表达自己内心深处对于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和难于卸却的使命感、责任感,以自己健全的人格和社会行为,投入思想的交锋和搏斗,推崇理想与信仰,倾慕激情和努力,在解剖自己的同时解剖社会,在探察以往的过程中审视历史,反思历史。“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以生命拥抱生活,阐释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呼唤善良、纯真与人的心灵同在,美与真理同时显现,使“人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上。”因为“艺术家们与其说仍在阐释世界,勿宁说更关注对世界的阐释。”⑷
                                                  
散文的参与意识,表现为社会文化传统的深深浸染、熏陶中,散文家自觉不自觉地承接了文化精神的负载而转化为其传播者,他们把对于历史、社会、生活的知性、理性、悟性,纠结于内心的否定、怀疑、绝望,参透的人性、至情、美蕴,以散文的形式来表现,传达着作家艺术家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怀,发散他对于社会、人生的慈悲和关照。张承志以《绿风土》、《清洁的精神》等勾勒了他所安身立命的三块大陆——内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枢纽、伊斯兰黄土高原苍凉、悲壮的人生,笔述心说之中树起了抵抗堕落、拒否庸俗、呼唤尊严的高贵精神,他悲凉的沧桑之感,热烈的英雄情结和偏执的理想之情,都体现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执著精神。张承志散文中高贵的精神往往出自于古代的侠客、义士和当今的平民,因为“平民的尊严,是可能潜伏底层的高贵。”“对我来说,惟底层如蚁的小民,惟他们的自尊与否,才有巨大的意义。”寻求“在活下去的同时,怎样做才能保住生的尊严;微渺的流水日子,怎样过才算有过生的高贵。”他在思考,探寻底层意识和生命的崇高美,高贵与责任,生存与表演,化妆的苦难,时髦的学术……也许“作为基本气质的高贵精神,在中国已然变成了幽灵”,在崇尚实利主义和人生快乐原则,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众语喧哗的世纪末,张承志式的理想化的呼唤,不啻于对人这个精神流浪的“类”的存在的布道,当精神显示自身时,人认识到:“理想,恰在行的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句真话,行而没有止境才是一句真话,永远行便永远能进入彼岸且不舍此岸。”(5)
王充闾的《千古兴亡  百年悲笑  一时登览》,面对古都名城,残垣断壁,文明历史的烟云,感叹“那朝代兴亡、人事变异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流痕;人格的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显示的超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探寻;以及在终极毁灭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与古人的沟通中展现,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李存葆在《大河遗梦》、《祖槐》、《鲸殇》等长篇散文中,目睹自然环境的恶化——黄河断流、白鹳辞乡、鲸鱼自杀;思索历史的变迁——访贤禅让、天下为公、仙风道骨到强权政治、滥杀无辜、强制移民,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皇天后土已经被破坏到了极限,现代文明带给人类的除去物质的丰富,还有干涸的土地,灭绝的物种,恶化的生态环境,“地球已无人类迁徙的空间”,人类要想获取“类生存”的美好前途和命运,“惟一的途径是更换思维方式,进行一场思想迁徙,抑或是向大自然回归才能找到一条人类通向未来的生命的通道……”
散文家以自己的创作,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进程,体现了创作主体的忧患意识和执著情怀。韩少功的《灵魂的声音》、周涛的《谁在轻视肉体》、蒋子龙的《名人的丑效应》、柯灵的《希望在人间》、王小妮的《放逐深圳》、马瑞芳的《我之忧曹忧红心》、刘烨园的《失传的异想》……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位思考和剖析社会生活、文化、精神现象,呼唤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历史意识、生命意识,理念和话语中镌刻着思想的印迹,魂牵梦绕着崇高和理想。散文在遗弃——失传;自然——物欲;美——丑;拒绝——同化的多重矛盾的扭结里沉思,惶惑,徘徊。目睹权利的争夺和释放,慨叹生命的易逝和沧桑,在繁华的都市体悟深深的孤独和被放逐的无奈,探讨悲剧产生的原因,寻求人间的希望成为位参与意识的凸现。正如苏珊·朗格指出的:“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艺术如此,散文依然。散文的参与意识是人类情感的凝聚,是高贵的人文情怀的外射,是民族心智果实的长期积累。参与意识使散文超越“小摆设”而进入了“大境界”。

    创新意识          ——突破“完形”的异质整合
      
    中国当代散文行进到世纪末,使学界愈来愈深的意识到,散文创作虽然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均可以进入,一枝一叶总关乎情,但散文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积淀,使散文的“完形”得以产生。49年以后,政治的、历史的、时代的以及人为的因素导致了散文“范式化”的创作格局。“形散神不散”的局促凝聚,卒章显志的定型手法,“文眼”的设置,诗化的语言,都在某种程度上禁锢了散文的创造。新时期以来,散文虽然也有发展、变化,但与诗歌、小说、戏剧比较,其变化是缓慢是、渐进的。“不图新的人必然受到新的处罚,因为时间是最伟大的创新者。”(弗兰西斯·培根语)当朦胧诗、荒诞派戏剧、先锋小说席卷文坛,散文却裹足不前,眷恋小桥流水,沉浸于唐宋古趣、晚明的情韵而难以自拔。散文创作实践中存在着极度的平衡,僵化的模式,庸俗的美感,使追求散文审美价值,探索散文形式的终极关怀者深感不安,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创作复苏散文的生命,开拓散文创作的新领域。散文创作主体审美、创新意识的自觉,为散文创作注入力量活力,也带来了散文创作的更新。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的散文大讨论,巴金反复阐释其“说真话”的散文观,是一位历尽劫难、饱经沧桑的世纪老人于孤寂中发出的心声,也是对于未来散文的希冀。理论方面,林非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范培松的《解放散文》(《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佘树森的《当代散文之艺术嬗变》(《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溪清、渝嘉的《当代散文创作纵横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等文章,从散文的本体论、散文的主体性到散文创作的历史、现实存在,经验教训等诸多方面进行论述,强调散文文体的审美特性和审美理想,在散文创新意识方面阐释自己的真知灼见,推动了散文创作的更新和发展。王蒙、贾平凹、周国平、史铁生、周涛、曹明华、张承志、张志扬、南帆、钟鸣、刘小枫、李锐、周涛、苇岸、卞毓方、刘亚洲等人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借鉴小说、电影文学的创作技巧与表现手法,在散文创作中运用象征、梦幻、意识流、黑色幽默来表现情感,描摹自然,开阔了散文的创作视野,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上昭示了散文精神和生命力度,新的基因的注入改变了散文的血统和遗传秩序。
世纪末散文的创造和革新,既脱颖于80年代,又比80年代散文有更新的追求。因为这是一次“散文革命”,“或许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后一次会。”(6)散文创作要与日益纷繁复杂的心灵、现实相应和,展现人们日益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就创作主体来说,话语必然要不断丰富、敏锐、深刻,体悟要细腻、独到、微妙,唯其如此,才可能多维度反映世纪末人的精神世界。张承志希望“明天的我有新的、再生般的姿态和形式,”(《荒芜英雄路·后记》)着意于散文创新的作家并没有“城头树起大王旗”般地招摇,而是专注于散文叙述方式、话语转换、形式创造,展示人的生命体验、人格高度、精神境界、审美情趣、风物关怀——“内宇宙”的质的多层面、多角度的演变,表现主体对心灵世界的重构的默默开掘。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以心灵的承载,博爱的情怀,将散文与生命重新系结,当他发现世界所呈现的物质与精神的悖谬,物质文明、现代进程是“一个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因此,他执著地把寻找生命“彼岸”的感悟,上升为理性的文化思考。
刘亚州的《王仁先》叙述在八十年代初的那场战争(那时称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英俊高大”的副连长王仁先因和驻地的一个叫阿岩的女人有了性爱关系,受到纪律处分,最后死在了战场上。那个爱他“麻粟坡最美的女人”阿岩,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回避过她对王仁先的感情。战后,为军队、纪律所轻轻藐视、冷冷回避的阿岩得知了王仁先死去的消息。她知道王仁先爱抽烟,在部队为王仁先立碑时,墓地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王仁先的坟头上密密麻麻插满了香烟,全是过滤嘴的。一片白,仿佛戴孝。后来他们才知道,阿岩卖了家中唯一的一头耕牛,买了十几条王仁先爱抽的那种上等香烟,在坟前全部撒开,一颗颗点燃。她垂泪道:“让你抽个够。’”散文把自由的心灵、人道主义的思索与文体的创造熔铸于一个特殊的环境,语言方面采用冷处理,简单、素净,蕴涵异常丰富,超出了传统散文意境的界限,达致与读者的契合。散文积聚的辐辏虽然狭小,但是它的张力反而因语言的多义阔大了。爱之美溶入生命的意蕴,显现出自身的神圣。                        
张抗抗的《墙》、周佩红的《漂浮岛》,都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变有序为无序,使无序中又贯穿心灵轨迹的有序。冰心的《我的家在哪里?》、余秋雨的《乡关何处》,展示了无家可归的身心漂泊之感;凝注于笔端的是生命的焦灼与痛苦,对现实的失望与无奈;对“家”的牵挂与呼唤;骆爽的《父亲的目光》、老愚的《怀念青草》用扑朔迷离的游离笔致,写了亲情的融合;王俊义的《一个世纪儿的雕塑》,用不间隔的句式描写人生的感觉,“你伸手抓一下又抓一下什么也抓不到你沉默地摇摇头说这叫往事美好的令人捉不住的往事。”以感觉的碎片连缀散文语言,凸现自身的存在。大仙《随笔十三章》以广告式的即兴语调机敏地调侃时下的大众文化,把流行歌曲的唱词,把麻将桌上的熟语轻松地写了出来,是北京市民文化的缩影。王开林的《庄子在南方》、张浩的《过不去的夏天》、洪磊的《老楼》都把魔幻和荒诞手法引入散文,把意识心态中难以化解的东西以无意识的形态表现出来,从思想、行为到逻辑顺序都产生间离,把诸多因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魔幻与生命形态的混沌,荒诞与怪异的心理感觉,理解与误导——表达了作家对形而上的人生境界的渴念。在“世异则事异”的世纪末,这种求新求变融入了诗歌、小说、电影、音乐、绘画等多种艺术的散文创作,代表着散文的发展也预示着散文新的整合机遇的到来。


     世俗意识         ——迎合大众的边缘欲求
    
作为一种与生活、与心灵血肉相连的文学样式,世纪末散文不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精雅品味,而是走向了大众,更加贴近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普通人写的反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散文博得了普通人的共鸣和欣赏,散文出现的“再现式”写作,使阅读者在散文中发现了与自己近似的某种生活,因而产生了一种亲切感,走向世俗已成为世纪末散文无可回避的事实。正是这种“俗”,才使散文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千千万万读者的生活中、心灵中、回忆中。这种“俗”貌似降低了以往散文“雅”的品位,但却在事实上扩大了散文的内涵,提高了散文的价值。
世纪末散文在世俗关怀下的张扬,不仅仅是女作家“小女人”的“个人化”写作,在创作数量众多“饮食散文”、“爱情散文”、“生育散文”、“童趣散文”、“宠物散文”、“怀旧散文”……以一己的经历与体验向读者昭示私人的、人生的秘密,热衷于凡人、琐事、服饰、打牌、宠物,把“有趣的个性无遮无拦地洒落”(刘绪源《清水无虾》序),变为“深夜的宁静中飘来的那一缕清香(南妮《随缘不变心》)。写散文当作只是“为着自己做人做的高兴。”(张梅语)铁凝的《草戒指》、张抗抗的《稀粥南北味》、叶梦的《今夜,我是你的新娘》、《创造系列》,郑云云《我和我的丈夫》、陈祖芬的《女人不能生病》、黄爱东西的《杨妹妹》、黄茵的《白日梦》、素素的《心安即是家》……以女人所独有的生活与生命状态,极尽裸露个我的隐秘,“私人化”特征非常明显,使人感到散文中充斥的是身体、感性的到位,而非精神、理性的在场和历险。在世俗意识的熏陶下,许多钢筋铁骨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作家,也随着这股“热风”写下了一连串的充满世俗温情的散文。郭风的《稀饭与地瓜》、陈建功的《涮庐闲话》、高洪波的《醉界》、肖克凡的《人子课程》、公木的《我的童年》、汪曾祺的《我的家》、于济川的《夸妻》、何立伟的《儿子》、陈忠实的《旦旦记趣》、冯苓植的《孙子》、高晓声的《群鱼闹草塘》张守仁的《角落》、……把世俗生活中的吃喝玩乐,茶余饭后的闲话聊天,饮食男女的至爱亲情,人情人性的苦乐悲凉……在散文小中适意描摹,提供了闲暇时的休憩和放松。散文的世俗意识,表明当下的世纪末散文契合世人的需求,指涉新的人生价值,揭示生活的本真情状,在日常生活层面拓展散文的社会和公共空间,构成对于亲情、家庭、爱情、婚姻、隐秘内心的真实体验和游刃有余的挥洒。中国是一个饮食的大国,世纪末的“饮食文化”陶醉了诸多男男女女,“美食家”层出不穷,因为“吾道不孤”,所以作家们写了许多谈吃的散文,汇聚在一起,可以结构一幅幅神奇、丰富的中华宴饮图。汪增祺、王蒙、陈建功、朱苏进、莫言、张抗抗、王安忆等是其中贡献之大者。陈建功的《涮庐闲话》把一味涮羊肉和与之有关的火锅、作料、刀功、季候、排场一一道来,风趣、幽默,自在。为了给自己这个老饕寻宗觅祖,落得个名也正,言也顺,就以个我的“猜想”,去符合历史的遗存。认为苏东坡先生那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其实也并是不真的那么绝对,而是‘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所以才有‘东坡肘子’‘东坡肉’与‘大江东去’一道风流千古。”南来顺”的舍名、紫铜的火锅、王麻子的切刀、自调的作料,勾勒出活脱脱一个“肉食者”形象。陈建功的散文率真、坦荡,浑然天成。用他的话说是在“撒了欢儿地写”——写生活,世俗的人的生活,充满了禅机,也自有境界。
“在轻飏的散文里一再表达着对亲情的思念,对故土的眷念,对往事的体味,对苦难的痛哭,对生命的迷惘,对生存与世界的无奈。”(梅洁《精神的月光》)在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期,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在几乎一切都要靠金钱这个杠杆转动的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也在扩大、丰富中发生降解,即:由生机勃勃到无可奈何,由赞美生命到赞美死亡,由关注现实到躲入自我,由崇尚理想到青睐世俗,在获得世俗和自由的权力之后,把无所安适的心灵投入了散文的河川,渴望获得一份宁静。散文的世俗意识就是在与这种社会情势遇合中发展起来并益愈热络的。正是因为世俗人性不可抗拒的巨大吸引力,才使散文投注其中,自我救赎,以期获得新的生长点。
为雷达指称为“缩略时代”的世纪末,散文的世俗意识是文化生活“快餐化”的结果,透视着为生存而奔波忙碌、为物欲所挤压困扰的公众,对文学功利主义的需要——操将过来悦目慰心,立时三刻解决饥渴。散文面向俗世,不仅满足了读者“闲暇”时的阅读需求,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散文的庸俗化、平面化,解构了散文的想象力。散文作为艺术载体,在世纪末,理所当然地应该承受其命运的不可预测和生活的翻脸无情。

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心灵的宝座是建立在内心世界与外面世界的相通之处。它在这两个世界重叠的每一点。”世纪末散文是一道行走的风景,是在开放、多元的发展变化中行进的文学存在。当一个新世纪来临时,散文作为一种特殊关怀的文体,在拥有此刻的同时,也必定会拥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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