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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华诗丛》近日出版


2022-07-11


诗人心里住着适量的天真、自然和爱
——来自青年诗人的同题共答

来源:文艺报

 

  一代有一代之诗人,一代有一代之诗歌新风。当下青年诗人的生存与创作有着怎样的总体面貌?他们如何处理内在的诗人标识与外在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对于同代人创作、诗歌继承与创新等相关问题,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看法?近日,太白文艺出版社将马泽平、杨碧薇、麦豆、李壮、熊曼、康雪、林珊7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以“灼华诗丛”为名结集成册。7位诗人生活环境迥异,诗作风貌不一,或平实日常,或活泼诙谐,或偏重哲思,或大胆先锋,多角度地展示了青年诗人对生活和诗歌写作的认知和实践,显现出多样化的精神气质。本期“新力量”特邀请7位诗人,围绕有关诗歌问题进行“同题共答”,希望从中窥见当代青年写作者与众不同的鲜活面孔。

——编 者


诗人的自我审视与反思

  “灼华诗丛”包括7本个人诗集,这本诗集对你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最终收入诗集里的作品是怎么选出来的?

  ■马泽平:《上湾笔记》是我的第二本诗集,与第一本诗集相比,《上湾笔记》相对来说显得更成熟一些,它应该算得上是我写作转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上湾笔记》里所收录的诗歌,多是我近几年旅居北京时所写,它体现的是另一种视角:跳出故乡来审视故乡。结集成册时,选择哪些诗作也并没有花费多少工夫,我是以回头读的方法做取舍的,重读时如果觉得脸红,那么这首诗收录进诗集的意义不大。

  ■杨碧薇:2016年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那时我快奔三了。书出版时,我知道自己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肯定,但其实没什么兴奋感,一是因为我能客观地看待写作这件事,只要坚持,出书就会是水到渠成的;二是我更多地关注到自身写作中的问题,并找到了调适的方法。一本诗集的出版,对诗人来说首先意味着肯定,其次它也可能是一面镜子,能让人检阅自己的写作,发现问题并试着解决。这本集子里的诗歌大多是2016年后写的。我选的时候大致划分了三类,言志、抒情与游历,它们都是汉语诗歌的基本类型。当然这些诗彼此之间存在交叉,不能机械地割裂开。

  ■麦豆:新诗集收录的诗歌与我前期作品比较,在写法与语言上均有新的尝试,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在此感谢霍俊明老师在丛书总序里对我的激励:“麦豆诗歌的形制自觉感越来越突出,这是一位诗人逐渐成熟的标志之一。”我认为一本诗集的出版,对作者而言意味着自我审视与反思,是一次自我蜕变的良机。收入这本诗集里的作品,是由我信任的读者选出来的,都是我2020年写的诗歌。挑选作品时有两个小的感慨,一是自己认为写得不错的诗,读者并不认可;二是刚写好时感觉不错的作品,再次阅读时感觉却很差。这两点都让我反思自己的诗歌写作。

  ■熊曼:《形而上的夜晚》是我的第二部诗集,是对前期写作的总结。整理诗稿时会有比较和取舍,需要重新对创作进行审视和判断,主要是质量判断和价值判断。另外我发现,有些作品当时当地能写出来,现在写不出来了。另一些作品,放在现在我可能会换一种切入点和表达方式,这是有意思的地方。

  ■康雪:《捕露者》是我个人的第二本诗集,相比3年前出版的《回到一朵苹果花上》,它有了更多被生活“碾压”的痕迹。说实话,我很忐忑,虽然把作品集结,给自己这几年的创作回顾和梳理提供了更好的审视机会,但正因为如此,我的诗歌创作所存在的问题也全部都暴露出来了,这让我心里发虚。我打心底认为,作为一名还没有成熟的诗人,还是少出诗集好。但是,青年诗人又确实需要一些机会,去改善我们的创作甚至生活困境。总之,慎重吧,一本诗集的出版,对还没有成气候的诗人来说是把不怎么平衡的双刃剑。我选的差不多都是最近三年的作品。因为不想和第一本诗集重复,而这三年写的诗歌又不多,所以几乎没什么精选的空间。经验总结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底气,才考虑出诗集。

  ■林珊:这本诗集里收入的140多首诗,是2019年至2021年期间的作品。这本诗集是我出版的第三本诗集,之前两本都是以单独的形式出版。列入丛书出版,对我而言还是第一次。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孤独的旅人,行至途中,忽然遇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由此生发的喜悦之感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李壮:这是我个人的第二本诗集。第一本诗集《午夜站台》是“截句诗丛”中的一本,收录的都是四行以内的超短诗(“截句”),具有“定向创作实践”色彩。因此这本《李壮坐在桥塔上》,实际相当于是我第一本“综合性”或“传统意义”的个人诗集。这意味着,这其实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梳理、展示我行至今日(准确来说,是“行至2020年末”)的诗歌创作历程。相应地,我这本诗集里的作品时间跨度挺大,跨了10年。选入的诗作都是我自己挑的,当时也犹豫过,要不要收入那些学生时代的“少作”?老实说,大多数“少作”我今天回看都并不满意,但最后还是收了一些进来。事实上,如果一首首细看,这本诗集里的作品在风格和水准上,确实是有参差的,有些作品显然很青涩,甚至带有“学徒气息”。但我觉得“痕迹”是可贵的,况且年少时的作品里常会保存某种“天真”,这些放在自己的第一本“常规诗集”里面是合适的。
 

诗人的职责是表达“特殊”

  你觉得诗人这个身份是特殊的吗?父母是否知道你的诗人身份,他们对此支持吗?你和你身边的青年诗人们,过得都还好吗?

  ■马泽平:《菜根谭》里有一句话:“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淡也好,常也罢,都指向日常性。我在外面当诗人,我爸妈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但他们还是不理解诗人是干什么的。父母都是农民,没多少文化,不关心也不会读我的作品。至于过得到底好不好,个人以为,得看心态吧,也得看对诗和生活的理解和定位,如果这种理解或者定位出现了偏差,比如错以为诗歌就是生命的全部,甚至为投身诗歌而背离生活,那肯定是毫无快乐可言的。

  ■杨碧薇:我觉得诗人与其他人的区别,主要还是在内心,内在的东西会持续地显现在人的精神气质上,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诗人那里,表现得更加明显。我爸妈读我的诗,也读别人的诗。父母给了我很大的发展空间。你要问我现在过得好不好,应该说不算差。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只关心我的写作,关心我以后能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尤其是诗。

  ■麦豆:我的生活与大多数上班族一样,基本上在家与单位两点之间来回。家人都知道我写诗,有人支持和阅读我,但没人反对我。生活中,我很不习惯别人称呼我为诗人。我对诗人的理解是,诗人只是一些喜欢思考、喜欢用文字表达自我内心的人。诗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对外界事物比较敏感而已。这两年,除去工作时间,我基本都在阅读、思考与写作。

  ■熊曼:特殊也不特殊。特殊是因为,写作使我看待事物的角度还算多元和包容。同时我不是一个特别呆板无趣的人,诗人心里必须住着适量的天真、自然和爱,才能进行创作。不特殊是因为,我的日常生活和普通“80后”差不多。我的父母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人。对于我写诗这件事,他们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但会偷偷读我的诗。看到我的作品发表和出版了,也会替我高兴,在朋友圈转发,也是一种默默支持。

  ■康雪:爸妈知道我写诗,会转发我的诗歌链接。他们会为我发表或者得奖特别自豪,但我知道他们很少看我的诗歌。这还挺如我所愿,我确实不希望他们读诗,父母容易担忧孩子,过度解读诗歌就不好了。特别优秀的青年诗人,可能都过得很好,或者反之生活艰难。而我是比较中庸的类型,过得不好不坏吧。

  ■林珊:在人群中,我永远希望自己是普通的那一个。我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工作、生活、阅读、写作。我父母很迟才知道我写诗,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看到过我的任何一本诗集。我觉得写诗是相对隐秘的事情。

  ■李壮:诗人当然特殊,因为每个职业、每个作为个体的人都是特殊的。诗人要做的,是把自己以及别人的“特殊”写出来,而不是作为姿态表演出来。以我的经验,刻意把诗人身份或诗人形象写在脸上的人,大多比较可疑。真正有底气的“特殊”往往是秘不示人的。至于日常生活,我的职业跟文学直接相关,但其实生活形态跟别人区别不大,也是上班干活下班玩耍。我的父母亲戚知道我写诗,也都特别支持,他们会读我的诗,也会读我写的文学评论。我过得还算不错,我身边写诗的小伙伴大都过得还算不错,毕竟我身边几乎没有人会选择“脱产全职写诗”。在我看来,“诗人”是“生命身份”,而过日子靠的是“生存身份”,二者互不排斥、往往还相互助益。处理好“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在时间的长河里,做同代人

  你们共同的身份是“青年诗人”。你们算是“同代人”吗?放眼广义的“同代人写作”,你对当下青年诗歌创作的总体情况满意吗?

  ■马泽平:如果以时间跨度为轴评判,我们是一代人,但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都不太像一代人。我对当下青年诗歌创作的总体情况比较满意,我们中已经涌现出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诗人,当然,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地方,但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出某种成熟的气象。

  ■杨碧薇: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当然是同代人。我除了写诗,写散文,还做诗歌的研究与批评,所以一直在阅读同代人的作品。对于当下的青年诗歌创作,我更多是欣赏的态度。在一个想象的整体中,我看到了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耕耘,这里面既有成熟稳定,又有勃勃生机。总的来说,我从同代人的写作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麦豆:在我的认识里,诗人没有时空限制。所有诗人写的是同一个存在的世界,是那个永恒的世界。但人毕竟生活在“时间”中。偶尔看到一些国外的青年诗人的诗,感觉文本差异很大。这一点常常让我反思诗歌写作,作为普遍性的诗歌文本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与时空的关系又是什么?

  ■熊曼:一个事实是,“80后”也已经奔四或即将奔四,青年诗人其实并不年轻。在我的印象中,青年诗歌创作体量不大。一方面是因为青年人忙于工作和生活,留给创作的时间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发展到现在,虽然写分行文字的人不少,但能称得上诗人的并不多,且诗歌受到的误解和关注一样多。青年诗歌需要外界的发掘和鼓励。

  ■康雪:我是“90初”,但我很少去想哪些朋友是哪个年代的。我对当下青年诗歌创作没什么不满意的。网络年代,起点都很高,但要说写得有多好,也不能轻易评判。对青年诗人、青年诗歌只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时间会逐一呈现。

  ■林珊:总的来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存在个体差异,这可能跟生长的时代背景、大环境有关。

  ■李壮:当然算同代人。时代的经验结构可以十年一变甚至五年一变,但价值结构和精神结构要稳固得多。我觉得上至“70后”下至“90后”都算是“同代人”:城市化进程、全球化趋势、市场经济大潮……那个野蛮生长而充满活力的时代,会塑造出相近的价值结构和精神结构底色;我们思考的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往往会比较接近。再年轻的代际就不太好说了。至于“同代人写作”,我个人是在总体满意之中,藏有小而尖锐的不满意。满意的点,是起点高、起步猛;不满意的点,一是有“同质化风险”、二是在“持久性”上存疑——我的许多同龄人似乎缺少“一件傻事干到底”的倔劲儿,我很怕他们会“写着写着不见了”。


诗歌最好“冷而不冻、热在点上”

  诗歌的公共传播话题近年很热。一方面,诗歌乃至整个纯文学在当下公共文化生活中所占的份额不大,另一方面,诗歌出版和活动近几年比较繁荣,诗歌领域有时还会出现“话题热点”。在你看来,当下诗歌究竟是“冷”一些更好还是“热”一些更好?

  ■马泽平:过“冷”和过“热”都不是好现象,都趋向于一种病态的氛围。如果非得从中选一个,那么我选“冷”吧,好的诗歌创作环境,应该是静下来的,有人潜心写作,有人潜心阅读,在写作和阅读之间还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和交流。

  ■杨碧薇:从诗歌内部来看是“热”的,而且一直都“热”。诗人们的交游方式还是不同于小说家。但从外部环境看,在大众生活中,诗歌其实非常“冷”。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就很好,只要诗歌内部“热”着,这个文体就会持续发展。至于更大范围的“热”,可遇而不可求。没有“热”的契机时,就顺其自然。诗歌如此,其他事物也如此,没必要拧巴,重要的是写好,做好。

  ■麦豆:诗歌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在任何时空中,我认为都处于且应该处于边缘位置。但我并不认为诗歌会太“冷”,这个“边缘”很可能是艺术上最“靠前”的地方。近几年的“诗歌热点”,人们关注的并非语言本身,而是与诗歌无关的人与事。我相信,总有那么一些诗人在研究真正的诗歌语言,这些人不为名利,只为纯粹的兴趣。诗歌写作,冷暖自知,无谓好坏。

  ■熊曼:诗歌永远在那里,它永远是“文学殿堂里璀璨的明珠”。无论发生怎样的事件或新闻,无论外界怎样看待诗歌。诗歌本身并不复杂,它是个体心灵的舞蹈。复杂的是人,是围绕诗歌产生的各种欲念。

  ■康雪:当下诗歌是典型的“外冷内热”。个人觉得,当代诗人们所创造的诗歌环境可以冷一点,去掉一些表面纷繁对诗歌本身肯定是好的。而在外界方面,当然希望再热一些,诗歌值得被更多人关注和感受。

  ■林珊:诗歌写作对于个人来说,是孤独的、安静的。但对于一个时代,“冷”和“热”,各有利弊。

  ■李壮:冷热都是相对的。今天文学和诗歌在社会文化生活格局中的位置,的确没当年那么“中心”了。这是必然的,说明社会有进步、文化生产力有提升,大家可以看电影、刷剧、玩抖音、打游戏……不是鸡蛋不如以前好了,而是放鸡蛋的篮子变多了。况且,热闹的地方泡沫多,有时冷却一下更纯粹,可以排除许多没有必要的杂音干扰。这种意义上的“冷”是无害的、良性的,是“保鲜”。至于“热”,炒作诗歌八卦甚至诗歌舆情的那种“热”,往往与诗歌本身关系不大,弄不好还属于“瘟热”;良性的“热”,是逛诗歌书店的人多一点、听诗歌讲座(或参加诗歌公益活动)的人多一点、读诗写诗懂诗尊重诗的人多一点。一言蔽之:理想状态,是“冷而不冻、热在点上”。


理想中的“诗歌新力量”尚待孕育

  在你眼中,当下“诗歌新力量”最重要的代际艺术特征是什么?你目前最希望在同行作品中看到、或最希望自己能够企及的,是什么样的诗歌特质?

  ■马泽平:多元化。题材、手法、思潮等等,在我视野可及的范围内,都呈现出多元气象。我最想写出的是那种从容、中和、淡而深微的作品。这样说可能比较模糊,换个说法,我希望写出胡弦老师的《空楼梯》那样的诗作。

  ■杨碧薇:我想了好几个词。比如传承性,我认为在整个新诗序列中,“诗歌新力量”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断裂。但是,传承性还不够准确,因为这个概念有某种普遍性。所以还是以“修辞性”来标识吧。与前辈相比,新一代诗人普遍更重视修辞与技法。我们的前辈当然也玩修辞,但是不多,而新一代的诗人里,玩修辞的就多得多了。

  ■麦豆:世界观的不同。新生代的诗人,他们的眼光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们都要宽阔,便利的信息网络、全球一体化的生活实践,这些都为他们的创作深度与广度准备了各种可能。具体到自己的诗歌写作,我希望能够在尊重差异性与现实性的基础上,写出一种具有普遍性与同一性的文本。

  ■熊曼:用新鲜、节制而又容易进入的语言,书写反映现实之作的诗歌,是我喜欢的。

  ■康雪:不止当下,不止诗歌,我觉得从古至今,任何文学任何艺术的本质应该都是“真善美”。虽然这三个字说出来很概念化,但用在创作上,是万能的。

  ■林珊:我最希望看到的诗歌,是真诚的,打动人心的。

  ■李壮: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句话,其实也是一个动作:“手持技术的双刃剑”。我觉得这一代年轻诗人身上明显的亮点,在于技术成熟(我们毕竟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不要“技术过于成熟”或“只剩下技术”。靠“技术好”,能成为“80分的艺术家”;但想成为“90分”甚至“99分”的艺术家,靠的是伟大的内心。这点对诗歌小说或其他一切门类都适用。这其实也已回答了后面的问题:我理想中的诗歌,就是拥有一颗伟大的心、并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去表达它。


诗的普及与诗歌教育依然任重道远

  今年某地高考语文卷,作文可以选择诗歌文体。你对此有怎样的看法?如何看待当下的诗歌教育和社会面诗歌土壤?

  ■马泽平:这个我好像有发言权,又好像没有发言权。说有发言权,是因为我中考那年的作文是以“朋友”为题,可选诗歌题材,我当时就写的诗歌。说没发言权,是因为我基本上写不好命题作文的,我更喜欢天马行空。

  ■杨碧薇:从长远来看,诗歌体裁被高考作文接纳,是文学观念的进步。但在短时间内,我担心阅卷老师不一定都具备合格的新诗鉴读能力,而他们对新诗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到考生的分数。因此,新诗的普及是很必要的。我以前不屑于谈新诗的基础知识,但今年我开始做这项工作了,已经讲了十节网课。

  ■麦豆:高考可以写新诗,我认为是一个新的尝试,任何一件新事物都值得探索。关键在于我们的诗歌教育和社会面土壤如何引导和培育。我认为诗歌教育,不仅事关高考,更关乎审美与人生。我国有悠久的诗歌传统,诗教历来就是启蒙和美学教育的一部分。

  ■熊曼:从小到大,我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这对我走上写作道路算是鼓励和促进吧。我认为,当下诗歌的教育和普及依然比较滞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康雪:接受诗歌文体是好事,但是希望高考的孩子们不要轻易在考卷上写诗。因为当下的诗歌教育和社会面诗歌土壤还是比较贫瘠的,大家对诗歌的认知和鉴赏水平可能是以课本上的诗歌为准的,可能会比较片面甚至滞后。

  ■李壮:我当年多数时候作文高分(全年级范文那种),但也不时翻车跑题。这几乎是一种预兆:多年以后,作文高分的我发展出了如今的“评论家”身份,作文跑题的我发展出了如今的“诗人”身份。我有丝分裂了。我认为,高考作文接受诗歌是好事,但我会对选择写诗交卷的人比较担心。一是担心写作者水平,二是担心阅卷者水平。这就涉及到诗歌教育问题:我认为当下中小学乃至整个社会的诗歌教育——甚至审美教育都相当不够。因此我特别愿意去高中做诗歌讲座。事实上这种讲座我去不同学校讲了好多次,每次都很愉快。文学公益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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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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