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伟访谈 | 诗歌肯定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 诗通社 | 诗生活网
 
关闭窗口
 更多诗歌新闻>>>               返回诗生活网

 

李亚伟访谈 | 诗歌肯定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2021-09-09


命运是天定的

 

吴向阳:如果当年你不写诗,你觉得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不称职的教师,拿腔作调的公务员,成功的商人,或者其他?

李亚伟:每个人可能都对自己的人生样式做过假设。人生会有无数虚幻的白日梦,但是却又从来没有一味管用的后悔药。所以,假设的性质属于娱乐的范围。

 

吴向阳:那就不妨娱乐一次。

李亚伟: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边喝酒一边聊各自的人生假设,其中,我的人生假设最受争议,原因是我的这个假设具有真实的起点和较大的想象空间。事情是这样的:在那次酒局上,我碰到了一位比我小几岁的女士,大校军衔,人很友善。在互相敬酒笑谈的过程中,我和她开玩笑,叫她敬酒得给我敬军礼,原因是:我曾经可能是老兵,甚至可能是首长。还顺便讲了如下的故事。

 

吴向阳:你似乎并不擅长跟女士讲故事。

李亚伟:我讲的故事是这样的。我十六岁上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毕业那年,几个同学,也是平时一起逃学翘课的中文系的好友相约一起参军。李亚林(名字上看我俩像是两兄弟,事实上也是形影不离的好友)终于在临近毕业那几天联系上了部队到高校招大学生的人,人家还真的来了两个人,住在学校招待所。在李亚林的带领下,我们好几个同学都去做了登记,只等毕业考试后拿到毕业证,拿到教育部刚开始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就张开翅膀飞向我们向往的军营。那是1983年6月,我们好几个人在学校拳击队鬼混,同时在一科一科地进行毕业考试。

 

吴向阳:计划参军这个故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李亚伟:6月15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在和女友约会。那会儿学生们的约会非常艰苦朴素,就是在校园内找一个僻静处站着聊天,没多少花哨玩意儿。当晚,突然从院墙上跳下两个人,轻车熟路、径直走到我面前。两人穿着军服。那会儿某些军服,比如空军、坦克兵等服装是最时髦的打头,军服之后才是牛仔裤和喇叭裤。来者是数学系的石方和马松,其中一人的手掌上还缠有纱布,应该是刚从足球场那边练了拳击过来。他俩对我女朋友说对不起,找亚伟有事,我就让女友回她们女生宿舍,跟石方、马松走了。

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了一场预约的斗殴。这场斗殴的起因是马松白天惹了一帮社会流氓,晚上他招呼很多学生前去参战,我们学校有二三十人,还有西南石油学院也来了十多个牛高马大的西北的哥们儿。情形大概是:学生流氓三四十人和社会流氓三四十人各执器械在校园外约架,还没开打,可能是有同学告密,我们这边就被公安捕获,大学生流氓核心成员胡玉、石方、杨洋等逃脱,另一部分核心成员马松、杨帆、李亚伟、尹家成被公安用手枪押送到校园旁边的派出所就近羁押。除领头人马松拘留十五天外,我们几人被拘留七天,其中我一个人是应届毕业生,拘留期间还被剃了光头押送回校参与了最后一科的毕业考试。最后学校对这批学生进行了处分,其中马松、尹家成开除学籍,杨帆、李亚伟记大过,敖哥、小绵羊留级。我在我的尊敬的班主任杨老师、班长李新民及几位同学的帮助下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他们趁校方没有反应过来,去把我们班的毕业文凭迅速拿到,并快速地给了我。这中间没人打小报告,我感觉我们班的同学都爱我,都对我好。我算是得以顺利毕业了,但是参军的事情就彻底泡汤了。我们这一群积极要求参军的学生原来不是天之骄子,而是小流氓,部队当然不能招收刚被处罚过的学生,于是我背着处分被直接发配回原籍,做了中学教师。

 

吴向阳:回乡教书其实是在你所有计划之外的。

李亚伟:那时,部队给大学本科毕业生参军的条件是,我们到部队报到后,将取消原来规定的试用期,直接为正连级。也就是说,我那时如果参军,可能是当时部队最年轻的军官,还拥有那时稀有的大学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前途非常光明,后来成为诗人将军,像很多唐朝的边塞诗人一样,想起来有点顺理成章。

 

吴向阳:你没能参军,真不知道是祸是福。

李亚伟:朋友们对我成为“诗人将军”的思路有争议。按那时我那样的个人条件,服役到现在,熬资历成为将军是有可能,但关键点是:一、我还是不是诗人?会不会继续诗歌创作?二、会不会成为贪官,中途落马?这两条我都予以否定了,理由是:一、我的诗歌创作在大学期间已经上瘾,我们后来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已经形成,与万夏、马松、二毛、蔡利华、梁乐等已经形成了交流程度、互动程度都很紧密的团队。我不仅会继续做诗人,甚至“莽汉”团队也照样会出现。二、我从不贪财,对金钱没概念,绝对不会成为贪官。但争议仍然很大。比如,自由散漫或者好色贪杯会让我犯下别的错误。这样的人生假设可以无边际,可能性也就无边际,真是好玩,是绝佳的下酒菜。

在90年代,我在北京做书商,结交了两位部队的前辈。当时我三十多岁,他们两位比我大二十多岁,一位在报社做领导,一位在大学做教授。我们属于酒友,忘年交,经常一起喝酒,其间我多次暗中唤起做军人的梦想,甚至动过考他们研究生的念头,只是我性格羞涩,也特别怕麻烦别人,就从未向他们提起。

 

吴向阳:也就是说,你成为诗人是命中注定的。

李亚伟:人生假设是可以有的,也是很下酒的,但命运是天定的,尤其有些重要的东西,它会永远伴陪你,成为你命中的一部分。我想,我不管当初选择了什么职业,诗歌肯定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中文系》和“莽汉”

 

吴向阳:还记得写的第一首诗吗?

李亚伟:我大概是初中就开始写东西了,写过什么完全不记得。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有偶尔写写散文和古体诗词的习惯。实际上这不是写作,是一种下意识的学习和爱好。我祖父和父亲都写古体诗词,这应该属于中国人比较普遍的修养之一。但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和我姐姐他们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比如我们“莽汉”群体里面的蔡利华,他就是那批知青中的一个。他们好几个“知青”那会儿就在读俄罗斯文学和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当然,主要是读马列。我初中只读了二年,十一岁到十三岁,我开始接触了西方文学,到高中后读到了惠特曼、泰戈尔等。但偶尔发骚,懵懵懂懂写点什么东西也基本上是古诗词,偶有白话新诗基本上就是模仿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等人,写得不好,所以一首都记不起来。到十六岁上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学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时期的诗歌,但基本不喜欢,比如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诗歌,基本上是新文化革命的外衣,古典诗词的审美。

那时候我们已经会泡图书馆,可以阅读很多西方的作品。但大学期间的写作其实也是学习和模仿的过程,是深入的学习和模仿的过程。我认识了胡玉、敖哥、万夏、马松等一批喜欢诗歌、喜欢音乐的同学,西方现代派的东西在我们这帮人的学习过程中占了主流,古诗词和五四以来的新诗,甚至包括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都被我们在学习中拒绝了。但毕竟是学习阶段,大学期间的写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开本的硬面抄,用于誊写自己和朋友的诗歌——自己确实写了不少,但没有一首是自己后来满意的。待写出《我是中国》《进行曲》《老张和遮天蔽日的爱情》,特别是《中文系》之后,我那本金盾牌硬面抄里面的作品遭到了全面的自我否定,以至于后来这个本子因搬家丢失,我一点都没心疼。

 

吴向阳:你提到了《中文系》。在你早期的作品中,这首诗知名度最高,可以说是你的成名作。在30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你自己如何评价这首诗?

李亚伟:我写出《中文系》时是大学毕业的第二年,还很年轻,二十一岁。那时,胡冬已写出了《我要乘一艘慢船去巴黎》,万夏写出了整整一本油印诗集,于坚也写出了《罗家生》《尚义街六号》,韩东写出了《大雁塔》,杨黎写出了《怪客》。很多人在那几年都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代表作。你想想,其他行业,比如崔健已经写出了他好多重要的歌曲。我相信,中国当时那些年轻诗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找到了一套新的诗歌表达方式,找到了非常新奇的诗歌语言。就我个人来讲,当时我就朦朦胧胧感觉到,这首《中文系》可能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作品。现在看来,那时的感觉和实验是成立的,但它并不能代表我后来,尤其是现在的创作水平。

当年我们二十来岁,肯定不会炉火纯青。但是,今天谈到“莽汉”的早期作品,我仍然有赞同这些诗歌的无数理由。比如我自己的《中文系》,它是写大学中文系学生们的生活的,它不仅仅不留余地地讽刺和批判了我国的大学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它以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形式,无情地挑战了当时人们对诗歌形式的陈旧认识。在80年代,很多诗人都具有文本上的开创意义,这里不一一列举。仅就《中文系》而言,它书写了一个时代的部分模样,成了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它肯定也是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时间或者是历史迟早会同意。

 

吴向阳:你谈到了“莽汉”和“莽汉”诸兄弟。我想问一个可能讨好部分人而得罪另一部分人的问题,在“莽汉”中,按照重要性排序,你怎么排?

李亚伟:“莽汉”的问题其实简单,按参与“莽汉”的先后顺序就可以了——胡冬、万夏、李亚伟、马松、胡玉、二毛、梁乐、蔡利华,以及后来我们解散、已经没有“莽汉”之后,“莽汉”继续存在于朋友们中间和诗人们中间,这些时期主动或被动进入“莽汉”范围的一些朋友,比如李海洲、梅花落等等,都可以按参与“莽汉”的先后顺序列队。

 

吴向阳:为什么?

李亚伟:为什么?不同诗歌流派的众多诗人都可以按照两个方式来确认其在那个流派中的位置——这也是文学史常用的方法——供参考:一、参与该流派的先后顺序;二、作品,也即创作成就。莽汉主义流派是一个特殊的现象,颇有些得天独厚:从它一开始出现,就天然地聚集了一拨最有诗歌天赋的诗人,在大学期间,也即莽汉诗歌诞生之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写作团队。团队中我崇拜胡玉和万夏,他们比我写得好,诗人气质和创新意识非常强悍。他们二人也是我们写作团队的灵魂人物。莽汉出现时,胡冬、万夏起了开创作用。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才华,人、诗人和作品合为一体的先锋精神,也是有目共睹。他们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就奠定了莽汉主义的形成基础。马松后来在1984年突然拿出一批作品,他的写作风格一下子远离了才刚刚出现就离开“莽汉”的胡冬和万夏的探索范围,给我们的写作打开了其他的可能。说实话,诗歌的灵魂是自由,其创作秘诀也是自由,马松的写作就是使得当时我们的写作探索获得了自由女神的加持。我们看到了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可能,看到了写出这个时代真正最好的诗歌的可能,看到了诗歌的自由路线——那就是四面八方。打个比方:万夏和胡冬是带来了好酒并组成酒局的人,他们呼朋唤友,但打开酒瓶喝了几杯就走了。还没走多远,马松来了,带来了其他口味的美酒让大家继续喝,他“砰砰砰”开了一桌酒,接着大家一边痛饮一边打开了酒窖,把屋子里的酒喝完了,把酒楼喝垮了,然后全部打开窗户和门出走,到四面八方喝酒去了。

 

吴向阳:你谈到了胡玉、万夏、胡冬,谈到了马松,但你没有谈自己。你对“莽汉”意味着什么?“莽汉”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亚伟:我对“莽汉”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这个评价拿给马松、二毛、梁乐也都行。说实话,“莽汉”写作的人数太少了,就那么几个人,但他们的作品随便拿到什么地方都站得住,这个太重要了。中国在1986年由姜诗元和徐敬亚等人在《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做的诗歌流派大展,汇集了成百上千个社团,“莽汉”从一开始就跳出了普通写作团队的吃水线,在无数个诗歌山头中成为最拔尖的写作实验流派,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一个诗人的作品都是那个时代最特立独行的。当然,现在回头望去,也可以说,没有我的努力,没有马松、二毛、梁乐、蔡利华等人的跟进,没有后来这些诗人那么多实验和探索,“莽汉”可能就是1986年诗歌大展中成百上千个流派或社团里普通的一个写作群体,至今籍籍无名是完全可能的。

1986年,中国诗歌流派大展之后,全国各地诗人玩诗歌流派才开始真正上瘾,但这个时候,“莽汉”已然宣布正式解散,这是我和二毛、马松、梁乐等人的共识,也是当时我们进行诗歌创新实验得出的正确解决方案。自由是诗歌的灵魂,理论是圈套,流派是陷阱。我们玩了一会儿,感觉差不多是嫖客逛了一下窑子,酒鬼泡了几天酒吧而已。不同的是,这个窑子成了后来注定会名垂“青”史的青楼,这个酒吧注定要成为响当当的酒吧,注定会成为很多年之后的诗人们都还能远远地闻得到酒香的一个酒吧。

话说回来,“莽汉”这些作者没有感觉“莽汉”这个流派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与众不同,甚至没有人真正对这个流派忠心耿耿或是爱不释手。他们真的只是玩过几个月或者一二年诗歌实验而已,假设这个实验室不叫“莽汉”,叫别的猫三狗四的名字没准都行。但是,牛逼的是这些人的作品,不管放到哪里,不管放到何时,都是站得直、立得住的好作品。打铁还得自身硬,作品经得住人们最挑剔的阅读,作品经得住时间的淘汰——这才是诗歌唯一重要的东西,才是诗人真正可以自信的理由,唯一的理由。

 

吴向阳:“莽汉”,我感觉是一种相互认可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共同的遵循的写作路数。你们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相互影响,在诗歌美学上有没有共同的气质?

李亚伟:的确,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都非常容易相互模仿和相互学习,容易被某种观念或时髦的形式统一,并折腾成一个批次的玩具,这是一种真实的状态,因为这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年龄,没有谁会相信自己或声称自己在二十来岁就掌握了真理、发明了某种美学。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暂时状态,齐刷刷向左或向右看齐都是暂时的。“莽汉”既是当时一种互相认可的生活方式,也曾经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写作方式,虽然它时间很短,短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就在那短短的几个月内,出现了不少有质量有符号意义的语言和气质都很雷同的作品,真的是互相模仿、互相攀比、互相培训出来的模样。流行写作都有这样的特质,一个时代的先锋写作往往都是从独创、模仿、流行开始,形成潮流,最后大浪淘沙,走运的一些家伙在流行模式中创作出了非常经典的作品。

 

吴向阳:就是说,“莽汉”诸诗人,也是,或者曾经是,在相互影响的氛围中写作的。

李亚伟:相互影响——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中国古代诸子百家都有很严重的相互影响的情况,古希腊那些大佬们也相互影响过,唐朝李白、杜甫、孟浩然的朋友圈,甚至那几个姓王的写绝句写得很好的朋友圈,都有相互学习和影响,文艺复兴那些大师也是。实际上,每一个时代如果大范围出现了某种成果,或某种思想、某种美学获得了丰收,这都是一大批人相互学习、促进的,既有相互模仿也有相互批评甚至相互革命的戏份在里面。没有谁是单个儿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谁是躲着爸爸、妈妈,躲着他的兄弟、姐妹从天上单独下凡的。

 

吴向阳:中国新诗已有百年历史,我想把它分为前三十年、中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如果你从三个时间段的诗人中分别选择你认为最重要的五位诗人,你的选择会是什么?

李亚伟:中国新诗写作肇始迄今足足有一百年了,刚好三十来年一段,按政治格局的变化分成三段也是可以的。中国近现代的主基调就是每一阶段都完全归化于时政的变化。如果这样的话,那第一个三十年,也就是1919年(实际上如果从胡适的第一本诗集《尝试集》出版开始,是1920年,)到1950年,这段时间是打倒文言文写作,否定古文写作,否定古典诗歌写作的时期,当然也是新诗探索和学习成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穆旦等分别进行着文体、语言的革命和探索,他们胜利了,绝对的胜利了。他们使古诗词写作成了边缘文体,新诗顺应世界潮流成了主流写作。当然这个胜利是经无数人的努力实现的,包括流行的热闹的徐志摩、戴望舒等以及更多的寂寞的探索者。这个时间段,诗歌写作和整个文学探索出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左派文学和右派文学,这是学习西方文化所必须被受精或遗传的DNA。又三十年,艾青、洛夫、郑愁予等分别从各自的位置,进行着进一步的新诗探索,可以说呕心沥血,延续着新诗的探索。后面四十年是从北岛、芒克他们开始的。这会儿应该没有什么名额。今天派打开了新的局面,左派或右派的写作可能还存在于社会,但很明确的是,这样的写作在今天派出现之后以及接下来的诗歌探索中不重要了,或者说基本上显得毫无意义了,诗歌进入了它本来的自由探索的实验和语言的可能性的探索状态,诗歌更自由了,很广阔了。这个阶段谈几个人也是不够的,因为是千军万马自由驰骋的情形,是混乱而有序,杂芜而又清晰的真正创造文体和贡献文本的时代。

 

吴向阳:你诗歌的精神源头在哪里?

李亚伟:我曾经接受过一次采访,回答我创作过程中受过谁的影响。记得大概是这样回答的:我受到过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小说等文化精神方面的影响,我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创作的人文精神和实验精神,但没有受胡适、郭沫若以降直至今天派出现之后的那些作品的影响。民国期间的诗歌是因为不喜欢,而今天派是因为当时阅读条件的限制,在我们上大学期间进行诗歌写作实验时,基本上很少读到今天派的作品,甚至很少读到台湾那条延续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诗歌创作线路上的作品。当我们,我所知道的,包括我和马松、胡玉、二毛、梁乐、蔡利华等,可以大量读到他们的作品时,时间已经是80年代中后期了,我们已经写下了不少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诗歌作品,这情形有些类似在我们已经会追女人并且成为小流氓之后,才读到《少女之心》之类过时的涉黄读物,这些东西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创作,甚至没有打开我们的胃口。我回答采访时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所处的时代,是我们一起成长的同时期诗人,包括我们这个写作团伙之外的很多当代诗人、当时各大学文学社里具有实验性写作精神的诗人。这些交流频繁的同辈,他们的诗歌作品才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我相信,对这一代诗人来说,大抵也都是如此感受。

 

《河西走廊》和《人间宋词》

 

吴向阳:自90年代开始以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你的作品不多,是写得少,还是不愿示人?

李亚伟:90年代我下海做生意去了,当时下海很时髦,说是赶时髦也行,因为那会儿的诗人确实喜欢赶潮头;但是,说是养家活口也行,因为我确实算是失业了。我无事可干,成天呆在父母家里,二三十岁的人,你说,不干活怎么行?下海是唯一的出路。但下海就是做生意,就是进入一个行业谋生,每个行业都有门槛、有难度,尤其是这种不被待见的民营行业,和在国家单位里待着真的不一样。特别是刚下海那阵,需要学习,需要积累经验、人脉等等,管你干得好还是不好,总之没有一杯茶、一张报纸混一天那样轻松的工作环境,常常是手忙脚乱。商业经营没学好,吃喝玩乐那一套倒是先学会了,耽误了很多宝贵时间,也根本没时间写作。当时下海是一个大环境,情形也很壮观,中国多少诗人都在经商,但是你看看,那会儿,有几个经商的诗人在写作,有多少经商的诗人在那个时期写出了好作品?

 

吴向阳:然后,你就写了《河西走廊抒情》这一组。你认为还是“莽汉”的诗吗?

李亚伟:“莽汉”作为一个流派,我们在1986年就宣布解散了。其实“莽汉”写作有一种模式化的语言,那也只存在于早期很短的时间,存在于部分诗人的部分作品之中。我上面说过,马松一开始写作,就带来了很怪异的语言感受,其写作方法非常新奇,把“莽汉”写作指向了其他方向,说穿了,是指向了原来万夏、胡冬文字所表现的那个方向之外的其他所有方向,就是崔健说的“大海的方向”,就是自由的方向。其实,“莽汉”里面你看看,梁乐、蔡利华和我、二毛等不管怎么写,写什么,写成了什么,其语言中、气质中始终有一种东西还是让人会联想起这是“莽汉”作品。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在你的创作中运用了“莽汉”早期的写作手段,只要你曾经参与过“莽汉”活动,甚至只是在“莽汉”的酒桌边待过,你的写作自然会带着“莽汉”气息,真的没有办法。这就是我曾经说过:不管你愿不愿意,“莽汉”都一直存在,存在于每一个朋友的心里和口中,存在于这些人的生活中。这样看也行:莽汉诗歌始终存在于他的作者写作的所有文字中。要不然怎么办,我能说不是吗?

 

吴向阳:你如何安放《河西走廊抒情》在你写作中的位置?能否简略谈谈其诞生过程?

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是我写作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我认为在这首长诗中,我实现甚至超越了我心中想要到达的写作目标。写完之后,我感觉我怎么就真的穿越了那些语言的迷雾、翻过了那么多语句的高山,跨过了不少逻辑的沟壑,其中很多难度应该是无法超越的,我居然感觉完成得很轻松,以至于我有感叹:写作过程中如有神助。没有神的帮助,我写不出这首诗来。

我在写作《河西走廊抒情》之前,去河西走廊一带玩了两次,回来之后决定写作一个关于河西走廊的系列诗歌。先是写出了四首,这四首短诗让人觉得出现了一种新的写作感受,和以前的写作感受完全不一样,同时又感觉到写作难度很大,写不下去了,需要某种文化的支持。我就开始查一些资料,想用古典文化来丰富这首诗的背景,并找到新的可能。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又写了二首,总共写了六首。此时,我知道我真写不下去了,而且明白了写不下去的原因:这首诗歌应该是一个大的作品,它超出了我之前的写作经验,尽管我准备了不少资料,但我明白我要重新找感觉,从别的路线进入,新的境界在某个地方等着我。

 

吴向阳:我注意到你从来都把《河西走廊抒情》叫作“长诗”而不是“组诗”,你是希望强调你刻意布局的结构和二十四首诗之间的抒情逻辑吗?

李亚伟:对的,《河西走廊抒情》是长诗,绝对不是组诗。组诗中,很多单独主题可以并列出现,可以王寡妇出门,哪儿天黑哪儿歇下来。《河西走廊抒情》是一首诗的格局,我在不同的空间描绘和书写,在不同的时间布局,让它们前后呼应,去来勾连,但又回避传统长诗的前后承接等路径。这是一种新的对长诗写作的实验。

 

吴向阳:你写过一本书叫《人间宋词》,我视作这是你向中国诗歌传统致敬的作品,你从中国诗歌传统中得到了什么?如果有一天你也成为中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你希望后来的诗人能从你那里得到什么?

李亚伟:我之前准备得较多的是唐代资料,因为河西走廊的地理景观、历史文化和唐代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绝配。但是我错了,这是一种硬碰硬的融合。

之后我开始一边写作一边研究宋代文化,并且再次进入河西走廊,试图用宋人的视野和情绪去重新体验。

从我后来(前六首以后到全部结束)的写作,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宋词或者江南的某些气质和景象使我在字词上、情绪上,甚至音节上获得了反向的支持,一种深邃的传统文化与眼前的河西走廊的诗意获得了意外的抓扯和呼应,仿佛河西走廊与唐代阳刚、阔大的气场在遥远的历史场景中还远远地有着温和的柔韧的呼应,宋代文化在这样的写作中,如同锚链的牵连,它使得我的诗意在写作中的出发、暂停和远扬随时随地有节制和定力。这是我后来《人间宋词》这部书的资料和感知来历。

这也是我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心得,在此,我觉得无需多说,我们可以在传统之外生活,可以在传统之中写作。但我们永远是传统的一部分。

 

 

诗、酒,及其他

 

吴向阳:现在还在写诗吗?

李亚伟:还写。不光是诗歌写作。开了好多头,同时有几个方向,希望的是每一个作品都能写好。我发现,我完成《河西走廊抒情》之后,有了一个写作习惯,那就是做写作准备。我会从内容到时间都有一个较长的计划,而且养成了反复修改的习惯。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有很多的作品在电脑里,但几乎没有完成了的,它们都处于待修改状态。我觉得这很好,不着急,慢慢来。这不是生意,也不是工作,不需要定点、定时。这是娱乐,哪天弄嗨了就完成了。到一个字都不用改了,交出来才可以算是完成了一项工作。当然,那也就和自己无关了。写完之后,这个东西一旦离开修改的文件夹,它就飞走了。它也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

 

吴向阳:我注意到你诗歌中“女性”和“酒”这两个符号。“女性”“酒”对你和你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李亚伟:我当初开始诗歌写作应该是和女性无关的,就是喜欢诗歌这种文化样式而已。一个中国的少年儿童,经常读到唐诗宋词,有一天突然自己模仿写了一首七律或水调歌头,不一定会诞生一个诗人,但沿袭五四新诗的写作路径,有一天一个人开始模仿北岛或者韩东、沈浩波写了一首诗歌,一个诗人就可能真的诞生了。诗歌创作,应该是一种文化遗传,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漫长而又丰富的诗歌传统的国度,我相信不知道多少人都喜欢过诗歌,其中又有多少人都尝试过诗歌写作。当然,诗歌写作又有其青春、浪漫等特性,具有抒发、表达等实用功能,在一些诗人的写作中,女性成为其倾诉对象或表达主体都有可能。具体的爱、茫然的思念和难以驾驭的激情都曾经是不少诗人——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诗人那样的写作模式的创作缘由,而且更多的是一个诗人初出茅庐时的缘由。

一个成熟的诗人,他的诗歌里当然有女性因素,甚至有关女性的诗意材料可能在其诗歌中占有重要比重。女性在我的诗歌中看似所占成分不重,但实际上无处不在,她们常常是书写对象,是知音,是读者,是朋友,有神性也有人性,同时也是激情和想象力的源泉之一。

 

吴向阳:酒呢?是对中国诗歌中诗酒传统的刻意地承接,还是对现实秩序的无意地抵抗?

李亚伟:喝酒就是爱好,有的人有家传,但我觉得我的酒瘾和诗歌差不多,受同代人影响最大。

 

吴向阳:如何评价你的酒量?

李亚伟:我的酒量应该是比普通人多那么一点点,甚至比我们所说的酒鬼中的平均酒量多那么一点点,但有时候特别强,感觉喝不醉。比如,有一次和雷平阳、岳敏君、潘洗尘、野夫、张扬等诗人、艺术家去二郎镇的郎酒厂里喝酒,那就是感觉喝到天上去了。当然,可能是因为郎酒的酒好。总之我好酒,但对酒量这个问题没专门研究过,甚至都没思考过。过瘾的东西,不要去研究和思考,去体会更舒服。

 

吴向阳:在对你的诗歌的评价上,用得最多的说法是“粗野而狂放”,或者“粗粝而尖锐”,我觉得这有点“望文生义”意思,似乎觉得“莽汉”就该如此。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你诗歌中的雅致和精细。像“文章比表妹漂亮”、天空“蓝得姓李”这样的语言方式,只能用“下笔如有鬼”来称赞。这些句子是如何找到你的,或者说,你通常的写作习惯是怎么样的?

李亚伟:中国到目前为止就没一个像样的诗歌批评家,或者说就没有一个认真的诗歌研究者,我这里指的是当代诗歌范围。往往是诗人们互相评论的情形比较多,不专业是普遍现象,张口乱说更是常见现象。当代诗歌走得太快,还没有给予批评家或诗歌研究者时间来进行学术上的阅读。如同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一样,野蛮,缺乏修养,缺乏思考,没有细心的研究和培养。所以,当代诗歌很热闹,但缺乏批评,缺乏研究,主要的原因是缺乏阅读。

 

吴向阳:我特别赞同你说的中国诗歌“缺乏阅读”。

李亚伟:如今的中国,玩诗歌的这一块,一个刚学会写四言八句,写点顺口溜,写点口语段子的就觉得自己是诗人了,而且立马学会了和别人互相吹捧,互相称对方为“著名诗人”。

 

吴向阳:凡诗人,必“著名”。

李亚伟:很多会混的人,没玩几天,就真的到处开会朗诵去了。你看看那些各地连绵不绝的诗会,满地的著名诗人,有的土得裤子都是歪的,有的二得走路都走不直,都是著名诗人。其实,这些人真的连什么是当代诗歌压根儿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诗他根本没见过,见过也不知道,读了也不知道读到了什么。这些年不是流行写美食小文、拍美食视频吗,你看看,你看看好多吃货,确实真他妈能吃,真他妈敢吃,诗歌界也这么回事,到处都在弄事儿,到处都在瞎混,都吃了些什么不管,总是满桌满桌的整,什么是美味,什么是垃圾没人去区分。还垃圾分类,我看是好诗人和差诗人最应该分类,但也最难分类。这些年,诗人的作品更难分类,垃圾太多。其实,这都是诗人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只有制造垃圾的能力,没有区分好歹的水平。50元钱和100元钱他一眼能分清楚,但诗歌和散文他看不出差别。

我参加过一些诗会,看到满地走着各种样式的著名诗人,操着各种口音的前卫诗人。他们有的甚至还学会了穿奇装异服、蓄胡子、留长发、扎发辫儿,都真诚地谈着诗歌。我怎么都听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只感觉一只只蛐蛐儿、一条条蚯蚓,还有什么蚂蚱、蝈蝈都在开会,互相吹捧,青蛙、鳝鱼等等呱唧呱唧在浑水里互相颁奖。

 

(吴向阳:哈哈哈,跑题了,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我觉得你“借题发挥”说到的这些现象,比回答我的问题更有价值。)

 

 

刊于《草堂》诗刊2021年第8卷


更多诗歌资讯,请关注诗生活网: www.poemlife.com

  编辑:NS  来源:草堂


联系诗生活 | www.poemlife.com

 


上一篇  暂无

关闭窗口
©2000-2021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