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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新诗集《世界诗歌日》出版


2023-04-21



书 名: 世界诗歌日:臧棣诗集
丛 书 名:守望者·香樟木诗丛   作 者:臧棣 著
书 号:978-7-305-26176-3     定 价:65元
开 本:32    页 数:320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后记

《诗,生命的自我表达——答敬文东》节选

敬文东:一般说来,现代主义文学被定义为有罪的成人之诗,诗人和作家更多关注负面的、消极的情绪。您可能是少数几个在诗中关注幸福的诗人。整体看待您的诗歌写作,有心的读者从中发现幸福诗学并不困难。您觉得幸福和诗到底是什么关系?

臧棣:我的诗歌书写中的确包含了一种对幸福的渴望。这和早年我对希腊思想的阅读有关。希腊的哲学里有很多对幸福和人生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而我的理解是,世界观意义上的幸福,不单纯是对人生的可能的一种性质的判断。它更主要的启示,在于“幸福”这个词向我们昭示了一种生命能力,如果生命的智慧是可以被把握的,那么,对幸福的体会展现的是一种体验生命的自我的能力。我当然知道,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流是阴郁的。并且,在文学观上,这种阴郁的气质被认为是与文学的思想深度联系在一起的。正像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选项面前,乐观主义先天就被植入了一种浅薄。而悲观主义,很容易就显得深刻。说实话,我很反感这一点。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文学势利眼。我不是乐观主义者,正如我也绝不可能是悲观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都热衷于揭示所谓的“真相”,其实,这也非常势利。诗不是真相。如果世界是以真相的形式存在的,那么,在我看来,这不仅是邪恶的,也是可怕的。诗是反真相的。就像我前面讲过的,诗是它自己的天堂。我的本意并非要把诗比成天堂,而是试图澄清诗首先是一种存在。一种比个体短暂的存在更持久的存在。没有这种内嵌在诗中的存在性,我们凭什么感受到杜甫的精神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同情海子的直觉。海子其实也反感现代诗歌中过于“阴郁”的那一面。大约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从我读过尼采之后,我便开始有意识地从我自己身上逐步清除现代文学的“阴郁”(你说的“负面的、消极的情绪”)的东西。按尼采关于主人和奴隶的划分,我自己倾向于认为,现代文学中的“阴郁”(甚至包括“巴黎的忧郁”、本雅明的忧郁、卡夫卡的阴郁),自觉不自觉都可能陷入了一种奴隶的逻辑。尼采讲过,人还是要做自己的主人。虽然这很难,但对我而言,自我和诗的关系恰恰提供了一种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和张枣也曾就诗的积极和诗的消极,有过分歧很大的“辩论”。张枣说,我的诗太积极了。当然,他讲的我的诗的积极,是说我太信任语言的雄辩了。但其实,我的基本诗观是,诗必须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创造性。我的基本感觉是,在诗的创造性面前,人们习惯谈论的“积极”也好,“消极”也罢,都不重要。华兹华斯讲过“孩子是成年的父亲”。其实,写出成人之诗,相对而言,还是容易做到的。立足于悲观地感受世界,成人之诗这种东西,不难写出。真正难的是,基于生命的创造性,又好奇于生命的可能的诗。或者引入德勒兹的眼光,成人之诗,以人生的悲剧性为底色的诗,已陷入阴郁的泥淖,从而丧失了一种生成性。我还是想天真的诗。诗的天真,或天真的诗,不代表对人生的缺陷或历史之恶缺乏洞察。恰恰相反,诗的天真,正是基于对历史之恶(恩格斯的概念)深具洞察,不甘于生命的可能全然被其吞噬,而进行的一种生命的反抗。


敬文东:在一首名为《抵抗诗学丛书》的诗作中,您这样写道:“这首诗关心如何具体,它抵挡住了十八吨的黑暗。/这黑暗距离你的胸口只剩下/不到一毫米的锋利……”读者可以认为,这首诗触及了现代诗学的一个核心主题:诗的命运和诗人的命运。臧棣先生如何理解这个您自己提出的诗学问题?

臧棣:抵抗诗学这样的说法,带点概念秀的意味。从我自己的诗歌观念来说,抵抗诗学,依然有点姿态化。大致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针对流行观念的戏份。对我而言,诗的表达一旦流于抵抗诗学,多少表面诗人自身的思想逻辑就已经被套牢了。说实话,这东西,对诗歌这么高级的想象力而言,依然太浅显了。话虽如此,它也还是揭示出了现代生存的严峻性质。说到抵抗,对我而言,首先就是要借助诗的眼光,借助诗歌语言的角度,将世界的丰富性从世界的观念性中解救出来。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人们尽可能地借助诗的表达回到具体的生命情境中。现在的生存中,人的具体性几乎已被掏空。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和事物离得很近,但其实并没有形成具体的感受事物的能力。所以,对我而言,诗的写作首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表达生命的具体性。生命的具体性首先反映在现实存在对个体的生命的剥夺和异化方面。这种被剥夺感,构成了诗人最基本的命运情境。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剥夺和扭曲,诗除了强力展示语言的创造力,别无更好的出路。诗的命运,依然是成就生命的智慧。这方面,我还是愿意相信弗罗斯特的话:诗始于愉悦,终于智慧。诗人的命运中,如果有特别艰难的东西,我赞成布罗茨基的态度,还是要超然一点。因为这不仅涉及诗的尊严,也涉及生命的尊严。布罗茨基不赞成诗人在诗的表达中过多展示自己的痛苦。那有点像拿生命的痛苦卖艺。有时候,我也会感到自己很矛盾。因为我有点抵制这样的念头:通过在诗歌中表达生命的苦痛,从而获得生命的治愈。真正的苦痛,非常神圣,不可能被任何东西治愈。人们通常说治愈,或期待诗的表达有一种纾解作用,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诗的治愈,其实是一种情绪的转移。诗的命运是语言的命运:卷入世界的搏斗,并在其中彰显美的可能。


敬文东:读您的诗,读者更容易从文字的移动中,体会到一股神秘的气息。这气息对于您的诗歌写作意味着什么?

臧棣:诗的神秘,包括诗和神秘的关系,经常被误解。但对我而言,诗的神秘是很真实存在的一种东西。首先,经过语言的组织,诗被创造出来,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一种感知。这个过程,对人的生命意识的影响,就很神秘。其次,诗的神秘,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的生命感觉的活跃程度。一个已经被人生的艰难摧毁的人,生命已经非常疲倦,因而也不可能对世界的丰富性有着旺盛的感知。所以,诗的神秘反映的是宇宙的丰富性。在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中,诗的神秘,意味着一个积极的生命总渴望找到新的角度,在新的层次,发现人和事物之间的新的关系。正是这个关系,活跃了生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诗就是不祛魅”,也是我早年倡导的一个立场。现代文学太依赖“事实”,又在文学主题方面,把文学的事实性理解得太狭隘,总喜欢把诗的表达纳入一种经验的逻辑。这其实是需要警惕的。里尔克讲过“诗是经验”。当然,从诗人自身成长的轨迹而言,作为一种提醒,这句话也还是有益的。但我现在的想法是,“诗是经验”,并非说诗的表达要以回到经验为终极目的。这怎么可能?“诗是经验”,依然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东西。就像再怎么有经验,人们依然会遭遇人生的难题一样。“诗是经验”,从逻辑上深究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尼采意义上的奴隶意识。诗高于经验。所以,我的基本想法是,诗的神秘有助于开启生命对这个世界的更丰富的感受空间。

敬文东:您能对您的读者谈谈您最核心的诗歌观念吗?

臧棣:诗是生命的自我表达。诗是生命的最高智慧的体现。对我而言,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生命的关系,如果能实现一种价值的话,那么它必然意味着诗和自我的关系。对生命的启示而言,也没有比诗歌更无私更高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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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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