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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兴:关于诗人之神秘


2021-11-15


文 | 盛兴

 

“作为一个人,再有限的词汇,再贫乏的知识,也足以表达一切切身感受,没有什么受限于语言而不能表达。”基于此,谈两个问题:语言的价值被高估及诗人之神秘。

 

当前,语言价值就是诗歌价值之“天花板”,今天的诗歌止步于两种形态,“产物语言”和“语言产物”。

 

“产物语言”核心理论是韩东提出的“诗歌到语言为止”。这一诗学观点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为权力工具论诗歌和情感臆想论诗歌划上了一个休止符。“止”这个字针对“泛滥”来说,真的是响当当的痛快。当前,“产物语言”的最大实践主体就是语言纯诗,其本质是取消语言的现实意义而赋予其一种独立的“语言世界”的意义,从而使语言成为一种宗教。

 

“语言产物”泛指过去和当前一切以语言文本为价值追求的、以遣词造句为隐匿手段的、以语言张力为诗意内核的、以情感命名为现实意图的诗歌。同时,相当一部分用口语写就的诗,甚至是叙述现实事件的诗仍然处于“语言产物”范畴。一方面,我认为口语和书面语在诗意构筑当中并无质的区别,口语同样无法避免遣词造句。另一方面,在对一个现实事件的复述中,有一个事关诗歌文体的根本问题:诗性无限趋向于真实,新闻无限趋向于客观,除非我们认为新闻和诗歌是一码事,否则客观无论如何成不了诗歌的追求,而当真实成为一种追求,只有通过语言的途径方可实现。

 

“诗歌到语言为止”并没有在中国当代诗歌大行其道,在于一个基本事实:语言终究是一门学科,诗歌作为一类艺术,无法终止在一门学科上。作为一个诗人,谁也不甘心自己的诗歌仅仅在语言范畴,每个诗人都要本能地追寻“诗人价值”。

 

今天的诗歌,对作为一种工具的语言极其不理智,陷入沉醉,而对诗意美学又过于理智,再到诗人之神秘,生硬无感。把诗意美学寄托在语言上,形成了当前中国诗歌语言最大的问题,也形成了诗意最大的问题,至此终结,绝口不提诗人个体。“语言、诗意、诗人三者天然合一”,这是一种浑沌的认知和无力的表述。语言、诗意、诗人内在是一种生命逻辑关联、灵魂有序机理、存在深入递进,是有迹可循之物。以语言为追求的诗歌,最终价值是文本,以诗意为追求的诗歌,最终价值是美学,以诗人为追求的诗歌,才是最终的抵达,诗人是诗歌的终极价值体——一个天生的诗人。

 

接下来只谈诗歌的终极价值体,神秘诗人。

 

三十岁那年,我去郊区村里找一个老人算命。这位老人问我,“你家门楣上贴的那是什么字?形状像刀子一样?”那是回族的都阿(写在纸上的礼俗用语)。随后这位老人又先后说出:我家东边的那条干涸的水沟、沟边栽着的杨柳树、甚至落满柳树上的灰尘。

 

在民间拥有这种“超能力者”为之众多,他们大多是农民、失业工人、家庭妇女、残疾人和江湖游侠。这里有两个神秘的层面,一是他们是如何具有这种超能力的?换句话说超能力为什么选择了他们?另一个层面就是这种超能力本身是一种什么能力?

 

我认为这种超能力,就是对人身上所携带信息的阅读能力。

 

“有用”和“没用”作为艺术工具谈的一条划分界线,好像唯有“透过艺术作品看到艺术家本人”不是一种用处,这个看起来不是目的的目的是唯一不可撼动、不容置疑的目的,除此之外,皆为艺术工具谈。要在一首诗中看到一个真实的诗人本人,镜像、描摹当然不足一谈,就是要靠语言之外的那个信息,瞥见诗人也无法得见的自己。

 

先从一些和人无关的事情说起。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尼盖德教授进一步发展了SImula编程语言,他们的工作使软件系统的设计和编程发生了基本改变,可循环使用的、可靠的、可升级的软件也因此得以面世。这是人通过语言介质对计算机进行驱动控制的一次极大飞跃,计算机通过语言去更高效地替人干事,追求人想达到的那个目标。

 

按照最平常的话说,“诗歌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在这样的命题下,不管我们如何发展语言,也只能是像尼盖德教授一样,对这种介质的效能一次次地提升、飞跃,那么诗歌依然只是作为一部语言机器的存在,诗意依然是机器屏幕上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谁也看不到机器背后那个诗人个体。正如,一个剑客之厉害,不在于他的剑厉害,不在于他的剑术登峰造极,不在于他的师父是谁,最终在于“他”是谁。同样,一首好诗到底是谁写的重要?还是如何的好更无所谓?有一个现实或偏颇的问题:假如一首好诗不知道作者是谁,我们如何有信心认为它是一首好诗?如何不去怀疑它是偶然为之?在这一点上,可以就市面上的诗歌功利形势据实指出,当前就是“认人不认诗”的。我由此要强调:

 

诗意是超语言,如果不能携带诗人的真实信息,就是“伪诗意”,这就是诗人之神秘的一个边界。

 

若视诗歌语言为二维,诗意便是语言张力构成的三维空间,是一个想象空间,四维即诗人个性,也可说是诗人灵魂,是一个感知空间。既然有四维的存在,那么所有的语言张力就是一种未抵达,而未抵达就是无效。

 

在一个诗人独立人格缺失或不具诗人神秘信息的诗歌世界中,我设想了未来三种不堪的局面。

 

一是诗歌没有好坏之分。诗歌没有好坏之分不是缺失价值标准,而恰恰是因为存在价值标准。诗歌完全地处于某一种价值匡扶和参照中,就是说“好”和“坏”是必由各自线上的语言美学规范和权威评判来体现,在一个海量的文本中,根本无法打捞出一首为所有人称道的诗。有一个底线式的借口,就是诗歌的先锋性,也正因此,另一件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先于先锋诗歌,先锋导向和标准业已形成并正在运行,简陋正与先锋趋同,在“泛自由氛围中的泛价值评判”下,多重的导向致使诗歌“没有好坏之分”的卑陋日益彰显,无论你怎么写总能进入某种价值观念的预设之中。美学全覆盖,价值无盲区,你只要写诗,就是个诗人。

 

二是汉语诗歌将与西方诗歌进入隔绝状态。汉语言自身象形、会意、双关、通感等一系列特殊属性、特殊内涵使然,西方诗歌史的语言经验似乎都无法根本地解决汉语诗歌的问题,所以汉语新诗以来,但凡有所借鉴,立刻显形并被准确地指认是学的西方的哪一门,哪一派。在本质上,西语中的意象绝然不同于汉语中的意象,“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朵朵花瓣”不同于“一树梨花压海棠”。汉语诗人历来似乎习惯了用汉语的张力思维去理解西方诗人的诗句,似乎习惯了用文本层面的主义、流派、潮流、风尚之类的去评判西方诗人,所以才出现了对西方诗人生命个体的忽视和误解:沉缅于“清风一样的逻辑”的艾略特,而不是内心象盾牌一样坚硬的艾略特;折服于“吻吃你的蛆子”的波德莱尔而不是把上帝视为唯一救赎的波德莱尔;崇拜于“摘取贫民窟桂冠”的布考斯基而不是饱食绝望充满人生厌倦的布考斯基……长此以往,因缺少诗人灵魂和艺术家价值之间的对撞,汉语诗歌将因诗人层面上的面目模糊、人格平庸,或将无法在世界领域内实现联通、交流和滋养,而只能一直艰难地运行在一截封闭而干涸的河床上。

 

三是“诗将不诗”,或成为可有可无之物。主要表现为脱离诗人本体后的形式边界跨越和功能异变。绝大多数诗歌将成为一种释放悲悯情怀、炮制情感模型、树立道德样板的“无头尸体”,而一个“皇帝新衣”的体制,将使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境况里保有强劲的蔓延势头,短时间内不会被戳穿,并且以极大的优势进入所谓的诗歌史、文学史。剩下的,一类将成为民间工匠的语言技艺,通过语感拿捏追求炉火纯青,通过语言想象追求无限可能;一类将成为一种纯语言学术,用于一种现实功利的佐证;一类将在一个类似于疯子的群体中以密码的形态传播,底线全无;一类将成为脱口秀或分行的短视频剧本;一类将成为洋气体面的价值宣言,成功人士俱乐部的语言风尚,楼盘海报或午夜心灵鸡汤。

 

关于诗人神秘个体,在一个有限的可认知和可操作领域,我想用在场感、爱和灵魂这三点来谈论,并且尽量尝试能用落在地上的语言而使其具有超越语言逻辑的现实意义。

 

“在场”就是诗中有“真我”。有个现象,即使是处于同一层次、同一门类、同一立场观念的诗人,其诗歌文本之间总能体现出一种差异性,高蹈的学院诗写者坠落的轨迹、下沉的口语诗写者刁钻的口气,粗枝大叶的初学者和信口开河的从众者亦是这样。这是一个奇迹:“诗”能够本能地携带诗人个体信息,一个诗人自然的在场于自己的诗中。然而这仅仅是个假象,是一种诗人个体的语言气质,也就是语感,对于一首诗歌价值的确立毫无作用,一道有价值的诗歌首先要在这个普遍现象中上升出来,有一个“真我”在场。有“真我”在场的基础上,一切诗歌透露出来的都是一种“善意”或者“道德”,无论你如何在语言中穷尽其恶,到头来,在你诗中看到的依然是善意和道德。写诗本身是诗人也就是“我”的在场行为,“在场”就是诗人最大的道德”。由此,“真我”是道德本身的我,而不是道德判断本身的我,是一个不带道德判断的我、亲历的我,而带道德判断的我就是旁观者、“冒牌我”、“假我”。另外,有一个经验是,在诗歌中的那个“真我”往往是没有写“我”而写其他时体现出来的那个“我”,真正的在场是一种神秘的“他在”,“真我”总是不那么习惯用第一人称。就像唐欣,总是喜欢用“他”,而最终你会发现,这个“他”比“我”更为自然。

 

诗人个体是一种爱的存在。爱用语言呈现出来,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爱的箴言。关于爱,即使特立独行的、疯狂尖锐的、生偏冷僻的表达,只要落实到语言上都一定会成为箴言。箴言不是诗,诗也不是箴言。由此我看到了语言对“爱”的消解和解构。语言本能地遮蔽和同化了诗人的“爱”,并将其凝结成一种人群中有普遍感受的“情感”。爱不同于情感,爱是一种超越语言和语言无关的原生信息,类似于“初心”,是生命源头,更是生命个体。情感是一种语言规范,与语言相对应,语言无法表达的情感,就是不存在的情感。举个例子,性是男人对所有女人的普遍关系,但爱却是有个体针对性的,你爱一个女人,把爱给了这个女人,但爱却留在这里,因为爱就是你自己。性就是语言,爱就是诗人个体。当读到一首诗,我们本能地要去追寻语言背后的意义,这说明对语言是不尽相信的,这种本能体现的是对神秘空灵之物的追求,就是平时说的“理解”,而与理解所对应的只能是诗人这个个体,“理解”就是对诗人之爱的体会。爱无法操作,也不会被遮蔽,其是诗人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没有爱,诗人就无法呈现自己。

 

诗人在自己的诗歌中获得永生。现在我来说这样一段话,来证明在灵魂层面,语言和诗人将结束争执。“一个诗人的灵魂是一首诗的灵魂,一首诗的灵魂却无力成为一个诗人的灵魂,一个诗人的灵魂共同存在于其所有的诗中,其所有的诗却构成不了一个诗人的灵魂。”这是一个解决灵魂问题的语言逻辑极限方案,最终,其依然无法证明灵魂的存在,灵魂自此飞离语言此岸。从一个层面来说,在今天,我认为诗人的灵魂代表的就是诗歌的现代性,这在于,一方面越是趋向于绝对的个体性越是能释放灵魂信息,另一方面,基于这个身体性超越精神性的时代,我认为灵魂是一种未来之物,灵魂之神秘不是来自于过往的追忆和生命经验,而是未来的预见与昭示,在诗歌中灵魂代表了一种生命的可能性,一条活着的未来之路,一种对旧生活的救赎,一种牵引和召唤。“绝对个体”和“生命可能性”就是诗人的灵魂,诗人的灵魂就是诗歌的现代性,诗歌的现代性代表了诗人的“不死”。

 

维特根斯坦说,“一切都处于语言的逻辑世界,神秘之物不可言说,只能显现。”我想说,在今天,汉语言张力学早已在世界范围大行其道。也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汉语言的张力学就足以包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逻辑密码,到了第二个阶段,“神秘之物不可言说”亦早已成为汉语世界认识论中的常识和本能,汉语诗歌对此亦多有定论。在所有艺术家中,唯有诗人赤手空拳地处于一个现实的、生活的庸常之境,所以,诗人即是神秘本身,而汉语诗人,尤其应该是神秘本身。

 

“至今我仍不知诗歌为何物,而我的灵魂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有趣”。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诗人所谈论的诗人之神秘,关于“我”的神秘。

 

2021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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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磨铁读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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