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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苇诗集《诗江南》出版


2022-04-07


来源:钱江晚报 | 张瑾华
 

  壬寅年春节,因为疫情,沈苇一直在杭州待着。直到正月十五前一天,他才回到老家湖州练市,待上一周,陪陪父母,走走亲戚,还去了外婆家废弃的老房子,总算赶上了元宵佳节。就这样,在江南的第四个年过完了。

  沈苇是浙江籍诗人、作家中首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在他身上,有某种戏剧性和传奇性。1988年,他从太湖畔的丝绸之府,湖州下面的一个小镇练市出发,坐了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沿丝绸之路西行,来到遥远的西域,那一年,他23岁。他从一个远游者变成一个远居者,从此个人命运与那片亚洲腹地紧紧连在一起,他也为遥远的新疆大地写了很多诗和散文,出版了20多部诗文集。

  如今回头一看,他说,这是自己从一个有三点水的“湖人”,变成没有三点水的“胡人”的人生历程。

  30年来,在西与东、水与沙的地舆切换中,沈苇有时称自己是拥有“两个故乡”的人,有时又发出里尔克那样“何处是居处”的感慨。沈苇曾写过一首《两个故乡》:“当我出生时,故乡是一座坟墓/阳光和田野合伙要把我埋葬/于是我用哭声抗议/于是我成长,背井离乡,浪迹天涯/我见过沙漠、雪峰,女人和羔羊/现在我老了,头白了/我回来了——又回到故乡——/——流水中突然静止的摇篮”。许多读者以为这首诗写于重返江南之后, 其实不然,创作时间是1999年,从今天的角度看,它是“游子还乡”的一个惊人预言。

  2018年底,他终于回到了江南故乡,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并成立沈苇工作室。

  “仔细一想,我热爱的西域我已不在场,再也无法亲历它鲜活或滞缓的日常,我回来的江南,也不是年少时的江南了。只有这么多年走过的路,是我独一的、他人难于复述的路。”

  所以归来的沈苇说,他,是百感交集地归来了。30年西域生活后,游子归来,却如“异乡人”的又一次漂泊,又一次起航。

  如今,沈苇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江南生活。他爱做饭,从江南做到新疆,又做回江南,自言”从8岁做到现在,做了半个世纪“。

  作为一名诗人,现在,回到江南的第三年,他就捧出了一部新诗集——《诗江南》。“游子归来,重新发现江南”,这句话,就出现在《诗江南》的封面上,这也是沈苇为自己“第一故乡”创作的第一部诗集。

沈苇新诗集《诗江南》

  2020年春天,沈苇重点开始新诗集《诗江南》的写作。两年下来,写了一百二十多首,加上他在西域时期陆续写的、挑选出来的,结集时,有了一百五十首左右的诗。

  水是蓝色的,沙是黄色的。江南多水,《诗江南》是一个纯粹干净的蓝色封面,这似乎意味着诗人沈苇从“西域时期”进入了“江南时期”。

  展读《诗江南》,沈苇重点书写了江南的自然、历史、人文、日常、物事与人事,同时关涉“诗路浙江”、生态文明、世界丝绸之源、国家文化公园之大运河等方面的内容。诗集的地域面涵盖整个大江南地区(广义江南),分三辑,其中“故园记”写乡村记忆和“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湖州,“诗这里”写浙江的自然、山水以及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漫江南”写长三角和大江南。

  关于“水”,沈苇自己是这样描述的:如果说当初离开,是为了蒸发掉一个“水乡人”身上多余的水分,那么如今归来,则是为了保持自己身上最后的水源和水分,不要让自己蒸发到干旱、干涸。

  他归来之时,江南仍在那里,他以“她”来比喻江南:她的自然、山水、风物,在那里;她的意境、诗情、画意、韵致,在那里;他看到,这个“清丽地”“温柔乡”“销金锅”,南朝人称之的“欲界之仙都”,马可·波罗看到的“尘世许诺的天堂”,也部分地在那里。只是,时间已来到二十一世纪。

  那么,诗人又是怎样重新发现江南、定义江南的呢?

  沈苇说,作为一个地舆概念,江南是不断变化的,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历来有“小江南”(狭义江南)和“大江南”(广义江南)之分。但作为一种独有的精神气场、气象和气质,不管你在不在、出现不出现,江南一直在那里——江南一直在江南,在她的清丽灵秀、文章锦绣之中。

  江南文脉赓续绵延;江南的文学传统,特别是诗歌传统,也茁壮独秀。作为江南文脉中的一员,沈苇说,江南不能简化为“美丽”和“富庶”,江南也不是文化单一性的代名词,因为江南有着与生俱来的自身内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河与海、泥与焰、丝与剑、吴与越、平原与群山、谢灵运的“山水”与干宝的“志怪”、鲁迅的勇猛尖锐与丰子恺的温暖慈悲……构成江南之精神的两极、多维,唇齿相依,杂糅一处,融会贯通。

  正如诗人西渡说,中国诗歌有一南一北两个伟大的源流,一是《诗经》,一是《楚辞》。一个南方诗人来到北方,或者一个北方诗人来到南方,其意义绝不止于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是向一个异己的传统开放。

  “远行者已是他乡故人、故乡异客/在丝竹和隐约的胡乐中/一再默祷:此岸,彼岸;彼岸,此岸……”

  这是《故园记》中的一首《骆驼桥》中,诗人的低吟。

  当沈苇归来,两大诗歌传统在诗人的身上对流激荡,又将发生什么?

  元宵节前后,诗人沈苇在湖州练市老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游子还乡,作为诗人应命而归】

  “……火是香的/让我们持久凝视火焰,直到看见/丝绸的狂舞,火焰的豹纹/自己心中涅槃的凤凰”。

  作为中国边疆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谁能想到,沈苇的人生在三十年西域生活后,忽然来了个大转弯,回应了叶落归根的古语,这几乎是应命而归。

  当下的诗人沈苇,已拥有了两副目光:熟悉的远方和重新熟悉起来的故乡,所谓“故乡中有远方、远方中有故乡”,也像他2020年的一首诗中展示的缔约与可能:

  “燕子领着它的孩子在雨中飞/这壮丽时刻不是一道风景/而是词、意象和征兆本身/……燕子在雨中闪电一样飞/飞船一样飞,然后消失了/驶入它明亮、广袤的太空/我用无言的、不去惊扰的赞美/与它缔结合约和同盟”。

  同为江南诗人的梁晓明认为,最有意思的是,沈苇的目光长久在边疆大地上逡巡与感慨,广阔的沙漠和富有独特文化的新疆,早已把他原有的敏感纤细的江南胸怀锻造得丰富、宽广。但这次的重新发现,并非年少时的纯然天然的目光与情怀了,就像人生总是一种螺旋式上升,那些过往的、曾经遗忘或者永恒记忆的事物和人,在经历了大半个人生的阅历与经验后,已变成晶晶闪亮的语言符号,它们就像一座丰富的宝藏,等待这位离乡的游子重新归来。

  诗评家唐晓渡说,从初到西域提出“混血写作”“综合抒情”,到还乡后倡言“复魅而独异”的“在地域性写作中呈现‘去地域化’的风貌特征”,三十余年来,沈苇的诗艺生成在出走/回归、无往而不复的精神双循环中历经锻炼,日趋成熟精湛,语言风格也愈见鲜明。就此而言,《诗江南》既是他在这方面成果的最新奉献,又呈现了其探索维度更为广阔的前景。

 

问答部分

【在故园江南生活,写诗】

  钱江晚报:挺喜欢其中你写江南四时风物的一些诗,比如《水乡食鱼歌》,从一月写到十二月,还有写树,写蚕茧、种菜等等,如今重新江南风物,是否感到一种欣喜,亦或有些儿时风物,如今难觅的失落?“游子归来,故园蚕丝,添他一份缠绵和惆怅”,这样的心怀,是否独独江南才有,才适宜?

  沈苇:这种“心怀”,不可能是地域的独有。诗歌只停留在“风物”层面,也是不够的,因为文学不是地方主义的土特产。地方性是好的、迷人的,但地方主义是要反对的。所有对“独有”的认定,最后可能变成了局限和限定。诗歌中有地域性,并不意味着对“去地域化”的放弃,恰恰是朝向“去地域化”的不断努力。人还有南人北相、北人南相呢。男诗人能写出温柔缠绵的诗,女诗人也能写出豪迈刚烈的诗。诗是雌雄同体的。

  钱江晚报:您是湖州人,诗集第一辑《故园记》的诗,是献给家乡湖州的,你在诗中写道,“人到中年,你仍拥有儿时的万亩波顷”、“再一次重建自己内心”,你的一些诗中多次提到“重建内心”,如今你在杭州工作,湖州是老家,你在“重建自己内心”方面,完成得如何?

  沈苇:每个人都随身携带语言、死亡和故乡。新疆30年,是一个“在他乡建设故乡”的过程,现在,一个“他乡的本土主义者”离开了,但留下了写新疆的十几部诗文集,这是一种过往的“纸上重建”。“还乡”之举,本身就是一次“重建内心”。故乡在哪里呢?当然首先是指一个人的出生地,就像父母一样,是唯一的、不可选择的,但同时,故乡可以变小,变成我们随身携带的行李。所谓的“还乡”,还有更高一个层面,鲁迅说“呜呼呜呼,我不如仿徨于无地”,诺瓦利斯说“人类怀着乡愁的冲动四处寻找家园,哲学的本质即是精神还乡”,佛经说“无所住生心”……都指向更高意义的“还乡”。因此,“重建”是与“精神还乡”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语言的行动,词与词的碰撞,诗的发生,是诗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哪里有坍塌、破碎和毁灭,哪里就有“重建”。在个人的地域变迁和时代急遽变化带来的眩晕感中,“重建”是无止境的。

  钱江晚报: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江南生活,和作为一名诗人在江南写诗,在你身上是一种什么关系?

  沈苇:诗人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是微尘中的一粒。而自我中心主义者容易把一粒微尘夸大为一座山。写作只是生活方式之一,当然是有创造力的一种生活方式。做饭也有创造力,我就很喜欢做饭,从8岁做到现在,做了近半个世纪,乐此不疲。我在新疆时被誉为“新疆文学界的特级厨师”,这个评价比“西部诗人”这一称呼让我高兴,后者,我愿意正名为曾经“生活在西部的诗人”。

  钱江晚报:当江南拉近,不再是遥远的,想念中的故乡,“她”随时看得见,摸得着时,没有了这审美的距离,你的心态和情感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沈苇:近与远是相对的,更多是一种混溶和同在。有天涯咫尺,也有咫尺天涯。现在大家都喜欢说“诗和远方”,不知为什么,每当听到这几个字,我身上就会起鸡皮疙瘩。难道近处就没有诗、没有“远方”了吗?当然,面对第一故乡,归来者可能有了一点与众不同的目光。我曾经逃离一滴水的跟随,被一粒沙占有了三十年,如同做了一个漫长却转瞬即逝的梦。而现在,我要做的是,用一粒沙去发现一滴水,用一片沙漠去发现一条运命之河,用海市蜃楼去拥抱江南的山山水水……或许,我还可以用一双沙漠木乃伊的魔幻之眼,去重新发现江南,看看自己能否看出一些新景致、一个新的沉潜的世界。

 

【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诗】

  钱江晚报:我们知道诗歌创作的特点和别的创作不同,就你的创作经验,诗人是即兴的,灵感式的写作,还是有计划地创作诗歌,哪一种更适合自己?

  沈苇:灵感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和无厘头的奖赏,它建立在持久的期待和耐心这个基础之上,技艺的训练、阅读、游历、对日常性和他者的关注等都很重要。里尔克一度摒弃“灵感说”,因为他从罗丹身上学到了“永远工作”。人到中年,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式的写作已经意义不大。我经常提醒年轻的写作者,最好三五年有一个目标和计划。我在写《诗江南》的两年中,还写了一部《论诗》(以诗论诗),今年上半年出版。《论诗》的确是“计划”的产物,诗评家敬文东在序言中称它是“一个体量宜人的决心”。

  钱江晚报:从古至今,您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谁?最喜欢的江南诗人是谁?他对您的诗歌创作和精神世界发生过怎样的影响?

  沈苇:这个名单很长,难于一一道尽,我只说具体的。去年我最大的阅读收获是汪元量,南宋诗人、宫廷琴师。1276年临安沦陷、南宋灭亡,汪元量随三宫三千多人北涉大都,直到1288年南还,最后不知所终。这十几年中,汪元量写了大量纪实性的诗歌,忧国哀民,幽愤沉痛,目击成诗,直入人心,堪称宋元“诗史”。从杜甫到汪元量,再到元好问、龚自珍等,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当代狭隘化、庸俗化了的“现实主义”,要向这个伟大的古典传统学习、致敬,承继并重返这个传统。至于当代,我与几代江南诗人都有交往,有的保持了数十年的深厚友谊,这是回到江南后倍感欣慰的一点。新疆时期的我,爱阅读江南地区优秀诗人的作品,其中的纯粹、通透和语言的考究、精准,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能够使我免于长期“孤悬塞外”可能带来的心灵和语言的萧瑟与粗糙。

 

【诗人所喜:小镇,小村,小路,小河……】

  钱江晚报:很喜欢一首写江南小镇的《女神娶到了黎里》,你的家乡是江南小镇练市,《诗江南》中收入了好几首写江南小镇的诗,你写到了南浔、塘栖、西塘、乌镇、周庄、同里、木渎、黎里,你对江南小镇有一种怎样的整体印象?又怎么看这些小镇的文化差异性?它们能在不同的角度上勾起你的诗情吗?

  沈苇:关于江南小镇,我曾写过一篇长散文《江南六镇》,发表于《十月》,写了浙江和江苏各三个小镇。有人认为江南小镇大同小异,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不是这么看的,因为这个“小异”并不小,譬如南浔的中西合璧,与乌镇的主题公园式、西塘曾经的原生态,相互之间的差异还不小。这些小镇、古镇,都是构成江南魅力的重要部分,是人们可以停靠、栖息、使自己慢下来的地方。小镇虽小,五脏俱全,生活也方便。我大概在新疆待久了,现在对“小”的事物越发有兴趣了:小镇、小村、小路、小河、小鸟、小树、小草……新疆是一种“大”,而江南充盈着“小”。所有具体、细微、值得珍视的“小”,构成了江南之“大”,构成了广义的“大江南”。

  钱江晚报:我们看到了你写杭州的一些诗,比如西湖、断桥、梅家坞等等,古往今来很多著名诗人为杭州写下了诗,有的一直流传下来,白居易苏轼陆游柳永等等,作为一名新杭州人,你是否有写“杭州诗”系列的打算,目前有自己认定的代表作吗?

  沈苇:我写杭州的第一首诗是1986年的《在西湖鲁迅雕像前》,那时还在浙江师范大学读书。在新疆时也写过几首,还写过《女士们的西湖》等散文。返乡后,这两年写了不少,如《良渚的曙光》《西湖》《剃度记》《钱塘江》《在黄公望隐居处》《超山》《塘栖》《杭州2021》等,大多已收入最新出版的《诗江南》中。杭州一定会持续写下去,也许只完成一个“系列”是不够的。至于代表作,自己说了不算,那是要时间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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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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